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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谈话录一盘骗人的语言凉拌菜
17。卡夫卡晃了几次抬起的手，以表示他的疑虑，接着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恶的时代。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实相符的，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是个恶的时代。人们说的是‘国际主义’这个词，指的却是‘人性’，即道德价值，而国际主义这个词表示的主要是个地理概念。概念像去了核仁的空胡桃壳那样被推过来推过去。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
“谁这样做了？”
“我们大家都在这样做！拔根的事我们大家都参加了。”
“可是总得有一个人是推动力吧？”我固执地说，“这个人是谁？您想的是谁？”
“我谁也不想！既不想推动着，也不想被推动着。我只看发生的事件。人是完全次要的。而且——哪个批评家能正确地评价表演者的表演成果？因为他和表演者一起在舞台上。没有观察距离，因此一切都没有把握，一切都在摇摆。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下陷的谎言和幻想的泥淖里，那里降生了许多残酷的怪物，它们冲着记者的物镜友好地微笑，同时却已经像践踏讨厌的昆虫那样，从千百万人身上践踏过去，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一点。”
18。我给卡夫卡博士带去一本捷克文法国宗教诗歌选该书是约瑟夫·弗洛里昂主编的不定期丛刊“Nova et Vetera”的一本。卡夫卡的《变形记》的第一篇捷克译文和第一幅卡夫卡木刻像也在该丛刊发表。。
卡夫卡翻了一会儿书，然后小心地从桌面上把书推还给我：“这类文学是精巧的奢侈品，我不喜欢。在这里，宗教被彻底地变成审美的东西。赋予生活以意义的手段变成了刺激手段，变成了像贵重的窗帘、图画、雕花家具、真正的波斯地毯那样摆阔气的装饰品。这类文学的宗教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
“您说得对，”我赞同他的看法，“由于战争，在信仰方面也有了代用品。这就是这一类文学。诗人像用彩色流行领带那样用上帝的思想打扮自己。”
卡夫卡博士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其实那只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脖套。就像人们常常把超然存在当作逃遁一样。”
19。在我的那本《乡村医生》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集。第四页黄色衬页上写有这么一段文字：“文学力图给事情蒙上一层舒适的、令人高兴的光，而诗人却被迫把事情提高到真实、纯洁、永恒的领域。文学寻找舒适安逸，而诗人却是寻求幸福的人，这与舒适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现在记不得这段话记的是弗兰茨·卡夫卡的格言，还是我根据某次谈话所作的归纳。
20。“这本书是一盘骗人的语言凉拌菜？”
“不。相反，这本书是表示分离的非常真诚的见证。在这里，语言不再是粘合剂。每个作家都只为自己说话。看他们的样子，仿佛语言只属于他们。其实，语言只借给活着的人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我们只能使用它。实际上，它属于死者和未出生者。占有语言必须小心谨慎。这本书的作者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是语言的破坏者，这是很严重的罪过。伤害语言向来都是伤害感情，伤害头脑，掩盖世界，冷却冻结。”
“可是他们总是表现出热烈的感情之火！”
“只是用语言罢了。这不过类似库式疗法。爱弥尔·库（1857…1926），法国药剂师和医师，创立了一种以自我暗示为基础的疗法，被称为库式疗法，该疗法在20年代曾获得广泛重视。”
“这是欺骗，”我火了，“那些人是自欺欺人。”
