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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车上，“游”过这一条条熟悉的街道，我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悲怆：土地革命时，我们打土豪分田地，让顽固地主游过街；进城后，我们搞“三反”、“五反”，让反革命分子、不法资本家游过街。没想到今天我竟成了游街的对象！转而想到全国到处都是这样，“走资派”莫不如此时，自己又有了点阿Q的味道：在卡车上游街有一点好，就是打不着也挤不着。我昨天晚上的许多担心，倒成了多余的了。
后来听说，两天后游斗荻秋同志时竟用了修理无轨电车电线的专用车，强令荻秋同志跪在高高的车顶上，且不要说危险，就是这种充满人身侮辱的做法也是令人发指的！
从这次游街之后，我便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告别了工作，告别了家人，带着鼻咽肿瘤治疗后的虚弱的病体被张春桥、王洪文等人囚禁起来，开始了整整八年的囚禁生活。
继1月4日、5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之后，上海市逐渐掀起了夺权狂潮。从1月11日至14日的三天内，有49个市级、区县局级单位被夺权，其中有本单位造反派夺的，也有本单位联合外单位造反派夺的。在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策划、指挥下，一时间上海各造反组织纷纷粉墨登场，争夺权力，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夺权闹剧。
1月12日，“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联络总站”宣布成立之后，由于各造反派你争我夺，使“联络总站”一直“联络”不起来。1月15日，耿金章的“二兵团”联合“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即“上三司”等11个造反组织，约二三百人，于凌晨3时半冲进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了上海市委的大印，宣告“夺权成功”。这打乱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联络总站”夺上海市委权力的计划。张、姚、王非常吃惊又非常恼火，立即研究对策，并由张春桥直接出面对耿金章软硬兼施，迫使耿金章退出夺权。
与此同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了夺权的步伐。张春桥与姚文元商量，想出了一个新点子：不用“联络总站”的名字，而用“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立即打电话请示陈伯达，陈伯达认为“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字有新意。有了陈伯达的支持，张、姚更起劲、更有胆了。他们又马上部署，从拼凑夺权班子到舆论宣传，诸如“夺权宣言”和“通令”、张贴标语以及新闻报道，都作了充分准备。他们计划1月24日召开夺权会议，25日开庆祝大会。
暴风骤雨康平路事件（19）
可是张、姚、王的如意算盘一再被“二兵团”、“红革会”、“上三司”等造反组织的夺权行动所打乱，“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迟迟无法举行。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方面密谋策划，采取笼络、离间、分化和镇压等多种措施打击、排斥异己势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向中央文革的江青、陈伯达寻求支持。
1月31日，《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无产阶级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中央报刊第一次让“一月革命”见诸报端，显然是中央文革组长、《红旗》杂志主编陈伯达对张春桥的支持和鼓励。因为“一月革命”的“发明权”属于张春桥。在此之前，他曾大言不惭地说过：“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
经过紧张的密谋策划，2月5日，《文汇报》破例在头版以醒目标题发表长篇新闻《上海人民公社今天宣告诞生》。新闻一开头就龇牙咧嘴大吹大擂地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巴黎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今天宣告诞生了。从此，上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上海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真正回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上海人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真正成了自己土地的主人……”
当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组织上百万人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俨然以人民公社领导者的身份登上主席台，成为公社的“常委”，在会上发表演说、讲话。王洪文踌躇满志地宣布“上海公社”的“宣言”和“通令”，“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于是，这个“文革”的怪胎便宣告出世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梦寐以求的夺权愿望似乎就这样实现了。
1967年2月5日，张春桥一伙组织上百万人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可是，毛主席不让《人民日报》转载这条新闻，并严厉批评了张春桥的自作主张。〖〗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中说，上海人民公社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热烈支持下诞生的。这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拉大旗做虎皮的阴谋诡计，是用以欺骗广大干部、群众的。其实，毛主席既没有“热烈支持”，也没有同意“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称。2月5日《文汇报》发表新闻之后，按理说《人民日报》应当照例给予转载，以表示中央的支持和肯定。毛主席却不让《人民日报》转载，因为这是涉及国家政权体制的大问题。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张春桥的自中央传达了毛主席关于“革命委员会好”的指示。张春桥不得不作了检讨，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2月24日，百万群众只好又一次集会“庆祝”。
