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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５月底，日本驻内蒙阿巴嘎旗特务机关特务大月桂、大井久、山本信亲等四人以“旅行”为名，潜入察哈尔省境内偷绘地图。６月６日，该四人由多伦去张家口途中行抵张北县（今属河北省）城时，因没有察哈尔省政府签发的护照，被当地驻军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扣留。宋哲元接报后，担心由此引起纠纷，立即电复准其“旅行”。该四人返张家口后，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即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于６月１０日派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等出面，向察哈尔省政府和二十九军表示抗议，提出由二十九军军长道歉、惩办一三二师参谋长和军法处长等蛮横要求，同时还调动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派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蓄意扩大事态。宋哲元乃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方交涉。１２日，秦德纯由张家口赴北平，向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报告张北事件经过，并请示处理办法。何应钦指示全部接受日方要求，斟酌情势处理。１３日，何应钦返回南京，商讨对策。１４日，秦德纯由北平赴天津与日方开始会晤。初次商谈无结果。
６月１４日晚，日方关东军代表土肥原、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商议决定就张北事件的“交涉”方针问题，听取关东军的指示。
１７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在听取汇报后，立即召集重要将领会议，确定的“交涉”方针是：“绝对不准宋哲元今后在察哈尔省内有不法行为。”强行要求：“１将驻于塘沽停战线协定延长以东地区及北长城线北侧地区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撤退地区不准中国军队再进入。２一切排日机构（东北宪兵、蓝衣社、国民党党部等），全部解散。３宋哲元道歉及处罚负责人，应立即实行。４以上第一、二两项，从提出要求之日起在两周内实行完毕。”会议决定由土肥原与松井及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协力解决。松井等“携有关东军对察事之意见”，于１８日返回天津。
何应钦１５日回到南京后，为适应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即向南京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建议：“宋在察省不断与日人发生摩擦，迟早终须易人，与其待日人提出而被动地撤换，不如由我主动撤换为宜。”南京政府接受了何应钦的建议，在秦德纯与日方尚未正式谈判之前，即６月１９日发出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为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的命令。日方对此甚为“满意”，土肥原表示愿与秦德纯谈判，并于２０日晚到达北平。
根据日方要求，正式谈判在北平举行。２３日晚，中日双方代表在府右街秦德纯住宅正式举行第一次谈判。双方参加人员：中国方面为秦德纯、萧振瀛、程克、陈觉生与陈允荣五人；日本方面为土肥原、松井、酒井三人。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如下：
一、将宋哲元军大致撤退至停战协定线（昌平至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以西。
二、将宪兵队、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撤出察哈尔省，禁止排日行为。
三、以上一、二两点，于两周内实行完毕。
四、关于张北事件要道歉，对直接负责人要处罚。
第一次谈判后，秦德纯等把日本方面的要求报送国民党政府。２４日夜，南京“复训到平”，令察省当局与日方会商“就地解决”。北平国民党当局根据南京训令，于２５日晚９时在居仁堂召开临时会议，提出对日方各项要求的对策。会后，秦德纯、萧振瀛二人立即赴扶桑馆与土肥原再次谈判。因未完全满足日方要求，谈判仍无结果。秦德纯一面急电南京政府请示办法，一面于２６日晨派陈觉生访晤土肥原。土肥原以当晚离平返长春相要挟，提出尽可能于２６日达成协议。经陈觉生一再解释磋商，土肥原始表示“暂不离平”。当日深夜，秦德纯接到南京政府最后训令，经过会商，答复日方，其内容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据当时日驻使馆参事官若杉给广田外相的报告中称，中方答应的内容是：
一、关于张北事件，表示遗憾之意，将负责人免职。
二、将被认为对于日中国交发生不良影响的机关，从察哈尔省撤退。
三、尊重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正当行为。
四、将宋哲元军从昌平、延庆、大林堡至长城一线以东地区，及从独石口北面沿长城经张家口北面至张北县南面一线以北地区撤退。撤退后的治安，由保安队负责。
五、以上撤退，自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周内撤退交接完毕。
２７日上午１０时，中国方面秦德纯、陈觉生、雷寿荣三人，日本方面土肥原、高桥二人，在日使馆武官室以换文方式达成协定，此即《秦土协定》。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5）
《秦土协定》具体内容，中日两国政府当时均未公布。协定签字后，秦德纯曾发表书面谈话说：“关于张北事件，关东军坚持就地解决之旨。余奉中央电令，秉承军分区，进行交涉……最后决定（一）处罚事件责任者，撤换一三二师参谋长、军法处长。（二）互相谅解，以后不发生此项误会。交涉至此，圆满解决，其中经过，随时请示中央完全依照中央回训办理，余惟尽地方当局本分内所应尽之责任而已。”
对丧权辱国的重要内容，秦德纯未敢公之于众。土肥原对协定内容，当时亦取回避态度。