“那又怎么样？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吗？”——他的脸表现出同情、耐心和原谅的迷人表情。“人们以公正的名义做了多少不公正的事情？多少使人愚昧的事情在启蒙的旗帜下向前航行？没落多少次乔装成跃进？这些现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战争不仅焚烧推毁了世界，而且也照亮了世界。我们看见，这是由人自己建造的迷宫，冰冷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舒适和表面上的各得其所越来越剥夺了我们的权力和尊严。这一点，您在这本您父亲借给我的书里看得很清楚。诗人像冻僵的孩子那样呻吟哀诉，或者像疯狂的偶像崇拜者那样狂热地尖声怪叫，他们越不相信在其面前跳舞的偶像，就越加厉害地扭曲他们的语言和肢体。”
21。有一次散步时，阿尔弗雷德突然对我说：“所有这些丰富多彩的哥特式和巴洛克式装饰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用它们掩盖各种不同的事物的实用性，使人忘记功能性的东西，从而忘记自己与自然和世界的联系。不具目的的美使人产生一种自由的感情。装饰艺术是一种训练方法，文明开化的人用这种方法向自己身上的类人猿进攻。”阿尔弗雷德的话给我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我回家后把他的话记了下来，后来逐字逐句地讲给弗兰茨·卡夫卡听，他半闭着眼睛听我讲。我当时一点不知道，他在此以前早就写了《致科学院的报告》，内容就是一只猴子如何“变人”，因此，当他对我说了下面这段话时，我相当失望，他说：“您的朋友讲得很对。文明世界大部分建立在一系列训练活动的基础上。这是文化的目的。按达尔文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形成似乎是猴子的原罪，而一个生物是不可能完全摆脱构成他的生存基础的东西的。”
我笑了笑说：“总留下一截以前的猴子尾巴。”
22。卡夫卡眼睛里闪出淡绿色的小火星。他会心地微微一笑：“是的，我指的是字面意义。他是个包得紧紧的人，是个密不透风的人。德文中Dichter意为诗人、作家，ein dichter Mensch意为把自己包得紧紧的人，Dichter与dichter同意异义。”
我笑了：“头脑不开窍！”
卡夫卡举起双手表示反对，仿佛他要把我的笑声向我推回来似的。他说：“我没有这样说。他是密不透风的，现实无法进入他的身体。他与现实完全隔绝。”
“用什么隔绝？”
“用一堆陈旧的言词和想法。这些东西比厚厚的装甲铁板还坚固。人就掩藏在它们背后，视而不见时代的变化。所以，空话是恶的坚强堡垒，是一切热情与愚蠢的最持久的保鲜剂。”
第四部分：谈话录永远不能获得真理
23。“您认为，博士先生，我们永远不能获得真理！”
卡夫卡默然。他眯起眼睛，变得阴沉了。他那突出的喉结上下动了几次。他看了一会儿支撑在桌子上的指尖，然后他轻声说：“上帝，生活、真理——这些只是同一件事实的不同名字。”
我缠住不放：“我们能理解它吗？”
“我们时刻在体验它，”卡夫卡说，声音里隐含着些许不安，“我们给予它们不同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流动。它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获得它的全貌。我们真正能理解的是神秘，是黑暗。上帝寓于神秘之中，黑暗之中。而这很好，因为没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那样做是符合人的本性的。儿子废黜父亲，因此，上帝必须隐藏在黑暗中。因为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只能攻击包围着神性的黑暗。他把大火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黑夜后退了，但仍在继续延续下去，而消逝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
