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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庄水泥厂未与其沟通已联合其他投资人启动该项目，目前公司已不便再介入该项目”。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市资格，募集到急需的资金，一不留神就被人卖了，太行水泥的管理层也未免太容易上当受骗了吧。即便退一步讲，太行水泥真的是上当受骗了，那么投资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太行股份管理层的能力。白纸黑字写好的协议，被合作伙伴轻而易举地废了，太行水泥的管理层似乎一点都不生气，一点都不在乎。他们似乎早就成竹在胸。不过，准备“长期分享太行水泥的利润”的投资者，恐怕多少要心里打鼓了。当然，对于见惯不怪的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太行水泥这种变脸实在见得太多。我猜想，投资者对太行水泥的这种作为恐怕更多地会表现出麻木。惟一让他们感到些许兴奋的可能是，太行股份竟然如此准确地与他们无奈的预期相吻合。对我们来说，上市公司变不变脸已经丝毫不具备智力上的挑战性，我们要准确预测的只剩下上市公司究竟以何种速度变脸。像太行水泥这种变脸速度，无疑又创造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项新记录：光速变脸。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中国股民恐怕只能在上市公司变脸的速度上去寻找所谓炒作概念了：“快变脸概念股”和“慢变脸概念股”。
不过，“光速变脸”还不是太行水泥给我们的惟一“教诲”。在寻找新项目的速度上面，太行水泥似乎也无人出其右。在同一个公告中，太行水泥的管理层迅速为投资者找到了几个“优质”项目，一是“出资7800万元投资控股组建保定太行和益水泥有限公司”；二是“出资5700万元收购北京建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太行建宜水泥有限公司57％的股权”。7800万加上5700万，凑起来大概14000万左右，虽然离原来的投资意向总额有点距离，但总算是对投资者有个交代。不过，如果以为太行股份的管理层是心怀愧疚才提出这种弥补方案，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回答《证券日报》记者提问时，太行股份董事会秘书臧志宪告诉我们“新投资项目回报率会相当不错……新项目的国内外市场前景更加广阔。”照这个意思，投资者不仅不应该责怪太行股份的管理层，反而应该对他们如此“高效率”的负责精神而感激涕零。变脸无罪，变脸有理。这就是太行股份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诲”。如果这个道理成立，广大投资者的确应该好好接受中国上市公司的“再教育”。说的虽然是反话，但从太行股份管理层就其变更募集投资的简短访谈中，我们确实感觉到了某种盛气凌人的教训意味。教训得有没有道理，我们不敢说，但在一两月之内就找到的“优质项目”，能够“优质”到哪里去，投资者心里多少会有点谱。当然，这些所谓新的“优质项目”可能并不是在这一两个月才确定的，太行股份的管理层早就心中有数了，只不过太行股份的管理层要像对待浪漫的恋人一样，给投资者一个惊喜。如果真是这样，投资者在跟太行股份以后的恋爱中就要时刻当心了，因为它随时可能给你一个让你再也醒不过来的惊喜。加入这种“恋爱”实在是一种风险莫测的投资事业。
在经历了一年多损失惨重的熊市之后，许多投资者（包括我们自己）仍然对中国上市公司心存最后的侥幸，在这个意义上，太行股份的“如期变脸”所带来的教育，对所有的投资者都无异于醍醐灌顶，恰逢其时。
第32节 谁套牢了蓝田？
20年来，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随着国企无可挽救的衰落，民营企业的快速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形容也不过分。惟如此，我们才应该将更大的关注投入到这个可能决定我们未来的新生力量上。
比之国企，民营企业之“新”，新在其产权制度，新在其市场精神。这种“新”，与其说是中国民营企业本身具有的，不如说是出于我们对旧体制的厌恶而主动投射到民营企业上的。时光流逝，经过20年漫长且缺陷多多的渐进改革，我们的民营企业还是原有的民营企业吗？或者换句话问，民营企业还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动力十足，天然具有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吗？蓝田的崩溃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重要的启示。
蓝田的产权明晰吗？
既然产权明晰被自由主义者标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那么民营企业产权是否真的明晰就成为推导其未来发展前景的第一个问题。现实的情形是，在中国，民营企业的产权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明晰，起码是值得重新打量的。围绕在蓝田股权上的种种谜团为我们的审视提供了一个切口。
据公开资料披露，蓝田在1996年首次发行上市时，其第一大股东为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占有3636％的股权。而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的前身则是由隶属于沈阳市财贸干部学校的三家企业的资产合并而来，其性质为集体所有。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90年代初期的所谓隶属应该更准确的表述为“挂靠”。说白了，就是企业向主管单位交一点管理费。换句话说，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是挂着集体招牌的民营企业。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瞿兆玉先生一位亲戚不经意披露的一个秘密中得知。她说，“蓝田”即瞿兆玉先生的小名。但不管是私营还是集体，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绝对与国有无缘。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从1999年中报开始，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突然变成了农业部全资拥有的中国蓝田总公司（性质为国有）的控股公司。一个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怎么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国有企业了呢？在一个普遍患有财富焦虑症的时代，我们只听说过化公为私的事情，还从未听说过主动将自己的资产充公的奇闻。我们只能推测，瞿兆玉先生遇到了什么过不了的难关，不得已才将自己的资产拱手奉献给了农业部。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中国蓝田总公司——这个民营企业的国有母公司竟然早在1989年就成立了。而在公开披露的资料中，我们怎么也找不出1992年成立的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与农业部有任何瓜葛的蛛丝马迹。难怪有人语带玄机的讽刺：瞿兆玉是不是农业部的官员？我们要问的是，蓝田究竟是谁的？
