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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弗朗格耶先生爱才重才
我以为我的蠢事被遗忘了，其实我想错了。弗朗格耶先生是迪潘夫人的丈夫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他几乎同迪潘夫人、同我年龄相仿。他很聪明，长得也很好，可能有非份之想。据说，他对他的继母有点意思，也许就因为她替他找了一个很丑、很温顺的妻子。她同他们小夫妻俩相处得非常融洽。弗朗格耶先生爱才重才。他很懂音乐，所以音乐成了我俩之间的联系纽带。我常去看他。我很喜欢他。突然，他暗示我，迪潘夫人嫌我来得太频，请我别再去了。如果在还我信时，她有这种表示倒还说得过去，可都快十天了，平白无故地就这么说，我觉得不太合适。特别奇怪的是，弗朗格耶夫妇并未因此而冷淡我。不过，我去得少了，要不是迪潘夫人又突发奇想，我可能根本就不再去了。迪潘夫人请我替她照管几天她儿子，因为要换家庭教师，她儿子在此期间无人看管。我那几天可真够活受罪的，要没有服从迪潘夫人的那种喜悦，那简直让人受不了，因为那个可怜的舍农索从那时起便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差一点辱没家门，并因此而死在了波旁岛。我在照看他的时候，只不过是阻止他伤害自己和别人，但这就够我烦神的了。即使迪潘夫人作为报偿以身相许，我也不会再多看管他一个星期。
弗朗格耶先生跟我关系不错，我跟他一起学习：我俩一起开始去鲁埃尔先生那儿上化学课。为了离他近点，我搬出圣康坦旅店，住到维尔德莱街的网球场旁边。维尔德莱街通向迪潘先生居住的普拉特利埃街。在那儿，我因没太当心而患了感冒，还转成了胸部炎症，差点儿一命呜呼。我年轻时经常患这类炎症，如脑膜炎，特别是常患咽喉炎，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叙述了。这些病都让我看到死亡将至，使我对死神的面目都很熟悉的了。在康复期间，我有时间考虑一下我的处境，对自己的胆怯、软弱和麻木不仁感到懊悔。尽管我感到心中有一团火，可是我的麻木却使我沉溺于无所用心之中，总是濒临穷困潦倒，不能自拔。病倒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当时正在上演的鲁瓦耶的一部歌剧，剧名我忘了。尽管我总以为别人有才，而我望尘莫及，可我仍不禁认为这部歌剧不行，缺乏热情，没有新意。我有时心里敢这么想：“我觉得我要写的话会比它好。”可是，一想到写一部歌剧以及艺术家们把歌剧说得神乎其神，我便胆怯了，立即打了退堂鼓，并且因为不知天高地厚而深感汗颜。再说，去哪儿找人帮我写歌词并让人费力地照我的意思修改呢？这种作曲和写作歌剧的念头在我生病期间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在我发高烧的时候，脑子里还编了些独唱曲、二重唱曲和合唱曲。我深信还写了点“即兴之作”，如果大师们能听到演奏的话，也许会赞赏一番的。啊！要是能把一个发高烧的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发现从他说的胡话中有时会产生多么崇高伟大的作品呀！
在我康复期间，我的心里仍挂念着这些音乐和歌剧的主题，但心境比以前要平静得多。由于一心一意地，甚至是情不自禁地在思考着，我便想把这些主题弄个明明白白，而且想尝试一下单独地写一部歌剧，包括词和曲。我这并不完全是初试锋芒了。我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为《伊菲斯与阿那克撒莱特》，因我有自知之明而付之一炬了。我在里昂又写了一部，名为《发现新世界》，在读给博尔德先生、马布利神甫、特吕布莱神甫以及其他一些人听了之后，我终于又把它给烧掉了，尽管我已经写了序幕和第一幕的曲子，而且达维看了曲子之后还对我说，有些片段可与布奥农奇尼意大利著名作曲家（1665—1758），卢梭将他的名字拼错了，应是“波农奇尼”。相媲美。