24。两天以后，我陪卡夫卡回家，在路上我给他讲了我父亲的话。他先是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作了如下说明：“情况并不完全像您父亲所看的那样。基督教的博爱和犹太教之间不存在对立。相反，博爱是犹太人的伦理成果。基督是给全世界带来治疗福音的犹太人。此外，每一种价值——物质的和精神的——都与冒险相联系。因为每种价值都要求被考验。至于说到他人的羞愧感，您父亲的话是对的。我们不能激怒他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鬼蜮魍魉的时代，只能极其隐秘地行善和主持公道，仿佛那是违法的。战争和革命没有消逝。相反，由于我们的感情僵化冷漠，战争和革命之火更加炽热强烈了。”
我不喜欢卡夫卡的语调，于是我说：“据此说来，就像《圣经》里所描写的，我们是在炼狱里喽！”
“是的，”卡夫卡点点头，“我们还在那里，这是个奇迹。”
我摇摇头：“不是奇迹，博士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我不相信世界的毁灭。”
卡夫卡微微一笑：“这是您的责任。您还年轻。不相信明天的青年就是对自己的背叛。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
“信仰什么？”
“相信一切事情和一切时刻的合理的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延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25。弗兰茨·卡夫卡说：“儿子造老子的反，这既是文学中的古老题材，又是一个更古老的世界问题。人们就这个题材写过许多喜剧和悲剧，但在现实中，这是喜剧材料。爱尔兰人辛格辛格（1871…1909），爱尔兰剧作家，著有悲剧、喜剧多种。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即为描写儿子反抗父亲的喜剧。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中的儿子是个爱吹牛的年轻人，他夸口说他打死了父亲。这时他老子来了，使这位要打倒父亲权威的年轻人出尽了洋相。”
“据我看来，您对这场青年人反对老年人的斗争持怀疑态度，”我说。
卡夫卡微微一笑：“但是我的怀疑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斗争实际上只是一场虚假的斗争。”
26。他把头往后一扬，目光对着天花板，说：“不仅是布拉格，整个世界都是悲剧性的，技术的铁拳粉碎了所有的防护墙。这不是表现主义。这是赤裸裸的日常生活。我们像罪犯被绑赴刑场那样，被赶往真理。”
“为什么？难道我们在破坏秩序？我们是和平的破坏者？”他说：“是的，我们是秩序与和平的破坏者。这是我们的原罪。我们置身于自然之上，我们不仅要作为族类死亡和复归，我们每人都要作为单个的人，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欢愉的生活。但这反而会使我们失去生活的一种反抗。”
“这我不懂，”我非常坦率地说，“我们愿意活着，不愿意死，这不是很自然的吗？这里到底有什么特别的罪过？”
我的声音里有些许嘲讽的味道，但卡夫卡似乎没有觉察到。他很平静地说：“我们企图把我们自己有限的小世界置于无限的大世界之上。这样，我们就干扰了事情的正常循环。这是我们的原罪。宇宙和地球的一切现象都像天体那样绕着圆圈运动，永远地周而而始。只有人，具体的人，这种生物从出生到死亡走着一条直线。对人来说，不存在个人的复归。他只感觉到沉降。这样，他就与宇宙秩序相交错。这是原罪。”
他问我：“难道您要向上帝抗议？”
我看着地面。屋内静寂无声。
然后，弗兰茨·卡夫卡说：“否定原罪，就是否定上帝，否定人。也许只有死亡才给人以自由。这一点谁知道？”
27。布拉格等级剧院上演恩斯特·魏斯魏斯（1884…1940），医生、作家。的革命戏剧《坦雅》。魏斯是马克斯·勃罗德的朋友之一。
当我向卡夫卡讲述我所看的演出情况时，他说：“最美的是梦见坦雅孩子的一场戏。在戏剧把不现实的事情变为现实时，它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最强烈。这时，舞台就成了灵魂潜望镜，从内部照亮了现实。”
第四部分：谈话录卡夫卡说的话
28。作曲空古斯塔夫·马勒尔的一位亲戚，我的同学格奥尔格·克劳斯借给我两本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巴比塞（1871…1935），法国社会主义作家，长篇小说《炮火》发表于1916年，《光明》发表于1919年。的书，一本是《炮火》，一本是《光明》。