他在协定签字后接见中日新闻记者时说：“察事至今已圆满解决……至交涉内容，余个人无表自由，恕难奉告。”据日方现已公开的材料，《秦土协定》内容如下：
一、从日中亲善的角度，为了将来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合法行动不受阻挠，向察哈尔当局提出以下要求：
要求事项：
（一）撤退地区：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
（二）解散排日机构。
（三）［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四）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二、此外，作为要求事项的解释：
（一）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内蒙人的压迫。
（二）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三）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四）［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五）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台的设置等）。
（六）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
张北事件以《秦土协定》的签署而告结束。该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它与《何梅协定》一起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对华北的侵略扫清了道路。
４ “华北自治运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
日本侵略者通过《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取得了对冀察两省的控制权后，就进一步策划冀、察、晋、绥、鲁“华北五省自治运动”。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４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谈话，提出日军对华北的三点态度：“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为此，必须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１０月４日，日本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据此，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的军官和特务四处活动，策动阎锡山、韩复榘等华北各省当权者“组成联合自治体”，关东军则陈兵山海关作“强有力的支援”。
日本策动的首要目标，就是当时在平津具有一定实力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第二十九军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原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蒋介石收编，该军战斗力较强，在长城抗战中曾予日军以重创。其后，宋哲元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第二十九军才有了一块地盘。但１９３５年张北事件时，南京政府免去了宋哲元的察哈尔省主席兼职，遗缺由民政厅长秦德纯暂代，同时准备将二十九军调离华北。宋哲元对此颇为不满。
《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签订后，南京政府在冀察的中央军黄杰部第二师、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及国民党省市党部、宪兵、蓝衣社等均先后由平津撤出，滞留华北的第二十九军遂成为守卫冀察及平津地区的主要武装力量。
宋哲元等本想依托华北，保存和扩大实力，如被调离，其势力定将遭到削弱。
于是，宋哲元的左右萧振瀛、秦德纯等为争取二十九军留驻华北而积极奔走。恰在此时，６月２８日凌晨，在日本人的鼓动下，汉奸白坚武率武装暴徒百余人占据丰台火车站，会合驻丰台的铁甲车队第六中队长段春泽，将铁甲车向北平方向开进，并开炮十余发，企图攻入北平，发动暴乱。北平当局得知丰台方面报告后，一面将城门紧闭，全城戒严；一面派保安队将永定门外东缺口一段铁轨拆除，并进行阻击。白坚武等在阴谋败露、进攻受阻后弃车而逃，暴乱未能得逞。但这一事件使代行何应钦职务的北平军分会委员、办公厅主任鲍文樾极为恐慌。他深感北平兵力单薄，防务空虚，无法应变。萧振瀛乃以北平军分会委员身份借机向鲍提出将二十九军调驻北平以固城防的建议。鲍因别无他策，乃表赞同。闻讯后，宋哲元迅速指挥第二十九军主力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星夜开到北平，驻扎在西直门外与阜成门一带，成为控制北平市的城防部队。这一既成事实，为宋哲元部留驻华北，并使宋哲元成为华北时局中心人物创造了条件。
第二部分：华北事变：日本鲸吞中国的罪恶行径华北事变（6）
为了达到留驻华北的目的，宋哲元等对南京政府和侵略华北的日军两面展开活动。
一方面，萧振瀛以日本侵略军的声势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直接致电蒋介石，申说只因日寇对二十九军有所顾忌，才得以停止内侵，“如将二十九军调走，华北岂不断送”。另一方面，萧振瀛等又通过汉奸陈觉生的关系，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及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接触，谋求妥协。宋哲元本人与亲日派王揖唐、齐燮元等“时相往来”。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华北自治”，建立“特殊化”政权，正需要一个在华北具有实力的人物与之“合作”。萧振瀛乃代宋向日寇表示，愿“蠲弃前嫌，化敌为友”。蒋介石苦于中央军不能在华北立足，既要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又想借二十九军牵制日本对华北的侵略，不得不重新任用宋哲元。８月２８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接着，宋所辖第二十九军正式由察哈尔省移驻平津。宋哲元达到了留在华北、立足华北的目的。
