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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查的对象看，反映了我那时的基本的治校态度：尊重历史的经验，继往开来；兼容并蓄，以成其大；不计前嫌，惟才是举。
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不仅与广大的教师交流了思想，建立了感情，而且征集到260多条办学的问题与建议。经过梳理，我们把这些问题与建议归纳为必须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办学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学校发展中的优势与弱项，政治运动与落实政策，教学与科学研究，理论与实际，基础与专业，办学的硬件与软件，党风与校风，学术交流与争鸣，教学、科研与后勤工作等等。对这些问题，我决心要很好地消化、吸收，作为今后工作中的重要参考。
在调查中，对我震动和影响最大的是与孙祥钟教授的一席谈话。他早年留学英国，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自解放以后，他一直担任学校的教务长，后来又被选为武汉大学党委常委，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学校领导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对我出任学校的校长是大力支持的，并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道玉同志，你出任学校的校长，我举双手赞成。这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兴武汉大学的需要。说来令人十分痛心，武汉大学在解放前是全国重点名校，可是现在却下滑到全国重点大学末流的水平，这是我们都不忍心看到的。对这个问题，我思索了很久，认为武汉大学滑坡的主要原因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政治上的左倾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包括对外来教师的排斥），学术上‘述而不作’的保守思想。这是阻碍武汉大学发展和提高的三座大山，不搬掉它们，振兴武汉大学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对于孙先生的见解，我不仅颇有同感，甚至有着切肤之痛。不过，经他这么一点拨，不仅使我找到了武汉大学大滑坡的原因，而且也使我看准了振兴武汉大学的突破口。
新闻媒体向来是很敏感的单位，当然对我这个“最年轻”的校长也没有放过追踪。9月初，新学期开学伊始，《人民日报》记者专程来汉，要求对我进行专访。一般来说，我同新闻记者有着良好的关系，我既希望媒体充当我的决策参谋，又要求他们对我的工作实行监督。鉴于我有“来者不拒”的承诺，记者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采访一开始，记者直截了当地提出：“一般新官上任‘三把火’，作为全国最年轻的校长，上任伊始你有什么打算？你的办学理念是什么？你准备把武汉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大学？”
幸好前一段时间我作了大量的调查，虽然不能说对办好学校已有“成竹在胸”的蓝图，但也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至少对记者的提问，不至于交白卷。于是，我说：
“武汉大学作为一所老校，由于自解放以后一直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很显然，面对这样的形势，要改变学校落后的面貌，靠烧三两把火，恐怕是难以凑效的。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基础工作做起，为学校今后的大发展和大提高打好基础。具体地说，就是继续进行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左倾错误的流毒，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彻底铲除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排外思想，克服人才上近亲繁殖的弊端，按照‘五湖四海’的原则，建设一支既搞教学又搞科学研究的教师队伍。大力营造自由、民主、开放的学术研究氛围，切实保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至于办学理念，我接着说：“必须发扬彻底改革精神，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努力把学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积极推行创造教育，全面优化大学生的素质，着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记者饶有兴趣地听了我的以上介绍，他插话说：“你的以上观点很新颖，有见地、有深度，特别是推行创造教育，是很大胆的想法，至少现在全国还没有人提出这个观点。下面我们想请你谈谈武汉大学的发展方向，也就是武汉大学将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好的，下面我也正准备谈这个问题，它是我近来反复琢磨的问题。显然，我考虑得还不十分成熟，只能谈一个大的轮廓，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想法很可能要作补充和修改。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初，在向前苏联学习时，全国大学的院系进行了大调整，使原有的多科综合大学变成了文理大学，独立设置了几乎是清一色的单一专业学院。实践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既违背教育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培养具有综合能力人才的要求。因此，我希望改变武汉大学文理小综合的格局，在国家没有对现行高校提出兼并的政策情况下，要积极创造条件，依靠内部挖潜的办法，向着多科综合大学的方向发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
坚持改革，勇于开拓，大胆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武汉大学办成以中国39世纪传统文化（文史哲），国际问题（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信息科学技术（图书、情报、计算机），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生物活性高分子），能源（电化学）和病毒学为重点的，涵盖文、法、理、技、信、管六大类的新型综合大学。”
这次采访的内容，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扼要刊登了。总的来说，反映是好的，但也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说这是我的施政纲领，但我不太在乎名称，重要的是奋斗就要有目标，并且有目标总比没有目标好。