这一次，在动手之前，我花了些时间思考了我的提纲。我计划写一部英雄的芭蕾舞剧，写3个不同的主题，分成3幕，各自成篇，每个题材都配以不同性质的音乐。每一幕都以一个诗人的爱情为主题，所以取名为《风流诗神》。第一幕配以强劲的音乐，演的是塔索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诗人（1544—1595）。；第二幕配上缠绵缱绻的音乐，演的是奥维德拉丁诗人（公元前43—公元17）。；第三幕名为《阿纳克雷翁》希腊诗人（公元前560—公元前478）。，应洋溢着古希腊酒神赞歌的欢快。我先在第一幕上试作，投入巨大热情，第一次使我体味到作曲的喜悦。一天晚上，我正要走进歌剧院，突然感到激情澎湃，思绪万千，我便把买票的钱放进口袋，跑回家中，把所有窗帘拉上，不让阳光进来，然后，躺到床上，沉醉在诗和乐兴味之中，用了好几个小时，飞快地构思好第一幕的最优美的部分。可以说，我对费拉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是塔索）以及我面对她那不义的兄弟所表现出的高尚、自傲，使我那一夜美不胜言，即使我身在公主的怀抱之中也不会感到有这么美的。到了早上，我脑子里剩下的只是我构思的一小部分，但这仅存的一点东西，虽然因我的倦怠和困乏而几乎被抹尽，但仍能看出其所代表的片断的活力。
这一次，我因有其他事情缠身，没有把这件事一直搞下去。在我与迪潘家走得很亲近的时候，我不时地仍去拜访的贝赞瓦尔夫人和布罗格利夫人没有忘记我。近卫队长蒙泰居伯爵刚被任命为驻威尼斯大使。这一职位是他通过巴尔雅克弗勒里红衣主教的亲信、心腹。弗勒里当了首相之后，巴尔雅克便成了他的近侍，权可倾国。弄到的，因为他拼命地讨好后者。他的兄弟蒙泰居骑士是王太子的侍从，认识贝赞瓦尔夫人、布罗格利夫人以及我有时也去拜访的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甫。布罗格利夫人得知大使想找一名秘书，便保荐了我。我们开始交易。我要求薪俸定为50金路易，因为当秘书要有行头，这点薪金是很少的了。可他只肯给100皮斯托尔，还要我旅费自理。这条件太可笑了，无法达成一致。弗朗格耶拼命挽留我，我才没拂袖而去。我留下没走；蒙泰居先生带着另一位秘书走了。这位秘书名叫福罗，是外事办公室派给他的。他俩刚到威尼斯便吵翻了。福罗先生发现自己是在与一个疯子共事，便把他给晾在那儿了。蒙泰居先生只有一个名叫比尼斯的年轻神甫，只能在秘书手下抄抄写写，胜任不了秘书工作，因此又来求我。他的骑士兄弟是个精明的人，对我连哄带骗的，暗示我秘书这个职位是有一些权益的，并许给我一千法郎的薪俸，外加20金路易的旅费，因此，我便动身了。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最后到了威尼斯
到了里昂，我真想取道塞尼山，顺便去看看可怜的妈妈。可我却沿罗讷河而下，在土伦乘船过海了，因为一方面，战端已起系指1740年到1748年为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战争。，并且也想节省一点，另一方面要去找米尔普瓦取通行证，他当时任普罗旺斯驻军指挥官，是人家让我去找他的。蒙泰居先生缺不了我，接连写信催我赶快去，但一件意外的事使我耽搁了。
当时正值墨西哥瘟疫肆虐时期。英国舰队在那儿停泊，检查了我乘坐的斜桅小帆船，使我们在经过漫长而艰难的渡海航行之后抵达热那亚时，被检疫隔离了21天。乘客们可以选择留在船上或是去港口检疫站，但我们被告知，检疫站空空荡荡，还没来得及布置。于是，大家都选择留在船上。难耐的闷热、狭窄的空间、行动的不便和虱蚤的叮咬，使我宁可豁出去住进港口检疫站。我被领到一幢三层的大楼里，里面空空的，既无窗、床、桌、椅，也无一只凳子可坐，一点干草可躺。有人把我的大衣、睡袋、两只箱子给我拿了来，随即把大门用大锁锁上，我便一人呆在里面，随意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楼上楼下地乱窜，到处都空无一人，荡然无物。
