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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戴安娜，为英国时装还魂（2）
这套“体形矫正”法其实并不新鲜，但用以应对戴安娜的时装便显得权威极了。就这样，在大众的皇权膜拜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戴妃的魅力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带动起英国服装业的发展。
然而好景不长。1996年8月，随着白金汉宫对王储查尔斯与储妃戴安娜的离婚宣告，人们沮丧地发现又一个爱情神话破灭了。而事实上这段姻缘的恶果早在他们结婚之初便已种下，、在近日披露的一段长达7小时的秘密录音里，人们首次从戴妃口中知道，就在她准备做新娘的前一天，查尔斯还与一个叫卡米拉的女人躺在同一张床上。无限风光的背后，是一个人关起门来的寂寞和伤心，还有被皇室排挤与监视的无尽烦恼。戴安娜长期生活在无人知晓的痛苦中，有一段时间甚至因此而患上了严重的暴食症。
1994年6月，查尔斯终于在电视中向公众坦白了与卡米拉的关系，同时异常坚决地告诉他的臣民们，卡米拉是他的“生命之源”，“并将继续是长年好友”。丑闻接踵而至，同年的10月，一个叫詹姆斯·希维特的男人以《恋爱中的储妃》一书，出卖了他与戴安娜长达5年的恋情。1995年11月，戴安娜接受英国广播公司时事节目《广角镜》的访问，道出十几年王室婚姻的恩恩怨怨，承认曾患易饥症，有过自杀的念头，并与希维特通奸等。这对王储夫妇的婚姻终于走到了尽头。
戴安娜解脱了吗？人们不得而知，但却从她的服饰变化中，接受到了重获新生的信号，这一点从她对服装品牌的易弦更张中就能看出来——她开始穿范斯哲（Versace），大量的范斯哲：从出席帕瓦罗蒂音乐会时穿的白色鸡尾酒短裙，到芝加哥慈善晚会上的紫色心型领长裙，一系列轻松活泼、优雅飘逸的范斯哲时装为戴安娜塑造出大异与前的形象。
她的发型也开始变了。美国杂志《上流社会》1997年7月号的封面上，刊登了戴安娜离婚后的新造型，她穿着一款淡绿与金线交织滚边的单肩晚装长裙——范斯哲的又一精心之作，梳着轻松时髦的直发，斜倚在白色的靠枕上。那不再是一个王妃的形象，而是一个渴望自由和青春的淑女形象。英国人终于在偶像迷失的伤心沮丧之后，重新找回了他们的女神：无论她是王妃，还仅仅拥有这个头衔的单身女人，他们都一如既往地拥戴她，相信这朵一米八零的“英伦玫瑰”能够担负起全球人民的审美理想。
1997年8月，巴黎隧道的一起交通事故中终结了戴安娜的生命，和她一起丧生的还有埃及富豪老法耶德的儿子多迪·法耶德。
然而人们并不想就此罢休。关于戴安娜死因的种种猜测犹如驱之不去的阴云，多年来一直萦绕在温莎家族的上空。近日终于曝出戴安娜死前10个月写给管家保罗·巴罗尔的一封信，信中十分明确地说“查尔斯正在计划一起针对我所乘坐汽车的事故，刹车失灵，头部受伤，我生命中的这一阶段是最危险的一个阶段。”这段出自巴罗尔回忆录的文字被英国《每日镜报》连载时，“查尔斯”被换成了“有一个人”。
然而，调查的结果对戴安娜已不再重要了——她死了，死在最灿烂的时候。也许热爱她的人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们的戴妃再也不会老了。1997年11月，美国版的《时尚芭莎》封面上，戴安娜以一身范斯哲晚装再次出现，背景是一片空白，映衬着这个女人悲剧的一生。时装在这时忽然显现出它最深情的一面，那些钉绣在兰色缎面上的水晶颗粒，金属的钉扣，简洁的款式显出惊人的华美。还有哀伤，无尽的哀伤通过戴安娜兰色的眼眸漫溢在兰色的晚装上。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成衣时代
那些与名流交往，出入各种豪华场所的时装设计师，他们从设计高级女装得到的平均收入经常不到毛利的10％，他们究竟靠什么来维持？一个简单而肯定的回答：品牌。
给服装加上商标，而不仅仅是把设计师的名字贴在牛仔裤上，这就是品牌；随着20年代
后期成衣业的兴起与发展，设计师的名字往往与他们的产品一道飞向市场，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这就是品牌效应。
