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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成吉思汗-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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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色的绿点,也是密密麻麻散布在辽阔的蒙古高原,看起来格外僵硬阴沉。部长透露,蒙古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都是天然的瘟疫细菌保存场。他说,蒙古其实还是这世上的主要疫区。    
    部长一肚子有关瘟疫的学问,说出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必死地”在国际间被公认为最危险的传染病,人类得了这种病之后,死亡率极高,所以一旦传出疫情,就一定要隔离,如同霍乱、黄热病一样。瘟疫一旦爆发,蒙古这块土地几乎没有抗拒的能力,因此中央特别在乌兰巴托设立了传染病管制局(Institute for Contagious Diseases),极力控制“必死地”的扩散,同时,在每个爱马克都有办公室,专门监督需要隔离的疫疾,一有病例,立刻呈报。    
    部长无奈地承认,在蒙古,完全没有方法杜绝瘟疫,因为病毒宿主是无所不在的草原啮齿动物。除了土拨鼠、草原犬鼠(steppe dogs)、田鼠、家鼠之外,就连仓鼠(hamsters)和沙鼠(gerbils)都在散布病毒的行列当中。这些老鼠住在地洞里,有冬眠的习惯。俄国探险家普热杰瓦斯基就发现,草原底下的地洞密密麻麻,瘟疫从这个地洞传到那个地洞,一路散播过去。公共卫生部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年春天瘟疫即将爆发之前,派出田野工作人员,在前一年传出瘟疫病例的地方设下陷阱,捕捉啮齿动物,检查它们身上是否带有病原。万一发现有瘟疫的症状,就要立刻呈报,并发出禁止猎杀土拨鼠的命令。可是这个国家的幅员实在太过辽阔,到处都是瘟疫的带原体,这种做法,任谁也知道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地方的疫情可能根本隐瞒不报,牧民散布在广大的草原里,也没法及时知道政府已经发出疫情警报。为了警告都市居民瘟疫的危险性,政府制作了电视连续短剧,用病鼠的照片警告居民要留心,但是许多牧民根本没有电视。


第三部分谈鼠色变(1)

