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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又来到了长沙。
广州军区传达以后，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详细情况报告了黄永胜、邱会作和叶群。这么一来，叶群告诉林彪别人要动手了，林彪就恐慌起来。
9月12日中午，主席到了北京的丰台。在天津的时候，主席就让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候。我当时还有一个疑问，主席怎么不到大会堂118室去谈呢？那几年，他一直习惯到118。我当时并不知道主席谈话的内容，因而，猜测这里头可能有什么问题。
主席在丰台那里，部署要军队改组，部署调动一些部队，他也是防万一。让北京军区在南口增加了一个师，这是我后来听说的。
主席从北京站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的时间，我记得是下午四点，我当时还看了表。
9月12日晚上，各方面的情况相当紧张，张耀祠一直在中南海的游泳池。
这一天下午，林立衡报来了林立果他们在北京西郊机场策划逃跑，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等情况，并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首长逃跑。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真相，说是挟持。她打电话到警卫团，说我要找团领导报告，接电话的是二大队长姜作寿。姜作寿就说我们的副团长张耀祠在这里，我就接了电话。情况传给我之后，我就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总理。总理这个时候也紧张了，他就想办法要空军的总机。
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但有关安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部署好了，早有部署，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这边有汪东兴，钓鱼台那边有邬吉成。地面是不容易冲进来，就是怕飞机，所以我们劝主席离开中南海，到了大会堂的118那边。后来，主席在大会堂住了半个多月。
那么，周恩来是在什么时候将林彪逃跑的消息告诉毛泽东的呢？
总理就是在林彪坐的三叉机起飞以后，报告给主席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也做不了主了，就报告了主席。总理到游泳池报告了主席。总理说林彪逃跑了，飞机还在射程之内，要不要打？主席当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要他去吧，就让他去。
不久，传来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飞机往北走了，那是直升机。机场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总理，总理接完回来，就问主席怎么办？主席问又是哪一个，总理说那是周宇驰，驾了一架直升机跑了。主席说把他劫回来，他不听就打下来，这个不留情了。到最后还是给他拦回来了。
……
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的身体就感觉不好了，他让张耀祠跟江青谈了谈他的病情。
林彪这件事对主席的刺激很大，主席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得了肺心病、气管炎，说话口齿不清了，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了，写字都重叠。说话有的人听不懂，张玉凤还听得懂。外交部那两个翻译小姐也听得懂。
他写的字由于重叠，我们就得猜，认不出来。我还存了几份主席写的东西，他一个字一个字都重叠起来了，分不清是什么字。主席那个时候就提出来，叫我和医生对江青说一说他的病情。我们两个就去了。
我们两个到了钓鱼台，江青有好长时间一直住在钓鱼台。医生先向江青介绍主席的病情，说主席得了肺心病，主要是由支气管炎发展引起来的。现在不能睡觉，每天只能坐在沙发上，困了的时候靠一靠，不能躺在床上睡。
可江青不同意医生的意见，她说不可能。主席的体质好，不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她一直坚持这一条。医生怎么讲她也不听，所以我当时就讲，我说江青同志，主席现在年纪大了，不像以前了，以前有一点病，他可以抵抗，不吃药，不打针可以，现在不行了。
我说，比如说主席心脏不好，老咳嗽，咳嗽就震动心脏，就影响心脏。就像一个人跑步，你跑一两个小时还可以，你要跑一天，能行吗？我打了这个比方给她。以后她就转过弯了，就不说医生的判断错误了。她说以后有什么情况你就报告我。
…………
1974年，人称“铁蝴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来华访问，为其丈夫访华做准备。那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知道毛泽东不能会见她时，她拿出手帕擦眼睛，并伴有轻微的抽泣声。毛泽东得知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
第八部分访问 张耀祠 下
马科斯的夫人有两次提出要见主席，开始主席都没有答应。主席没有答应，外交部很为难，就把她送到外地参观，送到哪里？送到西安，到西安参观。之前，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了她。她提出想见毛主席，李副总理说，并非毛主席不愿意见她，而是确实不在北京，请她谅解。据说，伊梅尔达沉默了几秒钟，随即取出一方手帕，开始擦眼睛，并伴有轻微的抽泣声。一时间，李副总理不知如何是好。伊梅尔达又把她抹眼泪的手帕轻轻地抛到茶几的李副总理一边，不说话，也不告辞。最后，李副总理说，我会把你的要求告诉主席，看看有没有可能。当时，主席患眼疾正住在武汉，还是答应接见她。飞机把她送到武汉。
到了武汉，马科斯那个夫人也是够大方的，见面先亲了主席。后来接见完了，她从国内运了一些芒果到武汉。菲律宾的芒果好吃，个儿大，但主席不吃。
主席不吃，又不能老放着，我就跟张玉凤讲，那些芒果能不能给北京的那些战士送些去。张玉凤给主席讲了，他说不用送了，分给这边的大师傅，你们工作人员、部队，给他们吃吧。