品牌说穿了是一种借助产品推销梦想的方式，它使你在虚荣与身份的错觉中，想像着不同于常人的豪华生活：有数不清的名人朋友，开最新款的跑车，与美艳无比的模特共度良宵……。
一个品牌能做到即满足公众的要求，又保持品牌本身的特点，同时价格又让人乐于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一流的服装设计师都愿意投入大把的金钱，为自己的品牌做广告。在这一方面，明智地安排产品的曝光机会，是一件很受用的方式，比如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和《迈阿迷的罪恶》中大量使用的Hugo Boss时装，即为这家德国公司赚足了银子。
胆小的人是开创不了一个品牌的。据估计，每二十种新品牌中，就有十七中夭折并付出高昂的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判断一个品牌是否成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竟是看它是被仿制了多少，比如Chanel、Ralph Lauren、Polo、Armani、Gucci、Calvin Klein、Versace、Hermes、Prada等，都是堪称被假冒产品中的翘楚。这样的情况到了1980年代的中期已完全失控，有人估计，如今的大街上所见LV袋，有90％都是仿制品。
另一方面，特许经营为品牌带来无限的商机。如果一个设计师希望他的名字能促销从腰带到太阳镜之类等所有的东西，那么发展众多的特许制造商无疑是最佳途径。一个好的品牌，或一个自爱的设计师，对它的特许经营者将会有许多严密的限制和控制，通过这种监控，设计师一方面获得应得的利益，一方面同样可以维护自己的形象，并保持品牌一贯的品质。毫无疑问，品牌的滥用会导致品牌的贬值，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皮尔·卡丹可算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1980年代，他在全球范围内特许经营的商家达到了800多个，其中竟有一个厂家是生产风马牛不相及的潜水设备的。
品牌是一个无限复制的结果，在服装领域它表现为对高级时装的全面颠覆，这样的颠覆一方面满足了普罗大众的穿着愿望，但另一方面它又以对大众口味的妥协，而败坏了时装的形象。但不管怎么说，成衣的出现结束了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服装世界的新格局，许多妇女因此而从繁重的针线活中摆脱出来，并穿上了原本对她们来说遥不可及的时装。20世纪的后期，成衣渐渐成为服装业中的主流，以至于人们将这一阶段称为“成衣的时代”。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狂爱伊夫·圣·洛朗
从高级时装的量身定制到高级成衣的批量生产，20世纪后期的“工业复制”为普罗大众实现遥不可及的时装梦想带来可能。1960年代，成衣时装店纷纷出现，“Ready to Wear”成为时尚新潮流，高级时装独揽天下的局面终于被打破。而横跨这两者之间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被夏奈尔称为天才的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
至今没人将伊夫·圣·洛朗的故事拍成电影真是一种遗憾，这个表情忧郁身材瘦高的同性恋者不仅阅历丰富、才华横溢，而且和世界上许多顶级富婆与美女，都有着密切的交往。
1936年出生的伊夫·圣·洛朗生长于阿尔及利亚一个法裔的中产阶级家庭，高中毕业后奔赴巴黎成为迪奥的设计助理，两年后接替猝逝的迪奥成为这个王国的灵魂人物。1958年，他设计的第一批系列作品“特拉佩兹”（Tarpeze）一经推出，便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在时装界引起轰动。这些时装不仅维护了法国高级时装的基本风格和品质，同时也注入了时代的气息。对巴黎人来说，这位腼腆的年轻人不仅是一位时装设计师，还是挽时装的狂澜于即倒之中的乱世救星。
