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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主席的补丁衣服，我想到了一位美国作家就此与蒋介石的对比。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的服装不仅挺阔，而且戴着好多勋章。毛主席的服装不仅没有任何装饰，而且是皱皱巴巴的，甚至左襟比右襟还长出两寸。但是，两人在气质上、民族意识上则有高下之别。
王鹤滨清楚地记得，他曾经三次为毛泽东检查身体。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我下山被调到了军委卫生部。当时，科长戴振华把我叫去，我说我想下山，当时也不知道下山干什么，同学们都下山我也想下山。
他说党培养了你这么久；难道你就不愿意服从党的分配，我就定住了。我是党员当然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我就到了延安的兰家坪。那是中央门诊部所在地，也是军委卫生部所在地，我在军委卫生部的义诊科当科员，同时在门诊部当眼科医生。
1946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调停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三方就在北平搞了军事调整执行部。在这个过程中，延安与外界有了联系的窗口，跟北京、重庆经常有飞机来往。医疗条件也因此有了改善，
主席当时住的是石窑洞，有三间，一间是过厅，进去就是办公室，再往南一拐横着的是他的寝室。这次检查主席事先并不知道，我们是硬闯去的。因为检查很费时间，怕他不接受。检查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主席很配合。查了以后，主席很关心我，他看我很年轻，就问在哪学的习呀，我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傅连暲副部长就说，他是咱们自己培养的。查了一段时间，因为要查视力、配眼镜，他说哎呀，看个眼睛还这么费劲呀。检查完以后，邓子恢回来了，看到了李讷，他说哎哟我们的公主呀，大了以后谁还敢娶你呀，说了些玩笑话。
我们一看有人找主席，就退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给主席检查眼睛。
第二次是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撤离之前，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区回来，胡乔木记得是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开了一次会，他作记录。
当时毛主席提出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了，这个预见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预见，斯大林他们认为延安无论如何不能撤退，如果延安撤退了共产党就完了。所以当时党的意见也有分歧，任弼时就坚决反对撤退。主席当时说撤退就是为了再回来，第二年就可以回来。
第二年，我们没回延安，却奔北平去了。两年的时间完全实现了毛主席的预计，后来我说毛主席怎么预计得这么准呀。
随着延安的撤退，我们就到了山西临县的三交门诊部，它是中央后委的所在地。那时候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分成前委、中委和后委三部分。前委就是毛主席他们，1948年的3月份，我们到陕北去给毛泽东检查身体。主席当时住在米脂县的凤凰寨。凤凰寨是一个城堡，是马明方家族的一个大院，整个一座山被城墙包围起来，易守难攻。
毛主席刚到那里，在战争中奔波，身体相当疲劳。以后就是第三次给他检查。
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业务副主任的王鹤滨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一个电话，通知他立即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处报到，接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保健医生的职务，傅连暲给他一封事先写好的介绍信，让他自己去见毛泽东。王鹤滨怎么也想不到，这第四次见到毛泽东，会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到了傅连暲家之后，他把信递给我，并说我是派到主席身边的第三位保健医生。我好奇地问，那第一位、第二位是谁呀？他忽然沉默下来，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他说，第一任我派去的是我的女婿，反AB团的时候，他们俩都被杀了。我听了，心情也非常沉痛。我说，这个政治斗争真是残酷。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第二个保健医生叫周医生，他那时候在一个旅卫生部当部长，现在已经去世了。
第二天，我快到丰泽园门口的时候，王振海（值班卫士）就瞄着我了，瞧着我来了，他就向我靠近，要赶我。他原来没见过我，要检查。突然间，毛主席跟着一群人，从他的办公室，也就是从菊香书屋大院走出来了。我一见高兴了，就赶快迎上去。主席一出来，王振海就赶快闪开了，他要给主席一行人让路，也就没法堵我了。他一闪开，我就冲过去了，把信递给主席。毛主席打开信一看就说，欢迎你来啊！我现在去开会，我需要你的时候，通知你。这时候他就和我握了个手。这握手既是会见，又是告别。主席他们就到颐年堂开会去了。
我当时被安排住在丰泽园西边的静谷，是一处园中园。此前我去过一次，觉得印象非常深，因为那里边有不少假山哪、楼台亭榭呀，还有流水呀，风景很优美。
