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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卡夫卡这种心性过于敏感的男人来说，订婚和解除婚约都不是随意的小事，而是个人的形而上学大事。
一个作家的文字有两种：公共性的（为了发表而写作的）和私人性的（并非为了发表而写作的）。卡夫卡有两种文字说到自己的婚事：发表的《诉讼》是公共性的，写给父亲的信和写给菲莉斯的信就是私人性的了。在写给父亲的长信中，卡夫卡用好几页谈论自己婚事的篇幅来结束自己与父亲的诉讼。简单说来，这场诉讼的主题是：父亲的教育带给卡夫卡“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性情，这是卡夫卡“私人的痛苦”，卡夫卡想通过婚姻克服这些性情，以为婚后就能与父亲“平起平坐”。但卡夫卡失败了：
我为什么没有结婚呢？这也同其他问题一样，阻碍重重。生活就是让人不断地遇到障碍。最根本的、可惜同一些细琐的事情又毫无关联的障碍是：我在精神上显然是没有能力结婚的。这表现在，从我决定结婚那一刻起，就再也不能入睡，从早到晚，脑子总是乱哄哄的。我过的不再是一种生活，我对一切都感到绝望，束手无策，……虽然那些烦恼像蛆虫一样啃噬着尸体，但给了我更为致命打击的是其他东西，是恐惧、虚弱、自卑所造成的普遍的压力。
写作成为卡夫卡在与父亲的争斗中最终获胜的唯一保障。
写小说对于卡夫卡来说，是自己平生的呼吸，编织故事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本身。但直到解除婚约之前，婚姻和写作对于卡夫卡在如下意义上同等重要：两者都是卡夫卡把自己从父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性情中解救出来的努力。这种生命性情是潮湿的雾霭，使卡夫卡在生活中吸进身体的大多是水分，而非氧气，以至于时常窒息得发昏。写作和结婚是卡夫卡为自己自制人工氧气的自救行动。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明确承认：“事实上，我要结婚的尝试是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出色、最有成功希望的努力”。于是，卡夫卡的婚事与他讲故事在生存上就具有同等的意义了。
既然结婚只是为自己自制人工氧气、为了同父亲带给自己的性情搏斗，而不是为了爱情，菲莉斯是否漂亮就无关紧要了。可是，卡夫卡发现，婚事与讲故事是两种相当不同的生存方式。前一种自制人工氧气的行为需要一个女性的她者，后一种自制人工氧气的行为排斥任何一个他者。这两种行为制造出来的人工氧气是不同的，而两种氧气都是卡夫卡需要的。
同菲莉斯两次订婚、两次解约期间，卡夫卡给菲莉斯写过好几百封信（仅眼下经人整理出来发表了的就有五百多封）。写这么多的信，说明卡夫卡不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的生命需要叙述，也需要倾听自己叙述的人。
写这么多信，也表明卡夫卡在是否要结婚这件事上，费了不少心思。卡夫卡解除婚约，显然与他自制另一种人工氧气的生活需要有关。
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写道：
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我便等于是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
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状况。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给未婚妻写信说，自己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做一个“孤独的死人”，不是好奇怪吗？
的确如此。
不过，对于卡夫卡来说，不仅不奇怪，而且是十分认真的生命问题：他需要的妻子可以不漂亮、可以与她没有什么共同的情趣，却不可以让他无法写作。为了写作，孤单是必要的。为了写作，卡夫卡想做“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他找妻子的尺度因此不是两厢情愿，而是这个女人是否能承受一个“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