由蓝田而其他，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产权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模糊性。如果我们将这个现象放在更为深远的渐进改革的制度背景中，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大量的民营企业的产权与其说是明晰的，不如说是模糊的；与其说是私人拥有的，倒不如说是“官商共有”的，或者更准确说是“权私共有”的。何时归私人，何时归“权力”，则完全顺应形势需要。在蓝田的个案中，我们发现蓝田与农业部最早的关联是在1995年12月蓝田上市之前，正是在这个时候，蓝田股份公司中很少的一部分国家股1828万股由沈阳市国资局划拨给农业部持有。很清楚，没有这1828万股所有权的转移，蓝田是拿不到上市指标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蓝田股份的最初本来很明晰的产权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为了获得只有“权力”才可以获得的特许权力，蓝田不惜模糊其产权，开始与权力结盟。因为只有与权力结盟，蓝田才可能获得权力控制着的巨大资源。在蓝田的盘算中，产权的牺牲是值得的。从蓝田一路走来的股权变更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民营企业一个普遍的困境：不与无所不在和难以抗拒的行政权力结盟，民营企业的发展只能是举步维艰。令人惊异的是，这不仅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一代民营企业的独特处境，而且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现象。对此，我们不由得感慨，从草根起家到无奈的“权私共有”，大概是中国民营企业必然的历史宿命。
我们很担心，在这种产权安排下，我们天天为之高唱赞歌的民营企业还是真正的民营企业吗？那种由于产权明晰而带给民营企业的强大的自我激励会不会变成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很难现在就得出某种肯定性的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民营企业的经济人本性将极大的被“权力”的“政治人”本性所取代，它们将更多地对行政体系而不是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这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将是一个不祥的路向。果真如此，我们将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带给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力，表示深刻的怀疑。乡镇企业的快速衰落就是对我们这种怀疑的有力支持。前车不远，值得借鉴。
蓝田具有真正的市场精神吗？
如果说具备明晰的产权是民营企业造福全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那么，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市场压力并由此而在骨子里被植入了市场精神的民营企业，才是民营企业成为社会健康力量的充分条件。在这个环节上，蓝田又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与中国证券市场上不断涌现的造假明星一样，蓝田造假的手法一点都不高明。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此拙劣的造假却在掩盖多年之后才被发现呢。按照最后给了蓝田封喉一剑的中央财经大学刘姝威女士的说法是：“我没去过蓝田，就能看出这么多明白摆着的毛病。最基础、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就能看穿的骗局，怎么早没人吱声呢？”刘女士的问题虽然是一个很常识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在最终揭开了蓝田神话之后，刘女士自己所遭遇的凶险处境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蓝田，已经不仅仅是一家民营企业，而是一种权力，一个权力集团浮在水面上的经济承载物。面对这种力量强大的庞然大物，即使有人想吱声，也未必敢吱声。刘女士一介书生，未必懂得这其中的厉害，难怪她要在记者面前痛哭失声。支持这个结论的另一个事实是：如果蓝田仅仅是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天之中，就获得对自己极为不利的属于机密的内参文章的。显然，蓝田并非一家普通的上市公司。我们并不关心蓝田背后究竟是谁，我们只想提醒，站在蓝田背后已经是合法化的体制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与权力的合法性连接在一起，而且正在凭借权力赋予的超市场力量在疯狂攫取超市场的利益。一个蓝田这样做不要紧，怕就怕有千万个蓝田。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是市场精神的彻底毁灭。
