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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首场演出的日子，我去大众咖啡馆吃早餐。那儿已经聚了不少人，都在谈论头一天的彩排以及人多得进不了剧场。有一位军官也去看了，说是自己没费劲儿就进去了，把场内情景详细叙述了一通，把作者也给描绘了一番，还说自己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但是，使我惊讶的是，他的这番冗长的叙述，虽然说得那么肯定、自然，但却没有一句是真的。我觉得很显然的是，把这次彩排说得如此神乎其神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去看，因为他所说的他看得那么真切的作者就在他的面前，可他却并不认识。这场滑稽戏中更奇特的是它在我身上所起到的作用。这个人年龄已经不小，神态和口气都没有显出狂妄和优越。从相貌看，他是个有身份的人，身上的圣路易十字奖章说明他以前当过军官。尽管他恬不知耻，尽管我羞于与他为伍，但我对他却挺感兴趣。当他大言不惭地在撒谎时，我满面羞红，不敢抬头，如芒刺在背。我有时心里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认为他是弄错了，而不是存心撒谎。最后，我生怕有人认出我来，当面戳穿他，所以，我赶忙喝完巧克力奶，一句话没说，低着头从他面前走过，尽快地跑出去。与此同时，在场的人还在就他的议论起劲儿地聒噪着。到了街上，我发觉自己浑身是汗，而且，我敢说，在我出来之前，有人认出我来，喊我一声的话，人们会看见我只是因为想到那个可怜虫的谎言如被戳穿会如何难堪而像个罪犯似的羞愧和不安。
我现在已处在一生中最严峻的一个关头，很难只是单纯地叙述，因为叙述本身几乎不可能不带上或褒或贬的色彩。不过，我还是要尽量地客观地叙述一下我是如何做的，是出于什么动机这么做的。
那一天，我的穿戴同平时一样地随便，胡子没刮，假发蓬乱。我把这缺乏礼貌的样子当成是一种勇敢的表现，就这副模样走进大厅。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所有宫廷大臣不一会儿也来到大厅。我走去坐到居利先生领我去的属于他的那个包厢。这是个临近舞台的大包厢，正对一个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尔夫人正坐在小包厢里。我周围尽是夫人，只有我一人是男的，不难想像，我是专门被安置在这里的，好让大家看见。灯光亮起时，我看见自己这副模样，坐在全都精心打扮了的人中间，便开始感到很不是滋味了。我暗自寻思：是不是坐错了地方？自己的穿着打扮是不是恰当？惶恐不安了几分钟之后，我便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自己说：“没错。”这种无畏也许更多地是因为无可奈何而非出自理直气壮。我暗想，这是我该坐的地方，因为我是在看人家演出我的剧本，我是被邀请来的，我正是为此而写这一剧本的，再说，没有谁比我更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得跟平时一样，既不更好也没更差。如果我又开始在某件事上屈服于舆论，那我很快就要遇事便迁就别人。为了永远不失本色，不管是在什么场合，我都不该因根据自己所选定的职业穿着打扮而羞惭。我外表朴素，不修边幅，但我毕竟是干净利索整洁的。胡子本身也不脏，因为那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而且，根据时尚，胡子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有人会认为我滑稽可笑，傲慢无礼。嗨，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学会忍受讥笑，只要我不觉得别人说得对就行了。我在心里做了这么小小的一番独白之后，便坚强起来，以致必要的话，我可以英勇无畏了。但是，也许是因为君王在场，也许是人的天性的缘故，我在以我为对象的好奇之中所见到的只是殷勤和礼貌。我深受感动，又开始对自己、对剧本不安起来，生怕失去这似乎只想为我喝彩的极其有利的偏见。我对他们的嘲讽是有所准备的，但他们那么殷勤却是我所没有料到的，使我为之折服，以致于开始演出时，我竟像个孩子似的浑身发颤。