于是，我们就读到了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那几封讨论“孤独的死人”是否可能有婚姻生活的信。其中一封信中卡夫卡对自己的未婚妻说，他平生只想呆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窖的尽头，每天足不出窖。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最好是自己的妻子——把饭送到地窖口。那样的话，他就会写出令自己称心如意的小说，为自己制造出纯净的氧气。
写作和吃饭——更不要说上厕所，夫妻还是可以各行其事的。但如果夜里俩人不睡在一起，结为夫妻可能就没有必要了。仅仅为了有人送饭，并不非要有一位妻子不可。
妻子构成一种生活的情调、一种生命的空气：共同生活中相互逗趣、相亲、缠绵、搀扶的空气，与孤独地喃喃叙事的空气不同的空气。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每次订婚前，自己总是翻来覆去想好久。他肯定想到过，若与某个女人结为夫妻，是无法拒绝夜里睡在一起的。卡夫卡学过法律，他当然知道，拒绝与妻子睡在一起，做一男一女的俩人该做、只有一男一女的俩人才能做的事，妻子可以告到法院，让他吃官司。要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卡夫卡只想点着灯看书——当然最好有一个女人依偎在身边，而这个女人（如果是自己的妻子）想与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怎么办？
小心翼翼的卡夫卡非常细致、审慎，他要在订婚前先问清楚，如果发生这类情形，菲莉斯是什么态度。
于是，就有了那封与菲莉斯讨论袁枚与其女友深夜夺灯的事的通信。如今只能看到卡夫卡留下的书信，菲莉斯的看法无从得知。不过，对我要讲的故事的主角来说，这已经够了。
为什么袁枚在深夜时分要与女友、而不是妻子呆在一起？卡夫卡对菲莉斯写道：袁枚非常明智，这关系到夺灯的权利（可见卡夫卡多有法律意识！）有多大。女友意味着，这个女人不是时时都守在袁枚身边，她与袁枚度过的一夜只是“偶然的一夜”，与袁枚夺灯——熄灯做一男一女俩人应该做的事，只是想赢一次。“由于她长得美丽而又只想赢一次”，袁枚与她夺灯就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而是一次逗趣，有“足够的欢乐”。
如果是妻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妻子意味着时时都厮守在袁枚身边，夺灯的深夜“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个例子，当然不仅仅是夜的例子，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例子，这种生活是一场围绕那盏灯的斗争”。女友与妻子的不同，不仅是伦理关系的不同，重要的是权利不同：在夫妻关系中，作为丈夫——卡夫卡清楚得很——自己孤独的权利是受限制的。袁枚与女友没有婚姻契约关系，俩人的相处好像社会学家涂尔干说的有机连带，是情意的相契，无需法律上的契约来拉扯——兴许这里还可能出现爱情。
没有契约，也就没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爱情与权利和义务毫不相干，所以，女友根本没有（也不必有）夺灯的权利、袁枚也没有（也无需有）必须允许夺灯的义务。这样，与女友夺灯才可能是俩人之间的欢乐游戏。
至于妻子呢？就让卡夫卡害怕了：妻子有权利，卡夫卡有义务。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
一个妻子则永远有理，她所要求的不是一个胜利，而是她的存在，这不是那个俯在书本上的男人能够给予她的，即使他只是整天整夜装模作样地看着书，心里除了妻子外别的什么都不想，他爱她甚于一切，但恰恰是以他天生的无能爱着她；即使如此也仍然无济于事。
卡夫卡害怕结婚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他害怕妻子向他要求自己的存在，结婚就意味着他有义务向她提供这种存在。卡夫卡清楚，自己无力向她提供这种存在，否则，他自己的存在就被抹去了。卡夫卡也没有忘记对菲莉斯提到，孤独的“书呆子”的“住所是空空荡荡的，那里没有孩子”突然蹦蹦跳跳出来围住父亲。这无异于说，即便卡夫卡要同菲莉斯结婚，也不能生孩子。
卡夫卡为什么要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订婚？
这样一个“孤独的死人”为什么又非要结婚呢？
