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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里有一个该死的遣使会会士，专找我的碴儿，使我对他想教我的拉丁文都感到厌恶。他一头服帖油滑的黑发，香料面包色的面孔，水牛嗓子，灰林鹗的眼睛，野猪鬃的胡须。他一脸奸笑；四肢动弹起来好像木偶似的。我忘记了他那讨厌的姓名，但他那吓人而又让人肉麻的面孔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我只要一想起他来，必定颤抖不已。我仍记得在走廊里遇见他的情景，他彬彬有礼地把他那顶油腻的方软帽一摆，请我到他房里去。我觉得他那房间比黑牢房还要可怕。大家可以想像一下，这么一位老师同当过我老师的宫廷神甫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呀！
如果我再听任这个恶魔摆布一两个月，我相信我必定会精神失常的。但是，憨厚的格罗先生发现我很忧伤，吃不下饭，人在消瘦，便猜到了我苦闷的原因。这事很容易解决。他使我摆脱了那畜生的魔爪，而且干脆把我交到与之截然不同的一个最温和的人手里。这个人是一位年轻的弗西尼神甫，名叫加蒂埃，是来修道院深造的。出于对格罗先生的尊重，而且我认为也是出于仁慈，他很乐意挤出时间来指导我的学习。我从未见过比加蒂埃先生相貌更动人的人了。他一头金发，胡子近乎红棕色，风度如同他家乡的人，大智若愚，但他身上真正突出的是心地善良、仁慈友爱、热情洋溢。他那双蓝眼睛里，交织着温柔、亲切和忧伤，让人一看便注意上他。从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眼神、声调看来，似乎他已预知自己的命运，感到自己生来就是不幸的。
他的性格与他的相貌完全相符。他非常耐心且温和地好像在同我探讨，而不是教育。我立即就喜欢上他了，因为他的前任为他奠定了基础。然而，尽管他没少为我花时间，尽管我俩都挺努力，尽管他教得挺好，可我虽然刻苦但长进不大。很奇怪，我虽然理解力不差，但从未能从老师们那儿学到点什么，除了我父亲和朗贝尔西埃先生而外。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点东西，是，我自己学到的，大家以后便会明白的。我的思想忍受不了任何的束缚，不能屈从于时间的限制。而且，我担心学不会，所以无意集中精力。我害怕让讲课的人着急，便不懂装懂，因此对方在往下讲，我却一点也听不懂。我的思想想按自己的节奏运转，而不能忍受别人的安排。
圣职授任礼的时刻到了，加蒂埃先生便回到本省去当六品修士了。他带走了我的遗憾、我的依恋和我的感激。我祝愿他，但那些祝愿如同我对自己的祝愿一样，没有兑现。好几年后，我听说他在当一个教区的副本堂神甫时，同一位他以从未有过的、十分温柔的心爱上的姑娘生了一个女孩。在这一个管得十分严厉的教区里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丑闻。按照常规，神甫们只能同已婚妇女生孩子。他因为违反了这条不成文的规定，被投入监狱，名誉扫地，被驱逐出境。我不知道他后来是不是恢复圣职了，但是，他的不幸遭遇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在写《爱蜜尔》时，我又想了起来，因此，我把加蒂埃先生同盖姆先生揉在了一起，把这两位可敬可爱的神甫变成了萨瓦副本堂神甫的原型。欣慰的是我的描写并没有损害我的两个原型。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受益匪浅的乐谱