我很快便有理由放心了。就演员来说，演得并不好，但就音乐而言，唱得好，演奏得也好。说实在的，第一场只是属于一种感人的纯朴；但自这第一场起，我便听见各个包厢里响起了在这类剧本中从未听到过的一种惊奇、赞叹的窃窃私议。这种激动在不断增强，很快便传染到了全场观众，按孟德斯鸠的说法，就是用效果本身来增强效果。在两个可爱的人的那一场系第六场，柯莱特在说了一番情话之后，原谅了抛弃了她而另觅城堡女主人的柯兰。这一场的最后，是这两个情人海誓山盟之后的一段二重唱。，这一效果达到了顶点。有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这就使得大家能听得一清二楚，剧本和作者因此而大受其益。我听见我周围的一些我觉得如天仙一般美丽的女士在彼此窃窃私语：“这剧真美，真动人，没有一个音符不激动人心的。”我因使得这么多的美人儿激动不已而高兴得热泪盈眶。到第一个二重唱时，我发现并非自己独自一人在忍不住流泪。有一阵儿，我在回想，我记起了在特雷托朗家搞的那场音乐会来。这种回想使人觉得奴隶在把桂冠戴在凯旋者们的头上。但这个回忆转瞬即逝，我立即全神贯注，没再分心地享受体味自己的荣耀的那份乐趣。可我深信，此时此刻，性欲的要求要大大地高于作者的虚荣心。可以肯定，如果在场的全是男人，我也就不会像当时那样欲火攻心，想用嘴唇去承接我使之流出的那些醇美的泪水。我见过一些剧本激起过更加热烈的赞叹，但从未见过全场观众这么无一例外地、温馨激动地陶醉于这样一个剧本的，特别是，这是在宫廷里，又是头场演出的日子。凡是看过这个场面的人都应该记得的，因为那效果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愁苦不堪
当天晚上，奥蒙公爵大人让人告诉我，让我第二天11点左右到城堡去，他要让我晋见国王。传话的是居利先生，他补充说，可能是要赐予我年金，国王想亲自向我宣布这件事。
有谁能相信，随着这如此辉煌的一日而来的那一夜，对于我来说，竟是一个焦虑而惶恐之夜呢？一想到要晋见国王，我脑子里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想到我得常常外出应酬了。这种外出应酬当晚观剧时就让我大受其苦，而且，第二天，当我在王宫的长廊或国王的房间里，同那些权贵们在一起，等候陛下御驾亲临时，还会折磨着我的。我的这一缺点是使我避开社交、妨碍我去与女人厮混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应酬会使我陷入窘境，我就觉得非常难受，觉得非丢人现眼不可，而我是宁愿死也不愿丢人现眼的。只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窘境的人才能体会到冒这种危险有多么可怕。
然后，我又在想像国王走到自己面前，有人向陛下介绍我，国王恩宠有加，停下脚步，向我问话。这时候，我必须准确无误、镇定自若地回话。我那该死的胆怯在随便一个陌生人面前都要让我慌乱不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饶过我吗？还会让我在当时的情况下说出该说的话来吗？我很想既不抛弃自己已有的那种严肃的神态与口吻，又能对一位如此伟大的君王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我必须在美好而恰当的颂词之中，夹带上一点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为了事先准备好恰好其分的回话，就必须正确地预见到陛下会对我说些什么。可是，我深信，即使这样，到了陛下的面前，我也会把自己预先想好的话给忘了的。当着宫廷大臣们的面，此时此刻如果我在慌乱之中冒出一点平时的那种傻气来，那可如何是好？这种危险令我惊恐、害怕、颤抖，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不去丢人现眼。
是的，我失去了可说是送上门来的年金，但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别了。那以后还怎么去侈谈独立自主和淡泊名利呢？拿了这份年金那就只好溜须拍马，或缄默不语了。再说，谁能保证我就一定能得到年金？那要费多少周折，求多少人情呀！为了保住这份年金，我必须比不要它时付出更多的心血，招致更多的不快。因此，放弃这笔年金，我认为是采取了一个很符合自己行为准则的决定，为了实际而牺牲了面子。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于其他人，我只说是身体不适，当天上午就走了。
