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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头土脑的人之所以比有文化的人更加精明而不是更加聪明，原因无非有两条。其一，文化人更相信理念，而像朱一样的“农民”则更相信常识，更依赖常识。理念由于脱离事实经验，经常容易改变。所以那种坚持到底的理想主义者实在是少之又少，虽然他们尤其让人感佩。反过来，“土八路”的常识感却非常牢固，这些常识不仅来自日常经验，而且往往是来自最切肤最重要的经验。朱焕良如果没有以前控盘但却被套牢的经验（朱曾经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但最后还是要请求吕梁出主意帮助解套），这一次就不会溜得这么果断了。作为一个商人，朱讨厌风险，讨厌不确定的未来，现金和现在比什么都来得重要。没有今天的现金就可能什么都没有。没有这种出自常识的控制力，朱肯定会陷入与吕梁同样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吕梁却正好相反。吕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甚至是喜欢冒险，只有不确定的未来对他来说才是合意的。他虽然非常清楚他的前途是全或无的选择，但他宁愿这样。在这里，充满政治思维的吕梁与作为企业家的朱焕良，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明显不同。政治家要做大局，企业家要赚小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庄家都属于这类“政治家”，我们这个市场上的绝大多数上市公司老板也是这类“政治家”。这当然有些无奈，因为支配游戏规则和支配他们个人命运的往往都是政治家。所以，他们也只好变成政治家。但实际上，这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本质特征。如果没有一个疯狂的时代精神，我们怎么可以想象一个疯狂的股市呢？一个脱离常识的股市，肯定是被一群脱离常识的人支配着。
导致朱焕良与吕梁在同一事件中采取不同行动的另外一个可能原因是，他们有不同的约束条件。那就是，朱的钱是自己的，而吕玩的钱是别人的。所以吕敢赌，而朱不敢赌。在整个中科创业的故事中，吕梁更像是一个代理者，说穿了，吕梁更像是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更加准确地说，更像转型期中国权力资本一个典型的代理人。朱焕良不过是出资者之一，他最关心的是他自己资本的最大限度的增值，所以一旦看到继续增值的可能性接近于零时，他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撤出本来就不牢靠的合约。而吕梁的目的却大有不同，他必须拼命将“局”做大，作为代理人的利益才会更大。至于整个“局”是不是能盈利，并不是他首先要考虑的。这与所有国营企业所表现出的那种扩张冲动并无二致。不过，吕梁比一般的国营企业的老总恐怕有更大的难处。因为他的这个庄家帝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混合企业。有国有资金，有私有资金，有的想洗钱，有的想赚钱。步调一致只能是非常短暂的，因为一旦股票被控盘、被炒到高位，不同的利益就会立即显现出来。所以，要国有资金和私有资金同时并无限期地锁仓，不是傻子就是疯子。但这却是吕梁要做的。的确，这种风险只有处在代理人位置并具有诗人气质的人物才敢于挑战。吕梁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吕梁是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恰当人选。
吕梁将很多人拉下了水，就是没有能拉朱焕良下水。朱焕良的目标很单纯，他只想赚钱。但吕梁以及吕梁后面还没有现身的另外一部分主力就不同了，既要自己的老鼠仓大赚特赚，又要让用以支持股价的国有资金保值增值，天下哪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吕梁肯定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但在这样的悖论下，再好的故事也是讲不下去的。在所有的参与者中，只有吕梁自己会把这个故事当真，也不得不把这个故事当真。而在所有参与故事的资金中，也只有一批资金会坚持“锁仓”到最后，那就是实际上无人负责的国有资金。这倒不是因为智力问题，而是由于必须这样麻醉自己，也希望如此能麻醉别人。但看管自己资金的如朱焕良之类却绝对是清醒着的。
吕梁以及吕梁背后的人，与朱焕良实际上是两类人。他们之所以走到一起并讲同一个故事，则完全是出于某种制度的必然。
第10节 吕梁失踪了？
吕梁失踪了。这是惊天动地的中科创业事件留给我们的结尾。或许，对于中科创业的所有当事人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结尾，但对于那些过于认真的看客，这肯定不是一个满意的结尾。
“失踪”这个词，在江湖上现在更多地被叫做：蒸发。用在证券市场上，“蒸发”这个词实在是再确切不过了。这里既然蒸发大笔的金钱，自然也要蒸发不少人。很多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蒸发的人已经不少了，吕梁不过是最新和最有名的一个。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
当初吕梁跳出来，大揭中科创业内幕的时候，很多人大为疑惑：惹了这么大的乱子，为什么还要主动跳出来。于是有人分析说，吕梁之所以要跳出来，是因为与其让人无声无息的做掉，还不如去监狱待着安全。所以他要不顾一切地跳出来，主动跳到安全的监狱里去。但吕梁还是蒸发了，吕梁身上的秘密比我们想象力可及的恐怕要多得多。
关于吕梁，我们读到的最后文字是这样的：“2001年2月28日凌晨4点，吕梁乘出租车消失在北京的夜色中。”好大一个夜，好大的夜色。但这可不是什么别的夜色，而是隔开中国证券市场台前与幕后的一张巨大黑幕。