因为他也想女人，渴望有一个女人在自己身边，渴望她的爱抚。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可以从卡夫卡致友人的一封信中看出来：“我如此急切地需要一个人，希望她来爱抚我。所以，我昨天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相会了。”与菲莉斯保持暧昧关系时，卡夫卡曾给菲莉斯写信说：“要是我能让你在我身边这张小沙发上坐下，拥有你，看着你的眼睛，那该多好。”
既想孤独，又想有一个女人在身边，这就是卡夫卡的身体感觉的悖论。就在给菲莉斯写信说希望她能坐在自己身边的小沙发上的同时，卡夫卡却在日记中对自己写道：“我要不顾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
如何解决这个悖论？
卡夫卡与菲莉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写了几百封信，不外乎尝试不仅要菲莉斯明白，而且接受，卡夫卡想要她的时候，就希望她在身边，不想要的时候，就要限制她想要与他在一起的权利。
有的女人唯一的生命愿望就是要与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一起，卡夫卡却有两个生命愿望：孤寂中的写作和与一个女人在一起，但这两个愿望不幸——卡夫卡觉得——是相互抵触的。大概很少有女人不认为，卡夫卡是一个过于自私的男人。不“自私”的含义，在一个女人那里指的是想着“我”、“毋忘我”，如卡夫卡说的“要求她的存在”——也许，菲莉斯真的在给卡夫卡的回信中说过他是个“自私”的男人。这差不多已经是一种道德上的归罪，对卡夫卡造成了心理压力。
本来，卡夫卡要在孤独中编织故事，只是要摆脱父亲的教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如今他感到也必须编织故事来摆脱未婚妻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 《诉讼》中的故事主角、银行高级职员K自觉到“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帮忙”，《城堡》中的故事主角、土地测量员K也如此。卡夫卡同菲莉斯保持长达两年的情人关系而且再次订婚，莫非是为了“找女人帮忙”？帮什么忙？这种自救行动为什么要把一个女人拉扯进来？为什么要“找女人帮忙
”？
无论如何，卡夫卡与菲莉斯两次订婚、两次解除婚约，他对菲莉斯的负罪感只有编织更多的故事来解脱。卡夫卡编织故事是一种道德上的补赎行为，不仅对一个男人（父亲），也为一个女人（未婚妻）。
昆德拉喜欢讲卡夫卡的事，从讲卡夫卡讲的故事讲到卡夫卡私人的事。可是，昆德拉竭力反对从道德方面来理解卡夫卡讲的故事，一口咬定卡夫卡讲的故事不带有道德的、宗教的凈化意图，只表明了一种人的生存处境。卡夫卡的日记和笔记证明，昆德拉搞错了。
卡夫卡亲自编定过一份打算发表的笔记，这份笔记的标题《对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观察》（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Leid，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虽然不是卡夫卡自己拟定的，就内容来看，倒恰如其分。 这些笔记是卡夫卡第二次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1917年12月）前后（1917年秋至1918年初）在“八开笔记本”上写下的，它证明昆德拉的卡夫卡叙事纬语只得其叙事之事，未得其文，没有触摸到卡夫卡这个“孤独的死人”枯叶般的身体上湿润的生命经脉。
卡夫卡的个体心性与昆德拉完全不同，他有道德感，不是一个没有生活原则的油子，不把个人的生命之路看成“迷雾中的小道”，以道德“迷雾”取消正道与邪道的分别。可以肯定的倒是，卡夫卡的道德和宗教沉思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找出善的普遍原则，甚至不是为了别人过上有德性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道德困境。
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说过：
他决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对于那些追求信仰、自然和心灵的完美健康的人们是有力的助手，因为他本人就在以极端认真的态度为自己追寻正确的道路，首先需要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提供忠告。
