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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原厂家的许可，康裕公司自己打印原厂家的标识，这也是违法的，但这是假冒标识案，并不是假药案。
可是，上海市工商部门查这个案子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怎么就没有发现这些问题，药品监督部门的检验没有出来，他们也没有搞清所有药品原料的进货出货情况，他们怎么能判断查到的药就是假药，他们给国家工商总局的汇报是不正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就更加失实。
如果原来就知道事情是这样，我不会选这个题，因为毕竟与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太近。但事情已经到这种地步，不是假药仍然可以做，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些问题可以说的，比如就是这样一个无证经营的公司怎么能把药销到全国278家医院和医药公司呢？我想报纸毕竟是报纸，我们电视新闻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可是就在我返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也播了这条消息，是上海台送的，说：已有28吨假冒的小剂量成品药流入各地医院。还有〃这个公司从河南等地购回劣质药冒充上海XX厂等厂家〃的字眼。并说有关部门正在紧急查堵这些假冒药，以免危害消费者，虽然没有把这些药都说成耸人听闻的剧毒假药，但字里行间表现出来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当年的64个阶级兄弟，而且也有几处明显失实的地方。
回到北京，我又看到了数家地方报纸的报道，我们台晚间新闻还算是距离事实最近的。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三番五次打电话说，绝不能报道这些药是假药。在是否假药的问题上，他们的判定具有权威性。而事实上，上海工商部门在最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也再也没有提假药的字眼，而判定这是一起无证经营和假冒标识案。
至此，我真的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上海市工商部门的确是结论下得有点太早，包括给国家工商局的汇报和给上海电视台提供的新闻稿，实际上很多情节有点想当然，比如看到有那么多自制的标识就马上判断是假冒这些厂家等等。当然是不是有想在整顿市场秩序的斗争中突显一下的思想就不知道了。
我想如果我做的也是一个几十秒的新闻，会不会也只采用工商部门提供的稿件而不去做更深一步调查？很有可能。因为我们做节目通常要依赖这些职能部门的查处，我们通常也很信任这些职能部门调查的结论。刚看到这个选题时，我不是也兴奋万分吗？当我看到有那么多贴着各个厂家名称的药品原料，当我看到上万张从电脑里打印出来的标签，我也绝没有想到事情最终会是这样。幸好访谈十几分钟的长度逼着我必须去刨根问底，才让我也不致于也成为制造假假药新闻的人。可是这样的假假药新闻造成的影响又有谁会去管呢？
这个案子涉及到的康裕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全跑了，不知道现在这样，工商部门还会不会再追查下去。耸人听闻的新闻都没了下文，不知道当初注意到这些报道的读者和观众现在是否还在关心这件事的进展。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张恒：1998年8月16日，北闸
长江象是在故意捉弄人，第五次洪峰刚过两天，8月15号，沙市江段的水位已经降至44。31米，人们刚刚松了口气，谁知一夜之后江水又陡涨了六十公分，而且以每小时三～四公分的速度继续上涨，有关部门预计水位可能突破45米，荆江大堤将经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北闸准备分洪。
