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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枝生花妙笔，写书不必打草稿；构思五六个月后，请出版社派个秘书来，他一路口述，打完即成干干净净的原稿，随即排印。我很喜欢A。L。Rowse的GlimpsesoftheGreat里写罗素的那篇长文。他对罗素大有微词，却始终不能不肯定这位一九五〇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个伟人。Rowse说罗素的头脑真是闪闪发光，像钻石那么锋利，文章又脆又有风格，无一冗笔；只是才华过高、自信过强，仓促下结论绝不手软，结果观点改变得很快。罗素一生好几次因政治言论开罪当局而坐牢；Rowse说此公名气大，坐牢享受甚多优待，纸笔书籍应有尽有，又不必酬酢，可以专心构思，狱中著述果然更见完美：“Evidentlyprisonwasgoodforhim！”（坐牢对他显然是好事。）天才大半任性，罗素又最会编造故事，下笔绘声绘影；听说他的自传大不可靠。闲来翻翻这些名家的作品，还是蛮好玩的，对文章之道也会有所领悟。
香港中文不是葡萄酒
翻看香港教育取向的史料，看到一九〇二年香港政府教育委员会的报告书，申明政府的教育政策。报告书上说：“本委员会深信，为少数上层社会华人提供一全面的教育，较普及一般华人教育更见成效，因为前者能以其所学影响后者。因此，政府应鼓励及资助英华（AngloChinese）学校而非华文学校。”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香港政府始终没有发展中文教育，中文学校不外是一些私塾。到了一九三五年，英国教育家E。Burney来港观察教育情况，发表《宾乃尼报告书》，批评港府不应该只为上层华人子弟提供教育，认为英语在香港教育中只应占有实用及职业上之价值，方便就业，其他教育范畴都应以华文为媒介。他建议香港政府让所有学生都接受充足的华语训练，提高思考与表达的能力。香港政府大致采纳了他的建议。一九六七闹暴动的那一年，教育司署颁布了第一个《小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说明中文科旨在“培养学生对中国语文之理解及文学之欣赏，并使其对中国传统道德略有认识；以及训练其口讲及笔写之表达能力”。
这是香港中文教育历程的三个关键阶段。第一阶段是标举阶级意识与奴化思想的教化政策；第二阶段是延续殖民统治的怀柔政策；第三阶段是巩固伦理道统的规范政策。在这三个阶段里，香港政府始终没有强制规定中文教育必须以中国的国语授课，容许粤语方言为中文的主道语言。这一点多多少少可以理解为殖民统治者疏离殖民地公民与母体之间的血缘关系。今日殖民地回归母体在即，香港人热中学习国语，功利意识固然是有的，个中的政治寓意却也不容忽视。
行政局议员钱果丰比喻香港是优质的葡萄酒，在英国法治与行政制度的橡木桶里浸淫多年，今后装进社会主义中国的酒瓶里，只要有基本法适当的瓶塞，呼吸到资本主义的空气，藏酒的一国两制地窖又能保持不变的环境，葡萄酒自必更加香醇。这是对转型期香港政治环境的恰当的祈望。香港的中国语文则未必是这样的葡萄酒。董建华说：“最好的酒当然是中国的酒”——尤其是中国的陈年老酒。
浅尝那杯女儿红
有明一代，程、朱学派是朝廷规定的正学，三纲五常是处世做人的标准。明朝中叶以降，王阳明的心学大为风行，各门流派应运而生，人人好言性命虚无之学，纷纷从拘牵于章句的科举恶梦之中掉进自鸣清高的唯心八卦之阵。这时期，从万历后期到晚明天启、崇祯年间，经世致用之学步步流传，国计民生、农田水利、军事财政、天文地理、机器工艺的著作大行其道。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士大夫对理学空疏、道佛虚无的反叛行为，也是对国家前景的危机感衍生出来的积极意义。《皇明经世实用编》、《皇明经世文编》，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乃至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是当时实学思潮带来的辉煌成果，值得赞赏。
