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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只有重新回到裸体时代，我们才能真正领略服装的意味：那只是一场延宕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性游戏，它被一种叫做审美的东西不断刺激着，变化在遮蔽与裸露之间，并在这半遮半掩中，完成对身体的色情想象。
毫无疑问，只有当人类耻于裸体之后，裸体本身才具有色情的意味，关于这一点，亚当和夏娃已经以“失乐园”为代价，为我们做出了解释。作为邪恶之蛇送给人类的第一件礼物，服装自它以树叶或兽皮的状态出现的那天起，便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情欲的色彩。从最初的遮羞，到后来的自我美化以至异化，服装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在实用的意义上得到推进的。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重返伊甸园的努力总是以对服装的摈弃为开始。具体地说，目前流行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天体主义运动，便是试图以消解欲念的方式，使人回到原始的状态。
所谓天体运动，就是一些人脱光了衣服进入某个封闭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人们过着简单的生活，除了必要的运动和进食以外，更多的时候是无所事事地晒太阳，或看着某处发呆。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在法国的某个天体营里呆了一个星期，用他的话讲“那里的裸体们就像泥巴或石头一样，几乎没有性分别”。“没有性分别”显然是一句夸张的形容，但性的神秘感在完全而持续的裸露中被逐消解却是事实。来自各方的信息告诉我们，在天体营呆久了的男女们甚至懒得相互看一眼，更遑论调情或隐秘的性幻想了。
如果说裸露意味着消解，那么遮蔽则意味着萌发。对于身体而言，服装便是这样的一种土壤，它一方面掩盖着肉体这颗欲望的种子，一方面又以浮华、虚荣、自恋等大量的养分，滋养着更加纷繁的欲望之花。
回顾人类的服装史我们会发现，在道德的指向上，服装与肉体之间一直呈现着一种相互悖谬的紧张关系，当肉体被视为不洁和罪恶的摇篮时，服装便充当起警察的角色。在这一点上，欧洲中世纪的袍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样本，当时的服装不仅在造型和结构上趋于封闭性，由于禁欲主义者认为女子的长发会引起人们的邪念，女人们除了长袍加身外，甚至头发也要用宽大的头巾遮蔽起来。在我们所熟悉的文学作品中，霍桑的《红字》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灵与肉的对立。在这部小说的一开始，女主人公海丝特即以一个荡妇的身份出现在受刑台上，厚重的裙袍将她完全地包裹起来，但胸前的红字——一个象征耻辱的标记——却泄露出肉体的秘密：“那年轻妇女身材颀长，体态优美之极。……那些本来就认识她的人，原先满以为她经历过这一磨难，会黯然失色，结果却惊得都发呆了，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她焕发的美丽……。”这个女人的美焕发在她的耻辱里，同时也焕发在她的服装里，事实上，正是服装和道德的双重囚禁，令海丝特的身体充满诱惑。
服装的压迫往往以束缚的姿态出现，而束缚导致的结果之一，便是在被迫的变体中开出奇异的花。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世纪之后的紧身胸衣正是一个极端的象征，那种用鲸须甚至钢筋塑造体型的方式不仅奇特，而且疯狂。相形之下，禁欲主义者的头巾在后来的放纵中发展成女人们借以卖弄风情的披肩，便显得微不足道了。
紧身胸衣从它出现的那天起就带有明显的虐恋意味，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习惯受虐的女人
