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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躲在一个地方吓一吓过路的人。
我们那一伙有三个女孩和三个男孩，在一块儿玩得很融洽。每天放学后、周末午饭后总能看到我们在公寓楼路口的大草地上打球，这成了我们定点定时的活动。
我念三年级的时候，约翰从中国来了，我常笑他文静得像女孩，相反的，我自己却像个恐怖的女孩，经常折腾出一些麻烦事来。那时，我的很多朋友都有自行车，我也想有一部。然而，我的父母是很节俭的，（ 我的孩子：那是为了节省吗？ ）他们认为我并不需要自行车。为了买车的事我发了很多脾气，举出种种理由，其中一个是，约翰刚来美国就有了，而我至今还没有。我又是乞求，又是争辩。后来，我又提出，只要买一部旧的，他们还是摇头说“不”。
有一天，约翰对我说，他妈妈已经帮他买了一部崭新的自行车，他可以把旧车给我用。我为得到一部可以骑着到处跑的自行车而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这一帮人组成了一个车队，从此整个住宅区的人们都能看到我们吵吵闹闹，疯狂地骑着车，绕着住宅区冲来撞去，就像一群野孩子。
没几个月，爸爸对我更严了，我一星期只能到外面玩一次。我的心简直都碎了。不仅如此，爸爸还给我布置数学作业。接着，又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新计划，让我实在厌烦。
我不甘于这种现状，总是想办法出去。但是，爸爸一直在监视我，他是我的狱卒。我无事可干，只能忧郁地呆在家里按他的指示办事。由于对没完没了的作业反感，我找到了另一种形式的娱乐，做我真心喜欢的事：读书。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父母就鼓励我看书。当我还在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给我们订了一个阅读计划，我总是让爸爸看我读的那些书，他也总是想办法鼓励我，一再问我书里的详细情节，如果发现我读得很懂了，他总要露出十分惊奇的样子。
因此，我常常在家里苦苦地等着他，然后读书给他听。
他这种鼓励方式大大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使我远远超出老师的要求，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去借书。很快的，我看完了图书馆里每一本书。没多久，我阅读的水平在班上已经是无人能比了。那时，我也许是少有的七八岁就开始阅读《傲慢与偏见》、《简爱》等名著的小孩。对阅读的挚爱使我忘掉了不让我和朋友们一起玩的苦恼。我开始以一种无法想象的一天一本书的快节奏看起来。
朋友们常常来敲我的门，我总是对他们摇头说不。我知道，用不着问，因为不问也知道爸爸会说什么。过不了多久，谁都知道我是个不让离家的孩子。朋友们慢慢地也不再来了。
有一天，我终于憋不住了，要求爸爸妈妈让我出去，我甚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妈妈似乎对我尴尬的处境感到挺歉疚，她说服爸爸让我出去走走。
那天天气真好，有的家长也跑出来和孩子们一起玩。索亚的妈妈向我走过来，接着就开起我的玩笑。我知道她是个女强人，有时还很烦人，我有点怕和她讲话。不过，这会儿，躲也躲不开了。
“咦，高倩，你爸爸总算把你从监牢里放出来啦？”她笑着逗我。
该牺牲就牺牲（2）
我觉得很不自在，装作不在意地回答她：
“监牢？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你整天被关在家里啊！”她说。
“喔，没有啊”，我说，“我不是被关在家里啊，我有好多事情要做，为了以后的成功，我现在就要开始努力。”
她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反驳我，就走了。虽然我不喜欢每天留在家里，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捍卫爸爸的决定。我要让别人认为是我自己愿意呆在家里，而不是被迫关在家里，所以我就脱口而出，说了一通爸爸一再给我说的那些大道理。
