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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周恩来总理专程到上海为史沫特莱祝寿，罗瑞卿也到上海陪同毛主席会见柬埔寨的朗诺。为维护党性原则和党内团结，我违背了江青的意图。罗瑞卿在中央分管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管警卫工作，彼此工作来往很多，相互很信任。在11月25日见到罗瑞卿时，我告诉了他关于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和毛主席对北京等地不转载的不满以及我的忧虑，并基于对他的信任与他商量说：“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为人，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清晨，我到锦江饭店南楼为总理送行，总理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总理一见到我便热情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说完，他又深情地望着我说：“感谢你，丕显同志！”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觉得自己为维护中央的团结做了一件应当做的事，即使江青怪罪我，我也问心无愧。我想，总理知道了情况，一切都好办了，这样就不会再“顶牛”了。
据罗瑞卿女儿在《非凡的年代》一书中回忆，罗瑞卿得知我告诉他的消息后，专门找了一份姚文元的文章。11月26日下午他见到毛主席时还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找了一份，还没看。”毛主席笑了笑，未说什么。这天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发牢骚：“北京报纸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把这些情况打电话告诉彭真，并对彭真说，他已打电话要《解放军报》转载，他还向彭真同志建议，北京的报纸也应尽快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19天之后，即11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在第二版转载了该文，各自加了“编者按”；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了姚文，也加了“编者按”；12月2日，《光明日报》把《人民日报》连姚文带“编者按”来了个一字不动的大搬家。不同的版面安排和“编者按”反映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态度。《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要求其读者“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北京日报》特别是《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实际上是在周总理和彭真同志参与和修改下写出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
此时，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大姐因事也来到上海。我和曾志大姐很熟悉，1957年在中央高级党校一起学习时，我们都分在研究班第二期。她见我不善针线活，经常一面帮助我，一面笑我手笨，还说：都是过去小谢太好了。我也回敬她说，我就不信老陶会干这些。陶铸同志当时是中南局第一书记，我们相互之间非常信任。曾志大姐这次来沪住在兴国宾馆，她也问起《海瑞罢官》的事，我便把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背景告诉了她，她立即打电话给陶铸。
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市揭发出来的事实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张春桥和邓拓其实是老相识。在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时，任副总编辑的张春桥有一次写了一篇“寻章摘句”学马列的文章被邓拓扣发。为此，张写了一封告状信给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由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真的干涉，张春桥告邓之事未遂，张春桥对此却一直耿耿于怀。早在姚文元文章未发表前，张春桥就说过“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我要不跟邓拓打招呼，否则邓拓就会说我不够朋友了”。张春桥去北京搞“样板戏”时，曾向邓拓透过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风，并故意说成是“学术之争”来迷惑邓拓。姚文发表一个多月之后，即1965年底，彭真到上海时曾“会见”张春桥，了解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张春桥故意掩饰真相，施放烟雾，把此事说成“学术讨论”，还拿出一份“讨论”《海瑞罢官》的计划给彭看，使彭真上当。彭真称赞了这个计划，还说事情搞完了以后，请张春桥到北京吃烤鸭！
溪云初起“上海紧急会议”罗瑞卿蒙冤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这次会议实质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在毛主席同意下“扫外围”的一个步骤，是“文化大革命”前夕一次组织上的“外科手术”，为清除对立面、“绊脚石”，他们向“彭、罗、陆、杨”开了第一刀。