我的离去招来种种议论，受到一致谴责。我的理由不会让所有的人都认同的。指责我是个骄傲的傻瓜，这早已有之，而且这也更能满足任何自觉不会这样做的人的嫉妒心。第二天，热利约特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详细说明了我的剧本的成功，以及国王本人是多么入迷。他告诉我说：“整整一天，陛下用他那全王国最不成调门的嗓子不停地在唱：‘我失去了我的仆人，我失去了我全部的幸福’。”他还说道，再过半个月，还要再度上演《乡村占卜者》，这将会向全体公众证实首场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之后，当我因为要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而于晚间九点左右走进她家时，在大门口遇上了一辆马车。车上有人示意我上车，于是，我便上去了：是狄德罗。他同我谈起了年金，急切极了，我真没想到一位哲学家谈论这类问题竟会这样。他倒是没有指责我不愿晋见国王，而是狠狠地批评我对年金的无动于衷的态度。他跟我说，如果我自己对此无所谓的话，那也不允许我不考虑考虑勒瓦瑟尔太太和她的女儿，说我应不放弃任何可能而正当的机会为她们的生活着想。由于毕竟还不能说我拒绝了这份年金，他便强调说，既然人家好像准备给我，我就得去申请，不惜代价地弄到手。尽管我对他的这番热心很感动，但我却不能欣赏他的箴言，因此，我俩就这一问题非常激烈地争吵了一番。这是我与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俩的争吵都是因这一类问题引发的，他总命令我做他认为我应该做的，可我却偏偏不那么做，因为我认为我不该那么做。
我俩分手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领他去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可他就是不肯。我总想把自己所喜爱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所以，在不同的场合我都竭力让他见见她，甚至都把她带到他家门口，可他就是不肯见她，让她吃闭门羹，谈起她来，他总是一脸的不屑。直到我同她，又同他闹翻了之后，他俩才有了交往，他在谈到她时才开始带着尊敬的情感。
自那时起，狄德罗和格里姆好像就有意要离间我同两位“女总督”的关系。他们暗示她俩说，她们之所以生活不宽裕，那全是我的错，说是同我在一起，她们总也好不了。他们竭力怂恿她俩离开我，答应凭借埃皮奈夫人的面子，给她们找个食盐、烟草或其他什么分销店让她们干。他们甚至想把杜克洛以及奥尔巴什拉到他们一起，但杜克洛始终拒绝同他们同流合污。他们的花招，我当时已有所耳闻，但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弄清楚。我常抱怨我的朋友们的这种盲目而欠考虑的热情，我本已健康不佳，他们还要拼命地把我逼进最最痛苦孤独的境地，按照他们的意思想使我幸福，可他们的办法却偏偏使我愁苦不堪。
第三部分：深重苦难的长链这桩奇闻异事
1753年的狂欢节，《乡村占卜者》在巴黎演出。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该剧的前奏曲和幕间歌舞。这个幕间歌舞如同印出来的那样，应该从头至尾都是舞蹈动作，而且是由一个主题贯穿始终，照我看，是提供了一些十分有趣的场景的。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向歌剧院提出来时，人家连听都不想听，因此，只好按照惯常做法，编串一些歌舞，致使这个幕间歌舞虽然充满美妙的意趣，未使正剧逊色，但效果平平。我去掉了热利约特的宣叙曲，换上了我原先写的、现在印出的那一首。这首宣叙曲，我承认是有点法国化了，也就是说被演员们弄得拖沓了，但却根本没让任何人感到刺耳，而且，效果不在咏叹调之下，甚至使听众觉得与咏叹调并驾齐驱。我把我的剧本题献给了捍卫了该剧的杜克洛，并且声明，我将只题赠给他一个人。不过，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我后来又题赠给过别人一本书系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本，题赠给了日内瓦共和国。他应该因我做出这一例外的题赠而感到分外荣耀。
我有许多关于这个剧本的轶闻趣事，但我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没有时间在此多加赘述。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补篇中再来叙述一番的。然而，其中有一件事我不得不谈，因为它可能与后面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奥尔巴什男爵的工作室里看他的乐谱。在浏览了许多种类的乐谱之后，他指着一部羽管键琴曲集对我说：“这些是别人专为我写的曲子，品味极高，很适合演唱，除了我之外，谁也不知道它们，也将见不到它们。您应该选上一首用到您的幕间歌舞上去。”我脑子里装着的歌曲和合唱曲的主题比所要用的多得多，所以我并未在意他的曲子。