在那一段时间里，爸爸妈妈由于把我紧紧地关在家里而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每家人都笑我父母，因为他们认为孩子应该有他们快乐的童年，而不应该整天被关在家里学习。我父母也知道别人笑他们，但他们却从来不反驳什么。
爸爸总是笑着对我说：“你瞧着吧。”
没过几个月，我发现情况真的有了变化。现在只能看到极少的孩子在户外。学着我爸爸的样子，一家家都收紧了他们的绳索，孩子们被带回去严管了起来。
笑看着这个变化，爸爸又一次对我说，他的做法总是对的。
令我感动并且觉得很可爱的是，她在被“牺牲”了童年快乐的时候，还能理解那些“大道理”，还知道有必要捍卫爸爸的决定。
许多人虽然身在美国，对美国的教育还是了解得很皮毛。他们认为，美国学校学业轻松，华人孩子很容易脱颖而出。这种看法至今还在麻痹着生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很多华人，使他们自我陶醉，对孩子没有很高的要求，不好好“管”孩子，最终形成大人孩子都感到遗憾的结局。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父母对孩子不管不顾，任其自由发展，享受快乐童年，孩子也发展得很好。也许很多美国家庭确实是这样的，但并不全都这样。其实，就我所知，美国父母，特别是很多中产阶级上层以上家庭的父母，对孩子也有很严厉的。
美国学校每年都有开放日，那一天，家长可以到学校，挨个与任课老师谈话，了解情况。我注意到，女儿好友贝迪的爸爸每到这一天，都带着纸和笔，一个个教室地转。他可能并不和每位老师谈话，但是，他要到教室门口，认真地看墙上贴着的，按学生社会安全号为代号的成绩表，不但把他女儿的成绩抄下来，还抄下每个班上的最高成绩。贝迪说，他爸爸就是根据抄下来的成绩，和她“算账”的。她爸爸是毕业于斯坦福的博士，对女儿有很高的要求。
女儿考上哈佛以后，我太太的一个美国同事心理很不平衡。当时她已预感到自己孩子的前途不妙，非常焦虑。在这种微妙的心态下，她见到我太太总是很冷淡，但是，还是旁敲侧击地向她了解我们的一些“秘密”。不久，她下狠心卖掉住了多年的房子，从邻城布赖恩搬到我们住的大学城，租了个公寓，让孩子上了我女儿读的那所学校。美国的公立学校是按住址划分学区的，如同国内的划片招生。她为了孩子教育，下决心搬到比较好的学区，算个有心的美国“孟母”。后来，又听说他们家“发了疯”，把3台电视机全卖了！只留下1台收音机听新闻。全家铁了心，不看电视，奋力一搏。
美国人也这样？好像不可思议。下这么大的狠心，就是为了让孩子考上好大学！3年后，有一天下班，她站在公司门口等着我太太，热情地和她打招呼、拥抱，很诚恳地道歉说：“过去很对不起。我要离开这里了，准备搬去加州住。我女儿高中这几年成绩很好，SAT考了1 500分，她准备申请斯坦福大学。我确确实实要想对你说的是，谢谢你，是你们一家让我们学到了重要的东西。”
太太回来说这事，我一时感动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
这个孩子后来如愿以偿地上了斯坦福，这件事也成了他们公司一直流传的、人人喝彩的经典故事。多亏她妈妈醒悟得早，决心下得也够大，和有些事后懊悔万分的家长比起来，他们是幸运的。
家长的抉择常常决定了孩子的前途和未来。在人生的重要关头，父母的决策可能影响孩子的一生。
在一次宴会上，我见到一位以前共事多年的老同事，他的3个孩子和我女儿年龄相若，从小在一起长大。久别重逢，我们都很兴奋。问起他的两个大孩子，多少岁了？一个19，一个21。我说，都该上大学了，在哪儿读书？不想，他吞吞吐吐道：“哦，还没有，该上了，是该上了。”一时涨得满脸通红，十分尴尬。他是一位典型的提倡孩子应该自由发展、不该牺牲童年快乐的人。他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父母没有管，自己也能成才。他出身于纽约的贫寒家庭，父母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完全靠自己一步步努力，拿到博士学位。他可能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争论，所以觉得挺尴尬。
该牺牲就牺牲（3）
一位美国朋友回宾州的高中参加毕业10周年校友聚会，回来后最大的感触就是，高中时代最“酷”的人，现在都不“爽”了。在美国高中，最酷、最讨女孩子喜欢的是那些能够赢得掌声的运动员。仅仅过去10年，当年能够呼风唤雨的英雄，如今在校友聚会上备受冷落；那些认真读书的人，现在却志得意满地侃侃而谈。当年的拉拉队员们，现在也都“移情别恋”，围着“书呆子”们转。10年时间，斗转星移，世道全变了。这是那位朋友发出的深深的感叹。
