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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语言的能力并不是只有那些有语言“天分”的人才具有的，而是许许多多平常人与生俱来的，只是还没有被人们广泛认识，也少有人去开发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外语和多语种潜能。
10岁自学两门大学外语（3）
女儿在不同时期、用于不同目的的简历，内容不断在更新，也随着她的受教育经历、社会经验的变化而改变。翻看她各个时期不同版本的简历很有意思，有初中、高中、大学期间的，还有申请各种活动、申请奖学金、申请大学，一直到申请法学院、申请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简历。我发现，英、法、西、汉四门语言能力这一项，在她的简历中，成为突出的强项，总是保留在她每一个版本的简历里。毋庸置疑，这四门语言的能力，是她求学、求职时个人背景的一大亮点，成为她永远的知识财富和资本。
有位朋友对我说，你女儿除了汉语、英语都流利之外，还能同时学习两门外语，不但学习效率高，也没有在几种语言中造成混乱，说明她具有一般孩子无法相比的、超乎寻常的语言天赋。
以前，我对这种看法抱持基本认同的态度。对于因为我一时异想天开，在有语言“天赋”的女儿身上实验成功而颇感洋洋得意。
后来，我研究了神经生理学和行为心理学的有关文献，才知道这种语言“天赋”，即多语言的能力并不是少数人独有的，而是“天生”于许许多多人，是人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只是还没有被广泛认识，也没有多少人去认真开发这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外语或多语种的潜能。我当年在女儿身上实验成功，不是她有什么特别的“天赋”，而是人人都有这个潜能。
美国得州大学休斯敦医疗中心具有全世界最有影响的语言研究专家和设施，该中心的西蒙斯等科学家使用探测大脑神经活动的脑磁图，研究两种语言在人的大脑中的活动情况，从科学的角度解释了“人人都有多语言天赋”。他们在美国《神经外科》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双语脑神经活动的论文，实验对象包括各年龄层的人。在实验过程中，让实验对象交替地听、说英语和西班牙语。他们的测试表明：在听、说不同语言时，实验对象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分别被激活，也就是说，英语和西班牙语分别使用人脑的不同区域。
他们的发现非常有意义。我推想，这个研究结论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双语和多语种可以同时学习，并且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个人的大脑而不至于造成混乱——因为他们使用大脑的不同部位。
我宁可相信这个研究结论以及这个推论，而不愿相信没有科学根据的关于女儿具有语言天分的说法。这个科学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可能彻底地颠覆以往传统的外语教育思想，使外语教育走入一个新的认知阶段：外语教育也许可以从小与母语学习同时开始，多语种学习并非只是具有语言“天赋”的人的专利。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化的趋势，大量外企和涉外工作机会涌进中国，海外对中国人才的渴求以及企业、国家对外派人员的大量需求，具有高水平的外语能力成为参与竞争的基本条件，也成为人们收入提高以后日益普及的留学教育的基本条件，而且必将水涨船高。是否具备高水平的外语能力，注定成为求学求职中的高楼、平地之分，是争夺教育机会和优越工作机会的先决条件。