罗瑞卿同志建国后担任了第一任公安部长，并长期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他的精明干练，他对革命的忠诚是大家公认的，也很受毛主席器重。有一则轶闻说，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向苏联领导人介绍我们党政军负责人时，指着罗瑞卿说：此人外号“罗长子”，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毛主席对罗瑞卿的亲昵和器重溢于言表。1959年，罗瑞卿在军队担任总参谋长，因林彪长期称病，军队一些日常工作皆由罗来主管。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受到毛主席赞扬，林彪内心十分嫉妒，感到罗对他个人是很大的威胁；加之罗瑞卿秉性刚直倔强，有些事情难免让林彪不愉快。我和罗瑞卿同志很熟悉，他在中央分工负责警卫工作，我在上海市委也分工负责警卫工作，彼此工作配合得很好。平心而论，罗瑞卿同志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原则性很强的好同志，同时他作风生硬等缺点也十分突出，这引起一些同志的意见。毛主席在延安时曾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对罗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等缺点的批评和教导。老谋深算的林彪就是利用一些同志对罗瑞卿的意见来大做文章。
1965年初，已患晚期肝癌的刘亚楼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当时林彪、叶群也在上海养病。叶群曾频繁出入于华东医院，要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向林彪“汇报”。据叶群说，刘亚楼曾“揭发”罗要夺林彪的“权”等等问题，但刘亚楼这年5月7日病逝，事实到底如何，确实如邓小平同志当年所讲，是“死无对证”。
1965年11月底，罗瑞卿在陪同毛主席会见朗诺后，曾说准备去苏州看望林彪，并汇报工作。罗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作了报告。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毛主席却非常认真。毛主席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罗瑞卿到苏州看了林彪后就去云南检查工作了。
毛主席这时重提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弦外之音是很明显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在大多数人都在“出气”批评我们党工作中的失误时，林彪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主席。他肯定了“三面红旗”，他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就是：“过去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毛主席看了这篇讲话后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事后，毛还问罗：“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罗回答：“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毛主席要罗瑞卿转告林彪的这些话，意思很明显，希望林彪再像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那样站出来支持他。当然，林彪要整罗瑞卿，毛主席也就不会不支持了。
但罗瑞卿没有听出毛主席的弦外之音。就在他去苏州看过林彪不久，林彪通过空军司令吴法宪紧急调了空军一架飞机到苏州，让他的老婆叶群带着海军一份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材料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叶群后来自己告诉我们，一共汇报了六七个小时之久。12月2日，毛主席在这份材料上做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后来，毛主席就很快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要解决罗瑞卿同志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一次既神秘又紧张的会议，从12月8日开至15日。在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亲自宣布“不许记录”、“严格保密”等纪律。许多同志到了上海根本不知道要开什么会，连刘少奇都跑去询问别人开会的内容。邓小平、李井泉原来已在昆明，事先在电话里和罗瑞卿联系好在昆明碰头，一起去看三线建设情况。可是罗瑞卿12月9日到了昆明，邓、李二人已被召到上海开会去了。这次会议既不是政治局会议，又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是军委会议，所以只能称为“紧急会议”。
12月10日，中央通知刚到昆明的罗瑞卿到上海开会。毛主席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由此可见，毛主席对罗瑞卿还是留有余地的。细心的周总理和邓总书记认为这样做会使罗瑞卿感到突然，提议让我和我爱人谢志成以“东道主”身份去接。毛主席同意了。我当时考虑，这次会议极不寻常，万一罗瑞卿问我开什么会，怎么回答呀？于是便请示小平同志。小平说：“你先不要告诉他开什么会，就说总理和我在住地等着他，到那里会和他谈。”
12月11日，是上海初冬很阴冷的一天，天空一层灰暗的云霭，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心头也蒙着一层阴影。我到虹桥机场去接罗瑞卿时，吴法宪也去了机场。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监护”，加上吴法宪一改平日低三下四的样子，罗瑞卿似乎觉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一上车便问我：“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我故意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同时又不能干坐着，于是一路上我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啦、庄稼啦，以及工业生产的情况。我和罗瑞卿很有感情，过去见面都很亲切、随便。那天我们一改往昔那种谈话方式，这更引起了他的疑虑。从机场到市区的路显得特别长，我也感到非常别扭。
这次罗瑞卿没有被安排在他每次来上海都住的锦江饭店，而是安排在建国西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快进城时，我只好说：“这次锦江饭店住满了，另外单独给你找了个地方。”下车时我才很尴尬地告诉他：“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着你。”我把满腹狐疑的罗瑞卿送进会客室，便转身到里屋，对面色凝重的周恩来、邓小平说：“总理、小平同志，人已接到了，我告退了。”总理、小平点了点头。