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中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鹤滨被毛泽东请到了自己的卧室。面对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王鹤滨一时间乱了阵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住下来以后，过了几天，主席就派王振海来叫我。我到了主席休息的紫云轩东侧的房间，主席刚起床，还半躺在床上，正拿起一支烟点着了抽了一口。我笑一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主席说：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的事情还不太多，我身体还可以，你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书记。我就坐在那儿听着，眼睛看着他。他一看我那么愣着，也不说话。主席肯定还有什么要指示我的，我就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了一声：“哎，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一听这话，觉得非常窘迫，我想主席怎么能说这样的粗话呢。说着，主席又笑了，意思是说是不是呀，我就勉强地笑了一下，因为我不好回答，他是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他这样说话，有点像农村的大人对小孩那样说话。
后来，我理解了这是主席的幽默，也是主席的平易近人之处。我听说，在陕北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战士们就经常吃黑豆，吃黑豆放屁就多。战士们放完屁，常常哈哈大笑。主席听到笑声，坐不住了，就从窑洞里出来了。他说同志们现在很艰苦啊，本来陕北地方很小，加上国民党来了以后搞破坏，所以我们就得吃黑豆。大家要熬过这个艰苦的时期，说到这里，有个人就放了个屁。主席就开玩笑说，谁说不呢？大家都哈哈笑起来了，他又严肃了，跟战士们说，将来我们可以到南京、北京去改善伙食。
我自己就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年夏天，我们跟着主席到北京的郊区去。中午的时候，天气正热，一人一身汗。毛主席穿着一件背心，一件白衬衣，汗湿透了后背。到了一个村子边上，长有一片玉米，玉米长得有一人多高。我们正在树底下乘凉，主席向李银桥招了招手，李银桥就赶紧过去了。他们就沿一条小路，往玉米地钻去了。我说，天这么热，玉米地又不透风，钻进去了要是中暑怎么办哪？我就跟着走。
汪东兴和叶子龙见状，就嘎嘎地笑起来。他们都叫我，王大夫，你跟进去也想施肥去呀。这时候，我才理解主席跟李银桥招手是要手纸，像这样的事在农村是很普遍的。
后来，王鹤滨兼任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毛泽东总是以没时间看《参考消息》为借口，让王鹤滨来读给他听，以这种方式培养观察认识问题的能力。
主席说，你注意一下《参考消息》，有些国际性的动态呀，请你给我讲一讲。我接受了，看到我感兴趣的国际评论，不管长短，我就拿去，从头到尾念给他听。一开始，主席听完，抽支烟之后他就笑了，也没有说别的。我还高兴呢，这也让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转换一下脑筋。
过了几天，我又看了一篇，也如法炮制。这次，我念完之后，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你这样的办法，你应该用我的稿酬订一些报纸，不管是左的右的，你都买来，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产生一种观点了。当你产生观点以后，你再给我讲你的认识。
以后，我当了研究生就体会了，对有些问题有初步的看法你必须先掌握大量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找出适合你或者是你认为要发展的东西。这时，我才明白主席是在培养我观察问题的眼光。
这之前，江青就进来了。主席给我讲的时候，她就站在旁边。等他讲完了，她说主席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后来，这事情我就没再做下去了。但是，这种教育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
王鹤滨陪毛泽东吃饭时，毛泽东总是亲自为他夹菜。王鹤滨以为自己是尊重主席，却受到了汪东兴的批评。
我在主席那里工作，吃饭时间到了，开始我不知道，值班卫士就通知我：“王秘书，主席叫你去呢。”我得去啊，去了以后，一看桌子上摆着饭菜和两双筷子。主席从办公室出来，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往这处走，用手一指，叫我坐在他旁边：“别看啊，吃吧。”我也不好意思吃，陪主席吃饭嘛，我也不能随便夹菜。主席就说：“你们青年人喜欢吃肉，你来尝尝这个牛肉片，这个苦瓜我爱吃，你也尝尝。”说着，主席就夹给我，我也不能不要哇，他夹了我就吃。有这么几次之后，主席在丰泽园散步的时候，我和汪东兴走在后面，忽然，汪东兴笑了。我说，有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他说：“你跟主席吃饭，不要老是埋头苦干啊。”我说，什么埋头苦干呀？他就说了：“主席跟我讲，你陪他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光埋头吃，说你是咱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人，不懂得待人接物这一套。”他说你不要老让主席照顾你。我说，哦，我明白了。
实际上，毛泽东对吃几乎没什么要求。
主席吃饭很简单，从来不点菜，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时间长了，厨师和卫士都是根据他爱吃什么，才做什么。主席自己不说，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看他吃剩下来的菜，哪个吃的多哪个吃的少。下次再做饭，就多做些他吃得多的菜。但是，一直也没总结出来主席到底喜欢吃什么。后来，有我陪着吃饭，这就更没法分了，这菜到底是主席吃的还是我吃的，就闹不清楚了。
因此，我每次吃完饭以后，还得向厨师和值班卫士说主席吃什么比较多，吃什么比较少，他们就根据我的汇报来做菜。有一次卫士张仙朋来找我，撅着个嘴巴说，王秘书，你这个菜是怎么报的？你说主席喜欢吃这个菜，结果主席一筷子都没动。丁师傅也跟我说，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对呀，你说主席爱吃的东西，主席根本没有吃呀。
后来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哪个菜离主席近他就吃哪一个，远的他就懒得去夹了。说起来，主席吃饭就像是例行公事。