不过，幕后的阴谋还是会通过前台的表演表现出来的。中科创业也不例外。
在中科创业的故事一直有一个若隐若现的影子，这就是那个神秘的“北京机构”。从最早出巨资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康达尔的流通股，到后来注入“优质资产”以维持康达尔离谱的股价，这个所谓的“北京机构”就一直闪烁其中。在我们已经读到的有关中科创业的秘史中，“北京机构”曾经在以下关键场合现过身。
1998年年底，吕梁组织的“北京机构”的资金接过了朱手上50％的康达尔流通盘，此后，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北京）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家股。
在发现上当，并感觉“仿佛落入了一帮犯罪分子中间，而且要迅速被沦为这些混蛋的同伙”后，“北京机构”为了挽救投资损失，又只好被动地继续加大投资，组织更多的资源投入康达尔重组，并注册成立了北京“中科创业”。
这个“北京机构”的身手的确好生了得。不仅一次性花5—6亿元资金接过康达尔50％的流通筹码，而且在二级市场上将股票炒到70—80元的高位。
按照吕梁的说法，所谓的北京机构是一批机构投资者，牵涉几十家机构。但这种说法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时几十家机构介入一只股票坐庄，违背坐庄的基本常识。如果这样，不仅合谋成本高昂，而且极易走漏消息，老鼠仓可能开得遍地都是。没有严密的组织性，坐庄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也就是说，与朱大户最早合谋坐庄的，只可能是一两家核心机构。即便真的如吕梁所说，牵涉几十家机构，那也只能是先后介入，是被吕梁骗来接盘的。但这种在高位接盘的筹码特别容易松动，很难控制。
从K线走势上我们看到，在康达尔一路走牛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放量阴线。如果缺乏核心控盘资金，这种走势出现的概率非常小。这种资金可以分散在几十个营业部，但绝对受统一的调度和指挥。如果这种资金分属几家不同的利益群体，吕梁不但不能控制，股票走势也会面目全非。
所以，大致可以肯定，除了朱大户这个最大的老鼠仓外，必然还有一家核心资金在维持康达尔的股票价格。吕梁之所以要将北京机构指认为“几十家”而不是一两家，显然是为了模糊公众的视线，故意替这个核心资金遮掩。
很容易判断，这家核心资金就是吕梁的老板，吕梁不过是其浮出水面的发言人而已。藏在吕梁背后的才是中科创业真正的操纵者。一个真正的操纵者是不会轻易现身的，所以吕梁不是真正的操纵者。而中科创业的崩溃正是这个幕后操纵者的资金本身出了问题，而绝对不是其他诸如老鼠仓之类的问题。
这个神秘的幕后操纵者虽然从未露出其庐山真面目，但从中科创业崩溃后的走势中，我们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在中科创业雪崩后的2001年元月11日和12日，中科创业出现连续跌停后的巨量换手，两天之内换手接近100％，耗费资金近十亿。这显然不是其他的投资者在接货，而是同一个主力在操作。没有周密的策划和高度协调的调度，这种走势是不可能出现的。幕后操纵者虽然从未现身，却一直在从容活动。涉资如此巨大的案件，是谁才有能量让主力如此从容地活动？其实，查幕后的操纵者在技术上是应该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只需要将主要的交易账号一锁定，就可以查到最重要的线索。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查一查呢？
此种迷惑，作为中科创业总经理的欧锡钊也同样强烈地感受到。欧介绍说，“中科事件全面爆发后，朱焕良账户上的剩余股票于今年元月18日被人神秘卖出。而吕梁等核心人物从容失踪，背后似乎总有一双手在操控着全局。”
他接着发问：“据本月（2001年1月）25日（中科创业巨量换手后）康达尔公司从深交所查询的股东持股数量显示，持股10万以上的股东基本没有变化，这可以大致看出当初买入公司股票的机构并未有大的变动，谁接走了巨额筹码，谁又有如此实力通吃巨额筹码？”
很明显，当吕梁在前台起劲地表演，从而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时候，另外一只有力的手却在幕后有条不紊地继续操纵着撤退和善后。但这个通天的“北京机构”会是谁呢？
从中科创业崩溃到2月28日失踪，吕梁整整在舞台上大大方方地表演了两个月。这其间，相关的执法部门都在干什么？两个月，所有该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完了。现在已可以肯定，吕梁自爆内幕之举，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在掩护一个黑幕的失踪，然后他自己——这个黑幕的最后一点线索也失踪了。然而，如此从容的失踪能算是失踪吗？
吕梁失踪了，黑幕也失踪了，但却以更巨大的形式笼罩着我们。
第11节 动物凶猛“中经开”（1）
“‘中经开’终于完了。”
一位经历过“327事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他说，“‘长舒一口气’将是许多人共同的第一反应。”
2002年6月7日，一则以“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清算组”名义发布的公告称，“鉴于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严重违规经营，为维护金融秩序稳定，根据《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02年6月7日撤销该公司，收缴其《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和《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自公告之日起，停止该公司除证券经纪业务以外的其他一切金融业务活动。”