事实上，自我上任第一天起，我一直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卧薪尝胆，十年雪耻”（1）
“卧薪尝胆”这句成语，是人所皆知的一则历史典故。
自从我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头一天起，在我的思想上就产生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强烈冲动。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这“耻”又是指什么呢？
讲到“耻”字，还牵扯出了一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故事。
那是1966年的3月，国家前高教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了一个直属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目的在于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进一步促进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为了学习兄弟院校科研工作的经验，学校科研处分期分批组织各系的负责人和专职科研人员去京参观，我被列为第一批去参观。在展览会上，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都拥有很大的展厅（或展台），他们的成果琳琅满目，像合成胰岛素、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半导体、电光源、农药、离子交换树酯等成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不少成果在国防和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一个科研组的小头目，我当然很关心本校的展品。我们一行人，找了很久，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最后在一个展台的旮旯里，找到一个像晶体管收音机大小的展品，它是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研制的空气电池。据统计，在这次科研成果展览中，武汉大学排名第22名，是高教部直属23所院校中的倒数第2名！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又是多么强烈的刺激呀！这一刹那间，我感到脸烫心慌，好似人们在注视我佩戴的武汉大学的红校徽，从他们冷漠的眼神中透出了一种鄙夷的目光。这不是虚荣心，而是一种耻辱感，使我们去参观的人感到无地自容，我们不约而同偷偷地摘下了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代表。
回到招待所以后，我们都很生气，谁也没有去食堂吃晚饭，我们关着房门议论开了：“太不像话了，太没有脸见人了！作为一所历史上的名校，今天居然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不知学校和湖北省委的领导们作何感想？难道你们还在那里津津乐道地抓阶级斗争，搞党内的派性斗争，把武汉大学仅仅当作政治运动的试点，光靠政治斗争吃饭吗？”
我的这种“耻辱感”特别强烈，反过来说，也是人所具有的一种荣誉感、自尊心。我的这种感情，在我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时，无形之中又一次受到了伤害。
论我的水平、工作能力，无论在教育部的领导、司局长或在群众中，都是交口称赞的。但是，每当讨论的问题涉及到武汉大学时，他们似乎没有给我这个来自于武汉大学的人留一点面子，尽管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但是我在感情上却受不了。
例如，在讨论恢复和加强5所“重中之重”大学时，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武汉大学不行，不如南京大学，甚至也不比南开大学水平高。”当讨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重点科研项目分配时，也有人说：“武汉大学山清水秀，校园环境冠全国，但科研不行。”听了这些议论，我羞愧难当，但又无力辩解，只能把这个苦果埋在心底，但盼来年“东风满眼春”。
1979年5月，我辞去了高教司司长之职，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当京官，另一方面也有不服气的思想。回校后，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实际上主持了党政的常务工作。从那一刻起，我就立下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愿，“不信东风唤不回”。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武汉大学衰落的教训又是什么呢？从两次屈辱的经历，我痛切地认识到，武汉大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科学研究，没有形成科学研究特色，理科拿不出与重点大学水平相符的成果，文科拿不出像样子的学术专著。
既然找到了原因，那也就找到了振兴武汉大学的突破口。
1980年10月，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召开全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党委书记庄果同志尽管身体很不好，但还是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是认清形势，提高对加强科学研究的认识；二是分析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的原因，树立紧迫感和危机感的意识；三是制订振兴科学研究的规划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措施。
为了最充分地做好发动与动员工作，造成较大的震撼作用，要求全校的教学、科研和党政骨干都参加会议。此外，全校正副教授也参加了会议，总共300余人。
在会上，党委书记庄果作了“总结经验教训，发展优势，多出成果”的主体报告，我作了“加强领导，改善管理，促进科研发展”的会议总结。这两篇报告都是我亲自起草的，说得确切一些，它不是由文人写就的四平八稳的报告，而是我的带着激情的系统观点，一腔呼唤武汉大学科学研究的呐喊。我的眉宇是紧锁的，心情是沉重的，会议的紧张气氛是空前的。
发言一开始，我就提出：
“武汉大学的科学研究，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作为重点大学，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是危言耸听吗？不，是残酷的事实。请看：
全国科学技术发明成果是零；
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零；
获重大发明奖的研究成果也是零；
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是凤毛麟角；