卡夫卡并不喜欢菲莉斯却与她订婚，然后又解除婚约，而且这事搞了两次。本来订婚是为了从“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中自救，没有料到反而额外增加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写作成了唯一的自救之道。因订婚又解除婚约而把不安和负罪感带入写作的，除了卡夫卡，还有基尔克果。
“孤独的死人”有伦理问题吗？
也许，人越孤独，伦理问题就越多。
卡夫卡曾把自己比做秋天的一片枯叶，他的笔记中的文字像是枯叶上湿润的经脉。触摸一下这片枯叶上的湿润经脉，是否可能获悉卡夫卡如何摆脱因订婚又解除婚约而生的不安和负罪感？
有些经脉已经过于干枯，我只能触摸那些仍然湿润的经脉。
卡夫卡的罪与恶及其救与赎
1。 正道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有正道，必有邪道。正道是相对于邪道而言的。正道与邪道的区分是道德和宗教沉思的起点，也是生命的一种张力状态——道德的生命像一根绷紧的绳索。卡夫卡从“正道”的思量开始自己的道德－宗教沉思，可谓直截了当。
正道是一根绳索，它一头系在地面，一头系在天堂。邪道与天堂无关，不维系什么，不把人引出这个世界，所以不是绳索。正道根本不是路、而是绊人的绳索，因为它本是天堂拋出的系住人的绳索。
福音书说，耶稣基督是人的绊脚石。凡人不能成为人的绊脚石，耶稣基督是人的绊脚石，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基督是贴近地面的绊人的绳索，所以他就是正道。
卡夫卡的不安和负罪感是自己心中的正道这根绳索绊出来的。谁心中没有这根绳索，谁就不会像卡夫卡那样，在与菲莉斯的婚事彷徨中产生不安和负罪感。要走正道对卡夫卡来说很难：人走邪道无所谓摔倒，在正道上行走就很可能摔倒。
可是，走正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卡夫卡在与菲莉斯的婚事彷徨中想到正道是绊人的绳索这种比喻？
２。 所有人类的错误无非是无耐心，是过于匆忙地将按部就班的程序打乱，是用似是而非的桩子把似是而非的事物圈起来。
３。 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均从其中引出，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
这则笔记初看起来好奇怪，不知道卡夫卡为什么把没有耐心看作人生的最大错误乃至主罪。这话如果不是绝然私人的含意，就是不可理解的，如果与卡夫卡的婚事彷徨联系在一起来理解，其含意就相当清楚了。
个人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匆忙与有限的生命时间本来是相一致的。可是，卡夫卡觉得，生命时间与耐心所需要的时间不是同一个时间。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个体的生命时间不堪磨耐，人一出生，就命定得急匆匆的，除非靠某种信仰观念拴住或吊销个体生命的时间。
例如，佛教和道教吊销生命的时间，可以避免一切人生错误，但那样一来，个体的生命时间中已没有自己的一生。伊壁鸠鲁信徒用沉欢拴住时间，时间已经不再是时间，因为必然流逝的才是时间。
耐心必定是为了一个与个体生命时间攸关的在世使命才有必要。
结婚，对于卡夫卡来说，就是这样的与自己生命时间攸关的在世使命，他觉得对此必须要有耐心。我们知道，结婚对于卡夫卡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摆脱父亲阴影的手段。摆脱了父亲的阴影、摆脱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卡夫卡才会拥有自己的天堂时间。这里所谓的“天堂”仅仅具有私人含意，指的不是尘世那边的生命状态，而是摆脱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状态的那边。这样的天堂时间是在现世的有限时间之内的，因此，婚事的世俗时间对于自我拯救来说，不算充裕，而是相当紧迫。
这里出现了一种麻烦：卡夫卡私人的天堂时间与通过婚事自我拯救的时间都是世俗的时间。
为了婚事，得有紧迫感，为了进入摆脱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 的那边，又需要有耐心。目的和手段之间出现了抵触；问题在于，结婚不是目的本身，卡夫卡必须做出要同菲莉斯结婚的样子。既然并不是真的要同菲莉斯结婚，就最好尽快了结这桩事，以免心理负担太重。
况且，万一手段变成了目的，就会是一场灾难。
可以理解，对卡夫卡来说，耐心那么重要，与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