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点钟左右，汪东兴布置张耀祠去抓江青。
确切说是10月6日下午的三点，汪东兴叫我，还有一个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就我们两个去的。我们去了以后，汪东兴就讲，现在中央准备粉碎“四人帮”，要一网打尽。他说叫你们两个来，你们就负责抓这个江青，还有个毛远新。
他就讲了一下方法，他说你去了以后就跟江青说，中央决定把你们隔离审查，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要打电话，把你的钥匙交出来，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管，对江青就讲这个。
他说另外再把毛远新也办一下，毛远新是保护审查，换一间房子，不要住原来那个，还是这么一个地方，旁边还有房子。他说他由李连庆负责，负责他的安全，负责他的住宿。毛远新写的材料，向中央报告的材料由李连庆转送。汪东兴就交代了这一些。
当时，我去了以后就宣布这个原则。毛远新当时就有一股子气，他说主席刚逝世你们就，你们就……他讲了一个就字就完了，就不说了。
对毛远新就是这个简单的处理，就是隔离保护审查。抓江青的时候，去的时候我就给江青宣布，开始我还加了一句，加了一句什么呢？ 加了一句，江青你现在还在那里破坏中央，搞阴谋诡计，破坏中央的活动。
我讲完以后，江青就慢腾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钥匙装在信封里头，写上国锋同志亲启，她把信封的两头用密笺封好，就交给我，这样她的手续算是交代完了。
文件我们没有清查，她也没带走。然后武建华同志就把她带走了，上了车，走了。
“四人帮”他们几个人不是关在一起，是分开的。
张耀祠一直跟着主席，他也许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感受。
主席很念旧，喜欢用熟悉的人。主席喜欢我，我也喜欢主席，我现在晚上做梦经常梦见主席。我怎么也忘不了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不可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
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一句话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中国有前十四年、后十四年。前十四年从1921年到1935年这一段，这是前十四年，后十四年就是从1935年的1月到1949年10月，这一段也是十四年。
前十四年我们经过多少曲折，我们党损失多大啊，换了多少位总书记，都没有干出什么名堂。这就说明这个路线不正确，领导人不正确。毛主席打仗是用兵如神，你要消灭我，你还没那个本事，但我要消灭你，我就能做到。像三大战役，就是这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也很赞成小平同志讲的这两句话。有的人现在还不服气，可我服气。我跟着毛主席，虽然不是天天跟着，可我是从江西一直跟着主席走出来的。因此，谁也不能否认我的认识更真切、更有说服力。
第九部分访问 章含之 上
章含之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么，毛泽东给一个孩子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记得那是1950年，我是1949年从上海到的北京嘛。1950年时，我才十五岁。我记得是在国庆节，那时候的国庆节好像庆祝的范围比较小。我父亲章士钊就被邀请去中南海，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都可以带孩子去。我父亲就把我带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反正就是国庆招待会，地点在怀仁堂。
毛主席主持了这个招待会，在我的印象里，他那个时候年纪还很轻。
当时，我一个孩子也搞不大清楚伟大领袖什么的，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大人物。
那时候，毛主席不是又高又大嘛，我那时候的个子也没现在这么高。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大人物的个子特别大。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毛主席这个人特别慈祥。他微笑着问我，你原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来的北京？那时候，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拘束，就觉得这个大人物挺和蔼的。说了几句，他就说，你们小孩子不要跟我们大人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把江青叫过来，说你把这些孩子都带到花园里去玩吧。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那么，再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呢？
我那时候在外语学院教书，距离第一次见主席，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话，叫我赶快回来，说我父亲要去出席主席七十寿辰的一个家宴。要请几个湖南老乡，要带我去。那个时候我对毛主席已经不是十五岁时的感觉了，就觉得诚惶诚恐。我跟父亲去了，感觉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场合。
基本上就是他家里人，孩子也挺多的。他的孩子也在，每个老乡都带了一个孩子去，所以就很有家庭气氛。我去了以后，先是在颐年堂。大家先是聊天，聊天也没有我们的份。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那天觉得蛮别扭的。吃饭以前，我父亲跟这几个老乡，一个是叶恭绰，还有一个程潜，还有王季范，这些都是主席的老乡，王季范还是他的表哥。他们有说有笑的，因为他们都是湖南人。这些孩子之间好像也特别熟，其实我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跟父亲这些朋友的孩子在一起长大。既不属于我父亲民主人士的圈子，又不属于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这个圈子，我完全是在学校里走自己的一条路。所以，遇到这种场合，我往往是非常孤立的，因为民主人士的孩子我不熟，高干的孩子我也不熟。我当时记得，大人们在一块说话，孩子们也好像经常在一起似的，我就一个人在旁边，好像被晾在一边了。当时，可能是主席注意到这一点，他观察挺敏锐的。他可能看我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大人这边我也插不进去嘴，小孩子那边也插不进去嘴。主席就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听说你现在已经当老师了？就找些话跟我说说，可能担心我受冷落。我说是。他说；你教英文呢？我说我教英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
