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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向上海市委提出了八项要求，中心意思是要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荻秋同志到会，签字同意了“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这一行动激怒了“工总司”。王洪文当时是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加上背后有“太上皇”和中央文革撑腰，岂能容忍上海地盘上另有一支队伍与他抗衡？
“工总司”以八条中有要求市委制止“工总司”打、砸、抢行为的条文为由，于12月25日召开大会，胁迫曹荻秋宣布八条作废。荻秋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最后被迫违心地宣布八条作废。
“赤卫队”自然又不服气了，不满意了！
那时候我还在西郊养病。荻秋同志可苦了，他就像被人架到一条钢丝上，被两边拉来打去，一点点倾斜都不能有，一步走不好，就要跌下去，摔个粉身碎骨。
12月28日下午，大批“赤卫队”队员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到了晚上，便聚了一万多人，小小的康平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赤卫队”高呼“打倒曹老头”，要求重新承认八条。
那时候，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但我们明白“赤卫队”喊“打倒曹老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打倒“曹老头”，而是要保“曹老头”，保上海市委，防止“工总司”夺上海市委的大权。他们喊“打倒曹老头”是一种斗争策略，以免被对方说成是“保皇派”。
对于这一点，张春桥他们也看得非常清楚。因此，他牢牢地把握住“工总司”作为他们反党夺权的政治基础，而对“赤卫队”则必欲置之死地。
张春桥和“工总司”王洪文等人的眼光，都牢牢地盯准了一个“权”字，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都是为了夺上海市委的大权。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取得了一致。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尽管我一直在养病，张春桥却始终没有放过我。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2）
12月23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上海“工总司”代表时，对他们又进行了一番“点拨”：“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很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对他讲了，要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文元当你的参谋、顾问’，但是他根本不听江青、中央文革的话，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问题：‘究竟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
“我要告诉大家，我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定局，‘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当心陈丕显摘桃子！”
张春桥的话讲得明明白白，上海市委的权是早晚要夺的，而且夺权的人，只能是他和王洪文把持的“工总司”。这在张春桥随后给王洪文的长途电话中更暴露得一清二楚。张春桥从北京给王洪文的电话中说：“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阴阳怪气的张春桥从来说话都是说半句留半句，但王洪文却心领神会：一定要把“工人赤卫队”吃掉，否则就后患无穷。
王洪文得令后，像只鼓足了气的蛤蟆，立即蹦跳起来。他先后纠集了造反队员十几万人，把小小的康平路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起来。这时，康平路市委机关内的“赤卫队”员只有不到两万人，眼看一场大规模的冲突迫在眉睫。
在这个关键时刻，荻秋同志赶到市委机关，同“赤卫队”进行了耐心的谈判，做了许多解释教育工作，并同意了“赤卫队”的合理要求。29日下午，“赤卫队”准备撤出康平路。
如果这时“工总司”也顺势撤退的话，这场风波就可以平息了。
但是错了，事实证明善良的人们总是一错再错。
眼看打、砸、抢没了对手，挑动武斗、摧毁“赤卫队”的一切阴谋将破产，坐阵北京幕后指挥的张春桥急忙打电话给他的老婆李文静说：“‘赤卫队’要夺取胜利果实，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你能不能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对于‘赤卫队’，要加强政治攻势，要瓦解他们！”他又说：“现在上海的桃子熟了，这个桃子不能让陈丕显摘去！”
张春桥一口一个“胜利果实”、“桃子熟了”，夺权之情何等急切！
张的老婆李文静立刻把张春桥的电话指示传达给了徐景贤。29日晚，“工总司”二兵团司令耿金章和徐景贤、王承龙以及聂元梓的代表孙蓬等人召开会议，成立了武斗的“前线指挥部”，策划对“赤卫队”实施镇压。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3）
他们捏造了“‘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大方向错了”的谣言，蒙骗社会和广大群众，决定于12月30日凌晨向“赤卫队”发动总攻。