为了持续地处于捆绑状态，而将一件内衣制成了紧绷的样式。当然这只是一个假想，实际的状况是16世纪的欧洲妇女为了突出细长的腰身，而将木片、鲸骨或者金属制成的撑架紧紧地绑缚在自己的身上，这样的习俗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中叶，在维多利亚时代达到顶峰。在电影《飘》或《泰坦尼克号》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贵族女子抱着柱子（或床头的支架）直立着，她身后的黑女仆则倾尽全力地拉扯着女主人背心上细密的抽带，假如这时女主人的母亲在场，她会吩咐女仆“紧点，再紧点”。然后这个腰肢几乎勒断的女人被套上一层又一层的衬裙：亚麻的，法兰绒的，纱布的……。当她穿上缀满花边的蓬裙，一个蜂腰、翘臀、乳房高耸的女性形象便完成了。
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看给人带来快感，正是在这样的观看中，我们发现束缚事实上意味着更大的放纵。紧身胸衣非但没有掩饰身体的欲望，相反，它在欲盖弥彰的反衬中更为放肆地强调了身体的性征，并使人陷入某种想象——“在我看来，著名的色情服装中，还有十八世纪带裙撑的长裙。我之所以能如此详尽地描绘O娘的装束，那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研究了服装史……一想到那种带护胸背心的长裙，我就心荡神驰。那种衣裙给人一种印象：里面可能什么也没有穿。”
以上的这番话是一位叫波莉娜·雷阿日（Pauline Reage）的女人在接受采访时说的，她因为写出了色情小说《O娘的故事》而被载入文学史。紧身胸衣在这篇小说中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也可以说没有紧身胸衣的虐恋之美，便没有了这部小说令人惊艳的色情想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加以展开。
紧身胸衣和撑裙的演变史，几乎可以看做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服装的发展史。从15世纪初到19世纪后半叶，长达400多年的服装演变中，无论荣辱毁誉、贫富苦乐，几乎所有的情感表达都能在女人的束胸及箍裙的变化中找到极端的例子。类似的服装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1990年，当流行歌手麦当娜在世界各地举行那场名为Blong Ambition的巡回演唱时，其煽情热辣的表演不仅使她本人风靡全球，同时也将为她设计出锥型胸罩和虐恋式束胸的让·保罗·戈尔捷送到时尚的前沿。紧身胸衣在现代的意味上再次还魂。
束缚的奇花在东方则以另一种形式绽放。在中国，一个女人的脚是否够小，曾经是衡量其美感的重要标志，那些女人，她们从4岁起就开始缠足，所谓“三寸金莲”指的就是她们成年之后的脚的尺码。与紧身胸衣勒出的细腰相比，这样的小脚对中国男人有着更大的杀伤力，他们不仅对女人们摇摆不定的步态如痴如迷，甚至只要看一眼那畸形的小脚便情欲澎湃。中国明代艳情小说《金瓶梅》里一个著名的调情场景，就是从一个男人抚摸女人的小脚开始的，而那女人的名字就叫“金莲”。
尽管中国的小脚和西方的细腰一样长期以来为人诟病，但我们知道，更多的女人是自愿受虐的。这“自愿”一方面与当时的审美风尚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男权“注视”的一种必然结果。西方一些理论家认为，男人对女人的观看往往“在追求视淫快感的过程中将注视对象物体化”了。这句话如果用“女为悦己者容”来阐释，便可以转换为：在男人的性期待中，女人自觉地成为了被享用的对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男人的“注视”最终决定了女人的着装趣味，并使她们在审美的想象中体味到虐恋的快感。这样的快感当然并不仅限于小脚和束胸，在世界的其它地方至今仍有为了吸引异性而将嘴唇撑大或将勃颈拉长的习俗，至于后现代服装史中的性感大师，只要列出维维安·韦斯特伍德、让·保罗·戈尔捷、亚历山大·麦克奎因、约翰·加里亚诺、乔万尼·范思哲……，我们就知道虐恋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第一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虐恋之美
1、细，细到40厘米
一个女人，如果让她在40厘米的细腰与健康的肺之间作个了断，她会选择什么？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会选择前者，为此，她们宁愿忍受因此引起的子宫下垂和肠胃的不适，至于呼吸方面的小问题，显然并不比一个“水桶腰”来得更加可怕，社交场上，一位女士因为呼吸困难而暂时地晕厥有时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有点像中国的西施犯了心绞痛或林黛玉犯了眩晕症，这也使得嗅盐成为当时的女人们必备的随身物品之一。