但坏运气也接踵而至。1960年，圣·洛朗推出“垮掉一代的形象”（Bert look）惨遭失败，一片斥责声中他匆匆逃往军队。这显然是个更坏的选择，服役不到一个月这个天性脆弱的家伙便精神失常，军医的电击治疗和大量镇静剂的服用使他的景况更遭，不仅体重急降到80磅，连话几乎也不会说了。
重回时装界是他的唯一出路。1961年，从军队退伍的伊夫·圣·洛朗起诉迪奥公司对他的不公正解雇，并获胜诉。1962年，他与Pierre Berge合伙的时装店隆重开业，大量的好奇者和追随者闻讯而来，拥挤在他的店铺里欢呼和哭泣。而伊夫·圣·洛朗则哆嗦着躲进衣柜。从那一刻起他知道他完了：这些狂欢的场面，为成功者准备的喧闹庆典，将成为他脆弱神经所无法承受的噩梦，而永远无缘消受了。
1960年代是伊夫·圣·洛朗大获全胜的年代，他一方面继续在每年春秋两季推出高级时装系列，一方面则开始了对迪奥风格的背叛，将目光投向高级成衣的设计，并在很多地方开设了自己的成衣店。高负荷的工作使他精疲力竭，但同时也给他带来巨大的回报，1966年，“Rive Gauche”系列成衣成功面市，“Y”系列香水又在众多的香水中拔得头筹。随后的十年中他的商业战果不断扩大，在一片追捧和赞美声中，这个离群索居的天才不得不同时在兴奋剂和镇静剂之间寻找精神的平衡，甚至开始酗酒和吸毒。
伊夫·圣·洛朗在60年代设计了一系列新潮的服装，包括著名的长裤装、具有非洲探险风格的英国式上衣、半透明的套装，以及以男式无尾晚礼服为原型设计的裤装女式晚礼服——这一男装女穿的成功改造，令当时的人们大开眼界，一时成为女人趋之若骛的新宠。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1971年，伊夫·圣·洛朗在他新推出的YSL男用香水广告中，竟亲自出马、全裸上阵，这幅全身上下只“穿”了一副眼镜黑白的照片一经刊出，立刻招来时尚、界一片哗然。有的杂志拒绝刊登，认为这有伤风化儿童不宜；也有些杂志的看法刚好相反，称这位裸体的男子是一个天使或戴眼镜的耶酥。而对于圣·洛朗而言，这个造型甚至还多少有些遗憾，以他本来的设想，是要将香水放在两腿之间加以突出的，后来被摄影师理智地制止了。毫无疑问，无论谴责和赞美，这个创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的大胆、刺激，立刻激起了人们的购买欲，并使他自己成为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
关于圣·洛朗的服装，法国著名影星嘉芙莲·丹露有过一段恰如其分的评价：“圣·洛朗为过着双重生活的女性设计服装。他设计的女装协助她们进入一个充满了陌生人的世界，使她们行动自如……给予她们自信。而他设计的晚装则使女性散发出妩媚和魅力来。”这或许也可以看做这位女星在穿着方面的自我评价。作为伊夫·圣·洛朗的终身挚友，嘉芙莲·丹露是YSL时装的最好模特，她在其主演的经典影片《青楼红杏》中，为YSL时装做过最佳的诠释。此外，伊夫·圣·洛朗的名媛名单还包括了辛普森夫人、摩纳哥公主卡罗琳、伊利莎白·泰勒等。
值得一提的是，1983年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首开记录，伊夫·圣·洛朗作为世界上第一位在世的时装设计师，在那里举行了他的回顾展。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将他的时装表演定为闭幕式的内容之一。目前，印有YSL标记的精品店在世界各地已发展到200多家。而那个“戴眼镜的耶酥”，已被公认为世界女装之王。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安德烈·库雷热的宇宙理想
曾在“谁发明了迷你裙”这个问题上与玛丽·奎恩特大打笔墨官司的安德烈·库雷热（Andre Courreges），毫无疑问是“宇宙时装” （Space age look）的发明者。他的设计准确地迎合了1960年代的文化氛围与审美理想，从而以一系列简洁超前的白色时装，扣开了通往成功的大门。
