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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手头工作一交代，第二天一上班，就到丰泽园那里去。一进去，主席卧在床上，穿着睡衣，就是那种类似大毛巾的材料做的睡衣，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烟在那看报纸，盖个毛毡，他不盖棉被，主席就说话，慢慢地，他说，哦，哦了一下，然后就起身了，把报纸一放，就伸出来一只手，他的手比我的手大，我就三步并做两步上去把他的手抓住了，问候了一下：主席你好。然后他就说，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你愿意不愿意？我说愿意愿意。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好，以后就在我身边，帮助我做一点事，帮助我做一点事好不好？哎呀，这句话我也是非常感动，你是领袖，我是很一般的人，你想让我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还帮助你做一点事情，还带了一个“好不好”。帮助我做一点事情好不好，我说好好好，然后我就告退了。一出主席的卧室，我就在院子里连蹦带跳，我就通过主席的书房跑到我的办公室，身上好像一下就轻松了许多。
第一部分访问 高智 中
到了机要室以后，就做秘书工作，当时我们三四个人，我负责处理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的文件，毛刘周朱陈。那时候小平同志还没有来，小平同志在西南，不久，中央召开了政治会议，这个会议就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我就作为秘书，时间也不长，就固定了，固定到毛主席那里给他当机要秘书。
高智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接触，他看到了毛泽东在生活中那平凡的一面。他喜欢毛泽东的幽默，喜欢毛泽东和他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毛泽东几次说高智这个名字厉害。
有一次主席叫几个常委同志去开会，有少奇、总理、陈云、小平，还有总司令，他们几位都到了颐年堂了，我就请主席去了。主席醒来，刚醒来，我说常委几个同志都来了，请主席去，去颐年堂开会。主席就把衣服穿好了，还穿了一件大衣，他书房的中门到颐年堂不是有过道吗，刚出书房门的时候，我在主席后面，主席回过头来叫我的名字：高智！我以为主席有啥事情呢，他说你这个名字太厉害了，我说那我以后就改一改，政治的治，同志的志，或者植树的植。主席笑了一下，然后就到颐年堂开会，就这么随便说了一下。我并没有真的改名，以后我还是叫高智。但有时候写些东西给别人，我就写政治的治，有时候也写同志的志。我记得陈毅老总有一次给我写了一个条儿，是同志的志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我就随便那么说说，也不是主席叫我改名字，他也是那么随便说说。工作之余，主席也说说玩笑，在外出的时候，在火车上，他跟大家说说玩笑或者有趣的故事。其中有很多发生在工作人员之间的典故，他能感觉到，但不一定听得懂。
工作上也有趣事，有一次我出差去了，有一个人给主席送了一封信，信一放那人就走了，主席就看那个信，把信封一打开没有瓤子，然后主席自己找，在火车上，在床头上找，找不见以后，就把那个送信的人又叫去了，他说这个信没有瓤，光有皮，主席不批评他。这个同志就回到他的车厢里去了，信里边的内容还在台子下边压着呢，结果又给主席送去了，他说主席呀，我光送了信皮，信瓤子还在台子底下压着呢。主席没有因为这事批评他，要给别人还不批评啊。
……
高智平时的工作就是帮主席起草文件，当然也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记得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下面有一个报告给主席，是广东的还是河南的记不清了。给主席看了以后，主席那时候好像两三天都没有休息好。那天把我叫去，他说他要休息，你替我代中央起草点东西，等我睡觉起来看，他说了这个以后，因为这文件我看过。他这么交代以后我就反反复复地看，要理解这个精神。先改了一些笔误，我就开始起草。写好了以后，主席还在睡觉，没起来。那时候，北大的陈伟离我很近，我就把这事告诉陈伟了。我说这是我起草的文件，主席还在休息，你看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陈伟看了以后说好啊，他说，再有半年就行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再有半年就可以起草山东会议的文件了。他没啥意见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在办公室等着，时间不长主席就醒来了。
我就把起草的东西给主席送去，同时跟他说明，我说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你还在休息，我就征求一下陈伟的意见。他说这有两句话，相信群众跟依靠群众哪个放在前边，是相信放在前边还是依靠放在前边，我想来想去说，只有相信才能依靠。我说把相信群众放在前边依靠群众放在后边。当时，主席就说，你不相信咋能依靠啊，我说对的。顺手主席就在我的宣纸上写了一个照办还是照发。
我原来想的是啥呢，是想问问主席有啥意见，没啥意见我回来再抄写一份，弄清爽了再让主席签字。主席一写以后，我说哎呀，洇了嘛，主席说，以后先要写好。
作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我就有时候给主席写报告，有时候我就口头跟他汇报。
写出来的文字，我或者放到主席的办公室，或者放到主席的卧室。不知道啥时候，主席有工夫签字，所以以文字的形式写出来。写好放到他回来就可以看到的地方。他签完字，他就会叫我去，再交代怎么办。
毛泽东常说高智是一个好人，也就是老老实实的人。
我感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有跟任何人发生矛盾。至于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主席没有做过我啥工作，这也许是他跟别人说我是好人的原因。