    部长还举了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瘟疫爆发会有多可怕。就在这个月初,一个小孩子养的狗抓到一只土拨鼠,小朋友把这只土拨鼠拿回家去玩。他们的蒙古包扎在一个挺荒凉的地方,总共只有三个蒙古包聚在一起。小朋友的家人把这只土拨鼠留了下来,为的是剥它的皮。一个星期之后,这家人开始发高烧、头疼。但他们并没有把疫情向上级回报,因为当时还不是猎杀土拨鼠的季节,他们害怕如果实话实说会惹上麻烦。结果,疫情很快就散播到另外两个蒙古包,十一个人里面,死了五个。“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瘟疫有多可怕,散布得有多快!”部长说,“发作的过程很典型——潜伏期大约是七八天,然后就是发高烧,接下来就是死亡。如果在头两三天没有打抗生素(antibiotics)和磺胺基(sulfa)类药物,一定回天乏术。”    
    最近一次瘟疫爆发的时间是在1910年到1911年之间,那次的大流行被称为“满洲里瘟疫”(Manchuria Plague),甚至波及到华北。根据记录,总共死了六万人,当时的通讯很不发达,也没有准确回报,实际死亡的人数,应该不止此数。“满洲里瘟疫”就是蒙古人口中的“必死地”,也就是所谓的黑死病。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瘟疫爆发的源头在蒙古,沿着商旅行经的路径,慢慢地传到华北。一位名为沙伯罗托尼(Zablotny)的俄国医生,下过工夫研究这次的瘟疫流行。他证实病毒的宿主就是遍布在大草原上的土拨鼠、狗鼠、田鼠、家鼠之类的啮齿动物,通常是它们身上的寄生虫,吸食了它们的血液,再间接传给人类。“满洲里瘟疫”之所以一发不可收拾,主要是因为病菌攻击人类的肺部,患者呼吸中的水气都带有病菌,防不胜防。这次的大流行流毒无穷,表面上是停息了,实际上却没有根除。1947年,瘟疫又在内蒙古爆发,三万人感染,两万三千人没能熬过病菌的摧残。“你应该知道吧,吃土拨鼠不会感染瘟疫,”部长面带微笑,“我想你们大概偷偷吃过……煮熟的话更没有危险性。”    
    流传在蒙古民间有关瘟疫的传说,颇有几分根据,大概是牧民长期观察的心得。举个例子来说,在沙伯罗托尼利用科学方法证实鼠类是散布瘟疫的元凶之前,蒙古牧民就已经替瘟疫取了个“土拨鼠疫”的浑名,而且,早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这个浑名就已经散布开来。牧民们都知道,只要看到土拨鼠奄奄一息,或是不明原因死去,又有腐食性动物(carrion)去吃它们的尸体,大概就要爆发瘟疫了。看到了昏昏沉沉、遇到敌人也不知逃跑的土拨鼠,猎人会很机警地不去抓它们,因为这可能是土拨鼠感染瘟疫的征兆;也因此,传统捕捉土拨鼠的方法是很特别的:一般来说,猎人会穿上全身白色的衣服,手里拿一根小小的白旗,一边摇旗子,一边朝土拨鼠的洞穴爬去。身体健康的土拨鼠,会立刻站起来打量这个怪里怪气的东西,看得出神。土拨鼠都相当好奇,常常会被迎风招展的白旗吸引,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有生命危险;就在这空当,猎人爬到箭射得到的距离,一箭杀死猎物:这样就可以确定,他逮到的土拨鼠没有感染病毒。“现在,规矩变了,”部长看起来有些伤感,“城里人开着吉普车,在草原上横冲直撞,直接用射程远的来复枪打土拨鼠,然后叫他的狗去把土拨鼠叼回来,这样一来,他们无从观察土拨鼠的健康情形,瘟疫也就这么传播开来了。”    
    部长还告诉我们一些很有趣的消息:他的手下抽查了各种宿主,试图了解它们携带的病原。结果,单就肺病杆菌的这个类型,老鼠和草原犬鼠身上的病菌都没有土拨鼠身上的厉害。家鼠和田鼠身上的病菌比较接近“都市瘟疫”(urban plague),这种“都市瘟疫”常在东南亚流行,容易感染,发病时也很严重,但是不会轻易要人命。从土拨鼠身上取来的检体可就没那么容易摆平。因此,结论很明白:黑死病细菌的宿主,主要就是生活在田野间的土拨鼠。    
    另外两个科学发现,也扭转了世人对于黑死病的传统认识。第一,证据显示,瘟疫杆菌的生命力很强,吐一口痰,就算痰已经干了,杆菌还是可以生存三个月;如果把这种杆菌放在实验室里用低温保存,至少可以活上十年。第二,瘟疫的传染原固然是土拨鼠,但是它们身上的跳蚤和被传染的人体也都可以散布瘟疫。举个例子来说,跳蚤吸了一口感染瘟疫的土拨鼠血,病菌可以在它的口腔和内部器官中,生存一个月到四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跳蚤从头年的10月一直到次年的3月都会散播病菌。瘟疫就从这个人传到那个人,也许像“满洲里瘟疫”(黑死病的肺炎版)靠空气传染;也许是跳蚤,吸了这个人的血,又跳到别人身上,吸别人的血来传染。    
    部长说,黑死病或民间所谓的“土拨鼠疫”在蒙古都没有禁绝的方法,蒙古国土在欧亚大陆之间绵延千里以上,都是土拨鼠居住的草原。前一年,有个因为瘟疫而死的病例,发生在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那里距离欧洲又近了一千两百五十英里。1878年,在下窝瓦河流域,也曾经爆发过瘟疫。成吉思汗过世一个世代之后,卢布鲁克踏上征途,曾经记载:“这里有好多土拨鼠,当地人称‘索格尔’(sogur)。冬天来临时,经常是二三十只挤在一个洞昏睡六个月,数量之多,难以胜数。”他还记录说,蒙古人一感染瘟疫,便会有人在他的帐棚外面竖立一个标记,警告外人不要进去。我跟奈马达瓦博士谈话之后,得到一个印象:当时蒙古人的警告措施,与现代牧民的隔离手法其实没有多大差异。


第三部分谈鼠色变(2)

