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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长郑东强。
郑局长是一个老干探，刑侦出身，在警察圈里有相当的影响，口碑也很好。我跟他的交往源于1999年3月份去厦门的一次采访，那次的采访对象是一个涉嫌走私犯罪的团伙。
1999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了一封观众来信，写信人是杨浦海关的一位关长秘书。“《焦点访谈》编辑同志，现将我关领导收到的‘内部商情’寄上。看后颇感里边大有文章，首先，寄信人在信中既不署单位名称，也不署单位地址，从查找区号才得知，是福建厦门、泉州一带。第二，信中自称长期与台湾进行贸易合作，采用多种渠道进口分类商品，所提到的轿车、摩托车、彩电、音响、空调、手机、都属于许可证管理，国家限制进口重点敏感产品等等。第三，报价上，能够看出这个价格之低令人不可思议。其中轿车系列（翻新）是国家禁止进口的，其它各种型号轿车从我们开关掌握的最低估价，所列价格也不足最低档案价，更不用说法定关税了。”写信人认为这一线索可能涉及重大走私犯罪，于是把这封信就寄给了《焦点访谈》，寄到了我的手上。
拿到这封信，我立即找到了海关总署新成立的走私犯罪侦查局。那个时候这个局刚刚挂牌，没有精力抽出人力来陪同我们前往厦门进行采访，于是安排了厦门走私犯罪侦查的分局的同志配合我们。
带着线索我们到了厦门。一到厦门，我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在我看来，但凡比较大的走私团伙，都是和当地海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招不慎就会打草惊蛇。这个时候有一位朋友把抓，我跟你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郑东强，是厦门市公安局的副局长，抓刑侦很有经验。以前在海关的走私犯罪侦查局没有成立的时候，他主要抓打击走私这方面的工作。我就找到了郑东强局长。郑局长当时也很犹豫，他说新的专门机构已经成立了，打私不归地方公安管了。我们来插手这个事情，恐怕多有不妥。我觉得也有道理。
此时，涉嫌买卖私货的人，不断跟我联系。如果我要再耽搁下去，会失去最佳的采访时机，公安人员也会失去打击走私的最佳时机。在这个情况下，我就通过其它渠道找到了当时福建省省委的一个领导，我请他帮助，这个省委领导很快回复说，请当地缉私的地方公安协同你们，配合采访，同时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在这个前提下，我和郑局又一次亲密接触。
对方电话打过去，我自称是一家贸易公司的业务经理，准备给他做一笔生意。我就问他这个单上的有关供货的情况，他说我们这个都是秘密的，需要面谈才行。当时我在厦门，为麻痹对方，我自称是在南京，后来对方电话里说那好，我们知道这个4月1号有一个航班，有飞机从南京到厦门，你坐这个航班来。
郑东强局长和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另外一个副局长两个人商量定了以后说，我们给你们安排随着那个航班的旅客，一块从出港的方向出来，这样卖货人就不会怀疑你们了。于是我就和我的搭档白河山，提前通过另一个通道，到了机场里边，等这个飞机落到厦门机场，然后从里边出来。果然见有人举着牌子，在接我们。因为厦门是一个岛，如果说走私团伙把我们往岛内接还好办，比较容易掌握和控制，如果他往岛外走，情况就可能比较复杂，不好控制。一旦走到厦门控制的区域之外，那还有一个跟别的警方联手的问题，我们的安全怎么来保障，这也是一个问题。郑东强局长果断决定，不论岛内还是岛外，他们都负责到底。警方将我们必由之路设了几个点，来策应和埋伏。
我们住到走私团伙的人安排的宾馆，固定房间，是312。由于警方部署得比较及时，我们车的后面有民警的车跟着。刚一到312房间，没几分钟，警方就把312房间对面和左右的房间全面控制起来。后来我知道有几十个民警就分别在这几个房间里，一面观察对方的动向，同时也在保护我们的安全。