平常的印象里，卫士之间互相有点意见，或者有点误会。主席知道以后就找他们谈话，调解调解。还有江青、护士之间，和卫士之间，有点不愉快的事，或者有时候是江青批评卫士了，或者是批评护士了，护士和卫士有点冤枉，主席有时候和卫士和护士做工作。据我知道主席说过这个话，一个意思，要原谅江青，说你们要为了我。完了回来他就批评江青，这个我印象中比较多一点儿。
1958年以后，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点火，有点脾气呀，这些孩子们，都是年轻娃，受不了委屈的多一点。虽然具体是啥事情我还说不太清楚，但我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亲眼看过，也从来不问，但是从一些人的言语流露出来，我就有这种感觉。
有一天晚上我给主席送东西，主席就把我叫住了。我说主席你有啥事情啊，他没说有啥事，他说你说我管多少人，我心想这还不好答嘛，我说全党、全国人民都归你领导嘛。不，我只管两个半人，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问主席，哪两个半人。你一个，罗光禄一个，他停了，我说那还有半个是谁，江青。他这么说，我也不好问，我就轻轻笑了一下。
我从工作里边有这种感觉，毛主席喜欢老老实实的人。你对问题有啥看法你就是啥看法，你要说你心里的话。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看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不知道，他知道的，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办。不要装懂，不懂就是不懂，我看他喜欢这样的人，你有啥想法，你就说，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第一部分访问 高智 下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可能以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在高智的记忆里，大家都关心毛泽东身体，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工作人员的身体，尽量不耽误他们的休息。
主席交代我们事情大都是口头上的，但有些东西是文字批的，交代我们怎么写信，或者怎么怎么办。有时候叫我们办的时候，就随时叫，不管是二十点或是一点或是两点。通常都是他晚上批好的东西他不叫，他在天亮的时候再叫你。我至少有两三次跟主席说，你写好了以后就叫我，我们就拿去办。主席讲了一句，你们是被动的，我是主动的。他照顾我们还要休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看，因为你们要来我就把这个翻一翻。实际上，他凌晨两三点钟就批给我了。他不叫，天亮了，公鸡啼了，他该休息了，你也差不多休息好了，他再叫你办。
他叫我们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叫卫士通知，值班的李银桥什么的打电话叫我们；一个就是打电铃，我们的电铃声音大，但是声音也不能太大，太大就是隔着墙，也会妨碍主席休息。为了能随时到岗，我们几个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叶子龙同志的一家，我们一家，罗秘书一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家里还有很小的小孩呢，都不让他们高声哭喊。我们教育说，哭的声音太大或者时间太长都会把毛爷爷哭醒。那时候，我们的电铃声音比较大，你就是睡着了也不要紧，主席不打电话的，一打电铃就能叫醒我们。我在他身边工作，他最多打过三次电话，他没有那么痛快打电话。我们一般是把他的电话线拔掉。总台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把电话一插上，然后叫我们。总理打电话找主席也很少，总理要找主席通话也是先跟我们打电话。
有时候总理就说，他要给主席打电话，咱也不能问“你跟主席说啥呀？”我们就跟主席报告，总理要跟你通话。我就把电话给主席插上，然后他们通完话了，我就再拔了。主要是怕妨碍主席休息，因为他的习惯就是不打电话，就是叫我们请他们来，当面说，不打电话。
过了1961年的元旦；高智他们就按毛泽东的计划；到农村去搞调查；了解大跃进、大办食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我记得是1961年的1月15日，我们这些下去的同志都穿着下去的衣服，一身棉装；集合起来，我那天晚上本来要叫主席检阅了，看每个人穿的走的样子，一块照张相，然后去河南去了。我们到河南以后，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食堂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往中央报告。我当时的看法是，食堂在农忙季节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制度是很不妥的。以后又到江西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如实汇报。当然，这些问题不光我们来调查，还有中央其他的同志来看。后来，中央就做出决定，食堂制度取消了。
下去一年多，高智他们回到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较长的同志，都要离开毛泽东去地方上工作了。十年的朝夕相处，在分别的时候，毛泽东透露出挽留之意，曾两次留下高智合影留念，尽管高智想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但毛泽东做事一向从大局出发，他不能徇私情而留下来。
………
高智离开毛泽东就像是离开自己的父母一样，会写信问候，汇报情况甚至写检讨。当然，他也时不时给毛泽东寄些陕西特产，寄托自己的思念。