这一趟接机就像演戏，我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我和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处书记梁国斌商量，对罗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拆下了门锁，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在周、邓与罗谈话时，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等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立即采取措施。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与叶帅等人分在一个小组。整个会议没有让罗瑞卿到会，搞了“背靠背”。会上印发了李作鹏等人写的关于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对“八·六海战”和“一一·一四海战”以后罗瑞卿、萧劲光的表现进行了“揭发”，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揭发。这次“批罗”，叶群最积极，会上发言，会下串联，忙得不亦乐乎。
会议揭发了罗瑞卿的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帅”等。这些问题，今天已完全得到澄清，纯属林彪、叶群等人无中生有，有意陷害，或无限上纲，或有意夸大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毛主席威望至高无上、林彪深得毛主席信任的年代里，许多人都信以为真，即使有些同志想为其辩护也无济于事，连罗本人都有口难辩。后来，他以死证明其清白，结果也只落得个“罪上加罪”。林彪之阴险、狠毒，就在于他很懂得抓对手的弱点，采用断章取义、无中生有的恶劣手法上纲到反对毛主席、有个人野心这样一个最能引起毛主席憎恨的高度，又使人家不敢说话。实际上就是“借刀杀人”。所幸的是，毛主席这时对罗还留有余地，毛主席决定“可以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他让罗先回北京，到北京再说。
实际上，罗瑞卿从到上海起就开始被隔离审查了。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考虑十分周全，安排一些与罗熟悉的同志如陶铸、李井泉等去看望他们夫妇（罗瑞卿同志的夫人是后来到上海的），还专门要我和谢志成以“东道主”名义请罗吃饭。总理和小平这种对同志关心、爱护的精神，同林彪、叶群那种把人往死里整的不良用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按照总理、小平的指示，利用会议间隙请罗瑞卿夫妇吃了一次饭，但是由于罗瑞卿夫妇心情不好，这顿饭吃得极为沉闷。我深深地感到，他心里有多少难言之隐和委屈啊。
会议结束后，周总理安排罗同他、小平一起回京。罗不愿同时登机，提前了半小时登机。12月17日，罗瑞卿夫妇与周总理、李富春等同志同机离开上海回北京，以后由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小组负责审查处理。由于邓、彭对罗采取保的态度，尔后这也成为他们的“罪状”。
罗大将军蒙难仅仅是个开始，随后而来的对老干部的折磨、迫害就更加残酷了。
溪云初起毛主席点“要害”，江青请“尊神” （1）
由于各地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都在“编者按”里强调是“学术讨论”的性质，所以这颗“重磅炸弹”并没有达到江青等人预先想要达到的效果。特别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恼怒的有两件事：一是姚文发表之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北京市委专门成立调查组，对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作了调查，申明吴晗同志历史清白，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联系；北京市委对上海市不打招呼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一个副市长提出抗议。二是吴晗同志迫于形势，发表了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除了违心地承认错误之外，还大量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20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社会各界对吴晗同志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社会舆论明显地向吴晗同志一边倾斜。周总理曾经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周总理的保护措施没能得到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竭力把对吴晗的批判升级。江青密令关锋、戚本禹等悄悄赴沪，与张、姚多次密谈，商量对策；回京后又同康生详细密谋。
1965年12月8日，戚本禹首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打着批判胡适的幌子，把矛头指向吴晗、翦伯赞，与姚文实行“南北夹击”。
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话。善于察颜观色、圆滑世故的“老夫子”陈伯达早已摸透了毛主席的心理和江青的意图，专门收集那些刺激毛主席的材料，添油加醋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批《海瑞罢官》受冷遇的情况。毛主席批准将《海瑞罢官》印成单行本。在征求订数时，北京新华书店考虑到姚文已登了报纸，再发行单行本销量不大，就只订了几千本，这也成了北京市抵制批判《海瑞罢官》的“罪证”；彭真、邓拓、周扬等人或明或暗地为吴晗辩护，也被陈伯达乘机指责和攻击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些话果然奏效。毛主席异常生气地说：“在北京，我说话没人听了，所以才在上海组织写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