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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不管是否触怒李世民，是否会被李世民杀头，他说：
“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更换主人的生涯，步入了他一生中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之所以“明”，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善于纳谏，由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他个人的品德才能，使唐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不知是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成就了魏征的名声，还是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才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抑或是二者互相作用，反正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有名。
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在今天看来，这实在是个很奇特的官，说它重要，它又无足轻重，说它无足轻重，它又重要无比；说它有权，它又无尺寸之柄，说它无权，它又权力很大。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听还是不听。
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民主”的君主，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的偏激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充满了信心，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心中无数。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一天不如一天，日趋奸诈，秦朝用严刑，汉朝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在对待政治对手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招抚，反对镇压。在“玄武门之变”过后，忠于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他们不知道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之后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
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祸根永远无法消除。”李世民同意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的磁州，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找到押解他们的负责人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我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
大家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
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继而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
唐太宗觉得折了自己的面子，又觉得卢祖尚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是很残暴，但他和别人讨论问题时，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借机表示后悔，他说：“卢祖尚不服从命令固然不对，但构不成死罪，我一时冲动而杀他，连高洋都不如了。”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在魏征等人及唐太宗的共同努力之下，派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订了《贞观律》，减轻了刑罚。在贞观年间，由于采取了宽柔待民的政策，虽然减轻了刑罚，犯罪的人数还是大大地减少了。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唐朝原定政策是十八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守卫边境，唐太宗要求十六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把池塘弄干去捉鱼，并不是捉不到鱼，而是第二年就捉不到鱼了；烧光了树林去打猎，并不是打不到猎物，而是明年就捉不到野兽了。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以前的法令是十八岁才可入伍，如今改成十六岁，让老百姓怎么能相信朝廷呢？”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原先以为你很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是很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把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的用人标准区别开来，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的时候，用人的标准是看他有无才能，不去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如何；天下平定以后，在选择人才上，非德才兼备不可。”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了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如果用了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外出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后来一想，怕你责备，也就不敢出去了。”
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了一些。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
不久，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还应该拆掉大的宫殿，住到小的宫殿里去。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去，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之中，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县令就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宰相住。唐太宗知道了很生气地问道：“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这些人是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是朝廷大臣，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到朝廷，皇上也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官舍本当作为接待朝廷大臣的地方，这是合情合理之事，而宫人只不过管理杂物，根本不接待来访客人。如果因此处分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的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意识到自己太情感用事，就没有处分县令。
到了贞观中期，大臣们觉得唐太宗功绩很大，都怂恿他去泰山封禅，独有魏征上书说：“皇上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益还不多；现在虽已天下太平，可百姓还不富裕。隋末战争刚过去十年，国家元气还未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告泰山，说自己功成业就，恐怕还为时尚早，而且耗费很大，赏赐很多，纵使免于贡奉，也减少不了人民的疾苦。图虚名而受实害，为了什么呢？”唐太宗觉得确是如此，就没有去封禅。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将重演。”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世不忘。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当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应当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上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的哀荣！
人言“忠臣不事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如果把臣子事君比做女子嫁夫的话，魏征是三嫁犹不是，直到第四嫁才找到了正主，应该算不得“忠臣”和“好女”了，可偏偏魏征名垂千古，不要说在浩若烟海的芸芸官僚中，就是在历代名臣中，他也是名臣之尤，能赶得上他的，恐怕还不是很多，原因何在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位巧忠良臣！说他巧忠，是因为他历事诸主，并不一味地愚忠，为一家一姓乃至一人去无谓地献出生命，但他又不是见风使舵，投机取巧，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或是苟延残喘而去朝秦暮楚。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准则，那就是上安君国，下报黎民。有了这个基本准则，他就可以明确自己“择主”的标准，而不是随便摸过一个就奉为神明。从历史事实看，他先事元宝藏，后事李密，再降李渊，又投入窦建德军中，继而被皇太子李建成召为洗马，最后被唐太宗李世民重用，任何一次都不是他主动积极地寻找或是投奔，而是形势所迫。但一旦进入，他又总是采取较为积极的态度，主动地寻找机会，希望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当建议不被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