埠河镇码头是去公安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较低，有近二三百米的路淹没在水中，水位
不高时汽车可以缓慢通车，下午五点，渡轮靠岸时我们发现水位比平时高了许多，果不其然，我们的切诺基一下渡轮立即在水中熄火，令车技颇佳的小谷束手无策，水没了车轮。车内的水和坐垫齐平，大家只好躬身站在车里，多亏一台工程车及时把我们拉出了这段水路，可刚起步没多远，一个轮胎又爆了，真是越急事儿越多。
北闸距蚌河镇码头仅8公里，但我们只能沿着蜿蜒的大堤缓慢前进，路很窄，两侧堆满了附近群众刚搬出来的家具，路上抱孩子、拉板车、牵牛的群众行色匆匆、络绎不绝，这情景让人看了心里不是滋味。
大约六点钟我们到达了北闸。
北闸位于公安县的最北端，长江南岸，它建于1953年，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水口，自从1954年三次分洪后，四十多年来再没开过闸。这个闸全长1千多米，有五十四个闸孔，它的南面是一个921平方公里的大口袋，也就是蓄洪区，它的北面是个由3。5公里长的护堤围成的小口袋，护堤外侧就是长江。分洪时炸开护堤让洪水流进小口袋，等积蓄到一定程度时再依次慢慢把五十四个闸孔打开，让洪水缓慢流进蓄洪区。
为了爆破方便，护堤上事先建好了119个水泥竖井用来放炸药。
天下着小雨，广州军区某部地爆连的战士正在紧急作业，这支部队每年六月至十月都要在北闸驻防四个月，他们的使命就是分洪的时候炸堤，虽然年年来，但更多的是训练，动真格的只有这一次。
我们看到，护堤上已经铺好红、绿两条导爆电线，每个竖井边有一个小竹筐，里面放着一小捆土黄色的块状物，这就是威力巨大的TNT炸药！看上去象是军用压缩饼干。每块炸药中间有一个香烟粗细的小孔，一位战士正小心翼翼地往孔里塞雷管，他告诉我们炸药不怕潮，但雷管怕潮，块状TNT是引爆用的，每个井里同时还要放160公斤粉状TNT，预计将护堤炸开一个两千二百米长的口子，共要装填20吨TNT炸药。
这时，一位中校从我们身边匆匆走过，他正在用手机通话，从他回答的内容听得出，对方正在催他加快速度。此人是荆江军分区的副参谋长、分洪指挥分部的副总指挥，他告诉我们，爆破的时间定在晚上10：30。
晚上7：04，我们看到由五百名民兵组成的搬运队将一袋袋100斤装的粉状TNT炸药扛到了护堤上，然后他们又小心翼翼地用铁锹铲起炸药装入竹筐，再用绳子吊入竖井，地爆连的战士负责在井下作业。
晚上十点钟，在距离爆破点不到一千米的地方，武警设置了警戒线，人员只出不进，我们也被请到了警戒线以外，在这个位置根本无法清楚地拍到爆炸场面，眼看计划就要泡汤了，一位好心的武警上尉告诉我们江对河沙市的一所中学的楼顶可以清楚地看到爆破场面，于是赶紧电话告诉梁主任，谁知他们早已在那所学校的楼顶架好了机器，正严阵以待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摸到那儿去的。
于是我们开始寻找起爆装置。现场指挥官不管你怎么问，只说一句：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究竟隐蔽在哪呢？真是急死人。
首先我们发现附近有一台发电车，顺着车上的电线我们发现不远处的一片林子里有手电光在晃动，跑过去一看，果然在此！这时距离起爆时间仅剩十分钟。
起爆装置其实就是个电闸，装在一个电皮箱里，挂在数上，地爆连的一位副指挥员手里捏着红、绿两根导爆线，今晚由他负责起爆。一切测试都很正常，只要一声令下，他就将两根线接到闸刀上，发电车通电，合闸就行了。
现场的同志提醒我们，最好把耳朵堵上，爆炸时声音巨大会振坏耳膜。拿什么堵呢？一摸口袋有两张卫生纸，赶紧沾上唾沫塞到了耳朵里。
10：27，距离预定的起爆时间仅剩三分钟了，现场指挥员拿起了手机，向指挥部报告，我们也屏住了呼吸把机器对准了闸刀。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10：30到了，但爆破的命令没有下达，据说分洪区里的群众还未撤干净，温副总理有指示，只要分洪区里有一个老百姓都不能炸，起爆时间推迟了。这时我们看到了一份有荆州市委书记和秘书长亲笔签名的传真，上面订的计划是10：30分炸堤，11：00全线鸣枪告警，12：00开闸放水。此后我们每隔十分钟就问一次，什么时候引爆，但始终没有结果。
