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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维持国际和平，就应该得到广大会员国的信任和支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的政策和所作所为能够得到别人的信任，这就牵涉到对历史的认识以及现行的政策等等。韩国总统卢武铉日前就强调，应当以对世界和平所作的贡献和是否具有道德合法性，作为评判有的国家能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标准。这是有道理的，值得各方重视。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历任中国籍副秘书长：陈 健
（7）陈 健
与前几任副秘书长相比，陈健应该算是少壮派。他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4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我与陈健不仅是校友，而且是同系的系友，只不过陈健从复旦毕业时，我还在北京西城区的胡同里与小朋友们玩着打仗的游戏。
从复旦毕业后，陈健便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班。这个翻译班不仅是翻译的摇篮，也是中国高级外交官的摇篮，中国许多在任和卸任的大使，都是从这个翻译班走出来的。
正当“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时候，陈健走入了外交部的大门。从翻译班出来的陈健，却没有到高级翻译云集的翻译室，而是去了当时仍在坐冷板凳的国际司。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陈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第一批成员赴纽约常驻，五年后又回国际司工作。1980年，陈健二赴纽约，位于纽约林肯中心近旁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大楼里又一次出现了陈健的身影。
1984年，陈健被调到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中国执董办特别助理，一年后回到国际司，担任处长、参赞、副司长，除了主管他的老本行即经济问题外，还兼管人事和政治思想工作，一干就是七年。也就是在这个期间，我来到了国际司，在他的麾下任职。
1992年，我第二次赴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常驻，陈健则第三次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副代表，特命全权大使，从此一别经年。1996年我回到外交部国际司时，他已去新闻司当司长、新闻发言人，以后又升任外交部长助理，我与他见面更多是在电视上。1998年，陈健出使日本。2001年，被任命为联合国副秘书长，我们才在纽约重逢。
陈健是个很风趣的人。在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沈国放大使送行的宴会上，陈健对这位当年在新闻司的老搭档说，沈大使才华出众，能力过人，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在纽约外交界和侨团中颇受欢迎，上镜率也很高，所有这些我都望尘莫及。只有一点沈大使永远比不上我……
大家从未见过陈健出言如此“傲慢”，因此都充满疑惑地静等着他的下文。陈健不紧不慢地接着说，那就是我的年龄。大家听后都开怀大笑。
2005年是复旦百年校庆，陈健被聘为名誉教授，荣归母校，王生洪校长授予陈健聘书后，将一枚复旦校徽别在陈健胸前。陈健说：“能被母校聘为名誉教授，圆了我作为复旦学子的一个梦！”在复旦主办的上海论坛开幕式上，陈健代表秘书长安南对复旦百年校庆表示祝贺。
他在接受上海《东方早报》专栏记者俞懿晗的采访时说，过去我是在联合国的家门外，代表中国政府；现在我是在联合国的家门内，代表联合国。但无论在内在外，我的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服务。当今一极世界造成的国际关系失衡的局面，给联合国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世界形势和力量对比正在悄悄改变，世界多极化是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联合国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陈健说，中国与联合国一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安南秘书长每年都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和群众直接对话。中国政府一贯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在实践联合国和平与发展的目标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随着联合国的作用和影响的提升，中国对于联合国活动和世界事务的参与程度也在与日俱增。谈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时，陈健说，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明显上升，中国正面的、积极的国际形象受到广泛尊重，中国在各个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受到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和团体的高度重视和肯定。
2 历任中国籍国际法院大法官
从国际法院成立以来，先后有四位中国人当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
（1）徐 谟
徐谟是当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的第一位中国人，祖籍江苏，1893年生于苏州，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在校时因擅长用中、英文演讲而负有盛名。徐谟曾在南开大学执教，他开的课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很受欢迎，在南开大学很有影响。1919年，北洋政府举行外交官招聘考试，徐谟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于是弃教从政，投身于外交界。以后，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中历任司长、驻澳大利亚公使、驻土耳其大使，常务次长。1945年旧金山会议时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他参与了《国际法院章程》和《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对当时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1946年出任国际法院第一任大法官。其在国际法学界很有威望，堪称中国国际法学的一代宗师。1956年因心脏病突发在大法官的任上去世，终年63岁。
（2）顾维钧