可是，他一再地催促我，所以，碍于情面，我便选了一段牧歌，把它压缩，改成三重唱，作柯莱特的女伴们上场时用。几个月之后，当《乡村占卜者》正在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家时，发现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聚着一些人。见我来了，格里姆便突然站了起来。我本能地朝他的琴谱架上看了一眼，看到了奥尔巴什男爵的那同一本曲集，正翻在他催促我采用、并向我保证永远不拿给他人的那支曲子上。在这之后不久，有一天，埃皮奈先生家举行演奏会，我又看见这同一本曲集翻开着放在主人的羽管键琴谱架上。无论格里姆还是别人，都没有跟我谈起过这支曲子，而我之所以在这里亲自提到它，也是因为不久之后，有谣传说我并不是《乡村占卜者》的作者。由于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音乐家，所以我深信，要不是我的那本《音乐辞曲》，人们肯定会说我根本不懂音乐的。
《乡村占卜者》上演前的一段时间，一些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来到巴黎。人们没有预测他们将会产生什么效果，就让他们在歌剧院舞台上演出了。尽管他们演技拙劣，乐队当时也一蹋糊涂，随意曲解他们的剧本，但是他们仍旧使得法国歌剧大为逊色，一直被压得缓不过气来。法国和意大利两种音乐在同一天、同一个舞台上演奏，使得法国听众茅塞顿开。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热烈欢快的节奏之后，没有一个法国人再能忍受本国音乐的那种疲沓松垮了。意大利滑稽演员一演完，听众便都走光了。因此，迫不得已，只好改变演出顺序，让意大利滑稽演员压轴。那时，正在上演《厄格勒》、《皮格马利翁》、《天仙》，但都压不住阵。只有《乡村占卜者》还可以一比高低，即使排在《女仆情妇》意大利佩尔戈莱斯写的喜歌剧，于作者死后三年，1733年在拿不勒斯演出。之后演出，也能受到欢迎。当我在写幕间歌舞时，脑子里尽想着意大利的那些滑稽演员，是他们给予我以灵感，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人竟拿我的幕间歌舞去仔细比较。如果我是个剽窃者的话，那该有多少剽窃行径呀，人们要费多少心思去揭露呀！可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枉费心机了，没有在我的音乐中找到一点点他人的痕迹。我的所有歌曲，同所谓的原作比较起来，正如同我所创造的音乐特性一样，完全是崭新的。如果让蒙东维尔和拉摩去经受这种考验，那他们就要被批得体无完肤了。
那些滑稽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狂热的崇拜者。整个巴黎分成了两派，其激烈程度超过对于国家大事或宗教事务的争论。一派人多势众，由大人物、富人和女士们组成，积极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活跃，更自信，更激烈，由一些真正的行家、一些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人组成。这一小伙人，经常聚集在歌剧院王后包厢下面。另一派则坐满了池座和正厅的其他地方，但其中心却是在国王的包厢下面。这著名的两大派系当时便因此而获得“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的绰号。争论日益激烈，还出了一些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但遭到了《小先知》格里姆于1753年1月匿名发表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的嘲讽；他们想争论一番，可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卢梭于1753年11月出版的一本较长的抨击法国音乐的小册子。给驳得体无完肤。这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格里姆写的，另一本是我写的，是有关这场争论所幸存的惟一的两本，其余的全都不知下落了。
但是，大家不听我的辩解，一味地认为是出自我手的《小先知》，被一笑置之，作者未受到任何的责难。可《论法国音乐的信》却被认真看待，引起全民族对我发起攻击，认为我侮辱了法国音乐。这本小册子所引起的难以置信的效果真的值得塔西陀罗马大史学家（约55—120），卢梭曾译过他的《史书》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