紧身胸衣最早是在西班牙流行起来的。那时大约是16世纪的上半叶，人们以鲸须为骨架制成一种无袖胸衣，这种胸衣呈倒三角形，穿上身后从肩至腰都非常紧身，可调节的系带能将女人的腰肢勒到一个理想的程度。与之相配合的下装则十分的膨胀，一种由鲸骨、藤条或金属丝制成的圆环将吊钟状的裙裾层层撑起，罩上长及地面的华丽面料，便形成了贵妇们游走于宫廷时的浩荡场面。西班牙公主凯瑟琳嫁给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时，穿的就是这种衣服，所以，16世纪的后半叶紧身胸衣和撑裙迅速地在欧洲流行开来，人类史上一场最为奇特的“瘦身运动”也就此拉开。
第一个将“瘦身”推向极致的是法国王妃凯瑟琳·德·美第奇，由于她的腰围在传闻中达到了40厘米，欧洲的妇女们便立刻改变了紧身胸衣的标准，原来为了穿着舒适而设计的弹性功能现在变得多余了，鲸须胸衣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铁制的胸衣，一种由前后左右四块铁片组成的金属构件被设计出来，片与片之间用合页连接，宽窄与松紧则通过铰链或插销调整。你可以想象穿这种衣服时发出的“吧嗒吧嗒” 声，就像关窗户，或锁上小巧的密码箱，所以有人将这种胸衣形容为“痛苦的囚衣”。
点击今天的一些SM（虐恋）网站，我们仍然能在那里的购物网页上看到类似的“刑具”，那些虐恋者们，也许他们能够清晰地说出肉与铁相触时的快感，而300年前的女人们却再也忍受不了了，在持续的背脊损伤、肋骨变形等病痛中，她们终于在细腰和活命之间选择了后者，铁制的胸衣被废弃，转而采用布纳胸衣。
18世纪初的人们对娇小、纤细的身材情有独钟，女人们常用隐藏式的夹板束胸来控制自己的体型，对自然呈现的肌肉则十分厌恶。她们喜欢圆润的颈项，丰满的手臂，开得极低的领口凸显出高耸的乳峰，用撑环撑起的夸张的臀部，以及使小腿看上去更加丰满的假腿肚。沉迷于社交场的女人们以忧郁的眼神来传达她们对情人的爱意，浅笑的小口，修长且胖嘟嘟的小手，挤在尖头鞋中的小脚，这些装束上的束缚，用金属架撑起的肉体，粘乎乎的胭脂制出晚宴的奢靡与淫乐，同时也带来了头晕、贫血和疲惫，所以医生在开出的药方中，总少不了“须在空气好的地方散步，节制肉欲”之类的药引。紧身胸衣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趋于宽松，但到了19世纪又再次走向极端。
1850年代的贵族女子在穿着上化费的时间，是我们现在的任何一个女子都望尘莫及的。那时流行一种叫克里诺林（crinoline）的撑裙，这种撑裙用轻金属制成环型撑架，然后填塞或包覆马毛、麻等材料作为裙撑。穿这种裙子单靠一个人几乎无法实现，一般由两个以上的助手协助完成。首先，她们得穿帮她穿上紧身胸衣，从后面一节一节地系紧抽带，然后穿上内衣和贴身的长内裤，然后是法兰绒的衬裙，然后是内衬裙，然后就是膨胀如车轮的裙撑，再然后是上了浆的白衬裙，然后是两层纱布的衬裙，最后，才是由塔夫绸或透孔织物等轻薄面料做成的裙子。穿这种裙子不仅需要足够的人手，还需要足够的空间，否则，当仆女们将太阳伞一样的裙裾用撑杆撑开并从女主人的头顶往下罩的时候，便很有可能将旁边的茶几、梳妆台或其它的小东西也一并收进去。事实上有些女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她们穿着巨大的撑裙招摇过市并不是为了显示身材，而是为了趁人不备的时候将她们喜欢的东西掖进裙子里。由于穿这种裙子偷窃的成功率总是很高，所以1868年以后克里诺林就不再受欢迎了。
佩雷在他1868年的《巴黎女子》中所写的“资产阶级女子不上妆，洁身自爱”，指的是当时的化妆风尚，那时的女子刚从意大利式的浓妆艳抹中挣脱出来，却又在病态美的追求中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化妆室中，女人们在脸上涂抹白色的浮液或冷霜，搽厚厚的面香粉，如果头发是金色的还会在脸颊上抹些粉色的腮红，然后用眉笔将眉毛拉长，画上黑眼线，再把睫毛刷得又黑又亮。这样的妆容配合紧身胸衣塑造出的形象，使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子在放纵与端庄之间找到了一个衔接点。她们表面上高贵端庄，举止优雅，坐下时绝不交叉双腿和依靠椅背，说话时神情稳重，举止有致。但另一方面被紧身胸衣高高托起的酥胸却又泄露出不可遏制的情欲。康佐（Kunzle）在Dress reform as antifeminism一书中写道：“束腰及随之而来的低领服装作为一种时尚而首次出现于14世纪中叶并一直苟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象，并非历史上的偶然现象，束腰（即紧身胸衣，作者注）和低领服装是西方服装增加性感的主要手段。它们与人们的性意识及公开的性负罪感同时出现，与基督教的性压抑互为因果，而这种压抑在维多利亚时期达到顶点。”