著名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夫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语言决定论的假想，就是著名的沃夫假说——“语言本身决定人的基本思维”，他认为个人的语言决定了其对世界的认识。那种认为外语或语言只是工具的看法是陈腐过时的。在中国，如果对老一代人来说，外语曾经只是工具，对新一代人来说，外语还应该过渡到文化的层面，是面向国际化的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工具而已。
不仅如此，学习一种语言的同时还学习了一种文化和一种思维。在中国，目前的外语教育基本上只是停留在语言教育本身。在美国大学，外语专业的学习不仅仅只关注语言本身如词汇、语法和文章结构、翻译等，而是把语言作为切入点，进一步研究该国的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历史、宗教、社会和经济等。高倩在高中学习法语和西班牙语时，每学期老师都要求阅读法国和西班牙文学原著，上课讨论，课外写论文，就是为了达到广泛深入地了解外国文化的目的。学习多种语言，就应该学习多个国家民族的丰富知识，这也是作为一个律师必备的知识基础。
在这个逐步国际化的社会里，具备多语言能力的人被认为具有多元化的视野和思维，是国际化社会所青睐的人才。他们在未来的职场中将受到极大的欢迎。
既然外语在人生发展中非常重要，我们又知道了每个孩子本来都具有多语种“天赋”，就应当帮助他们及早开发，不要把这一宝贵资源浪费了。
该出手时才出手（1）
——跳级不跳级
9岁的高倩已经开始自学代数，成天捧读的是英美经典文学原著。看到别家的孩子跳了级，我也蠢蠢欲动，想让她为我们“争光”。然而，当我把跳级的手续办完了以后，反而心事重重。最后，把申请撤回来，才算松了一口气。该出手时才能出手。
美国中小学依照各州法律均有很宽松的跳级制度。当时得克萨斯州的小学跳级规定很松，只要学生参加高一个年级的数学、英文考试，每门都达到70分以上，就可以跳一级。如果参加连续两个年级的考试，成绩都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连跳两级。
看到邻居孩子跳了级，我心中不平，想想看，女儿英文不用说了，成天捧读的是英美经典文学原著，有时还帮我的朋友改作文；数学已自学到代数，这些内容在学校里至少两三年以后才开始学。
我不禁动了让女儿去参加跳级考试的念头。
在国内，在我们那个年代，跳级是多么荣耀、多么稀罕的事。大家都记得家喻户晓的少年班“神童”们的神话故事。女儿为自己争光，虽做不到家喻户晓，也是可以向国内的亲友们炫耀一下的。
手续简单到只需到独立教区填个表，再交100多美元考试费就行了。独立教区接到出试卷的部门寄来的试卷后再安排考试。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在美国成为“天才”很容易，难怪大家都说美国机会多多。
开车回办公室的路上，兴奋的头脑慢慢开始降温，我想到了很多令人烦恼的问题。考试通过，她将跳过四年级，直接升入五年级。从此她要搭乘不同的校车去上学，插到一个年龄都比她大的学生群里去，这些同学各有自己的圈子，也许把她看成他们“帮派”以外的人，可能不想和她一起玩。而且，很显然的，她不可能成为他们的领袖，因为她比他们“小得多”。
我们一直引以为傲的“超前”也就不那么“超前”了，毕竟跳了一级，以前“超前”的内容要打一年折扣。也许还失去什么，至少失去一年的童年时光，这是不可复得的。虽然，一年的童年时光在人生的长河里微不足道，但却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做主剥夺她的童年时光是为了什么？为了让她成为“神童”？为了我们的荣耀？为了让她得到更好的教育？提前一年毕业真的能说明什么？
我们完全可以想办法，让她在有余力的现状下继续“超前”，但又不脱离她的圈子。“不行！这级不能跳！”
心事重重地度过了大半天，我终于抓起电话，取消了跳级考试。挂完电话，我感觉非常轻松。我差一点做了个一定会后悔的决定。
真正让我认识到跳级可能是培养孩子过程中最大失误的还是几年以后的事。后来，我才知道，美国大学在招学生时并不在意学生是不是比其他孩子年轻几岁的“超常”“天才”。在美国，跳级的历史几乎不会给孩子增添任何光辉，像哈佛、耶鲁这样的超级名校，对“低龄”学生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不想开大学学前班。有位曾经轰动全美国、IQ超过200的韩裔天才少年，是真正的天才，2001年9岁时就由妈妈陪着，只上了芝加哥一所全国排名100多位的大学，因为没有哪所名校对他感兴趣。
