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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上我抓礼物时，我便小心地用手指触摸着余下的各种礼品，试试它们的分量，估摸里面的内容。最后，我选中了一件沉甸甸的、用闪亮的锡纸包着、扎着红缎带的礼物。我没选错，那是一排十二色的、圆圈状的棒糖，我满意地摆玩了半天。哥哥温斯顿也选得挺聪明，他摸到一盒塑料插板，并附有一张说明书，可以按说明书指示，搭出一艘二次大战时期的潜水艇。
另一个哥哥文森特，则摸到一副棋。那应该说是一份很相宜的圣诞礼物，只是很明显是一副用过的旧棋子，而且还缺少一个黑兵和一个白骑士。我母亲有礼貌地感谢了这位不知姓名的赞助人：“太破费了！”这时，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对我们全家颔首微笑着：“圣诞快乐！”
但一到家，母亲就要文森特把棋子扔了：“她自己不要了，倒塞给我们！扔掉，我们又不是捡垃圾的。”她生气地说着。哥哥们装聋作哑，只见他们已兴致勃勃地把棋子摆开，一边参阅着已给翻旧了的说明书玩了起来。
整整一星期的圣诞假期间，我就看着温斯顿和文森特下棋，我只觉得那棋盘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它比草药铺里老李的那些怪草药更吸引人。哥哥们下棋时的表情是那样认真严肃，这令我相信，这场游戏里有着难以言喻的奥妙，比宏新餐馆里那扇幽暗神秘的小门，更富有刺激。
“我也来，我也来！”当哥哥们其中一个沮丧地叹气，而另一个则沾沾自喜得意忘形时，表示一局棋已告一段落了，我便乘机恳求着。文森特起初不肯让我参加，直到我贡献出两颗圆圈形糖果来填补缺少的两枚棋于后，他才答应。他选了一颗樱桃糖作黑兵，选了颗薄荷糖作白骑士，凡吃棋者，就可把它真的一口吃下去。
文森特开始教我下棋的规则：“这里一共十六只棋子，我也是十六只。喏，皇帝或皇后，两个相士，两个骑士，两个炮座，还有八个兵。兵第一步只能往前走，然后，他们能连走两步……”
“为什么他们只能走两步，不能走更多？”我摆弄着自个的兵问。
“因为他们是兵！”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们非得走十字步才能吃一个子？为什么棋子里没有女人和小孩？”
“为什么天是蓝色的？你总问这些傻问题！”文森特说，“这是一种游戏规则，又不是我定出来的。喏，看这本说明。”他手里拿着那“兵”，将说明书翻到有关“兵”的那一页：“兵P—A—W—N，兵，你自己去看。”
正在一边做面团的母亲，拍拍手中的面粉，说：“给我看看！”她接过说明书粗略地浏览一番做出一副漫不经心地样子。
“这种美国规矩！”她不置可否地付之一笑。“每个人来到异国他乡，首先都得遵守当地的规矩。如果你对此一无所知，裁判便会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滚回去。他们并不跟你解释，为什么必须这样而不能那样。你问，他们说不知道，你自己去琢磨吧！其实他们是心中有底的。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你拿着棋子，自己去琢磨其中的奥妙。”说着，她狡黠地一笑。
从此，我认真地钻研着棋艺，翻资料，查字典，还去唐人街的图书馆去啃各种有关棋艺的书籍。
终于，我领悟了其中的不少奥妙，如何开棋？进而如何控制全局？一个好棋手，每考虑走一步，总要想到以后的三步四步，目光要远，而且得学会忍耐和不露声色，要会先发制人。我开始学会在棋盘前聚精会神，每走一个子，都三思而行，考虑它的后果。
同时我也从中得到启迪，我不应该大披露自己的“为什么”，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嘛。这是棋艺，下棋的诀窍，但也是处世行事的准则。然而你必须不露声色，不露声色。