当我在修道院的时候，多博纳先生被迫离开了阿纳西，因为地方长官大人认为他同自己的妻子有染有伤大雅。这其实就像是“园丁的狗”这是一句谚语：“园丁的狗不吃狗食，但牛来吃时则汪汪直叫。”一般，因为尽管科尔维奇夫人很可爱，但他同她夫妻不和，山外人的怪癖“山外”指的是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用“山外人的怪癖”指责科尔维奇，是影射同性恋，因为法国人从16世纪起便指责意大利人搞同性恋。又使她对他毫无用处，于是，他便粗暴地对待她，两人只好分居。科尔维奇先生是个无耻小人，阴险毒辣，狡猾奸诈，因为树敌太多，自己也被撵走了。据说，普罗旺斯人报复自己的仇人是唱歌：多博纳先生写了一出喜剧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仇；他把剧本寄给了华伦夫人，她让我看了剧本。我挺喜欢这个剧本，它使我产生了写一出剧的幻想，我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像该剧作者所说的那么蠢。但是，直到我到了尚贝里之后，才实现这个愿望，写了《顾影自怜》。因此，我在该剧本的序言中所说的，我是18岁时写的它，那是瞒掉了几岁。
差不多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本身并不重要，但却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而且，当我已经把它忘了的时候，社会上却是风言风语的。我每周有一天可以外出，我用不着说出我利用这一天都干些什么。有一个星期天，我正在妈妈家里，与妈妈房子相连的方济各会的一幢楼房着火了。这楼里有个炉灶，还堆满了一捆捆干柴。一瞬间，火烧起来了。妈妈的房子被风吹过来的火苗给盖住了，十分危险。大家急慌急忙地往外搬，把家具搬到了花园里。花园正对着我以前住的房间的窗户，在我所说的小溪那边。我慌乱不堪，手忙脚乱，把拿到的东西，不问三七二十一，全都扔出窗外，甚至把一个大白臼都扔了出去，要是放在平时，我连抬都抬不动的。如果不是有人拦住我，一面大镜子也要被我扔出去了。善良的主教那天也来看望妈妈，他也没闲着，他把妈妈拉到花园，同她以及所有在花园里的人一起祈祷。我因为来晚了点儿，看见大家都跪着，便也像他们一样地跪了下来。在主教祈祷的过程中，风向变了，变得那么突然，那么及时，以致盖住房屋而且已经蹿进窗户的火苗扑向院子的另一边去了，房屋一点儿也没有受到损害。两年后，贝尔奈先生去世了，他的老会友——安多尼会修士们开始收集能够有助于他的列真福品的材料。我应布代神甫的请求，把我刚才所说的事情作为见证加进这些材料里去，这是我做得对的；但我做得不对的是，把这件事说成了一个奇迹。我看见主教在祈祷，而在他祈祷的过程中，我看见风向变了，而且变得很及时，这就是我可以说的和可以作证的，但是，这两件事中一件是另一件的原因，那我就不该说得那么肯定，因为我不可能知道。可是，就我的记忆，我当时是真诚的天主教徒，我没有胡编乱造。人们心中极其自然的对奇迹的喜爱、我对这位德高望重的主教的景仰，以及我也许以为自己对这奇迹的出现有所贡献的那种内心的骄傲，致使我自己迷惑了自己，而且，我敢说，如果这一奇迹确实因为是最热烈的祈祷所造成的话，那我完全可以说，这里面有我一份功劳。
30多年后，当我发表《山中来信》时，我不知道弗雷隆先生是怎么发现这份证明材料的，并且还在他的文学刊物中引用了它。必须承认，这一发现很有利，很及时，连我都觉得挺有意思。
我命中注定是一事无成。尽管加蒂埃先生尽一切可能地把我的进步说得比较好，但大家看到我的进步同我的努力不成比例，这就无法鼓舞我继续学习了。因此，主教和院长灰心了，认为我不是做神甫的材料，把我还给了华伦夫人。但是，他们仍说我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一点恶习也没有。正因为如此，尽管人们对我有那么多让人讨厌的偏见，但她并没有抛弃我。
我得意洋洋地把我受益匪浅的乐谱带回她家。我那首《阿尔菲和阿蕾土斯》曲子几乎是我在修道院里所学的全部东西。我对这门艺术的偏好使她产生了培养我当音乐家的想法：机会很好；她家里每周起码举办一次音乐会，而且指挥这个小音乐会的教堂乐师时常来看望她。这位乐师是巴黎人，名叫勒梅特尔，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为人活泼开朗，人也年轻，仪表堂堂，才气不高，但毕竟是个很好的人。妈妈介绍我认识了他。我很喜欢他，他也不讨厌我。我们谈到膳宿费的问题，一下就谈好了。总之，我到他那儿去了，愉快地过了一冬，因为他的训练班离妈妈家只不过20步远，不一会儿工夫便走到了，我们还常常一起在妈妈家吃晚饭。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又干出新的蠢事