    中世纪的中亚爆发过大规模的瘟疫,这是于史有据的事实。考古学家最近在阿尔泰山西侧的伊萨克湖(Lake Issyk Kul)发掘出规模罕见的陵墓群,这些人都是死于瘟疫。再往东走,1331年的中国也曾有厉疫横行。历史学家怀疑,这场人口浩劫与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也就是黑死病)脱离不了关系。一个专门研究瘟疫的学者麦克尼尔(W。H。McNeill)甚至怀疑黑死病的散布与蒙古帝国四处拓展有关。从种种第一手的证据以及蒙古牧民根深蒂固的习惯来看,结论已经相当清楚:致命黑死病的传播途径,大概是从陆路传进欧洲的,跟海路的关系不大。受到感染的人体,在浑然不觉的潜伏期中,沿着商道一路推进到中亚,再进到欧洲,土拨鼠和其它的啮齿鼠类只是传播的第一站而已。自古以来,保存黑死病细菌的大本营就是中亚草原,蒙古铁骑在中世纪开疆辟土,蒙古商旅在他们的庇荫下四处经商,瘟疫,也就这么往外辐射,其中尤以欧洲受害最重。这么说来,成吉思汗还不能算是杀人如麻的恶魔,虽然他的军队征服了当时三分之二的已知世界,但是比起蒙古军人散播的瘟疫而言,根本算不了什么。对于文明的摧残,黑死病可能比蒙古大军要负更多的责任。蒙古大军在西征之际,不经意留下了让欧洲人寝食难安的梦魇,散布了黑死病的沉重阴影。    
    我一直想找一个萨满巫师,亲自向他讨教。我们因此跑了一趟中蒙边境的第六工作大队,虽然没有找到巫师,但也不是毫无所获。我没有抱持太过乐观的期待,也不敢相信,经过共产党统治的蒙古,正统的萨满教还有传人——先前我们提过萨满教的信徒相信,土地、天空、石头、溪流、风、树都有精灵,还尝试跟它们沟通,占卜未来。只要让我打探到萨满巫师的蛛丝马迹,我一定铆足全力去查个清楚。萨满巫师也算是一种活古迹,从他们身上,我们或许还能揣摩成吉思汗时代的奇幻传说。    
    萨满教称得上是蒙古帝国扩张时的核心现象。蒙古人常常说,是萨满教中至高无上的宇宙天神腾格里授命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的。甚至有人相信,成吉思汗本人就是萨满教信徒。举个例子来说,在他听到商队在厄塔剌被劫掠的消息之后,单枪匹马到深山去避居三天,这就是萨满教传统的祈祷模式:独自一人,与诸神对话。信奉基督教的卡庇尼和卢布鲁克到了蒙古,发现巫师数目之多,着实吓了一跳。他们总喜欢叫巫师为“卖卦的”,但他们其实更像通灵师或是算命仙——经常聚在王帐附近,召唤祖先的灵魂。卢布鲁克还亲自闯进蒙古包,看看这些萨满巫师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们总是可以在蒙古王公贵族或是有钱人的蒙古包外面,发现这些“卖卦的”(穷人哪请得起他们?)这些人的行囊,都装得满满的……他们会花很久的时间看风水,等扎好蒙古包、家当安排妥当之后,其他人才会挨个扎营。他们有固定的祭祀日期,有时是在每月的第一天,他们会造出我先前提到的简陋人偶,按照教规,放在帐棚的中间,围成一个圈圈,蒙古人进帐之后,对之顶礼膜拜,致献牺牲。外人休想进去一窥究竟。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冲进去看了一下,立刻招来一顿痛骂。    
    也幸亏他的莽撞,卢布鲁克成为西方世界记载萨满教仪式的第一人,为这种神秘的原始宗教信仰留下了重要的史料。在当时,萨满大巫师也是宫廷天文学家,有本领预测日月蚀。日月蚀的时候,所有的蒙古人躲在帐棚里面,用各种乐器物品敲打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希望能吓走邪灵,还他们清明日月。遇到有人死亡,替死者举行葬礼的也是萨满巫师。他们会把死者的遗体与遗物放置在两堆火之间去邪。几乎所有的蒙古庆典都由萨满巫师主持,每年5月的第九天是蒙古的“母马初乳节”,马群中所有的白马都要聚在一起,谢谢上天在这个季节的恩赐。把第一滴马乳弹向天空的人,当然还是萨满巫师。卢布鲁克甚至相信,萨满巫师能够影响天气。蒙古人遇到生死大事都会找萨满巫师,有时还请他们帮忙看病。卢布鲁克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蒙古王公生了重病,全身疼痛难耐。他找来萨满巫师替他疗疾:    
    (这位巫师)坐得远远的,命令她的女仆按住王公的痛处,然后紧紧攥住手心。女仆照做,摊开手掌一看,满是毡毛和奇奇怪怪的东西;她把这些东西往地上一放,竟然蠕动起来,有了生命似的。巫师把这些东西放进水中,它们竟然变成了水蛭。    
    卢布鲁克害怕这些巫师直接跟魔鬼打交道,常常有人对他说巫师夜间聚在帐棚里请神的故事:帐棚的中央放着一盘肉,而大萨满巫师“喃喃地念起咒语,手鼓重重地顿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的精神进入狂乱的状态,一旁的人把他绑起来;恶魔暗中出现,给他肉吃,巫师则宣布神谕”。卢布鲁克的这段记载并非亲眼所见,因为仪式中若有他这个基督徒在列,恶魔可能就只会坐在帐棚屋顶,一个劲儿大叫:“我不能进来,我不能进来!”