顾维钧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祖籍上海。24岁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27岁成为驻美国公使，是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以后历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驻英、美、法公使，曾在巴黎和会上舌战日本代表，拒绝在有损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
在1945年旧金山会议上，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就是顾维钧。1949年，顾维钧到台湾，被委任为“总统府”资政，他两次拜谒蒋介石，请求退隐，后移居美国。1956年，徐谟在国际法院大法官职位上去世后，顾维钧被提名参选大法官，当选后又担任了国际法院副院长，1967年退休。1972年9月，出席第27届联大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拜见顾维钧，热情邀请他回国看看。因为当时条件不成熟未能成行。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
顾维钧著有长篇回忆录，共13大卷，计500余万字，是研究中国近代外交的重要史料。
（3）倪征■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没有推荐人选竞选国际法院大法官的职位。直到1984年，中国提名倪征■教授竞选国际法院大法官并成功当选，倪征■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国际大法官。
在外交部里，大家都尊称倪教授为倪老。他1906年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2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1929年获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学研究所荣誉研究员；1947~1948年作为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察组首席顾问，参加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工作，他也一直保留着一部分当年的审判资料。
1949年以后，他历任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律系主任、教务长，1956~1981年先后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和条约法律司法律顾问，1982年起任外交部法律顾问。1981年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1984年被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选为国际法院大法官，其时已78岁。200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宣布，设立倪征■国际和中国法律奖。倪老还是国际法研究院联系院士，1994年退休。
2003年9月3日，倪老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７岁。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史久镛
（4）史久镛
史久镛是国际法院的第四位中国籍大法官。史老于1926年生于浙江宁波，1岁时随母亲来到上海。史老的父亲是一个经营染料业的商人，家道充裕，因此史老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后入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是美国人办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学生大多来自殷实的或是上流社会的家庭，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专业人才。史老的父亲曾希望子女学习理工或者医学，因此史老入圣约翰大学最初学的是医学预科。史老在接受联合国电台中文部姚咏梅的采访时谈道，他年轻的时候正处于战争年代，当时中国政府很软弱，所以他进大学后就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取得世界和平，怎样将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因此他改读了国际法。1948年，史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国际法，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继续进行国际法研究工作。
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史老放弃博士学位的学习，怀着报效祖国的理想，告别同伴，转道香港回到离别六年的祖国。此前老父亲根本不知道儿子回国的决定。回国后，史老先后在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在外交学院教授国际法，在外交部担任法律顾问，并参加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国法律顾问中心等的工作。
史老于1987年被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以后又当选为委员会主席。1994年，史老出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2000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2003年当选为院长。这是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人出任院长。当时唐家璇外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都向他发了贺电。唐外长在贺电中说，欣悉您当选为国际法院院长，谨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当选国际法院院长一职的首位中国人。您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您卓越学识和公正品格的肯定。这是您个人的荣誉，是中国法学界的荣誉，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荣誉。祝您在担任院长期间，国际法院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史老学识渊博，建树精深，著有大量的国际法著述及论文，但他十分谦逊。谈到自己的当选，史老说他自己感到很高兴，也为中国人能够首次担此重任感到光荣。他说，通过几年的工作，由于自己在审理案件中表现出的能力和公正，逐步建立起了个人的威望，赢得了其他法官的尊重。另外，目前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也是他当选的重要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法官相信中国的法官在今后的案件审理中更能主持正义和伸张公理。
3 其他中国籍高级职员