但有一次主席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跟我说，王医生，你怎么老给我吃这个细大米呀，弄点粗大米不好吗？我说，好啊，粗大米含的维生素B高。他说，那含的维生素B高，你怎么不给我弄点粗大米来？我说，那我就想办法吧。可我上哪找去呀，商店都没有卖粗大米的。后来，我想起来香山一带有不少稻田。我到了香山下的一个村子，拿细米一对一换人家的粗米。就这样搞了一面袋子，几十斤吧。那大米真够粗的，刚把壳去掉，那个胚芽上都留有粗米糠。回来以后，我说主席粗大米搞来了。主席说，那就赶紧做来吃。我拿给食堂师傅，告诉他，这是主席今天想吃的粗米，你就给他做这个粗大米饭。饭蒸熟了，他没端去。厨师给我叫去了，他说王秘书啊，这啥米啊，你看这米蒸完了，汤是汤，米是米的，就像高粱米饭一样，没有黏性；它是一颗一颗分着的。我说，你端上去吧，别担心，这是主席让做嘛。可他怕毁他厨师的声誉，做不好主席不吃，犹犹豫豫地端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主席愿不愿意吃，就等啊，等主席吃下来了，我问他粗大米好吃吗？他说好吃、好吃。所以，这一段时间我就给他吃粗大米。
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下
在吃的问题上，主席很少提意见。就是提，也是要降低伙食费。自从我当了他的秘书以后，主席老跟我说，我这个伙食消费太多了，能不能把它压低点儿？说实在的，主席的伙食费并不高，已经没有节省的空间。那时，他家里是八口人，八口人平均下来，伙食费跟我们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小灶吃饭，生活不见得比他低。可主席说了，还是得想点办法。我就告诉厨师，做菜的时候，菜不要摘得太细，只要能吃的就不要扔掉。主席自己要降低伙食费，但还让每个月给邓小平家一点补助，因为邓小平家里孩子多，人口多，生活水平低。那时候，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层也有困难户。
后来，主席专门问我，伙食费压得怎么样？我说想了好多办法，可压不下去。他说，那你就用力压嘛。他还举例子说，1925年，我在国民党政府里面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共四口人，我、夫人、大儿子还有一个保姆。那时候，官没现在大，钱也没现在多，可是每月还得节省。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国家派的，车是国家派的，花那么多不应该啊。
我没有办法，就给卫士们开会布置了一下任务，准备把孩子们的水果来个定时定量。第二天，我一到主席那儿去了解情况，江青正在院子里打转，我一进门，她就冲我来了。她说，王医生，我问你，你是医生，吃水果对人有没有好处？我说，当然有好处啊。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吃。我说，不是不给吃，是定量吃。她说，那不行。她这么说，我就不能说话了。所以，江青弄得我没有办法。后来，在总理处工作的一个护士讲，总理知道我离开主席后，说什么事情夫人一插手就不好办了。
一次，王鹤滨的儿子意外地陪毛泽东吃了一次饭；小家伙对红红的油炸辣椒格外感兴趣，毛泽东就逗起小家伙来，引出的一段对话却让王鹤滨回味至今……
有一次，是星期六，机关要开饭了，有个同志帮着我把王子杰—我的大儿子接回来了。偏巧，卫士通知我陪主席吃饭，可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我出去找人带孩子，已经来不及了，哪能叫主席等着我吃饭呀？只好抱着他一块儿去了。去了以后，主席很感兴趣：“哦，多了个小同志啊。”就问孩子多大岁数了？我儿子就举了四个手指头，说四岁了。“你妈妈呢？”“妈妈学习去了。”“想不想妈妈呀？”孩子说想。吃饭的时候，因为孩子在托儿所吃过饭才回来的，他现在根本就不饿，但是眼睛老盯着红辣椒，那油炸的一段一段的红辣椒，很诱人。主席发现了孩子的兴趣所在，就说：“啊，你想吃这个啊，这个可好吃了。”他夹了一口放在嘴里，还装出很好吃的样子：“这个可好吃了，你想吃吗？”说着，就夹了一块给他，他小嘴就伸过去了。我赶忙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我就把他揽过来没让他吃，我心想：这么辣的辣椒，我吃了都直出汗，那小孩子一吃哭起来，闹起来，再骂起来，我说这不把主席这顿饭给搅了吗？我说：“不能吃，主席。”后来，主席又夹了一块，跟他说：“嗨，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爸爸不让你吃，来吃。”又夹了一块送过来，我又把孩子搂过来说，千万不能吃！我说，主席你千万不要给他吃！这时候主席就不满意了，把筷子放下：“哪有你这个当爸爸的？你叫孩子吃嘛，叫他上上当，让他知道知道大人也有坏的。”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理解他这句话的用意。
毛泽东曾经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王鹤滨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
他办公，我就在那儿看着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我想陪陪他，两个人不说话，就这样看着。我这个人特别不耐困，看着看着眼睛就看不清了。开始时，我还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可一会儿就迷糊了。主席却一直在工作。后来，我就想起来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可这是古人的办法呀。我就用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拧就麻木了，也不管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边上有个沙发，开始我不敢那么坐着，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又暖烘烘的。懵懂中，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绿色军大衣。主席一看我醒了，就冲我点点头，意思是你还接着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来想帮主席呀，看看有什么空闲啊，好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哪，来了以后，给主席找了麻烦，还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