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天下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孩子要不要管，每个家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享受童年的快乐是应该的，个人自由绝对是需要的。不过，社会上的游戏规则也是存在的、公平的。孩子今后在这个规则下能不能顺利玩下去，很大程度取决于家长。家长如果糊涂了、疏忽了，可能就“牺牲”了孩子的未来。
不少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对父母没有培养他们的职业意识深感无奈。其中，最遗憾的是小时候父母没能有效地“管”好他们。我接触不少来美读书的留学生，他们都很感激父母在关键时刻“管”了他们，才使他们有了今天的骄傲。
家长不能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孩子应该享受快乐的童年。这个新的“皇帝新衣论”如今堂而皇之地在各种媒介上一统天下。可惜，多数家长正在实践的，既合情合理合法，又利国利民利己的“望子成龙”思想几乎噤声。
送四五岁的孩子上幼儿园，送六七岁的孩子上小学，要求孩子读中学，希望孩子上大学，都是父母把自己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牺牲”孩子童年“快乐”的强制行为。
很多人对“童年的快乐”和对“人性化”的认识与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相悖，和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相违，在全球化的高端竞争中远远落伍。
美国各州的“义务教育法”规定，6至16岁的孩子必须到学校上学，或者有计划地“在家上学”，接受同等学力教育。如果没有上学，父母要被起诉，这些立法都是完全“不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强行剥夺孩子“童年快乐”的体现。它并不考虑很多孩子根本就不喜欢上学、不愿意读书学习、不喜欢吃苦的本性。但是，这些“粗暴”的“强制”行为都被文明社会认为是合理合法的；甚而至于，不如此实行却是不文明、不合理和非法的。可见，强迫孩子接受大人的愿望，把大人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并不都是落后的、不文明的和不人道的行为。相反的，如果明明知道孩子“不作为”的“快乐童年”将要导致终生的压抑和失败，要导致未来个人、家庭的长期痛苦，要导致社会整体素质降低，要导致社会不稳定，乃至对社会产生危害，为什么还要任其满足童年短暂的“快乐”呢？
大人不指导孩子选择并走向成功，难道应该并且有权为孩子选择失败？！
“牺牲”了童年的快乐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整个儿地牺牲了宝贵的童年，去做无谓和无用的事情！
“牺牲”童年短暂的“快乐”，获得一生的辉煌；还是享受“快乐的童年”，牺牲未来？您的选择是什么？您长大成人后的孩子更希望您早年为他们做何选择？如果明明知道，孩子走的是“牺牲”未来的道路，不如“牺牲”一时，去换取一生。
为了一生长久的快乐，该牺牲的就要牺牲。
“合理”的高标准要求（1）
要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干什么，否则对孩子的教育是谈不上的。了解孩子的思想行为，随时调整要求，使之更切合实际。对孩子严格要求的同时也要给孩子一定的活动空间。对孩子的要求应该合理，不合理的牢狱式的管教只能束缚孩子的身体却不能束缚他们的思想，相反的，他们会以不当的方式进行对抗。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女儿的书包里总有几本流行小说，我对女儿说，你还是少看那些东西吧，那些书看了没什么用，从现在开始，你只能看经典作品，因为看通俗作品对提高思维能力、英文水平意义不大。以后不允许书包里再出现那些书，只能是名著。
这是我定下的规矩，她勉强答应，不过，看起来不服气，后来，她这样写道：
爸爸似乎什么都要从我手里夺走。他开始不让我看书，总是想给我布置别的什么任务。我很沮丧。我天生就有一种反叛的性格，我认定，我没有理由听他不合情理的指令。