这个由六十四块黑白方格构成的世界，于我，有着无穷的魅力。我自己动手仔细绘了个大棋盘钉在床头墙上，每晚躺在床上，我便会对着棋盘再琢磨一番。很快地，我不必再拿糖果来换取一次下棋的机会，但我却找不到一个下棋的对手。我的两个哥哥明确向我表示，他们更愿意在放学后，穿上Hopalong牛仔服上街去转圈子，而不愿与我下棋。
二
在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穿过那小路尽头的场地，那儿聚集着一群老年人，正在观看两个人下棋。我飞奔回家，取来了文森特的那副用橡皮筋扎着的棋子，并且没有忘记带上两颗水果糖去顶那两个棋子的缺。我回到场地上，走近一个正在观看下棋的先生。
“下棋吗？”我问他。他双眼睁得老大，然而当看见我手臂下夹着的棋盒，他笑了。
“小姑娘，我已有好久没玩布娃娃了。”说着，疼爱地瞥了我一眼。我马上挑战似地把棋子拿出来，在他面前摆好阵势。
这位老伯，他让我这样称呼他，他的棋艺可比我两个哥哥要强多了，我在他手里败了好几局，自然也损失了不少水果糖，但我自己觉得，我又得到了许多关于下棋的新的窍门。老伯教给我不少花招：什么“暗度陈仓”，“投石落井”，“突然袭击”，“背部捅刀”，“迷魂阵”，“杀人不见血”……
下棋也有许多君子协定：吃进的棋子要排得整整齐齐，不到时机，不要叫“将”，还有输棋后，不要赌气把棋子一扔，因为事后还得你自己把它捡起来，而且还得向对方道歉。到了夏末，老伯已解尽所有，几乎传尽了他全部本事，我的棋艺更高明了。
当我在那小广场上下棋时，我周围会围上一堆中国人和旅游者，连我母亲也会加入其中。她会以中国式的谦虚对众人解释着：“这小姑娘，只是碰巧而已！”
其中一位先生向我妈建议，送我去参加市里的棋赛。妈妈莞尔一笑，模棱两可地晃了晃脸。我心里痒痒的，很希望妈妈能同意，但嘴上却一句没有吭。我知道她不会同意让我在陌生人中下棋，所以在回家的路上，我故意主动表示，我不想参加市里的比赛，他们那种美国规则我也不大熟悉，万一输了，那可丢脸了。
“又没人硬拖你去，你如此畏畏缩缩的才丢脸呢！”妈说，言下之意，她是同意我去的。
第一次参赛时，妈陪着我坐在第一排上等着，我不住地抖动着双腿，因为汗水已沾湿了座椅上的金属支架。待叫到我名字时，我一下蹦了起来。母亲从衣兜里掏出一小块红玉，火红火红的，这是她的吉祥物。“祝你好运气。”她轻声说着，把王塞进我口袋里。我抬眼看了下我的对手：那是一个奥克兰男孩，约十五六岁，只见他皱着鼻子，多少有点不屑地打量着我。不过马上，他就从我视野里隐去了，眼前，只有我的白棋，他的黑棋，两阵相对。一阵清风拂过我的耳际，只有我听得懂它跟我说的是什么。
“从南边起攻。”它轻声传授着我，“来无影，去无踪，给对方个出其不意。”我步步设营，沿着自己开辟的路线向对方挺进。好比风吹过树叶，观众席上发出阵阵沙沙声。“静一点，静一点。”有人责备地向四周发出警告。我屏声息气，步步深入。清风在我耳边刮得强烈：“从东边诱敌深入。”对方果然步调有点乱了。“乘胜追击。追！追！他已昏头昏脑了。”那股看不见摸不着的风，越刮越烈，最后，如风卷残云，一声“将”，顿时风止云静，只听见自己平缓的呼吸声。
妈妈将我捧回的第一个奖杯，放在一副新的塑料棋边，这副棋是邻居送我的。妈用软布轻轻拭净两只棋子，一边说：“下次赢得再出色点，再少给吃掉些棋。”
“妈，这与失却多少棋无关。”我说，“有时，就得丢卒保帅嘛。”
“最好还是尽量少让对方吃掉些棋子。”
在又一次的赛棋中，也是我赢了。我母亲一边得意地笑着，一边还是说：
“这次你丢了八只棋子，上次是十一个。你已经进步了。不过最好再少丢几个。”她说得我很不耐烦，但我又不能和她说什么。
我的名气越来越响，参赛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场场都赢。楼下的中国糕团店，将我的不断增多的奖杯，与那些积满灰尘的糕团模型一起陈设在橱窗里。一次，当我在一场区域颇大的比赛中，照样捧回一只奖杯时，那家糕团店的橱窗内，摆了一只新鲜的浇着厚厚奶油的蛋糕，上面用大红的糖油浇出：“祝贺你，薇弗莱，唐人街的小棋圣。”不久，几家花铺、墓碑、雕刻铺和殡葬馆的老板们建议，我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从那时起，我母亲就决定，我不必再为家里做菜烧饭了，温斯顿和文森特义不容辞，应该顶我的缺。