第三部分寻找萨满传人

    瘟疫爆发,因此我们在乌梁海部落时,小心翼翼地跟族人保持礼貌性的距离。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在蒙古的偏远角落,发现萨满教的继承人。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小朝廷中,就有萨满巫师为清朝护法。在乌兰巴托,我们听到一个说法:有个萨满女巫师住在巴颜乌古烈省的阿尔泰山区,据说,她有一对千里眼,许多年前,有人见识过她的手段。讲这个故事的人说得头头是道。二十多年前,一个知名的诗人在诗中盛赞她的法力无边。这个女巫师不但对萨满教的诸般规矩法术了若指掌,而且预言神准,百发百中,病人只要能找上她,包准药到病除。但是,这个巫师究竟还在不在人世,到底住在巴颜乌古烈的什么地方,却是谁也说不上来。他们建议我去问当地人看看。    
    我们的第一个线索是乌古烈城。在城里打听了老半天,并没有结果,有人告诉我们,到第六工作大队去找找看,最后,还是白跑了一趟。不过,我们得以一窥边城德森尔格(Tsengel)的庐山真面目。这座在山脚下的小城,颇有几分美国拓荒时期的苍凉气氛,只是街上看不见穿着羊皮、鹿皮衣服,迈着大步的猎人,取而代之的却是头发苍白,戴着翻皮缎帽、穿着灯心绒大衣的哈萨克人。哈萨克人赶着一群驮马,马背上负着几袋面粉和杂七杂八的补给,准备回山。“大夫”上去搭讪,想知道传言究竟可不可靠,初步打听的结果着实让人丧气。没错,这里以前有个萨满巫师,就是不知道她是死了,还是躲在山里哪个僻静的角落安度余年——反正没有人说得出她的下落。    
    有个消息倒是挺有用的。他们说,这萨满巫师不是哈萨克人,也不是乌梁海人,而是吐瓦人(Tuva)。许多人类学家把乌梁海人和吐瓦人归成同一类,只是部落的名称不同。不过一般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却觉得这种说法有点鱼目混珠。他们说,目前只剩下两万五千人的乌梁海部落是比较地道的蒙古人,住在蒙古,讲的也是蒙古话;但是,吐瓦人跟住在边界另外一边的吐瓦自治共和国(Tuva Associated Socialist Republic)的人比较接近,讲的是土耳其语系的旁支——突厥语。我的感觉是,吐瓦人与哈萨克人一样,都刻意疏离蒙古的主流社会,所以比他们住在苏联附庸国的亲戚们,保留了更多古老的文化传统。过去的吐瓦人是三种中亚生活的综合体——他们赶着牛群、羊群在山上放牧,随着季节迁移,在叶尼塞河(Yenesi)上游河谷种小米,并饲养驯鹿,在它们身上绑上鞍鞯,当马来骑。我的观点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吐瓦人其中一个根据地,就是西伯利亚森林——亚洲萨满教的起源地。    
    有人警告我们,巴颜乌古烈的吐瓦人相当排外,不怎么搭理陌生人。但是,有个叫做马格沙的吐瓦人刚刚从政府单位退下来,说不定他愿意帮我们忙。运气不错,我们的哈萨克司机刚好认识他(我们的司机好像认识这里的每一个人),带我们找到马格沙的帐棚应该不难。于是,我们就上路了,先到一个叫做“梦幻谷”的地方,再沿路打听。    
    吐瓦人孤僻的名声果然是名不虚传。半路上经过一个吐瓦人的毡帐,我们停了下来,向他们询问马格沙的下落。毡帐的主人态度相当冷淡。没看到有男人在附近,女主人在毡帐外洗刷锅碗瓢盆,木然地向我们挥挥手,要我们到她的蒙古包里歇歇脚。我们进了帐棚,足足过了十分钟,都没有人来招呼我们。然后,才看见她端给我们一盆不怎么新鲜的面饼、一些酸奶,不发一语,又走了出去,干自己的活去了,一点也没有要跟我们聊两句的意思。能言善道的“大夫”也是花了好大的工夫,才从她的嘴里问出我们到底该往哪里去。


第三部分吐瓦部落

    马格沙的帐棚就在两英里开外、接近溪流的地方,那里有一长串哈萨克人的穹庐,他的蒙古包扎在更高一点的地方。蒙古包里的装潢,一半是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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