我开始假装做数学作业，而实际上是在读书。我坐在卧室的书桌前，爸爸通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报纸。我总是在书桌的抽屉里放一本书，然后偷偷摸摸地打开抽屉看书，只要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就急忙关上抽屉，装作是在做数学题。
这个骗局一直演到我上三年级的那个夏天，虽然发生了几次他进屋来我正好把抽屉关上的惊险场面，却从来没有在“现行”时被捉获。
使我的这一骗局能够一直上演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总是能按时完成数学作业。我约束自己，只要看了20页书，就一定要做十几道数学题。这样，我学会了快速地解数学题。爸爸从未发现我能那么快地做题，因为我仍然装作还是以前的速度。这样，剩下的时间就是我自己的了。
暑假来临，我高兴至极，我知道，这意味着我将有足够的时间阅读。我更容易耍爸爸啦，因为他早8点上班，晚5点下班。在这一段时间，我大可轻易地看一整天书。
爸爸早上8点一走，我就起床。不过，我总是暗示他，我可能会起得比较晚，这样我又有了多下来的几个小时可以看书。虽然爸爸妈妈认为我很懒，睡得太多了，我无所谓，也不想说明，因为我实在觉得看书比改变他们对我的歧见重要得多。
我对这种不诚实感到内疚，但还是不能摆脱。我只是想，至少要能够做一件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对于要被人看管感到非常难受。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个骗局一直没有被揭穿。因为一直以来，只要我做错了什么事，爸爸总是会发现并指出的。
后来，也就是几年前，我才发现，其实爸爸对我的这个小诡计了如指掌。事实上他早就开始侦察我。因为他猜我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那时，他什么也不说，他知道我的反叛心理。如果我知道他让我看书，我也许会中断看书的热情。
一直到了几年前，当我告诉他那些年的往事时，他才说出真相。他听我说起那些诡计时，笑着对我说，他早已什么都知道了。我想到这么多年来一直被蒙在鼓里就觉得好生气。只有中国的父母才会策划出这样的勾当。在好的美国家庭里，父母认为诚实是父母与孩子关系的重要因素。
如果对孩子的要求过分、不切实际、不合情理，孩子就难免做出不诚实的表现，这也是我发现以后自我反省并立即纠正的原因。
记得我小时候，父亲也常逼我多练数学习题，他给我准备了练习本，要求我每次做练习前写上当天的日期以备他检查。我父母周末外出时把我搁在家里，给我布置的任务还是做数学题。我常常不按他的要求做，而是在页首写上日期，将以前做过的数学题随便抄下几页，就去邻居家里玩，估算时间差不多，赶在他们到家以前躺到床上装睡。
那天，是个周末，我外出前，看到女儿正在做代数练习。也不知怎么了，我走到停车场上就站住了，心想女儿会不会也像我小时那样蒙她爸。我坐进车里，开车绕了一小圈，又回到原处，下了车走回自己的公寓楼下。
我住的是二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方有一块水泥板。我上了几层楼梯，双手抓住这块水泥板，一个引体向上，跳了上去，再侧身翻过一堵隔墙，就上了我家二楼的阳台。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往屋里望，高倩正悠然地看着小说。我观察了一会儿，不发一点儿动静，悄悄地循原路撤离阳台，轻轻地跳回地面，再“噔噔噔”踏上楼梯，到了家门口，敲着门高叫：“高倩，开门。”等了一会儿她把门打开，面色略显尴尬。我告诉她忘了带东西才折回来，闭口不问她刚才在干什么。
她又坐回到书桌前认真地做起了数学习题，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我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便拿一样东西离家出门。
“合理”的高标准要求（2）
傍晚回家后，我仔细检查她的习题本，发现她倒是规规矩矩地按书中的习题顺序一直做下来，没有像她老爸小时候那样投机取巧。看来为了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