等待是最难熬的，到凌晨两点，我们在闸刀前整整站了四个小时没敢动地方。这时广州军区记者站的一位同志悄悄告诉我们，很可能不炸了，而且是可靠消息。心里还是半信半疑，随后北京的何绍伟又来电话，也说不炸了，但我们还是不敢离开，直到现场的工作人员都坐到一边的地上休息喝水、吃饼干时我们才回到附近的车上，这时已经是凌晨三点钟。肚子微微感到有些饿，这才想起，从昨天出发到现在只吃了几口干方便面，人在紧张的时候是不知道饿的。
四周开始沉寂下来，坐在车上怎么也睡不着，大约是凌晨四点钟，不远处人生嘈杂，跑过去一看，原来是距我们五、六百米的一个子堤出现险情，江水已漫过堤面，几百名武警和民工正在拼命往堤上垒土袋。
8月17日凌晨7：00，我们得到明确的指示：返回，这时子堤的险情已经控制住。
这一天据水文部门测报沙市最高水位45。22米，创历史最高纪录，然而荆江大堤却安然无恙。
第二部分 采访纪实——激情燃烧的日子孙杰：打响粮改第一炮
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见面会，是朱镕基就任共和国总理后第一次面对公众亮相，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会上，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观众领略了他那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和睿智机敏的语言风格。对于《焦点访谈》来说，更重要的是这位新总理当着中外记者的面，公开表达了他对这个栏目的喜爱：“感谢《焦点访谈》的工作”。所有看这场直播的《焦点访谈》工作人员无不备受鼓舞，有人甚至热泪盈眶。尽管之后的文字报道中，一些媒体删去了朱总理提到《焦点访谈》的内容，我宁愿相信这是他们醋溜溜的酸意。
很多人，自然也包括我，自此之后，把朱总理当成了“自己的人”，换一种说法，是我们的“后台”。
那次“两会”的最后一期专题是评述新一届政府组成的节目《天降大任》，恰好是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做的。在报道完“两会”后，部里把我从《焦点访谈》记者二组调到新成立的中心组，负责《焦点访谈》的策划工作。
朱总理宣布了这届政府关于〃五项改革〃的目标：第一是指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第二是投资融资体制的改革，第三是住房制度改革，第四是医疗制度改革，第五是财政税收制度改革（主要内容是税费改革）。这些政府的主要工作，自然也是《焦点访谈》选题策划的方向。
对于后三项改革，在《焦点访谈》的编务会上，大家的认识非常一致，认为都是老百姓关注的民生话题，极为符合《焦点访谈》节目的定位。对于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家则认为比较专业，不太适合电视表现，建议不作为重点。但对于粮改，却有一些分歧，有人认为是单一领域内的事情，面有些窄，大多数老百姓可能并不关心。
我当《焦点访谈》记者期间，农村跑得很多，对“三农”问题一直比较关注。我当时并不理解朱总理为什么把这项改革列为第一项改革举措，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重点关注。
在一般人眼里，粮食收购部门是一个穷单位，尽管国家确保粮食收购资金及时到位，但他们是过路财神，钱要兑付给农民，而粮食收储部门绝大多数是亏损的。然而在我采访中，不只一次发现，很多城市都有粮食部门经营的档次颇高的宾馆饭店，这钱是从哪来的，我始终怀疑。还有，一些县里财政一紧张，就从粮食部门拿钱，因为国家农业发展银行要向这些单位拨付足额的收购资金，穷单位反而成了钱柜。但是，这些钱被挪用后，农民卖粮后怎样拿回现金呢？只能是白条。