这一切并没使我因选择了检疫站而没留在船上就感到后悔。我像个新鲁滨逊似的动手安排我21天的生活，就像我要在这里过一辈子似的。我先是颇有兴趣地去捉船上带来的虱子。当我把浑身的新旧衣服换了个彻底，终于没一个虱子之后，便着手布置我为自己选定的房间。我用外衣和衬衫做成一个厚厚的床垫，把好几条毛巾缝在一起当床单，用睡衣当被子，把大衣卷起来当枕头。我把一只箱子放平当凳子，把另一只箱子立起当桌子。我把纸张和文具盒拿出来，把带来的十多本书码放好。总之，我布置得非常好，除了没有帘子和窗户而外，在这个空空如也的检疫站里，我几乎同在维尔德莱街网球场附近的家里一样地舒适。有人非常郑重其事地为我送饭；两个枪上刺刀的掷弹兵护送着送饭来；楼梯是我的餐厅，楼梯口当我的桌子，梯级是我的坐凳，饭菜摆好之后，送饭人一边退下一边摇铃，告诉我可以入席。两顿饭之间，当我不读不写，又不布置房间的时候，我便去充作我的庭院的新教徒墓地散步，或者爬上朝向港口的顶塔，可以眺望船只进进出出。我就这样过了两周，要不是法国使节戎维尔1741年到1745年法国驻热那亚共和国特使，于1765年去世。先生给我缩短了一周，我本会在那儿过满21天而一刻也不会感到厌烦的。他收到了我捎去的一封信才来的，信是醮了醋，涂过香料，熏得半焦了的。余下的几天我是在他家度过的。说实话，在他家比在检疫站舒服得多。他待我十分亲切。他的秘书杜邦是个好小伙子，带我去了热那亚城里和乡下的好几家人家，玩得很开心。因此，我同他交上了朋友，而且通了很长时间的信。我穿过伦巴第，继续愉快地前行。我途经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帕多瓦，最后到了威尼斯。大使先生都等急了。
我面前放着一堆堆的公文，有宫廷发来的。也有其他大使馆发来的。尽管大使先生有密码本，可凡是用密码的函件他都看不懂。我从来就没在任何机关干过，一辈子也都没见过什么密码，所以，一开始，我很担心会出差错。可是，我随后便发现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不到一周时间，我便把全部密码函件都译了出来。其实，根本就没这个必要，因为威尼斯使馆一直很清闲，而且，也没人愿意把什么事交给蒙泰居这样的人去办。在我来之前，他简直束手无策，既不会口授，自己又写不明白。我对他非常有用，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对我非常好。他之所以对我好还有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莱先生因精神失常调离之后，名叫勒布隆的法国领事便主持馆务。蒙泰居先生到任之后，在熟悉情况之前，勒布隆先生仍继续代理着。蒙泰居先生虽然自己没有能力，但却嫉妒他人代行其职，所以很讨厌那位领事。我一到，他便立刻免去了那个领事的使馆秘书的职责，让我来干了。职责同头衔是不能分开的；他便叫我顶上了秘书的头衔。我在他身边的那段时期，他从来就是只委派我以秘书的身份前去参议院会见其高级代表。其实，他宁愿要一个自己人，而不愿要一个领事或宫廷任命的办公室职员当秘书，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使得我的日子很好过，并且使他的那些意大利人随员，以及侍从和大部分馆员无法在使馆内与我一争高低。我成功地利用所享有的权威维护了大使的治外法权，也就是说阻止了好几起对使馆区的侵犯，从而维护了使馆的豁免权，而他的威尼斯籍官员是绝对不会这么去做的。不过，我也从不允许匪徒躲进使馆里来，尽管这对我会是有利可图的，而且大使阁下也不会不屑于从中分肥。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带来的麻烦多于乐趣
大使阁下竟然大言不惭地要求分享人称使馆办公室的秘书处的好处。当时正值战争时期，不免有许多护照要签发。每签一份护照，就得付给签发并副署的秘书一个西昆古代威尼斯金币，约合十个法郎。。我的所有前任都无一例外地收取这笔钱，不管领照人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所以，尽管我不是法国人，但还是为法国人免去了这一个西昆。但对其他国家的人，我是毫不客气地索要签发费的。有一次，西班牙王后的宠臣的兄弟斯柯蒂侯爵派人来签了一本护照，可是却没有送那一个西昆来，我便让人去要。对于我的大胆妄为，那个爱报复的意大利人耿耿于怀。人们得知我在签发护照费上的改革之后，自称法国人前来办理的人趋之若鹜，他们装腔拿调地自称普罗旺斯人、庇卡底人或勃艮第人。我耳朵敏锐，不会上当，而且我不信有哪个意大利人能少交这一个西昆的，但也绝不会有一个法国人会多付这一个西昆。