记者乔装采访，有一个尺度需要把握，你在拿到事实的同时是不是在引诱犯罪？比如说别人卖一部手机，你说光要这部手机不行，你给我搞部奔驰。别人说没有，你说看你报价是30万，我给你60万。可能在这个利益驱动下，他就为你搞到了奔驰，其结果是使犯罪情节变得严重了。我是法学硕士，我当然要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带着疑问请示制片人梁建增。他也认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绕过，也必须解决好，让我马上请教中央电视台律师石村。与此同时，我跟郑东强局长他们一起制定了一个方案，既能够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同时又最大程度保护我们安全，还能够不违法。方案确定以后，我觉得冒点险就比较值得了。
结果按照约定，第二天上午，对方电话果然来了，说由原来的在我们房间里见面，现在改成一个茶楼。随后出租车把我们拉到了一个名叫圣淘沙的茶楼。茶楼的一个房间里坐着四个人，房间是长方形的，最靠外面的这面是一个门。对方四个人坐在两侧，把我们迎进门后，正对面的位子留给了我们两个。这个空间是非常不利于我们的。就开始谈生意，我首先提出来要看货。对方就说咱们刚接触，我们这都是走私来的，没有货可看，咱们先谈价格。然后这伙人一定要让我们出示身份证。史料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只好把身份证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样我和白河山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等等，也都被对方一一记录在案。
回到酒店之后，郑局当时认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团伙，而且有台湾人，又不肯轻易地出手，说明他们对我们还有防范心理。那么需要进一步去攻克。他迅速部署了一些特警加强了对我们的保护。同时在会上决定，让我们继续扮演买货人，然后警察在旁边选择恰当的机会来打掉这个团伙。这说明记者的每一步都是在警察的许可、同意下进行的，协助警方破案的同时，我们也完成了自己 的采访。
在焦急中等到第四天，电话响了，是飞机场接我们的那个人的电话。他说下午三点在浪淘沙茶馆再见面。接近3点钟，我电话又响了。对方说接头地点我们临时改变了，你们就在圣淘沙茶馆门口等吧。然后我和白河山又在那儿等，等了一会儿出租车开过来，我说去哪儿？司机说几分钟就到，也不告诉我去哪儿。七拐八拐，到了另外一个茶楼。下车的时候，我用余光一看，发现郑局派来的民警们，也跟着我们一块到了那个茶楼。
这里要交代一个小插曲。在北京出发之前，我们考虑到对方会核实我们的身份，上面写北京某某贸易公司。名片上留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是《焦点访谈》办公室的一个分机电话。我和白河山，还有康锐三个记者到厦门采访的时候，办公室里这个电话旁边一张大纸写着这样的一些字：“注意，此电话危险，除了杨红之外，别人不要乱接。”特别醒目。就是怕对方打电话过来审核我们身份。后来得知，走私分子和我们见了第一面之后，果然有电话打到这个分机上了。根据原来的设定，是我的同事杨红接的，杨红天衣无缝地把这个事情给平复了，说确实是我们公司，我们这儿一个经理，确实在南京出差。这样我的说法和北京这边的说法一印证，对方就进一步相信了我们。
再说茶楼里。我和白河山在屋里边与这个走私团伙谈生意，外面另一位摄像康锐跟着民警等待时机，准备抓捕。后来我这个节目是平行剪辑的，所以剪得跟警匪片似的非常好看。对方就提出来收定金，他说也不用多，两万五就够了。