但是，日本容忍宋哲元是有条件的，即是选择他在华北实行“自治”。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见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１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宋哲元在九日内实施这个方案，否则日军将出兵河北、山东。
宋哲元的秘书马云汉曾亲口告诉美国记者斯诺，土肥原一手拿出一千万元钞票，想收买宋哲元宣布脱离南京政府“独立”；一手拿出几份文件，要挟宋哲元说，如果日本坚持，蒋介石就会把他撤换，逼他屈服。
宋哲元被逼无奈，和秦德纯、萧振瀛商量以后，明确拒绝了土肥原的提议，但同时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宋哲元这一通电无异于“自治”宣言，表示了其游离于南京政府的姿态，用以敷衍日本侵略者。
为胁迫宋哲元和南京政府就范，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连串的事件。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２１日，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占领香河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了所谓“自治宣言”。接着，所谓“民众自治请愿团”在天津公开出现。
１０月２９日，日本侵略者以平津地区仍有反日分子活动为借口，向河北省及平津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严加取缔。１１月４日，驻津日军在平汉路沿线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１９日，又将约１个旅团的关东军调集到山海关附近，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２０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会见蒋介石，提出如下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
１１月２５日，在日本特务的策动下，河北省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原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事变时，曾代表上海市长吴铁城和日方谈判）叛国，在通县挂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招牌，并发表“宣言”脱离南京政府。同日，日寇收买的一批汉奸、流氓、吸毒犯以“华北民众自卫团”和“农民自救团”的名义，向河北省政府和天津当局“请愿”，要求“自治”。
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向南京政府提出，南京政府应“发表命令撤销北平委员会分会，并且，希望派遣负有全权和日本方面谈判的高级官员”，要求形成华北政权的“特殊形式”。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下，１１月２６日，南京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一）北平军分会撤销，其职务由军事委员会直接处理；（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冀省府将殷汝耕免职拿办；（五）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六）电令宋主任、商主席（即商震，时为河北省主席）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
但是，南京政府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长官，是与宋哲元控制华北的意图相背离的，同时为迫使南京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直接谈判，使自己免去承担“自治”的历史责任，宋哲元乃辞不就职。２７日、２９日，他两次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冀察绥靖主任之职，并请何应钦尽速来平。由于日寇要宋哲元宣布“自治”，“催促甚紧，三十日为预定之第二次限期”，宋哲元等甚为焦虑。２９日晚，宋哲元与萧振瀛、秦德纯会商，决定再分别致电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宋哲元致电蒋介石，称“忧患所乘，情势危迫。屡经电陈……刻下民情愈益愤昂。城乡市镇，议论纷纭。倡导自治者有之，主张自决者有之。一一遏制，既有所不能，徒欲苦撑，亦绝非空言所能奏效……哲元德薄鲜能，抚驭无方，综衡情势，似非因势利导，别有以慰民望定民心之有效办法。综外患不计，亦内忧堪虞。哲元职司斯土，见闻较详，心谓所危，不敢不告”。１２月１日，天津市长程克、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天津市商会等亦致电南京政府，申诉危局。程克电称：“默察天津附近，危状四伏，一触即发。克……苦无抚驭之策。窃观大势所趋，恐非俯顺舆情无以挽狂澜于既倒。”秦德纯电称：“国家多事，北方尤急，困厄情形，屡经电陈。自战区突变……民心动摇，自治自决，议论纷起，空言苦撑，难挽危局……切盼中央早定大计，因势利导，以奠北方。”在上述几个“不胜惶悚待命之至”的电促下，南京政府除令何应钦立即北上，对华北问题“相机处理”外，并派闽省主席陈仪、赣省主席熊式辉北上“辅佐何氏一切”。陈仪北上后，专程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和土肥原、高桥等协商，乞商解决华北问题的意见。３日下午，何应钦抵达北平。当晚，宋哲元在与秦德纯、萧振瀛将华北情势向何应钦详细报告后，表示：“（一）不屈从他人，（二）绝对听命中央，（三）对外无丝毫秘密协定。”随后，宋哲元赴北平西山休息，拒不出面。何应钦无奈，乃派熊式辉、陈仪与萧振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