况且，美国大学的申请材料上也很难看出跳级的“光荣历史”。美国大学，特别是顶尖大学看重的是，一个学生在高中毕业时所取得的成绩和成就：修过多少课，都是些什么等级的课，是普通课、荣誉课、还是AP课？取得了什么成绩？参加了多少社会活动？有什么社会经验和社会经历？领导才能如何？一般而言，年龄小的孩子在以上各个方面都会稍显劣势。
如果你是年纪小再加上个头小的跳级生，大孩子们根本就看不上你，不愿选你当干部。美国孩子6岁上一年级，跳了一两级以后，16岁或者不到16岁高中就毕业了。由于16岁以上才能合法参加正式的工作、领到驾驶执照，跳两级的学生，没有工作经历，甚至连开车也不行。少了一两年时间，可能要失去很多生活内容，高中最后的两年本来就是最精彩的。
如果功课上得很轻松，只跳课程不跳年级，多出来的时间能上多少门高级的课程？到了毕业时，会多修多少门AP课！那才是真正让大学招生人员傻眼的呢。在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可以采取“跳课不跳级”的办法：“行政级别”不变，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年级，“实际级别”提高，选修高年级的课程。等到上了高中，一进入九年级，就可以尽早选修大学AP课，这样，高中毕业时，成绩单上有很多门傲人的AP成绩，马上就脱颖而出了。
美国大学理事会公布，2003年5月有2 157人因为参加8门以上的大学课程AP考试，而且平均成绩都达到4分以上，被授予AP国家学者奖这一最高荣誉！这2 000多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是可以跳好几个年级的学生，然而，他们不动声色地蹲在学校里，安心扮演着卧虎藏龙的角色，到了该出手时才出手！
该出手时才出手（2）
我一直很庆幸自己没有犯这个无法挽回的错误。否则，不仅把苦心经营的“超前”成果全给“冲零”复位了，还可能影响女儿申请著名大学的成败。
助长不拔苗（1）
帮孩子“助长”是应该的，只是，不应该“拔苗”。在“助长”的时候，要考虑到孩子生理、心理和体力上的承受能力。对于年幼的孩子，理当让他在主动的环境下自主地学习，而不是在无法自我掌握的过大的外界环境的压力下被动地拔擢。
美国小学数学的教学进度十分缓慢，打从女儿可以独立阅读开始，我就陆续买了一些数学参考书给她，到了三年级，已做了几本几百页共计几千道数学题。那些练习题，她已练到不费劲就能解出来。对此，我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感觉。中国孩子，数学不好还算个啥？搞题海战术是祖传，从小重复性地训练，什么题型都做过了，能不熟练吗？没啥了不起。
我准备给她更大的挑战，打算在三年级结束的那个夏天，送她“上大学”。那年，她不到9岁。
我有位朋友，当时在数学系读博士学位，他的一位美国同学，那个夏天执教一门“大学代数”，我们讲好让女儿在他班上听课，所有进度都和大学生一样，一起上课，一样按教学进度交作业、参加考试。
我与女儿一直有个默契，我们谈论学校里发生的种种小事，但是，学习上的具体问题，比如说某一道题怎么解等，一般是不讨论的。我总是让她自己找答案，通过仔细研究书上的例题，再进一步独立思考，就能够举一反三，大大提高她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一次送她到教室，确实引起了一片轰动，我也很有面子。我们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
矮小细瘦的东方女孩，背个大书包，来到一个挤满比她高两个头的美国大学生的教室里。中国人数学好，这在美国是人尽皆知的，但是，教室里来了这么小的一个“天才”，想必还是让很多人心理上承受不了。那些天，女儿在教室里接受了许多奇异、钦佩的眼光，她一定很得意，我当然也是啦。
后来，看到她写的这一笔记，让我读来至今仍感不安。
爸爸为了使我强过其他孩子，总是让我超前学习。在上小学的时候，要我一本一本地做中学的数学，二年级的时候看古典小说。这是他让我远远超过同龄孩子的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