我说两万五也可以，就把钱拿出来了。我跟郑局有个约定，我说几句话，警察就破门而入。我说：“你看协议咱们也定了，这个定金我也交给你了，如果按我们约定的时间货没有到，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但原来的约定是说：“你们如果不把货运到我们那儿，我就报警了。”可能是因为我的话与原来的约定有出入，外面的民警就觉得举棋不定。过了大概几秒钟，十几秒。一点动静没有。我想可能稍有出入也不行。赶紧按照原来约定的方案又说了一遍。话音未落，门哐的一声被撞开，黑洞洞的枪口伸了过来，就把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控制住，很快就分开，把剩下四个人带走。
后来，郑局拍着我的肩膀说，显然不够老练，怎么能不按照约定的来，关键性的话不能有错。万一出击不够及时的话，可能会产生别的后果。我当然觉得没那么严重。但是事后一想，公安工作的确不能马虎，特别是在这种比较紧急的时候。我才亲身体会到公安工作的危险和不易。
后来经过一番侦查，这个走私团伙其实是一个诈骗团伙。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在福建的安西、泉州、厦门一带利用手机中奖之类的谎言诈骗大量定金，已经用这种手法，诈骗了十几万元钱。
我也很感谢厦门警方对我们的积极配合，对采访的支持。后来郑局长送我们到厦门机场，就在我准备和郑局长告别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对方打了一个电话，恶狠狠地说：“我知道你们来了两个人，一个姓再，另外一个姓白。你让我的兄弟有去无回，我也让你有来无回。”在电话里我就跟对方说，我在厦门机场，你们来吧。我把电话就挂掉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当笑话一样跟郑局长谈了，郑局长笑了笑说，这些人气急败坏。没曾想为了慎重起见，他马上叫民警护送我们一直到飞机上，到了北京以后，他们又跟北京警方联手，要保护我们从机场到电视台，怕万一中间有什么麻烦。厦门一行，不仅完成了一个节目的采访，同时也交了一批作警察的朋友。
非常值得一说的是，1999年年底，厦门远华案被揭露出来了，郑东强作为在风口浪尖的公安局长，在那么敏感的位置，没有被牵扯到这个大案之中，足以证明这样一位公安局长的自身素质。前不久，在北京见面的时候，我还提到了当时的情形。他笑了笑说；“只要我们好好把握，就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更何况我是个老警察。”
第三部分 往事如歌——访谈路上的剪影魏驱虎：遭遇“老大”
在浙江台州，我发现本组新摄爷王天琥有特工天赋，如早生60年，不是中共特科也是中统、军统。
先交代一下背景：1998年3月初，我与天琥赴浙江了解科级干部潘祖言为恶一方后又异地为官的事件。此人人称社会上的老大，与黑帮关系密切，曾多次动用流氓威胁，殴打举报其经济问题的群众，并屡次对记者施以盯梢的手段。
第一天费尽周折与举报群众接上头，白天将情况摸个大半，晚上又约好三名关键人物来宾馆采访，时间定在8时整。
7时30分，我自己先走出快餐店，天琥同志因牙疾未愈不得不多嚼一会儿。
7时40分，我回到宾馆，发现房间门口有一黑西装男子在徘徊。我与其错肩而过，入室后刚要打开电视观摩同仁作品，门铃骤起。开门后，见三男子立于门前，一前两后，后者其一为刚才所见“哨兵”。前面那位开口道：“我是潘祖言。”
此前已闻潘祖言行为多诈，估计此时他身上录音机已在运转（事后知果真），因此口头上既要不显慌乱，又不能露任何马脚。但看看潘老大身后两位一色黑西装的壮汉，忽地想起了上来时瞥见一楼大厅还聚着这么类似的一堆人呢！低头瞟眼手表，已是7时45分，三名群众随时可能出现在大开的房间门口。不！他们不会出现的，在一楼就会被……
潘祖言还在一边表白自己一边自我发问，试图录下一两句可做把柄的话。听他表达，思索答问和问话，随时检讨有无失语，用余光盯住两名并不安分的壮汉，在这一切的同时，我想了几个方案：赶他们走，不妥；自己出去到门口等，屋里没人不行；装作漫不经心，打天琥手机——不通；再打群众的手机，没开！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从7时40分起，我度过了地狱般的一刻钟。
7时55分，我快要绝望了，准备应付最坏的情况……