关于紧身胸衣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人说它将女性的美发挥到了极致，也有人说它是非自然的病态之花，损害妇女健康的头号杀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网球明星贝蒂·瑞安回忆说，他曾亲眼目睹英国网球俱乐部女更衣室栏杆上的斑斑血迹——那是女选手们将她们汗湿的紧身胸衣搭在上面后留下的。
尽管人们怀疑紧身胸衣毁掉了女人的许多脏器：胃、子宫、肺……，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与现代的女人一样，在美字面前无所畏惧。这就像如今的人造美女，她们之所以允许那些大夫们用手术刀割开自己的鼻子、眼皮、嘴唇、胸脯、大腿……，是因为她们相信这样的确会使自己变得更美。
第一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O娘的情欲
O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在一次外出中被情人带入郊外的一座秘密古堡，在那里，她被包括情人在内的男人们捆绑、鞭笞，受尽种种凌辱和虐待，最终心甘情愿地沦为男人的性奴隶。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人物的心理变化和意淫般的细节描述：
“浴室的门敞着，O娘从里面的镜子上看到自己的映像，纤细的腰身淹在绿涛中，那重叠的缎裙在她臀部上翻腾，就好像用裙环撑起来似的……”。
这是她进入古堡时所要接受的第一件事，她被几个和她一样年轻的女子伺候着，在巨大的镜子前赤裸身体、沐浴更衣，犹如苏丹后宫里的嫔妃，然后化上艳丽的妆，穿上规定的衣服，被带到挂满各种刑具的房间，供男人们鞭笞和享用。故事始终是在对服装的描述中展开和推进的：
“接待她的那两名女子，给她送来在这里居住期间穿的衣裙……：硬领的胸衣紧紧束住腰身，西麻布衬裙十分挺板，外面套一条下摆肥大的连衣长裙，开胸很低，露出胸衣，乳房几乎裸露，只有花边半遮半掩。衬裙是白色的，胸衣和连衣裙是水绿色缎子的，镶了白色花边……雅娜伸手整理绿缎连衣裙袖子上的一条纹摺，她的乳房在上衣花边中摇晃……”。
这些令人晕眩的叙述，肉欲的狂想，当它在紧身胸衣的衬托中层层打开，着装便被赋予了仪式般的意义，就像祭品被放上供桌之前必要的清洁和装点。而作者波莉娜·雷阿日则借O娘之口，说出了虐恋者们不敢明言的快感：
“她从正面给O娘扣上胸衣的搭扣，再从背面把拉带抽紧。胸膛衣又长又硬，就像从前束成的胡蜂腰，而上端有两个小兜儿托住乳房。在拉带逐渐抽紧的时候，胸衣兜儿便把乳房托起来，乳峰显得更加挺突。同时，腰身勒细，越发突出了腹部和腰臀。奇就奇在这甲胄似的胸衣倒十分舒适，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得以休息。……姑娘们这样穿戴上，倒不大像护身遮体，反而像卖弄姿色，故意撩拨了。”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们之所以迷恋“痛苦的囚衣”，除了追求美感外还另有原由！难怪让·波朗在这部小说的序中惊呼：“终于，一个女人招认！招认什么呢？招认女人一直不能容忍的，男人一直责备他们的，即她们总是服从她们的血统，在她们身上，直至精神，一切都是性。必须不断地供养她们，不断给她们梳洗打扮，不断打她们……。一言以蔽之，去同她们约会，必须随身带一根鞭子。”
这样的结论女权主义者当然不能答应，和她们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还有维多利亚时代的假道学们，他们认为紧身胸衣不仅毁坏了女人的身体，也毁坏了女人的道德，令她们在情欲的放纵中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不自知。
回到O娘的语境中来，紧身胸衣却正是其灵魂和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