“为什么她可以如此逍遥，而让我们干这种家务活？”他们抗议着。
“这是最新的美国规矩。”妈说，“妹妹就是可以逍遥，为了下棋，她已绞尽脑汁了。你们呢？你们能绞尽自个的毛巾，已经是很帮忙了！”
九岁时，我已是国家级的象棋冠军了。好像离开大师的身份，近在咫尺。我被捧成美国的希望，棋坛新星，神童。生活周刊上也登出我的照片。鲍勃费雪在边上注道：“棋坛上还没出现过女大师呢。”
那天，他们给我拍的照登在了杂志上。我的头发按例给抹得溜光滴滑，夹着塑料水钻发夹。我对面坐着个美国人，与那次在小广场上与我对弃的老伯年龄相仿。我至今清楚记得，那个小广场的老伯，如何给我的棋子弄得大汗涔涔。他那件深色的，散发着浓浊的汗气的上装口袋里，塞着一块大手帕。每走一只棋，他就掏出手帕猛拭手掌。
我那件绉纱的粉白裙子的领口花边，扎得头颈很不舒服，那是妈特地为应付这种场面而赶制出来的。我按着妈给我设计的那个动作摆好架势：握起拳头支着下巴颏，肘部优雅地抵着桌沿，我会前后晃动穿着皮鞋的脚，就像平时坐在校车里等得不耐烦的学生一样。随后，我停止了摇晃，咬着嘴唇做出思索和举棋不定的迟疑，然后，以一种威胁的手势，将棋子“啪”的一下，放在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随后，绽开一抹胜利的微笑。这是一整套专为新闻界设计的造型。
三
我不再在薇弗莱街上玩耍了，我也不去那满是鸽子和老人的小广场了，我每天两点一线：上学、回家。一进家门，就又扎进棋堆里，从中悟出更多的秘诀。
可很快我就觉得，家中的干扰太大，这主要是来自我母亲。每逢我对棋盘琢磨着新的策略时，她便往我身边一站，我想那是因为，她自认是我的同盟者。我每移动一个棋子，她鼻孔里就会轻轻喷出一个“唔”。
“妈，你老这样守在边上，我都没法练棋了。”一天，我终于向她提出。她便一声不吭地回到厨房去，把锅盘碰得乒乒乓乓的。当那阵乒乓声静默下来后，我发现她站在走廊拐角处，一声“嗯”，又从她紧闭的嘴里漏了出来。
为了我能安心琢磨棋艺，父母对我可谓百依百顺。一次我抱怨着与我同卧室的两个哥哥太吵，结果，他们马上被移到临街的那间起居室，在那里为他们支起了床铺。如果我在餐桌上把饭菜剩下，表示吃得太饱，我的胃部就会不舒服，那将影响我的思维，父母也决不会责怪我。但有一件事是无法赦免的，就是每周六，在我没有比赛的日子里，我必须陪妈上市场去。这时，妈会得意洋洋地挽着我，几乎进出每一爿店，购一大堆东西，然后不失时机地、骄傲地向任何对她多瞟一眼的人介绍着：“这就是薇弗莱·龚，我女儿。”
一次跨出某店铺时，我低声恳求着她：“妈，你这样简直像是在做广告。”我妈立时当街站住，也不顾后面夹着大包小包的行人，不时碰撞到我们身上。
“哎呀，你认为与妈妈在一起，很丢你脸是吗？”她握住我的手，甚至攥得更紧了。
我眼睛望着脚尖回答道：“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那样把我弄得好尴尬。”
“噢，做我的女儿令你很尴尬是吗？”她温怒地发问。
“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样说的。”
“那你是怎样说的？”
我知道，这种误会越解释越糟糕。但我还是听见自己舌尖下溜出一长串话。
“为什么你非要拿我出风头？如果你自己想出风头，那末你为啥不学下棋呢？”
妈气得眯起双目，有如脸庞上突然裂开两道莫测的隙缝。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沉默来折磨我。
我只觉得耳朵发烫，血管突突地跳着，犹如阵阵热风拂脸而过。我奋力将手从母亲那里挣脱出来，撒腿就跑，一个老太让我给撞了一下，橘子和罐头撒了一地。
“哎晴，这孩子！”妈和那老太同时惊叫起来，妈忙俯身帮她把东西捡起，我则乘机跑了。