突然，电话铃响，我在6只眼、6只耳的监视下拿起听筒，王天琥天使般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虎子，我在楼下，我就不上来了。”
一阵狂喜心头起。但我只能面无表情地哼哼哈哈。天琥又压低声音说：“我在楼下挡他们，你明白了吧？！”“好，好。”放下话筒，我终于可以一心一意面对潘老大了。
据天琥事后讲，他进宾馆就看见了那几名黑西装男士，其中一人背对大门在和总台的小姐说话。见天琥进门，小姐冲“黑西装”微扬下巴，那人转身看了天琥一眼。一叶知秋，天琥同志经进一步观察，发现了“埋伏”，并断定屋中有人，在洞悉形势的基础上迅速做出了在楼下挡群众的决定。而3名群众凭和潘多年的斗争经验，发觉有诈，根本就没进宾馆。
虽是有惊无险，但小王的对敌斗争天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相形之下，我考虑不捉，对这一“危机”是自作自受，险些让潘老大一展雄风。
第四部分 心海偶得——心灵深处的感悟敬一丹：我们需要狂欢
咱们平常好像没什么狂欢的理由。
更缺少狂欢的机会。
但，不是不需要狂欢。
在节目里，特别是在《焦点访谈》里，连笑的机会都不多。在镜头外面，笑了笑，很正常的那种笑，人家却诧异：你还会笑啊？ 我猜想，咱评论部还有一些面孔也会让人有这样的不会笑的印象，比如，范本吉、再军、方宏进，还有刘涛、老曲，就算是漂漂亮亮的小伙子、小姑娘，也难得一笑，你看过毛初明、黄洁、喻晓轩、萧津在镜头前笑吗？
这样的职业，就尤其需要找乐儿，要不然，就可能让人内心受伤，就可能郁闷死，沉重死，就需要找心理医生，就可能殃及家人生活，就可能失去持久的战斗力。
年会，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吧？
我加盟评论部后，第一次参加年会曾大感意外。当时，多半都是生面孔，那穿着雪白纱裙跳天鹅湖“四小天鹅”的四条汉子，其中一个有点儿眼熟，那不是在屏幕上经常看到的陈耀文吗？他是评论部早期杀手之一，听说，还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会这手啊！那一只天鹅，黝黑健硕的，依稀记得那模样，是黑子吧？那次年会上的节目倒没什么传世之作，但那气氛！任何一个新来的，都会被年会的气氛吸引。我一下子就喜欢这个集体了，真好哇，与这些有趣、有识、有胆的人共事。记得孙玉胜在年会上诚恳致辞：“今天恰好是情人节，让我们大家互为情人。”接下来，是一片欢呼，或者叫，狂呼乱叫。看来，这位评论部第一代领导人，说出了同志们的心里话。
后来的年会，就成了大家的一个盼头。一年365天，就这天可以完全放松，开怀大笑，我们自娱自乐，不在乎什么喝彩或喝倒彩。没大没小没正经，荒诞。撒欢儿，洒狗血。年会好象最能激发出大家的聪明劲儿，创造力，友爱，热情，团队意识，荣誉感……平常报选题还要费一点脑筋，可年会的创造灵感如泉涌一般！年会的舞台上，群星闪耀，杨继红是他（她）们的优秀代表！最佳表演、最佳创意、最佳策划、丰功伟绩永存史册！我们的年会产生了多少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和深远历史影响的杰作啊！不管是横向看神州大地，还是纵向看五千年风云，有哪一个小小的处级单位的内部联欢会能有这样的反响！如果检验一个人是真假评论部人，可以跟他谈年会，看他眼神里有没有那份默契，那份会意。年会的典故，几乎可以当成评论部的接头暗号了。如果要研究这个团队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年会及其现象，及其根源，及其影响，及其其他。
年会，浓缩了我们一年的欢乐，如果说，我们一年总在皱眉头，这一天可以眉开眼笑；如果说，我们一年都拘束着，这一天可以放纵；如果说，我们一年都彼此陌生，在一天可以熟悉。
有了年会，我们就理解了西班牙人为什么会有一个西红柿节，中国的小青年为什么借着每一个洋节找乐儿——人们需要狂欢。
咱们该庆幸啊，咱们有年会，这就是咱们自己的狂欢节。
第四部分 心海偶得——心灵深处的感悟水均益：付出了就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