不难想像，训练班的生活总是充满欢歌笑语的，同音乐家们以及唱诗班的孩子们在一起，我感到比跟圣一拉扎尔修道院的神甫们在一起的日子更有意思。不过，这种生活尽管更自由自在，但仍旧是按部就班，有一定之规的。我生来就爱独行其是，但又从不过分。在整整六个月中，除了去妈妈那儿或是去教堂以外，我一次也没出去过，甚至都没想过要出去。这段时间是我生活得最平静的阶段之一，回想起来非常愉快。在我置身其中的各种环境里，有一些环境使我感到非常地愉快，回想起来，仍旧其乐融融，犹如依旧身在其中一般，我不仅记得时间、地点、人物，而且还记得周围的所有东西、温度、气味、颜色，那是只有在那儿才能感觉到的某种印象，对它的生动回忆又重新把我带到了那里。例如，大家在训练班练习的所有曲子、大家合唱的所有歌子、大家在那儿所做的一切、议事司铎们的美丽而高贵的衣服、神甫们的祭披、唱诗班成员的主教冠、乐师们的面容、拉低音提琴的瘸子老木匠、拉小提琴的金发矮个儿神甫、勒梅特尔摘下佩剑后披在世俗衣服外面的旧道袍，以及他去唱诗班时套在旧衣服外面的漂亮的高级宽袖白色法衣；我拿着一支短笛坐在乐台上，准备吹奏勒梅特尔先生专门为我谱写的一小段独奏曲的那份洋洋自得，等着我们的佳肴以及大家的好胃口。这所有的一切活灵活现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成百次地使我开心忘怀，而且胜过当时的高兴劲儿。我对于抑扬婉转的《美丽的繁星之神》中的某一曲调始终怀有一种缠绵缱绻，因为在圣诞节前四星期的将临期的某个星期日，天还没亮，我在床上听见人们按照那座教堂的规矩，在教堂台阶上唱这首圣歌。妈妈的女佣梅塞莱小姐也懂点音乐，我永远也忘不了勒梅特尔先生让我同她一起唱的《献礼》中的一小段经文歌，而她的女主人是那么兴趣盎然地在听。总之，所有的一切，包括让唱诗班的孩子惹得十分恼火的、心地非常善良的好女仆佩琳娜，在回忆这些幸福无邪的时刻时，都常常萦绕脑际，令我陶醉，令我伤怀。
我无可指责地在阿纳西生活了将近一年，大家对我都挺满意。自从我离开了都灵之后，我没干过任何蠢事，而且只要是在妈妈跟前，我是不会干蠢事的。她引导我，始终在很好地引导我，我对她的依恋成了我惟一的激情；而且，可以证明这不是疯狂的激情的是，我的心培育了理智。的确，这惟一的情感可以说把我的所有才智全都吸走了，使我什么也学不成，连我花了全部力量去学的音乐也毫不例外。但这根本不是我的错；我是全身心地投入的，是勤奋刻苦地去学的。但我心不在焉，总是走神，总是唉声叹气，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进步，我自己能做的都做了，但是，只要有人来启发我，我便又干出新的蠢事来。这个人出现了。是偶然促成了这个机会，大家下面可以看到，我那不听话的脑袋抓住了它。
二月的一天晚上，天气很冷，我们都围在炉旁烤火。这时候只听见有人在敲大门。佩琳娜提起马灯，下楼去开门。一位年轻人同她一起走上楼来，不慌不忙地自我介绍之后，向勒梅特尔先生简短而文雅地恭维了几句。他自称是法国音乐家，因为囊中羞涩，想在音乐训练班找点活儿干，挣点路费。善良的勒梅特尔先生，听说他是法国音乐家，心里一颤，因为他炽热地爱着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艺术。他接待了这位年轻的过路人，留他住宿；年轻人看来很需要住的地方，没怎么客气就留下不走了。当他一边烤火，一边聊天，等着吃晚饭时，我细细地观察着他。他身材矮小，但却胸宽背阔。他并不特别畸形，但却有这么点我说不上来的不匀称，可以说是一个平肩驼背人，不过，我觉得他有点瘸。