……够了，这已是够触目惊心的了。
怎么办？我们武大人别无选择，只能‘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卧薪尝胆，十年雪耻”（2）
接着，我分析了我校科学研究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虽然是全国的共性，但却有武汉大学的特性，这就是它隶属于全国最左的省市之一的湖北省委的领导，是其历次政治运动的试点单位，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宠儿，这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武汉大学的左与它的科学研究水平低下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恰恰说明前者是导致后者的直接原因。
“左”的政治运动又是与大批判紧紧连在一起的，而搞科研的人，也就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搞基础研究的，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至上、搞唯心主义；凡是刻苦钻研的人，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为个人奋斗；凡是发表论文著书立说的，被批判为有“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于是，很多教师认为教学保险、搞科研危险，宁愿当个教书匠。其恶果是，不少教师不写论文，但却写了一大摞检讨书。
其次，学术思想保守。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教学机构，老师就是单纯的教书，这仍然是武汉大学教师中流行的观点。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是被世界著名大学久已证明的经验，但在那时的武汉大学，却不为多数的教师所接受，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纠偏。还有少数保守的教授，他们固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他们自己不作研究，而又反对别人作；小的课题他们看不起，大的课题又搞不了；自己没有成果，对别人的成果又评头论足，这是学术上十足的保守思想的表现。
法国植物学家拉马克，他的进化论中有一个“用进废退说”，认为人的器官越使用则越发达，不使用的器官则逐渐退化。在科学研究上，武汉大学的一部分教师的表现，正验证了这学说的正确性。他们越是不做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能力就越退化，并且变得越是不敢做研究工作，越不会做研究工作，最后只会反对科学研究了。
再次，学校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中，没有人分管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规划，没有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如果说那时有些科研工作，那是个体式的，是自生自灭式的。
怎样才能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呢？我提出了很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
要坚持“两个中心”的办学思想，教学与科研并重。对此想不通者，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不得干扰科学研究的进行。坚决停止一切政治运动，杜绝政治大批判，保护每个教师自由研究的权力。
要制订科学研究规划，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据此，首批成立10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室，它们是：中国3至9世纪传统文化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法国问题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空间物理研究所，仿生化学研究所，病毒学研究所等。同时，设立100人的科研编制，教师以教学为主，兼做研究工作，科研人员以科学研究为主，兼做教学工作，两类人员重在结合，不得偏废。
要制订政策，要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例如，职称晋升、经费拨款、成果奖励、出国进修、合作研究等等。那次会上，我对教师提出了一个硬性指标，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之内必须培养出3至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理论或应用），出版一本著作。我甚至用激将法提出：如果5年写不出一部专著，那就出版一本教材，再不行就写一本科普书，实在还做不到，那就出版一本“小人书”。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达不到，将通过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免去教授或副教授职务，学校决不搞大锅饭，也决不保护落后！
我在讲话时，特别提出从我做起，希望大家共同监督。
应当说，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起到了向科学进军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会后，孙祥钟教授对我说：“我在武汉大学工作50多年了，像这样抓科研还是头一次。
应当动真格的了，否则真的会被取消重点大学的资格。”
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的危机意识一点也没有因为会议的成功而减少。相反的，在出任校长以后，我感到肩负的责任更大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冲动更强烈了。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多难兴邦，知耻而后勇，不振兴武汉大学誓不休！否则，我将何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为创建武汉大学有功的先贤们？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不拘一格降人才”（1）
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除了思想认识、政策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
国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表明，物色和培养一个学术大师，不仅只是让他办好一个专业和培养人才，他的重要性还在于创立一个学派，带动一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