库雷热和妻子巴利耶（Coqueline Barriere）都曾经是西班牙设计师巴伦夏加的的门徒，在那里他们学到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能够将目光从琐碎的装饰细节上移开，从而在整体上把握设计的效果。所以库雷热的作品和夏奈尔有些相似，常从经典男装借用灵感，线条简洁，款式单纯而抽象。
曾经当过飞行员的库雷热对天空和未来有着明显的向往，1965年推出的“白色梦幻”系列当看作是这一情结的外化结果。这些采用白色和明快浅色面料设计的服装，具有宇宙航行服的显著特征，帽子、眼镜和手套也都与之相配，给人一种前所未有的神秘感和未来感，成为开一代简约风尚的超前样板。
他的迷你裙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几何形的裁剪加上白色塑胶的靴子，裙子有时还采用了、塑料片和金属片做装饰，这样的衣服穿起来虽然有些不自在，但仍然赢得了少女们狂热的追捧。
“宇宙时装”为库雷热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烦恼。由于这些服装既符合市场的需求，又易于模仿，所以他的设计在被抄袭的倒霉时装中，总是位列榜首。这一切让库雷热十分心烦却又无计可施，盛怒之下他将责任推到媒体身上，指责他们是抄袭风的始作俑者。无所不能的媒体立刻给予回击：他的作品连续两年遭到传媒的全面封杀，人们再也休想从报纸或杂志上“偷看”他的衣服了。
1969年，库雷热推出了自己的第二个系列，主题就叫“未来时装”（Couture Future）。“未来时装”体现了一种轻盈的运动感，以针织面料制成的紧身装包括了弹力紧身裤和紧身连衣裤等，这种十分贴身的装束事实上是他个人爱好的又一次外露，他说他真正想设计的其实是运动装，因为自己就是一个登山爱好者。强烈的个人偏好使他最终认为只有长裤才能让女性得到完全的自由，于是迷你裙在他那里很快就过时了。
第三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人民的皮尔·卡丹
人民的皮尔·卡丹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着为人民服务的。如今花上几百块钱（人民币）就能买到“皮尔·卡丹”的人再也不会想到，仅仅50年前，他的一套高级定制时装竟要卖到一、二百万法郎。
曾经独领风骚于潮头浪尖的“皮尔·卡丹”，如今在一些专业人士的眼里，颇有一些晚节不保的低劣与泛滥。他的越来越大众化的成衣设计使他的声望江河日下，且再无回头之日。也许真的是大批复制的成衣害了他？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从那些特许经营者身上赚了多少钱，就不一定会那么想了。还是让我们回顾一下他过去的辉煌吧。
1922年出生于意大利威尼斯的皮尔·卡丹在他2岁那年随父亲移居法国，23岁投奔到设计师帕奎恩门下。此后他又在斯基亚帕雷里的时装店和迪奥公司打过工，直到1950年买下一家缝纫工厂，才开始自己的独立设计。
1953年，他设计的第一个春季时装系列，以对当时时装霸主迪奥和巴伦夏加设计风格的反判，而赢得世人的注意。1958年，又设计出国际上第一个无性别服装系列（unisex collection），为那些希望从传统性观念中走出来的年轻人找到新的表达方式。不过这些和他日后的作为比起来，显然并不算什么。
皮尔·卡丹真正的成功是在他和商业联姻之后。1959年，他设计了法国第一个批量生产的成衣时装系列，这些在英语中被称为ready…made的产品，在当时的法语中还没有相应的词。他的这一举动不仅打破了小批量的高级时装市场，使时装观念进入普通人的视野，同时也摧毁了传统时装的运行体系。对此，法国时装辛迪加（Chambre Syndicale）忍无可忍，愤而革除了他的会员资格。但他的成衣观念却在美国市场得到强大的支持，并迅速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服饰主流。法国人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并创造出一个新名词“pret…a…porter”欢迎“皮尔·卡丹”的回归。时装从此开始了它两条腿走路的历程：或者保持它高不可攀的地位，仅仅为一小撮人服务；或者将时装的样板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