他穿了一件黑上衣，虽说不算旧，但磨损得厉害，破烂得都在掉碎片了；一件质地上乘但却很脏的衬衣，袖口挺漂亮，但已起毛边了；两条腿上绑着护腿套，一只腿套就足够放进他的两条腿去；他腋下夹着一顶抵卸风雪的小帽。但在他这身滑稽装束中，透着某种他的风度所能表露出的高贵。他容貌清秀恬静，说话伶俐清晰，但不太谦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他是个受过教育的放荡青年，他不像一个要饭的乞丐，但却像个化缘的疯子。他告诉我们说，他叫旺蒂尔·德·维尔纳夫，从巴黎来，走迷了路。而且，他有点忘了自己音乐家的角色，又补充说，他要去格勒诺布尔拜望在议会里的一个亲戚。
晚餐时，大家谈论着音乐；他谈得头头是道。他知道所有的大演奏家、所有的名曲、所有的男演员、所有的女演员、所有的漂亮女人、所有的大贵族。大家谈到的一切他好像都很了解。但是，刚谈起一个话题，他便说句俏皮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忘记刚才说什么了。那天是个星期六，第二天教堂里有音乐会。勒梅特尔先生建议他参加演唱，他回答说：“非常高兴。”问他唱哪个声部，他回答说：“男高音。”随即便把话岔开了。在去教堂之前，有人把他的那一部分给他，让他准备一下，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他这么不可一世令勒梅特尔先生非常吃惊。后者对着我的耳朵说：“您看着吧，他不识谱。”我回答说：“我也非常担心。”我焦虑不安地跟在他俩身后。音乐会开始时，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因为我很关心他。
我很快就放心了。他唱了两个独唱，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嗓音美极了。我还从未这么惊喜过。做完弥撒之后，旺蒂尔先生受到教堂的全体教士和音乐家的称赞；他笑嘻嘻地随意答谢着，但始终不失其风采。勒梅特尔先生真心诚意地拥抱他，我也同样地拥抱他：他见我愉快，因此他似乎也感到挺高兴的。
第二部分：谈判中取胜的必备才能我们很快便分手了
我相信，大家会认为，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大老粗的巴克勒先生我都迷恋过，那我对这位有教养、有才气、幽默风趣、深谙世事、且又被看作是个可爱的浪荡公子的旺蒂尔先生自然会更加迷恋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我想，如何一个年轻人，处在我的位置，也会这样的，特别是他如果具有鉴赏他人特长的较强能力并对其才能十分仰慕的话，则更容易如此，因为毫无疑问，旺蒂尔先生就具有这种特长，而且，他还具有一种他这种年龄的人很少有的一个特长：不急于表露自己的才能。是的，他对许多他并不懂的事情自吹自擂，然而，对于他知道的那些事情，而且知道得真不少，他却只字不提，等着机会去展示出来。他这叫欲擒故纵，其效果更大。由于他每件事都刚开个头就不往下谈了，大家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全部抖落出来。他谈话时爱开玩笑，放荡不羁，口若悬河，充满魅力，始终笑容可掬，却从不失声大笑，就是最粗俗的事，他谈起来也温文尔雅，让人听着顺耳。连最害羞的女人都很惊奇自己竟能听得下去他的话。他们虽然觉得应该生气，但却又气不起来，因为没有力气去生气。他所需要的只是青楼女子，而且，我相信他并不是爱搞风流韵事的人，但却生就的是在交际场中，为有风流韵事的人增添无穷的乐趣的人。有这么多的讨人喜欢的才能，又是在一个了解而且欣赏这些才能的地方，让他长久地囿于音乐家的圈子里是困难的。
我对旺蒂尔先生的仰慕，其动机是很理智的，其结果也没非礼之处，尽管我对他的喜爱比对巴克勒先生更加强烈，更加持久。我喜欢见到他，喜欢听他说话；我觉得他所做的一切都很可爱；我感到他所说的一切都如同神谕；但我并没迷恋到离不开他的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