这次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与香港贸易发展局联合主办的“迈向九七香港经济发展研讨会”，除了鲁平和周南的演辞借经济会议谈政治问题之外，翌日《大公报》所登几位内地、香港、海外讲者的讲话，都称得上是经世致用的好文章。这些讲者有的是用英文讲的，但登出来的中文译文都非常通顺而且大有文采。最值得称道的是大家讲话的内容都不忘用数据资料去阐释观点，毫无空疏虚无的弊端。钱果丰的佳酿新瓶论流露出香港政界人物难得一见的智慧和文采。CapitalistWineinSocialistBottle：CanHongKongSARAgeWell？题目实在很漂亮；新酒存放多年可以变得又陈又醇，英文一个age当动词就点出来了。开头说“所有伟大的文化，不论古今，都懂得欣赏美酒佳酿”，所以李白酒后有连篇佳作，收尾于是引李白诗句作结。钱果丰说，他先是盘算家里那瓶九〇年干红葡萄酒到了女儿出嫁的时候会变得多醇，后来才想到这篇讲辞的题目。这种灵感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女儿红”一样发人遐思。董建华谈香港这个海运中心的前途，除了题目用“作为”我不以为然，内文译文竟是踏踏实实的中文。李泽楷那篇文字略见根底，只是文采稍逊。最弱的是香港太古集团主席演辞的中译，看到开头那句“这很多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实在不想再看下去了。经世致用的文章原是可以写得像“女儿红”那么醇的。
第二辑 小序第43节 莎朗·史东写小说
上个月刚度过三十八岁生日的莎朗·史东（SharonStone）不会在记者面前说四个字母的那个字了。一九九二年的BasicInstinct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突破。谁都没有想到她三十五岁之后才这样红：我不后悔；可是假如我当时就知道了我现在知道的这一切，我想我会觉得暴露是不太好的。（“IdontthinkIregretanything。ButifIknewthenwhatIknownow；Ithinkitsnotagreatideatodonudity。”）她刻意要新形象。她说克林顿总统是正经人家。（“IvemettheClintonsonanumberofoccasionsandfindhimtobeaverydecentperson。”）她说她的祖先是爱尔兰人；她说爱尔兰作家DylanThomas真是刻骨铭心：“Ihavetosay；DylanThomasjustcutsmetothebone！”“好家伙，我简直迷上了这小子的写法。”（“And；man；Ijustloooovethewaythisguywrites。”）她于是偷偷写了五十篇短篇小说。可是，VanityFair的记者陪她去逛艺廊，她看中一对针绣花边长条地毯。穿一身Armani西装的年轻店员开价五百六十美元，她竖起五只手指还价五百。那个高高瘦瘦的店员说：有个条件；你知道我要什么。她突然散发出一丝妩媚：“我不太清楚你要什么。”那个店员满脸通红：“你弄得我脸红了。我没那个意思。我只想要一张签名的照片。”她依然带着轻佻的口吻压低声音说：“那我想我们做得到。”（“Ithinkwecandothat。”）
莎朗·史东的本能没有退化。语言文字真的可以这样教人舒服得脸红。她后来对她的女司机说，那人是最讨人喜欢的卖地毯的家伙。（“HewasfarandawaythecutestrugdealerIveevermet。”）慈禧太后也喜欢这种逗人喜欢的家伙。她有个姓马的内监每天到茶馆去搜集材料，晚上她入寝之前坐在帏幔外为她说笑话。有一天，那姓马的碰到长得好俊挺的姚宝生，还听了一段极为鄙俚的笑话，回去原原本本说给慈禧听。慈禧听了大喜，问马监那人人品如何，马监说是读书人，会医术，会写字。慈禧立即传他入宫，在太医院投效，经常给她把脉，还成了御笔代书人，宠眷极隆。喜欢鄙俚的语文原是人的天性；“打它个稀巴烂”一“打”成名。
第二辑 小序第44节 贝聿铭乡愁变奏曲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名教授陈从周先生是中国园林专家，诗词散文都写得又多又好。十几年前我常跟他通信请益，他来香港的时候还跟他吃饭聊天。国际知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是陈老的好朋友。贝先生是苏州人，老大回乡期间，陈老陪他畅游江南水乡。烟火小桥，长巷深院，临水人家隔河呼唤，陈老说贝先生的表情太微妙了：“我有客怀忘不得，落梅影里别江南。”