然后，主席就说，哎呀，过得真快呀，你都已经教书了，你也来教教我英文吧。我当时感觉他完全是在说笑话，就是找一个话题跟我说说话，关心我。我说我哪敢教主席呀！主席说，哎，英文你是可以教我的。这话就说过去了，后来大家就吃饭。没有呆多久，我就回来了。没想到，我以为说说而已的话变成真的了。
就这样，章含之更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
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主席那边的电话打到学校去了。我知道消息也很紧张，学校办公室传达说，主席来电话说，已经跟你说好了，让你帮他学学英文，你明天就去吧。
我记得是星期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只休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里，就告诉我父亲了。我问父亲，怎么办？主席打电话打到学校办公室去了。我父亲倒是挺高兴的，他说你有这个机会，跟主席能够学点东西。第二天我就去见主席，父亲还让我带了一本书给他，那本书叫《智囊》。平时，他们两个人经常交换书看，上次吃饭的时候，他提到想看这本书，我父亲就让我把这本书带过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我去的时候，是主席的秘书林克接待我的，他说了主席想学点英文，然后就把教材也给我了，主席自个儿选的教材。当时，我还背了一堆教材去，想让主席选一选。主席选的教材是反苏反修的九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近毛主席。
毛泽东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我还年轻，我也搞不懂，毛主席为什么要学英文。拿九评的文章学英文，从教学上来说，是不适宜的。而且，他的英文水平我也不敢测呀。我也不敢说，主席你要学英文我先考考你。主席没有要我的教材，也没有要我拿出一个教学计划来。我也只好就稀里糊涂的，他拿给我什么我就给他讲什么。我觉得，毛主席对书面的东西能看懂一点点。但是，说英语基本不行，大概会一点词汇。我当时想学英文就是学英文。实际上，学英文有几种目的，我看主席当时是生活里要找一些消遣，换一换脑筋。多少年过去，我回想他的生活也蛮单调的。我现在想，我们常人可以看电影，逛百货公司、逛公园，他不行，公园就是中南海，接触的人也就是有数的十几二十个人。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我们也会觉得比较沉闷吧。从目前我们所知的材料来看，那段时间，毛主席在思考很多问题。正是在“大跃进”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那个时期似乎是主席政治生涯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因为主席思考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主席并不是太忙。每个星期和我一起学英文，每次花费两三个钟头。实际上，跟我聊聊天，吃吃饭，差不多半个晚上就过去了。一般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才结束。我觉得，他并不想把英文学到什么程度，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转换脑筋的办法。另外，他可以不看到他经常见到的人，我就是这种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叫我章老师了，这个章老师的头衔，可能要跟我一辈子了。因为主席叫我章老师以后，别人就跟着叫我章老师了。我到了外交部工作以后，倒是没人叫我章老师了。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调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我记得，农研中心在京西宾馆开农村会议。我在电梯里碰到了纪登奎同志， 他和我打招呼说，哎哟，章老师来了。电梯里的人就很奇怪，纪登奎的年纪比我大，为什么叫我章老师。我初来乍到，电梯里的人就很疑惑地看着我。纪登奎同志说，你们不知道吧，她教过毛主席英文，主席管她叫老师，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叫她章老师。
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章含之第一次吃了肥肉。
冬天的时候，主席喜欢吃火锅，他喜欢把挺肥的猪肉，在里头煮一煮，然后，夹起来蘸着佐料吃。佐料里头有辣椒什么的。主席把肥肉夹给我，我不好意思不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肥的肉，跟吞什么似的，囫囵吞下去，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其实，上海人也是挺喜欢吃红烧肉的，红烧肉必须要带点肥的才好吃。只是，主席喜欢吃的那个肉，肥的太多了点儿。并且不是红烧，而是白煮的，我有些不习惯。不过，我跟着主席吃了这个肉以后，觉得肥肉也蛮好吃的。
第九部分访问 章含之 下
1964年春节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一起去南方过年，一路上互为老师，可惜……
1964年的春节之前，主席说春节完了以后，他带我坐火车到南方去。他说，你教我读英文，我教你读历史。你就带一部《史记》。这事对我来说，真是很有吸引力。我年轻的时候，老造家里的反，跟我父亲什么也没学到。如果有机会跟毛主席学学历史，无疑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