我在人堆中像泥鳅一样窜逃着，身后传来母亲阵阵尖叫：“妹妹！妹妹！”我头也不回，奔上一条小路，穿过小巷，跑进充塞着旅游者的大马路，又拐进另一条小街，就这样七转八兜地，毫无目的地狂奔着，直到我再也迈不动步子。我大口大口喘着气，就像一台超负荷工作的马达。我觉得浑身发冷，便在一只倒置的塑料桶上，手支下巴地一屁股坐下。我想象着妈妈，怎样从这条街找到那条街，最后，她不得不放弃了寻找，只好在家里等着我。约摸两个钟头后，我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脚，往家里走去。
通向我们公寓的小街寂静无声，我能看见自家窗口的蜜黄色灯光，就像老虎眼睛一样烁烁闪光。我跟着脚尖，迈过十六级楼梯，猫一样踅到房门口，抬手轻轻旋转了一下门球。门已上锁了。只听到房里椅子推开了，然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咔嗒一声，门开了。
“你到底回来了，”文森特说，“怎么了，小姑娘，遇上什么麻烦了？”
他说着，又回到餐桌前。鱼盘里只剩下一副骨架，因此显得那鱼头特别大，鱼头高高地仰着，保留着生前那副负隅顽抗的姿势。我想作为惩罚，这是留给我的菜肴。
里边，传来母亲冷冰冰的声音：
“不用睬她。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我一个人快快地在桌边坐下，不出声地将饭划入肚里，谁也没答理我，听得到筷子笃笃地划着饭碗的声音。
放下碗饭走进房里，关上门，我一头栽在床上。房里没开灯，邻家的灯火透过窗棂映在天花板上，折射出式样各异的图案。
恍惚之中，眼前浮现出那六十四块黑白相间的棋盘，我的对手，则是两道沉默的深渊似的怒目，她显出胜者的笑容对我说：“会捉老鼠的猫不叫。”
她率领着手下的黑兵，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地向我压来。我的白棋尖叫着，惊慌失措地败下阵来。我觉得自己身不由己地飘浮起来，被看不见的风卷起飞出窗外，我看见我们所在的那条小街，在我身下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视野里。天空一下延伸展开，无边无际，四周一片空旷，就我一个人在飘浮。
我闭上双眼，思索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
来自墙外的声音
——丽娜·圣克莱尔的故事
一
小时候听妈说，外曾祖父曾将一个乞丐判凌迟处死。后来，这个乞丐的鬼魂来向外曾祖父索命了。反正一个星期后，外曾祖父就去世了。人们有的说他死于流行性感冒，也有说别的什么病，反正众说纷纭。
我不知道那个乞丐是怎样捱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在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刽子手怎样一把撕去他的衣服，把他按倒在刑具上。“这个谋反者，将千刀万剐，凌迟处死。”刽子手当众宣读着他的罪状。然而未及他举刀，那乞丐的精神已经崩溃了。几天后，我的外曾祖父正在书房里看书，忽地，那乞丐出现在他眼前。他的脸庞上疤痕累累，就像一只碎瓷花瓶。“我以为，最可怕的时刻，”那鬼魂说，“是刀砍下来的时候。岂料，我估计错了。最难捱的，恰巧是相反，是在刀即将挨上而还未砍来之时。”说着，他伸出给砍成锯齿形的胳膊，一把挟持起我的外曾祖父，穿墙消遁了。
一次我曾问过妈，他究竟是怎样死的。她回答道：“就死在床上，只躺了没几天，就死了。”
“不，我说的是另一个人，那个乞丐。什么叫凌迟处死？是不是把他的肉一片片割下来？还要抽筋剥皮吗？他真的给干刀万剐了？”
“你们这些美国人，就会钻牛角尖，”妈妈用中国话嚷了起来，“那人都死了快七十年了，他到底是怎么死的，与你有什么关系？”
当然是有关系的。我想要是能洞察一切不良之兆，设法消灾避难，本让那种无声的魔法将你吞噬。因为在我还很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