东部长途旅行回来之后，他设计精明的想法浮出了水面。他和数学系的朋友李先生商量，让我到A&M大学去上数学课。我也希望自己能多学点数学。
我要上的是大学代数，作为一个刚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代数对我是个新课题。第一天上课，我心情不安地来到前一天爸爸预先带我来看过的那座楼。当我上楼的时候，很多人向我行注目礼。我挺不自在地走进教室，拘谨地坐在一张课桌前。虽然我努力装作十分自信的样子，但实际上很害怕。真不知道我怎么可能坐到这个全是大学生的教室里，这些大学生至少都比我大10岁。他们对我轻蔑的注视让我害怕。最后，终于看到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对我微笑。
没过多久，老师来了，他认出了我，并且对我善意地微笑了一下，我都不敢对他报以微笑。
一开始上课，他就让我们跳过书的头几页。除了我以外，其他人跟上他的进度看起来没有问题，然而，我却大有困难。因为我已经习惯于老师对全班都是二三年级小学生的慢速清晰的讲解。我真不敢相信老师讲得那么快，就像复习一样。而且这个班很大，不像我所习惯的小学的小班。这种种状况进一步困扰着我，让我更加难以集中精力于课堂上的内容。
上完第一节课，我走出教室，几位大学生陪着我一起走，两女一男忍不住和我讲起话来。他们出于好奇心，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比如说几岁啦，为什么要来这儿上课啦，等等。我腼腆地一一回答，然后赶快溜走。
我们上课的楼和我爸爸上班的办公楼只隔几个路口，我紧走着朝他的办公楼而去，冲进他的办公室。看出来我有点害怕，他只不过笑笑，并不了解我刚才的苦境。他不顾我要打退堂鼓的想法，要我继续跟班学下去。
拉着我的手，他把我带到了大学的图书馆。图书馆就在他的办公楼后面。进到图书馆四楼，他为我挑了一张小书桌，安排我在那儿看书做作业，接着就回办公室去了。
我努力把精力集中在我眼前的这本大厚书上，但是，精神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环顾四周，五六个大学生埋头看书写作，我的眼前，一座座书架像高墙一样耸立在我的头顶四周。
感觉呆的非常不是地方，精神上也有压抑感，我真想回家，但没人带我回去。我想，学习也许会让我的思绪从恐慌中摆脱出来，我开始专心学习。只过了20分钟，我就觉得需要上洗手间。我从座位上起来，开始在图书馆四楼徘徊，既羞怯又不好意思问别人，我决定自己找。最终，在电梯和楼梯旁边找到了洗手间，我在里面碰到一个年轻妇女，她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没理她，径直走进一个马桶间。为了避免她注视的目光，我决定待在马桶间里，直到她离去才出来。然而，她呆了很长时间，又是梳头，又是化妆，接着，又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了好一会儿。终于，总算看她走出了洗手间，我才叹口气，钻了出来，回到桌前，继续学习。
助长不拔苗（2）
我盯着书，把这一课重看了一遍，就开始做题了。每隔两三分钟，我就看看时间，每分钟就像是过了一个小时似的。终于，到爸爸该来接我的时候了。
我坐在椅子上，把书小心地装进书包，再拉上拉链，开始等他。过了约定的时间10分钟，爸爸慢慢步入我模糊的视野。他快步走过来，擦掉我的眼泪，问我为什么哭。
“你……你说你12点来的，你晚了10分钟！”我一边说，一边抽噎。
爸爸止住笑，认真地对我说：“我办公室有点事，啊？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
带着回家的期望，我抹去眼泪。作为一个孩子，我很快就忘掉了今天这个创伤性的经历，我迈大步子，快步跟上了爸爸的大踏步。
午饭过后，我呆在家里继续学习，还要做爸爸给我布置的其他作业。这个不寻常的日程持续到了第二个星期。尽管每天都去上课，我还是不习惯那个教室和其他学生异样的目光。每天早上，我总想找个借口不去上课，但是我总是被拖起来去那个教室。
其实，一开始对我来说课程本身并不难，那些内容大部分我都能明白，因为我已经开始学基本的代数了，而且也学得不错。然而，第二星期以后，课程更深了。这是大学的课，课程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