作主张，张春桥不得不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了检讨。为此，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关于夺权斗争宣传报道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委员会好。”通知规定各省不再用“人民公社”这个名称，而应按毛主席的指示，统一为“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只好把“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接着，上海又出现了“文革”中罕见的奇怪现象：2月24日，上海市又一次百万人集会，又一次欢呼、庆祝“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二天，即2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成立大会的消息。报道中专门提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至此，张春桥便成了上海市革委会的太上皇，开始了他对上海广大干部、群众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1）
之一；老帅们大闹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在我被关押一个多月之后的这天，一场酝酿了半年之久的政治风暴在北京中南海突然爆发了。这就是后来被江青、林彪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震撼全国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说起来，触发这次事件的引信之一还是我。
1966年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加紧了向上海市委夺权的步伐，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1967年元旦社论发表之后，夺权的狂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市委、市人委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整个上海的局势也处于动荡不定、岌岌可危的境地。处于这场斗争漩涡中心的我和荻秋同志心急如焚，可又力不从心，难挽狂澜。面对这种从未经历过的危急情况，我和荻秋同志商量，决定向中央汇报，向中央求援。1967年1月3日，我挂通陶铸同志的电话，向他汇报了上海局势紧急的情况，倾诉了内心苦衷，请求中央的支持和帮助。陶铸同志听完之后急切地问我：“你们能坚持一个星期吗？最好能坚持两个星期！”他在电话中对我又加重语气说：“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放下电话，我立即把通话情况向荻秋同志说了，并一起分析了陶铸同志指示的含义和精神。我们都预感到，似乎党中央将有新的决策、新的精神。因为原先中央就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搞三个月，以后又说最多搞半年。按以往搞运动的经验，我们觉得中央可能要结束“文化大革命”了。想到这一点，我们都深受鼓舞。可是从《元旦社论》的精神看，并没有这个迹象。《元旦社论》说“今年的任务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想到这变幻莫测的斗争形势，我们又忧心忡忡；而心里总存在着一种美好的期望，希望中央尽快扭转眼前这种危急形势。我带着病痛坚持着，期待着中央的新精神。
可是，我期待到了什么呢？期待到的是一场震惊，一场更大的灾难！
1月10日，大街小巷的大字报、造反派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令我心惊的“北京来电”：“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铸！”有的大字报还传出了1月9日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说，陶铸问题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他在十一中全会前后，执行的都是刘、邓路线。接见红卫兵，在报纸上、相片里、电视中，刘、邓的镜头都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给管住了。”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2）
听到这个消息，我震惊之极，难道这消息会是真的？根据“文革”以来的经验，这消息大概不会错，因为谁也不敢随便编造毛主席的指示，即使是胆大包天的王洪文也没有这个胆量。何况那时政治风云变幻，康生、江青说打倒谁，谁就立即倒霉。彭德怀、贺龙已被揪、被斗，陈老总也朝不保夕，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在这无法无天的年代里，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即使这样，我仍心存侥幸，希望陶铸同志没有被打倒。我立即吩咐人去打听情况。
不幸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而且后来我还知道了许多更详细的情况：
1966年12月25日，陶铸同志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因为要保护余秋里、谷牧、王任重等同志，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受到了这些人猛烈的围攻。
性格直爽、刚直不阿的陶铸气愤至极。经过一番思考，他去找毛主席，直言不讳，慷慨陈词，要求保护老干部，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处于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还流露出“京官难做”的情绪。
陶铸的真情感动了毛主席。12月29日，毛主席对他说：“过罢新年，你到几个省、市去考察一下，去看看运动情况到底怎么样？还是老问题，‘糟得很还是好得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亲自去看一看。几个省、市委第一书记要保啊，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云南的阎红彦，江苏的江渭清……凡是能保的都要保。要救人于水火呀！你代表中央去，讲话的作用会大些。”毛主席自己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一二十人。