据在联合国工作的陈直鲁大使回忆，联合国成立时，最早在联合国任职的中国籍高级职员有三位，除胡世泽出任副秘书长外，还有郭斌佳和梁筠立，他们均参与了旧金山会议筹建联合国的工作。
（1）郭斌佳，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博士，著有《西洋史学史》等著作，长期担任大学历史教授。为安理会事务部第一司司长。
（2）梁筠立，留美法学博士，任联合国法律部国际法化和国际法编撰司司长。
（3）林侔圣，福建协和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博士。社会事务部成立人权司时任第一处处长。
（4）施思明，剑桥医学博士，二战后移居美国，一生热心公益事业，曾作为宋子文私人秘书参加旧金山会议，参与起草《世界卫生组织宣言》，后出任联合国医务总监。他的父亲施肇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外交家。
（5）伍启元，著名经济学家，西南联大教授，12·1昆明惨案前曾与费孝通等在西南联大作名教授演讲。
（6）陈隆延，台湾人，1949年中文处成立时出任第一位处长。著名书法家，专攻诗文金石，2001年91岁时还在纽约举办书法展。
（7）刘虎，系著名画家刘海粟之子。早年留学法国，曾在联合国任司长、特别政务副秘书长代表，长期从事维和事务，出使并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斡旋巴林问题、巴以问题等。
（8）章曙，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高级官员，任安理会事务部安理会与政治委员会副司长。他的女儿章启月曾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现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
（9）赵明德，托管部副秘书长特别助理。
（10）陈琨，著名法学家，法律事务办普通法律司副司长。
（11）顾菊珍，托管部非洲司长，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之女。
（12）张自存，技术合作与发展部行政财政司司长，经济学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学生。
（13）王念祖，跨国公司中心信息分析司长。
（14）钱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区局第一司司长。父亲钱泰曾任国民党外交次长，后任驻法大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钱泰因悬挂五星红旗而被免职。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凌节生，联合国儿童基金新闻司司长
（15）凌节生，联合国儿童基金新闻司司长。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国缴纳会费比额的增长，中国在联合国任职的国际职员不断增加，我在联合国认识的中国同事也越来越多。其中既有联合国成立初始就在联合国任职、如今已经解甲归田的老前辈，也有刚走出校门不久、新加入联合国的后起之秀，但更多的是我在联合国译员培训班的同学们。这些同学有的作笔译，每天伏案疾书，将大量联合国文件译成中文；有的担任同声传译，坐在翻译厢里，年复一年地冷眼旁观着联合国各种国际会议上巧舌如簧、委婉动听的外交辞令和针锋相对、毫不留情的唇枪舌剑。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历练，他们如今已经成为联合国高级翻译中的栋梁和中坚。
此外，联合国内还有许许多多活跃在各种不同部门、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中国人。他们有的来自外交领域，在联合国的政治、维和、反恐、裁军、新闻等部门任职，有的来自科技、商务、银行、海关等部门，在联合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部门工作。也有的来自新闻广播部门，在联合国电台的中文部工作，密切追踪和报道着国际形势的最新发展，并将联合国的声音传送到世界各个角落。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联合国警卫人员中两位来自中国的警花。她们身着戎装，飒爽英姿，威风凛凛地站在哨位上。
这些人虽然与坐在中国代表团席位上的代表们从事的是不同的工作，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了促进联合国的宗旨和目标的实现，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使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美好。
目前，国内公务员的待遇与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待遇还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进入联合国当国际职员的竞争还比较激烈。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差距会越来越小，中国人进入联合国工作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地位越来越高，声音越来越响。
联合国的前景是美好的，中国的前景是美好的。更多的中国人到联合国任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的前景也一定是美好的。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后记
后记
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个秋天，我从联合国译员培训班毕业，走出学校大门，进入外交部国际司，从此与联合国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每次走过外交部大楼，望着守卫在大门口威风凛凛的解放军战士，旗杆上猎猎有声的五星红旗，驶进驶出的轿车，感觉它既庄严神圣，又透着一种神秘。而一旦我真的走进了这座大楼，所感到的便不仅是兴奋、荣耀和激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身上所肩负的维护国家利益、不辱使命的重大责任。
说起外交使节，我马上会想到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晏子使楚、蔺相如完璧归赵、张骞出使西域、苏武北海牧羊。我心中的外交使节形象，是穿行于人迹罕至的茫茫大漠之中手执符节、步履维艰的驼队豪杰；或者是手无缚鸡之力但却能不顾个人荣辱安危在异国朝廷上大义凛然慷慨陈词的孤胆英雄；当然，也有清朝末年，在洋人坚船利炮下不得不忍辱含恨签下一项又一项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更有1949年后在国际舞台上一展泱泱中华风采的新中国的外交官。
外交需要智慧，需要勇气，需要远见，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对国家的一片赤胆忠心。当外交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要有一种奉献精神，不能过把瘾就走。外交官自然有折冲樽俎、灯红酒绿之时，但更要准备吃苦、准备付出、甚至作出牺牲。我亲眼目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