贝聿铭的老同学王大闳最近在台湾报上也写贝先生。他说，他是一九三九年二次大战期间从英国剑桥转学到麻州剑桥才认识贝先生的。他们后来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同在葛罗培斯门下读书。贝先生喜欢任何美的事物，又是个美食家，到老还念念不忘苏州的鸡头米。王大闳说，贝先生毕业之后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弹道学，其实是研究强力燃烧弹，美国军方准备拿去轰炸日本都市的木造房子，说是比炸弹的破坏力更大。贝先生后来说：“所以我对抗日战争也算有一点小贡献。”贝先生接着在美国一家犹太人开的房地产公司做建筑师，收入不多，跟家里要两万块美金周转家里不给。
有人说：医生错手医死人大不了把他埋了，建筑师则只能劝顾客多种爬藤遮丑。（“Thedoctorcanburyhismistakes；butanarchitectcanonlyadvisehisclientstoplantvines。”）贝聿铭一九五一年在美国造了一幢木头小房子，据说是最单纯最优雅的杰作。欧美人大大欣赏，报刊杂志到处宣扬。可是，贝先生的父亲跑去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用苏州话说：“那栋房子哪能可以住人！”江南水乡人家与水为邻，贝聿铭那栋木房子却与树林融为一体，是他的乡愁的变奏曲，就像羼了太多洋水的中国语文，长衫小襟人物难免不以为然。他们舍不得垂杨夹道，粉墙篱落；也舍不得修竹摇影摇出来的文章。这是中国情怀的反射。今日文字工作者面临的正是中西文化借鉴融汇的尺度分寸：粉墙既会剥落，木头也有虫蛀，偶然缀以疏密有致的藤蔓，未必不成情趣。
汇丰那张黄花梨圈椅
明式家具专家王世襄先生说过一个故事：五十年代初，他在通州鼓楼北小巷内一个回民老太太家看到一对黄花梨杌凳，虽然残破，心里却很喜欢。老太太说他儿子要卖二十元，王先生马上如数奉上。可是老太太说钱给够了也要等儿子回来办。王先生等到天黑都不见她儿子回来，只好骑车回北京，准备过两天再来。不料两天后竟在东四牌楼一家铺子门口看见这对宝贝，要价四十元。王先生没带钱包，马上赶回家去拿钱。一来一去之间，这对明代杌凳竟给经营木料的梁家兄弟买走了。梁家兄弟硬是不肯卖，说是兄弟两人一人一个当脸盆架用了。王先生花了一年时间，去了将近二十次，最后花了四百元才买下了这对杌凳，恰好是通州老太太要价的二十倍。
明代黄花梨做的家具木材珍贵、款式漂亮，确是迷人的艺术品。黄花梨唐朝就有了，叫花榈或花梨木，学名则叫降香黄檀（Dalbergiaodorifera），本世纪开始称为黄花梨，以区别于一般的花梨木。这种热带硬木产于北越、广西、海南岛和南海地区，木色金黄如蜂蜜，木纹起伏像山势，有鬼面更佳。我买不起黄花梨家具，只在叶承耀医生府上见识过他价值连城的藏品，真是“惊艳”了。我收了一些明清黄花梨小文玩，有笔筒，有秘阁，有雕花小匣，都有鬼面，颇可玩赏，也满意了。
汇丰银行日前在报上刊登半版黑白广告，以两幅中国古董家具大照片为主题，一幅是明式圈椅，一幅是清式龙凤扶手椅，说是“要在中国市场争一席地，岂可对图中差异一无所知！”还说“明朝花梨木椅与清朝酸枝木椅，各具不同的中国家具艺术特色；深谙中国文化者，当可分辨两者差异。熟悉中国文化，对拓展中国市场无疑事半功倍”。这个广告构思确是很优秀。黑白照片看不出木色，木纹也漫漫漶漶，但既是明式木椅，正其名曰“圈椅”、称其木曰“黄花梨”，当比说什么“明朝花梨木椅”更见得“深谙中国文化”。花梨木与黄花梨价钱悬殊，汇丰不会“一无所知”。广告中那句“提供全服务”的“”字当用“周”字为宜。这也是中国文化。
竹雕笔筒辩证法
机缘凑泊，收得清初吴之Э睢恫梢├先擞阃肌分竦癖释病Ｎ庵＇字鲁珍，号东海道人，是朱三松后清代嘉定第一刻竹名手，工圆雕，更善浮雕。这个笔筒益以岁月，竹肌润泽，呈枣红色，光可鉴人。全器清素，只突出长髯一叟，赤膊翘首仰望天边飞雁，一手持草履，一手支席，神态逼真。旁置篾篮，装满灵芝葫芦药草；篾篮圆席之编痕经纬分明，甚见匠心。背面刻七绝一首，款作“之А倍帧Ｃ拦佬缫痪虐巳暝谂υ季傩泄淮沃窨陶估溃霭嬉槐綛ambooCarvingofChina，展品都是收藏家和博物馆借出来的，其中有香港已故叶义医生和美国郑夫人叶崇范的藏品。叶崇范是大学问家叶恭绰的千金，她的竹刻都是父亲生前所藏精品，多年寄存在美国NelsonAtkinsMuseumofArt。叶老先生的竹器中也有两件吴之У摹恫梢├先擞阃肌繁释玻患臀业牟季忠谎叽缏孕。硪患坦ど源郑笔欠伦鳌Ｎ疑钚盼耐嬉怨乓跃涎。婕Ｘ推肥饽鸭平希餮杷矫赖亩鞔从朗阑队洌芩撬龅摹！ �
中国政府一九九二年六月颁布“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其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要求，竟有“陶冶爱美的情趣”一句，读来不禁莞尔。此处说“美”，八九是指文化之美，近似台湾“国语课程标准”中所谓指导儿童由语文学习活动中宏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陶镕思想情意的意思。香港教育署九〇年发表的《小学中国语文科课程纲要》也有一条指出，要培养学生道德观念，并使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所认识。北京那份《大纲》很长，其中那一段是这样写的：“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启蒙教育和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逐步加深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陶冶爱美的情趣；锻炼观察、思维想象、记忆的能力；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和学习习惯。”辩证唯物主义乃深奥之哲学思想，小学生要“启”这一环的“蒙”，确是难题。中国政府规定所有乾隆之前的文物不得出境；但愿九七后香港果真不属境外，否则香港人自必无缘搜罗吴之У闹窨蹋薮印疤找卑赖那槿ぁ薄！ �
“来人啊，拉下去杀了！”
四川人说“摆龙门阵”是聊天的意思。张大千是四川人，摆龙门阵摆出了名；据说听他一口四川官话瞎扯谈最有意思。他是画坛大师，大名鼎鼎，所到之处不乏颂赞之美辞。张大千有一次说了这样一则故事：从前张献忠在四川开科取了状元，并招他做驸马。有一位大臣为了讨好张献忠，一上朝就颂扬说：“大王圣明，招了一个好驸马。”张献忠高兴，说赏他廿两银子。第二天上朝，大臣又照样颂扬一番，张献忠说，再赏他十两银子。第三天上朝，大臣开口又说：“大王圣明……”张献忠不等他说完就说：“我以后不敢再和你见面听你的颂词了。来人啊，拉下去杀了！”
中国各省人讲官话大半带自己乡音，可是听者并不难明白。抗战时期讲四川口音的官话最时髦；国民党退到台湾之后，讲四川官话之风还很流行，也蛮好听的。都说广东人说官话可怕，但是有的广东人国语带粤语腔调，却十分流利，听起来也不难懂。黄维给我寄一篇杂志文章，说到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主办了一次“普通话与九七”的调查，显示六成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在九七后制止报纸杂志使用广府话。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却主张强制学生学习普通话。具有比较强烈的香港人意识的人，对九七回归都抱有更大的语言忧虑。但是，八成以上的受访者都表示对着讲普通话的人并不自卑，也不担心九七后会受歧视。负责这次调查的统筹员王家英说，语言本身有一种权力关系，官方语言代表正统权力，跟地方语言不同；同一民族对某种官方语言一旦有不同的掌握，不仅会冲击民族认同感，还会影响民族融合、影响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沟通。只要北京当局没有立法强制香港人学国语，王家英担心的情况似乎不会出现。我同意新亚院长梁秉中的看法：学国语是重要的；第一、国语是中国人的语言；第二、两岸交流日多，国语更见重要；第三、学好国语对语体文写作大有帮助。万一学不好或者不想学，当然也不要紧。九七之后，对着不会讲国语的香港人，大概不会拍案大喝一声：“来人啊，拉下去杀了！”
第二辑 小序第45节 遥想当年《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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