人民银行这一纸公告，了结了中经开短暂但却充满神秘色彩的金融生涯。
“中经开”，全称“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前身为中国农业开发信托投资公司，1992年1月改为现名。中经开成立于1988年4月26日，原隶属于财政部，后由国务院中央金融工委管理，基本核心业务为证券。中经开成立不过十余年，但它在中国股市中的名气可能要远远大于其他老资格的同类公司。其中原因很简单，因为中经开的历史基本上与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纠缠在一起。中经开短暂的发展史意味深长地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某种必然命运。不夸张地说，中经开的历史几乎与中国证券市场所有最著名的丑闻相关。
最早知道中经开是90年代初期。一个当时在某券商做营业部老总的朋友，言谈之中经常提起中经开，并充满敬畏之状。于是，中经开作为绝对主力的形象便在心中牢牢扎下了根。不过真正领略中经开的威力，还是后来的“327国债事件”。
“327国债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但它留下的疑惑却始终没有被人忘记。而这个疑惑并不是大输家万国留下的，却恰恰是大赢家中经开留下的。
199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债期货交易逐渐变得越来越火爆。其中主角就是以万国为首的空头及以中经开为首的多头，加上不断变化阵营的辽国发，这场最能反映当时中国证券市场基本势力对比的经典大战，实际上有三位要角：一方是以财政部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中经开，一方是有地方政府支持的万国证券，第三方则是野路子出身代表草根或民间资本的辽国发。这种势力对比，不仅反映了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也非常贴切地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那种紧张的博弈关系，而“327”国债品种恰好将这三方势力奇妙地纠结在一起，并以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其中的冲突。
其实，“327”这场惨烈搏杀的结局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它还是在2月23日达到了最高潮。为了挽回败局，万国的总经理管金生，在收盘前的七分钟用700多万口空单砸盘，上海证券交易所只好取消最后七分钟的交易。
这场战役不仅导致当时证券市场上最为风光的万国证券公司的关门，也导致了被称为“证券教父”的管金生个人的悲剧人生。但当人们被管金生个人的沉浮和“327事件”本身的戏剧性所吸引的时候，一个最应该被长久关注的问题却被遗漏了，那就是，作为多方主力的中经开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将万国当作这场金融灾难的首恶是非常不公平的。起码，违规开仓的就不仅仅是万国，中经开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但这不是问题关键所在。问题的关键是，中经开究竟是凭什么在这场对赌中大获全胜的？其实，这个答案早已明白，中经开靠的是万国想都不敢想的内幕消息。财政部早就决定贴息了；而此时的万国还蒙在鼓里。虽然万国肯定知道中经开的背景，但他们还是固执地以为可以凭自己的智慧赢过对方的权力。如此天真，在那些谙熟“国情”的人那里，恐怕会笑掉大牙。据说，当时万国的操盘手是刚刚从海外归来的金融专业人士，算得上第一批“海归”了。但是直到最后，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输的。因为在他们的专业眼光中，对手显然要比自己疯狂得多，但他们还是错了。这当然不仅仅是这批“海归”的悲哀，也不仅仅是万国的悲哀。不难想象，这种冷酷的逻辑将决定性地改变他们一生的思维方式。
可以说，中经开开创了中国资本市场上靠“违规看牌”赢钱的先河。不过，这还不是中经开在“327事件”中作出的最恶劣示范。最恶劣的示范在于，中经开在“327事件”中，以最明火执仗的方式开创了中国裙带资本财富转移的新通道。这实际上是中国裙带资本大规模介入证券市场的一个明确信号。
在“327事件”之前，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虽然已经红红火火，但仍然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与成立不久的证监会的关系也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地方政府权力在90年代初期急速扩张的一个标志性领域。由地方崛起的万国证券在当时全国证券业中的无限风头，就是这种扩张的生动写照。许多人都记得万国在虹桥机场树起的那块著名的广告：万国证券，证券王国。其气势与雄心，让人闻之而怦然心动。而国债期货的引入彻底终结了地方性券商的主导地位。
就当时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先生的本意看，引入国债期货品种，主要是为了扩大和巩固上海证券市场在全国的地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国债——这个无论如何也属于中央政府权限范围的品种，不仅将全国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带进了证券市场，同时也将一种更加具有操纵性的力量引入了市场。中经开正是这种力量的代表。市场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