“赤卫队”是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吗？根本不是。“赤卫队”请愿的队员们在康平路机关内的一天多时间里秩序井然，没有带一木一石，分别在礼堂和办公楼的空房间内休息，等待接见，凡贴有“机要重地”的房间没有一个进入，连吃饭喝水都是本单位自己派人送来，自己解决。这和“工总司”动辄要市委、市人委送吃送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说进入张、柯的家倒是有过，而事实是怎样的呢？张春桥老婆李文静自己说：“有几个赤卫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后来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和楼梯口站着或坐着，以后也没有再来。”柯庆施老婆于文兰说：“有人敲门进屋，但进屋一看到柯老的遗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曾写了一张名为《造谣派破产》的辟谣传单，上面写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张维维的真话戳穿了王洪文等一伙人的谣言，因而被他们斥为“铁杆保皇分子”，“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
谣言既出，“工总司”便理直气壮地大打出手了。十几万造反队员手持棍棒团团包围住不到两万名赤手空拳的赤卫队员，把他们从康平路驱赶出去，许多赤卫队员被打得鲜血淋漓。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据不完全统计，被打伤送华东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的伤员就有一百多人，可以想见，未送医院的轻伤员就更多了。
“赤卫队”被迫撤离康平路后，这场迫害并没有结束。12月31日，“工总司”又发出了《紧急通告》，将“赤卫队”市、区县局两级组织中二百四十多人抓捕拘留审查。
“赤卫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
“康平路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也是全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经过这一次事件，上海市委被彻底冲垮了。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4）
“康平路事件”刚过，张春桥在对山西太原的造反派代表讲话时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以后，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在那段时间里，上海风暴一阵接一阵，事件一个连着一个，扑朔迷离，惊心动魄。实际上根子都是一条，有一条又黑又粗的根子紧紧地联着两头，一头是前台表演的“工总司”头头王洪文，一头是幕后指挥的张春桥、姚文元。一边是野心家，一边是阴谋家，互相需要，互相依存，他们狼狈为奸，互相利用。可以说，这伙野心家、阴谋家的一生，在“文革”中达到了“辉煌”的顶点；而代表一级党和国家行政组织的权力机构——上海市委、市人委却处处被动，处处挨打。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文革”的对象是什么，“文革”的骨干是什么，“文革”所依靠的基础又是什么。即使发动“文革”的领导有一百种良好愿望和理由，实际上都是这样一种结果！“文革”的性质是什么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张春桥的预言没有错，在连续经过了“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之后，在一个比一个沉重的打击面前，上海市委终于彻底瘫痪了。
“康平路事件”过去仅仅6天，上海市委就在震撼全国的所谓“一月革命”风暴中被夺了权。
周总理来电，临危受命；
“一月风暴”袭来1967年来到了。
新的一年，没有带给人们任何欢乐和希望。人们的心情就像上海冬天阴冷潮湿的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每一天都生活在一种焦虑和紧张中。
上海的局势越来越坏。
“康平路事件”之后，被镇压下去的80万赤卫队员并没有服气。部分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准备到北京去控告王洪文、张春桥镇压赤卫队的暴行。“工总司”闻讯后，立即派出大批人马前去拦截。12月31日下午，两派队员在昆山县桥镇相遇，“工总司”强令赤卫队解散。赤卫队不予理睬，于是“工总司”依仗有后台，蛮不讲理，大打出手，打伤赤卫队员多人，再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工总司”的暴行引起昆山桥镇附近工人、农民的愤慨，他们情不自禁地加入冲突，事态不断扩大，造成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
“昆山事件”很快传到了北京。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并说周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虽然我还在病休中，但一听说是中央的决定，周总理还要挂电话指示，我就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找制造铁路交通中断事件的人做工作，并通知市委电话总机，有周总理的电话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了解情况，并通知市委机关总机，有周总理的电话直接挂到北站铁路公安局。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多，电话铃声响了。我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总理熟悉的声音：
“丕显同志吗？”
今天是新年元旦，时间已是凌晨3点。此时此刻，又在处理事故的现场，接到总理的电话，我心情无比激动，连忙答道：“我是丕显。”接着，我又关切地问道：“总理，您这么晚还没有休息呀？”