我记得看过一份材料，自1992年粮食收购政策改革以来，粮食系统平均每个月产生近30亿元的窟窿，平均每天一个亿。不到四年间，全国各地的粮食贷款余额，也就是尚未收回的贷款高达5400多亿元；而查一查国家粮库的家底，粮食库存值加起来不足3300亿元，两者之间，整整亏空2000多亿元！这么一大笔巨款哪去了？或者被亏掉了，或者因挤占挪用了，或者贪污腐败了。2000多亿元，占全国粮食收购贷款总额的近40％！用这笔钱，可以盖100万个希望小学，可以建上万个工厂，甚至可以再修一个三峡工程。
我把我的想法对当时主管《焦点访谈》的评论部主任袁正明讲了，他支持我的判断，让我注意搜集这方面的线索。
这之后，《焦点访谈》操作了住房制度改革和医疗制度改革的系列节目，但都不成功，成为这些改革试点城市的经验介绍，没有什么社会反响。我更急切盼望能从“粮改”中打开局面。
但没有报道线索。
《焦点访谈》绝大多数舆论监督节目的线索都来自观众反映。对这个栏目来说，一旦没有线索，仿佛枪上没有了准星，找不到靶子，不知道往哪里打。而《焦点访谈》每天接到的群众反映尽管很多，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趋同跟风。如果《焦点访谈》今天报道了一个卖土地问题，此后反映同样问题的来信来电就会蜂拥而至，成百上千计，给人感觉全中国到处都在乱卖、乱占耕地。我常常有这种感觉，中国的老百姓似乎认为《焦点访谈》报道了的才是问题，不报的就不是问题，但事实上我们是不可能没完没了报道同一类问题的，因此后面的跟风线索价值就大打折扣。
粮食收储部门既专业又封闭，一般人并不了解其中情况，而就是在其系统内部，一般的职工也不会了解内幕，加之《焦点访谈》对此报道不多，很多人想不到要反映此类问题也在意料之中。我那时特别盼望能有一个有创意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螃蟹的质量差点也行，因为只要这个螃蟹能抛出去，自然会有又大又肥的螃蟹上钩。
但等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
4月底，国务院召开全国粮食流通体制会议。杨伟光台长大概是得到了什么指示，要求袁正明组织《焦点访谈》的相关报道。袁主任再一次找我，问情况怎样。我都快被逼疯了，想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先做一个演播室话题节目，但联系一圈，所有相关部门都一口回绝，甚至说正面报道也不来。看来，这潭水确实不浅。
我几乎绝望了。
这时，《焦点访谈》记者一组一位叫姜枚的年轻女记者救了我。
那时，她到《焦点访谈》没多久，也没播出过几个节目。她时常到我这个组里来同我“叨咕叨咕”选题，但基本上都被我“毙了”。这天她又带着五六封观众来信同我“切磋”，头三封信的内容我忘了，肯定没什么意思，但第四封信把我惊喜坏了，就差叫她姑奶奶了，我失态地一把将信抢了过来。
这是一封反映粮食系统内部问题的来信。因为姜枚不久前刚刚播出过一个节目，节目上有她的名字，所以来信是直接寄她本人的。
来信反映的是安徽省肥东县粮食局长叶宗炯利用职权，违法将国家储备粮库的180多万公斤粮食以陈次粮的名义，按3毛9分钱一斤的低价卖给肥东县金古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再以7毛多钱的高价倒卖到贵州，为了弥补国家储备库的缺损，粮食局又从市场上高价收购粮食充库，而粮库低价出高价进造成的近50万元亏损，由国家挂帐解决。粮食局之所以要做这种亏本买卖，是因为叶宗炯与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亲戚。
来信是匿名举报，但谈的问题却是有根有据，涉及的单位和人员也都有名有姓。看得出，这是一个非常熟悉幕后交易的知情者的举报。
我感觉这是一条大鱼。但老实说，我对姜枚操作这个节目有些不放心，她是个新记者，经验不足，我害怕她把这来之不易的宝贵选题给“弄瞎”了。
这是一个比较难做的选题：内容比较专业，外行人不容易搞懂；题材涉及的政策性又很强，不弄清无法下手；而且，节目基本没有可供展开的情节，过程性的内容很少。这种没有故事性的节目，非常考验记者采访的功底和调查的经验。我开始设想用隐蔽拍摄的方法来取证，但当时天气已近初夏，那时用的隐性采访设备还很落后，没有厚重衣物的遮蔽很容易被发现，而且这个题材涉及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