我傻乎乎地把我的改革告诉了蒙泰居先生，他原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一听“西昆”二字，他立刻竖起了耳朵，对减免法国人的西昆他倒是没有提出异议，而对外国人交纳的钱却要我与他平分，说是要给我相应的好处。我的利益受到损害倒还罢了，可这种卑鄙行为却让我非常恼火，我毫不客气地把他顶了回去。他仍旧坚持，我更火了。我气呼呼地对他说：“不行，先生。请阁下留下属于自己的，而把属于我的留给我，我永远不会让您拿我一个苏的。”他见一计不成，便另生一计，恬不知耻地跟我说，既然我从他的使馆办公室得到收益，那理所当然办公费开支就该由我负担。我不想在这一点上斤斤计较，因此，从此以后，墨水、纸张、火漆、蜡烛、丝绳，甚至我让人重刻的印章，都是我出的钱，他从未补还过我一个苏。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签证收益分了一小部分给比尼斯神甫。他是个好小伙子，从未在这种事上打过主意。他对我很好，我待他也不薄，我俩一直相处得很好。
我开始工作时，没有觉得像原先所担心的那么发愁，因为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经验，又是在一个也不比我经验多的大使身边工作，况且，他还既无知又固执，我的良知和一点点知识本是启迪我好好为他，为国王效劳的，可他好像故意同我对着干。他与马利侯爵相交甚好，这是他所干的比较明智的事。马利侯爵是西班牙大使，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只要愿意，他可以牵着蒙泰居的鼻子走，但是，鉴于两国王室的利益，他通常总是给他出出主意，如果蒙泰居在执行时不是总自以为是的话，这些主意本来是很好的。他俩要联手做的惟一的一件事，就是敦促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声称要恪守中立，但却公开地向奥地利军队提供军火，甚至还提供兵丁，谎称是逃兵。我相信，蒙泰居先生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所以不顾我的劝告，硬要我在他的所有函件中说明，威尼斯共和国绝不会违反中立。这个可怜虫执拗而愚蠢，总是让我写些荒唐话，做些荒唐事，既然他要这么干，我又不得不服从，所以，有时我感到工作起来很受罪，几乎没法干。譬如，他非要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用密码，尽管这两种报告都根本就没有保密的必要。我劝他说，王室的公文每周五到，而我们的公文周六就要发出去，没有足够的时间译解和编译这么多密码，而且我还有许多信件要写，要赶着让信使带走。为此，他想了个绝招儿，让我每个星期四就把第二天才到的公文的复函拟好。他还觉得这一招儿非常地妙，尽管我向他指出这不可能，行不通，但还是不得不照他说的办。我在他那儿的整个工作期间，总是先记录下他在一周内匆匆交代我的几句话以及我道听途说的几条平淡无奇的消息，然后，根据这一点点材料，在星期四上午必定把每周六要送发的公文稿交给他，顶多再按照每周五送来的公文匆忙地作点修改，即作为我们的复函发出去。他还有一个极其有趣的怪癖，使他的函件可笑到难以想像的程度，那就是对待每一条消息，他不是往外发，而是全都发回消息来源地。他向阿梅洛1737年到1744年4月的外交国务秘书（1689—1749）。先生报告宫廷消息，向莫尔巴莫尔巴伯爵（1701—1781），海军国务秘书。先生报告巴黎的情况，向阿弗兰古尔阿弗兰古尔侯爵（1707—1767），1749年到1762年间，任法国驻瑞典大使。先生报告瑞典的新闻，向拉舍塔尔第拉舍塔尔第侯爵（1705—1758），1739年到1744年间，任法国驻俄国大使。报告圣彼得堡消息，而且，有时候，还向他们每人发回他们各自发来的消息，只是我在词句上稍稍加以改动了一下而已。对于我送给他签字的所有材料，他只是对送呈宫廷的文件浏览一遍，而对发送其他大使馆的公文连看都不看一眼就签上字了，所以这使我对后面这类公文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加以处理，至少可以把那些消息相互交错一下。但是，对于重要公文我想作合理的变通就不可能了。他有时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