“没法子啊，要处理的事太多了。”总理无可奈何地说，同时他又关心着我的健康：“阿丕，你身体好吗？”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5）
《陈丕显回忆录》修改手迹我回答说：“身体还好，可以坚持工作，有什么任务，总理您就下命令吧！”
总理忧虑地询问了有关“昆山事件”的情况，我在电话里向总理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总理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
总理又说：“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对于总理的指示，我没有任何犹豫。叶群要我“出来”，我可以搪塞；张春桥找我谈话，我可以不理他；江青要我“抓工作”，我可以应付过去；可今天是总理亲自向我交代工作，我能不挺身而出吗？尽管那时我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形势又是那样险恶、复杂，但我知道，我必须站出来了。荻秋同志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总理那时也是处境艰难，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处理，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啊！我应当为敬爱的总理分忧啊。想起这些，我便坚定地对总理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
总理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听着总理这亲切的询问，我心里很激动，真想把几个月来心里的疑惑、苦闷和委屈向总理倾诉，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谈起。我思索了一下，便拣心中感到最困惑的问题向总理诉说：“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越说越激动，一时竟说不下去了。总理听着我的诉说，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
听了总理这极为恳切又有难言之隐的回答，我一时语塞。我不能再给总理增添麻烦了。于是，我换了个话题：“总理，您身体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睡觉太少了！”
最后，我衷心祝愿：“总理，您多保重！”
放下电话，感情的潮水便在胸中澎湃起来，令我久久不能平静。这种感情十分复杂，是忧虑、焦灼、愤慨，还是亢奋、激动，连自己也说不清。我思索一阵之后，立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开会。
我当时并不知道，就在总理向我作指示的同时，一条黑线也在通过一双双黑手传向上海。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6）
凌晨5点多，王洪文、耿金章、徐景贤、朱永嘉以及一些外地红卫兵的代表陆续到齐。我在会上传达了周总理两小时前的电话指示，要求大家一定要遵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教导和总理的指示，不要武斗，不要继续扩大事态，尽快动员铁路员工和沿线群众恢复铁路交通运输。
我话音刚落，徐景贤就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陈丕显！你不要又得意起来了！我们造反派不听你陈丕显的！让你出来不过是给你一个接受考验的机会，问题由我们造反派自己来解决，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我回答：“我现在还是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在执行周总理的指示。”
会场上气氛一下就凝固了。想想看，连总理的话他们都可以不听，我们讲话还有谁听？更何谈市委的权威？
徐景贤之所以能如此嚣张是有背景的。原来就在我接到总理电话后一小时，也就是徐景贤来参加会前一小时，张春桥也给徐景贤打了电话。张春桥在电话里一面向徐交“底”，一面出点子。张告诉徐，周总理已给陈丕显打过电话，要陈丕显出来工作，解决铁路中断的问题。“你们不要让陈丕显抓到旗子，要让‘造反派’抓。”又说：“现在曹荻秋出不来了，现在要陈丕显出来。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的，但现在不要急，等以后算。”
王洪文参加了1日凌晨的会，可在会上一声不吭，可能没有接到张春桥的旨意。会后他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于是在1月2日叫了陈阿大、廖祖康等坐飞机到北京，由聂元梓接待，负责联系。3日晚，他们在《解放军报》社二楼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
张春桥：“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
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
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我抱病出来主持工作，是敬爱的周总理的召唤，我对总理是崇敬不已的。总理发话要我站出来，我是二话没说的。我决心尽一切努力把工作做好，把上海的局势稳定住。同时，我又深知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形势下，不要说任何一个疏忽，甚至任何一个正常动作，都有可能被人肆意歪曲，然后借机整你个粉身碎骨，而且有可能让总理受牵连。用这样一句成语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是再恰当不过了，那就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7）
就在这一天，即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