企业并不是天生就喜欢市场竞争的，也并不是自动地就能够有利于全社会的福利的。正相反，任何企业和个人本性上都厌恶竞争，遑论平等之竞争。企业被驱赶进入市场完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外部规制和约束下，企业和个人的创造力和企业家精神才会被激活，这种竞争才会增进全社会的福利。这个道理对所有的企业都应该适用。如果一个企业能够获得比通过市场竞争成本更低的方式来积累财富，它还能够喜欢市场吗？它还愿意通过平等的市场竞争来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蓝田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恰恰是：新兴民营企业在“权私共有”的产权安排下，对市场精神发自内心的蔑视。它们已经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权力资本。由于大量的资源仍然垄断在行政权力手中，权贵企业对市场规则的这种蔑视是非常必然的。在蓝田的案例中，蓝田向各家银行贷款达到20多亿，其中包括农业银行9亿，工商银行10亿。我们很难想象银行对蓝田存在的明显财务缺陷没有丝毫察觉。与这种不同寻常的“疏忽”相印证的是，这几年，证监会三下蓝田，竟然全部无功而返。究竟是什么东西让蓝田获得了其他企业想都不敢想的超市场待遇呢？答案不言而自明：权力。取之于权力，回报于权力。但蓝田却给纳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不仅套牢银行20多亿元贷款，而且在二级市场上同步蒸发投资者流通市值25亿元。这样的民营企业难道不是在毁灭财富吗？在一个完全缺乏规制的市场，泛滥成灾的权力对任何企业都是一种腐蚀剂。不独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同样容易感染权力的毒瘾。由于受到文化和制度挤压更甚，民营企业甚至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烈地投靠权力的动机。这种艰难的处境，我们可以在瞿兆玉在家乡人面前大搞慈善事业的举动中看得清清楚楚。这种一箭双雕（既争取社会同情又炫耀经济实力）的慈善事业好像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惯用手腕。只不过，与国外资本家的慈善有所不同，中国的许多民营企业拿的是银行的钱。但可以预见的是，民营企业投靠权力成功之日，即是民营企业的市场精神荡然无存之时。蓝田是一个典型的投靠成功的范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以毁灭全社会资源为代价而快速进行私人财富积累的过程，你难道相信这能够同时增加全社会的福利吗？至少我不相信。
值得所有的观察家玩味的是蓝田掌门人瞿兆玉先生的一句话。他说：“1999年蓝田股份承认股票发行上市中的四项违规事实，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人们动辄就以此说事。”据他说，此后沈阳市政府专门给证券监管部门发过公函，说明此事非蓝田所为。
既然并非蓝田所为，蓝田为什么又要充当吃黄连的哑巴，不将他的苦衷和盘托出呢？既然敢追杀刘姝威，蓝田又为什么不敢挑明事实真相？其实仔细想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瞿先生的苦衷。根深叶茂的权力之网罩住了瞿兆玉，也罩住了蓝田。凭人力之三头六臂，恐怕很难挣脱。可见蓝田与现有权力体系融合之紧密。
我们的论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存在大量超市场机会的社会中，市场的惟一功能只能是迷惑良善之辈的道具。它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且会毁灭所有人的市场精神。在资源和市场日益加深的双重约束下，中国民营企业如果不想在这个伪市场中被迫消亡，就必须加速逃离这个市场而萎缩于权力的庇护之下，从而彻底沦为权力资本的附庸。我们尤其想指出的是，一场民营企业大规模消亡和投靠的戏剧，已然在市场的幕后上演。
对于民营企业，蓝田提供给我们的警示是：以权力为惟一推动力量的中国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制度环境，正在大规模吞噬曾经生机勃勃的中国民营企业，这不仅是指民营企业的精神，也包括民营企业的财富本身。如果我们不能从制度上消除这种外部环境，民营企业全面蜕变将只是时间问题。果如此，我们就会不幸地重温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现象：弥漫的私人经济却伴随着普遍的腐败和长期的停滞。形式或许会稍有不同，但悲剧的性质却毫无二致。到那时，历史就会给我们这些一直热切地期许着私有经济的人们一个巨大的嘲讽。但愿我们不要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蓝田固然套牢了社会，但又是谁套牢了蓝田呢？这是我们不得不问的一个问题。
第33节 民企变质（1）
福布斯的尴尬与民企的冬天
1999年，一个英国小伙子开始以福布斯的名义为中国富豪正式计算身价。从此以后，这个每年一次的排行榜就成了中国公众与新闻媒体翘首以盼的新闻事件。那些一直以来只有机会分享外国资本家成功故事的中国人，现在终于可以观赏发生在自己这块土地上的财富传奇了，其引起的兴奋和好奇可想而知。
在中国，进入主流媒体的报道范围，实际上意味着“富豪”这个题目已经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而了解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官方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已经发生质变。这似乎也颇为符合胡润——这个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策划者的本意：透过中国富豪的财富神话来展示中国20年的变化。然而，令福布斯和胡润感到尴尬的是，在短短的三年之后，他们苦心孤诣排定的中国富豪榜就迅速沦落为人们的笑柄，而这个富豪榜的发布日，简直就成了具有娱乐性质的愚人节。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富豪榜的专业水平太低，而是因为这个富豪榜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频率演变成中国民企的丑闻榜、问题榜。
自从2002年年中刘晓庆因税案入狱之后，从富豪榜上消失的富翁数量成加速度增长。而更让人感到难堪的是，2001年分列中国富豪榜二、三位的杨斌和仰融竟然也在“摘牌”之列。当然，这并不仅仅是福布斯的尴尬，更是中国民企和中国改革的尴尬。
与国内的这种趋势相对应，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民企也成为投资者避之惟恐不及的烫手山芋。继格林科尔、欧亚农业之后，超大农业也受到审计师的广泛质疑。这等于宣布，象征中国民企高速成长奇迹的民企“四大天王”，在短短时间中已经折损了三家。讽刺的是，就在前不久，香港还试图将大力引进内地民企作为维持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砝码，并掀起了一股民企上市热。但好景不长，对于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