陶铸将毛主席同他谈话的记录整理好后，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又慎重地请示毛主席具体保哪些人，毛主席说，凡是受严重冲击的都可以保。周总理得到了毛主席的指示，于当天下午在中央的会议上正式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说：“毛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
陶铸同志电话里要我“坚持”，原来是这个意思呀！我得知这些情况时，陶铸同志已被打倒，成为“全党全国共诛之”的对象。我了解陶铸同志，我从心底里感激他，感激毛主席。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3）
江青一伙对陶铸同志即将代表党中央外出考察极为恐慌。因为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的目的，就是要把全国搞乱，要打倒老干部，以便乱中夺权。因此，他们千方百计要阻止陶铸外出调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立即回上海，堵住陶铸的去路。老奸巨猾的康生、江青想出了毒计，把陶铸就地打倒，拔除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于是他们便施展恶人先告状、先下手为强的卑劣手段，在毛主席面前告了陶铸刁状，栽赃陷害，使陶铸罹难。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伙害人虫残害了多少忠良！
陶铸想保护一批党的老干部，结果自己却引火烧身先被打倒。自此，康生、江青、张春桥一伙更是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了。全国掀起了揪斗、迫害老干部的一阵阵恶浪，陶铸没有能够出京考察，张春桥、姚文元却飞回到上海来“摘桃子”，掀起了所谓的“一月革命风暴”。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4）
上海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遭殃了。我和曹荻秋以及市委、市人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开始陷入生死关头。
陶铸被打倒之后，周总理的处境更加艰难了。我们敬爱的总理为着党和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安危，以他博大的胸怀、超常的才华，忍辱负重地同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之流展开顽强和巧妙的斗争。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拟出了一份中央局和省市委第一书记的保护名单。陈毅同志也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把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都开列在保护之列。毛主席批准了周总理和陈毅同志所拟的名单。名单中有我、叶飞、江华、江渭清、谭启龙、杨尚奎等人。
1967年1月28日，中央分别派出专机，从福建、江西、浙江、江苏等地把叶飞、张平化、杨尚奎、江华等同志接到北京。叶飞是在当时福州军区副司令皮定均同志的干预、帮助下，从造反派手里接走的。接我的飞机也到达上海机场，由于张春桥暗中搞鬼，王洪文控制的造反派把我和曹荻秋扣住不放，结果没有走成。据当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告诉我儿子小津，飞机在江湾军用机场一直停了好多天，一直在等。张春桥、王洪文明明知道保护的名单里有我，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决定的，可他们就是扣住我不放。事实又一次证明，当和他们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照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
由于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完全落实，引起了尚能讲话的老帅们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不满。在1967年2月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仗义执言，与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一伙进行了严肃的抗争。一时间，怀仁堂里正气压过了邪气，平日里不可一世的康生、张春桥之流，在老帅们猛烈炮火轰击之下，毫无招架之力。
于是这便成为轰动全国的所谓“二月逆流”的引信之一。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原定议题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
开会之前，与会人员陆续进入会场。
暴风骤雨我成了触发“二月逆流”的引信（5）
在怀仁堂门口，谭震林和张春桥从不同方向走向怀仁堂的台阶，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谭震林对张春桥投以鄙视的目光，没有理睬这位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老奸巨猾的张春桥深知这位老上级是个不好惹的人物，原想主动上前打招呼，可看谭震林如此蔑视他，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对谭震林的鄙视迅速作出了反应。此时的张春桥已非昔日可比了，他有靠山，已是冉冉上升、说一不二的人物了。他昂首阔步、目空一切地往前走。突然，性烈如火的谭震林扭过头来，厉声问身旁的张春桥说：“陈丕显为什么没来？”谭老板指的是进京的名单上有我，但我没到北京来。张春桥现在是上海的“太上皇”，所以问他是理所当然的。
谁知张春桥却板着面孔阴阳怪气地说：“他来不了啦！”
“咦，毛主席批准的，而且还专门派了专机去接，怎么来不了了呢？”谭震林看着这位新贵竟敢如此无礼，居然“一阔脸就变”，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张春桥有恃无恐地说：“群众不答应呀！”
谭老板怒吼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呀！如果什么都由群众说了算，还要党的领导吗？”
张春桥反唇相讥说：“党？党组织不管用了。在上海，科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老板听了十分气愤，讥讽地对张春桥说：“噢，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