从1962年回陕西，到1965年再去北京，这中间还写信，写过几次信，寄过几次陕北的小米，中间我也到陆川县工作过。陆川县的苹果是名产嘛，我给主席捎过苹果。我的工作变动，我也给主席写过信。我的学习计划没完成，也给主席写信检讨过。
到了地方以后，复杂的环境让高智无所适从，他开始想念毛泽东，想念那段在梦中都挥之不去的中南海生活。
开始离开主席的第一年没有想，特别是到了陕西以后，各方面工作不知道咋搞，人也不熟悉，慢慢地就越来越想主席，越来越想，每天晚上做梦都想。有一天我正在搞农业侦察工作的时候，突然叫我回来，我当时就想，一定是主席来了。结果不是，是要把我的工作从研究所调到县外办。我天天盼，月月盼，盼能有机会到北京去。1965年1月份，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去了，印尼退出联合国了，我们中国跟印度尼西亚就成了同一战壕的了，我们中国派了一个比较大的代表团。大伙都是搞外事的，一起到印尼去了。
我没想出国，人家给我这么个机会叫我去，我是想到北京去。一下火车我就到中南海去了，西门口站岗的还认识我，一见我就叫我进去了。
1965年1月，高智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南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
那次见了主席，是1965年1月13日。我到了，就先见主席。
我跟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主席的卧室去，他躺在床上，也没有起床。我就坐在床边，跟他谈了一会儿。我主要谈我的工作，他还是说要到陕北走一走。我说，这几年我跑了不少地方，我一直盼着你去，我可以陪你。那天好像是星期六，为什么是星期六呢，那天我就没有离开中南海，一天都在那呆着，到了晚上以后，我还陪着他去参加舞会去了。晚会完了以后，我才到华侨饭店去报到的。
那次的分别，高智没有想到竟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回到陕西后，他日日盼月月盼，希望毛泽东能回延安沿黄河走一圈，可是他怎么也没有等来。想着当年与毛泽东的约定，高智先后在延安、洛川等条件艰苦的老区做前站工作。随着年龄的增大，晚年的高智又开始想念起毛泽东来。从当年的壮志少年到现在的白发老人，对毛泽东的热爱在高智身上延续了一生。
第一部分访问 韩桂馨 上
1947年初，胡宗南率领国民党20万大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后委行动，毛泽东率领几百人的后委机关转战陕北，与国民党军队巧妙周旋。这一年，20岁的李银桥和18岁的韩桂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李银桥担任卫士，韩桂馨是毛泽东的家庭服务员。
对于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高兴，而李银桥竟然不愿意，原因何在呢？
为什么不同意呢，毛主席就问过这句话。我老伴回答说，我在周副主席那儿工作的时候，提出来希望学习，因为自己文化低，想学习学习再工作。主席说，你在我这工作，我也会放你去学习的，这个顾虑你不要有，你不是因为喜欢周总理那儿，不愿意来我这儿。李银桥忙说，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答应我了，你不放我走，我就着急了。主席说，行，咱们订个君子协定吧，半年我放你走。半年到期了，主席就和李银桥商量怎么办。正在战争环境下，李银桥一看实在走不了，就又续了半年。这一续就是十五年。后来，李银桥发现毛主席很恋旧，穿的衣服旧了也不丢，用的喝水缸旧了也不丢，人用久了也不愿放走。并且主席大事小事都挺讲信用的，具体用人，他完全有权力决定，大家都能理解。就这件事情，因为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以后就不再提半年的约定了。从1947年去主席身边，到1962年离开，前前后后总共十五年。
就是在陕北转战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帮助李银桥学习。
当时，毛主席给李银桥布置了一个任务，写日记。
李银桥觉得这个任务很重，自己的文化底子薄，怕是不容易写出来。但由于是主席布置的任务，他必须完成。李银桥在一个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旅行集”，主席说写错了，不是这个“集”，是“旅行记”，记录的“记”，日记的“记”。
虽然日记的质量自己都感觉不满意，但是李银桥写完就得交上去。主席说，我给你改改。李银桥写的都是大白话，看到的什么写的什么，既无结构，也无修饰。主席一看就乐了。不过，主席就像老师带学生一样耐心的。他鼓励说，优点是如实反映了自己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写什么，不是人为编的，挺好。缺点是写得比较乱。毛主席又说，这样写比华丽的辞藻更受欢迎。你寄回家给父母看看吧，看你的文化有进步了。说完，主席还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李银桥寄回家之后，全村的人都想看，说是毛主席御批，毛主席批改的作业，看了以后都挺受鼓舞的。
主席最后说，学文化，写日记是最好的练习提高。你们经常写，经常记，既能提高文化水平，也能提高写作水平。
高小毕业的韩桂馨，1945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卫生部下属的中央幼儿园工作。为什么挑选她到毛泽东身边去呢？
我是在李银桥之后到主席那里去的。我记得是在1947年10月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因为那个时候，天天行军打仗，挺艰苦的。我们这个部队里，有一个最小的战士李讷。李讷那时刚七岁，战争环境里，上学是不可能的。可她又到了上学的年龄，除了生活上需要人照顾，学习上也需要人指导。就是因为这样，我被挑选到主席身边工作。
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谈的话。他说现在你的工作需要调动一下，跟你谈谈情况，征得你的同意。一听是到主席身边，我满口答应。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