这两本书我是为卡夫卡借的。他看后说：“炮火，战争的图像，符合真实情况。光明则只是梦想标题。战争把我们推进了扭曲变形的镜子组成的迷宫。我们在一个个假象之间跌跌撞撞，我们是被假预言家和江湖医生搞得晕头转向的牺牲品，他们用廉价的幸福药方蒙住了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使我们像通过一道道窄门那样通过一面面镜子，从一个地牢跌进了另一个地牢。”
坦率地说，卡夫卡说的话，我当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不想让人看出我是个理解能力低下的人，于是就用提问掩饰自己：“什么东西使我们陷入这种处境？又是什么使我们无法脱身？难道我们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走上通往这镜厅的道路？是什么引导我们这样做？”
“我觉得您对我比对克劳斯和蔼亲切。这让我高兴，让我很高兴，但同时我对自己说，这也许只是虚荣心作祟的缘故。”
卡夫卡挽住我的胳臂：“您是个孩子。”
我的下巴颤抖起来。“您看，博士先生，我一直这样想，我还是个未成年的傻孩子，您才对我这么亲切。”
“对我来说，您是个年轻人，”弗兰茨·卡夫卡说，“您有别人已经失去的各种前景。其他人离您这么近，使您不得不非常仔细地观察自己，免得消失于人群之中。我对您肯定比对克劳斯亲切。我和您说话，就等于和我的过去说话。这时当然必须亲切和蔼，况且您比克劳斯年轻，您需要更多的理解和爱抚。”
29。几个月以后，我和汉斯·克劳斯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我向卡夫卡讲述这次冲突时，他静静地听我讲，然后耸了耸肩膀说：“您想从我这里讨生意。我可不是个好顾问。对我来说，每个建议归根到底都只是背叛，是胆怯地逃避未来，而未来是检验我们的现在的标准。害怕检验的只能是内心有愧的人。不能完成他现在的任务的人就是内心有愧的人，但是谁能确切地知道他的任务？没有这样的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内心有愧，总想尽快入睡，摆脱这种负疚之感。”
我接着说，约翰·贝歇尔贝歇尔（1891…1958），德国诗人；希特勒上台后流亡国外，战后回到苏占区，曾任民主德国文化部长。《致睡眠》一诗发表于1918年。在一首诗里称睡眠是死神的友好拜访。
卡夫卡点点头：“这话很对。我的失眠也许就是害怕我欠了他性命的来访者。”
“您总是不参加的吧？”我不由自主地用坚信的语气爆出了这么一句，因为我无法想象卡夫卡博士当学生时能和其他人一起打群架。
可是卡夫卡博士笑了，头往后一扬说：“您问我是否参加了这些群架？虽然我没有打架的经验，心底里也害怕，但我总是挤进扭打成一团的人群，向我的同学表明，我不是他们所说的娇生惯养的宝贝疙瘩，而且我也不想站在一旁，被人看成是个软弱的犹太男孩。然而事与愿违，我没有能使他们信服，我通常都是挨揍。结果，我总是哭肿了眼，满身泥污地回家，衣服掉了扣，领子被撕得粉碎。当时我们就住在这里。”
卡夫卡博士在舒柏特楼巴洛克式门口旁的小环形道上停下脚步，点了一下头，示意我看对面那排房子中显得突出的中世纪式米努塔楼，这幢楼紧靠着把老城环形道和小环形道分开的市政厅。“我父母住在楼上，但他们只是晚上才在家里，白天他们在店里。他们把家务交给了厨娘和我们的家庭女教师。每当我打完架，又脏又破，哭着回家时，她们总是很激动不安。女教师来回绞着手，哭着威胁说，她要把我的过错报告我的父母，但她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相反，她和厨娘一起尽快地消除掉我身上打架留下的痕迹。这时，厨娘嘟嘟哝哝地说了几次这样一句话：‘你是拉瓦荷尔！’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问她，她却只是说：‘你就是这种人，你是真正的拉瓦荷尔！’这样，她就把我归入了我自己也不清楚的某一类人中了。她使我成了某个神奇秘密的组成部分，这秘密让我感到害怕。我是拉瓦荷尔！这个字眼像可怕的符咒那样镇慑住了我，使我紧张得无法忍受。为了摆脱这种压力，一天晚上趁父母在起居室里打牌的机会，我问他们什么是拉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