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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前，刚从农奴制（或说奴隶制）脱胎出来，实现封建化为时不久，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尤其是思想文化诸方面较之中原还是比较落后的。就是说，当时还不具有自己的系统而完备的思想理论。当他们一进入文化先进的中原，单凭军事统治固然不可长久，而以本民族的较为落后的理论思想也难以维系统治。聪明而富有政治胸怀的满族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接过儒家的思想武器为自己所用。前已披露，清初入关，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族统治集团大搞尊孔、祭孔的活动，在孔子的神位前，表达他们的虔诚和敬仰。他们照明朝及其历代的做法，继续封赏孔子的嫡系裔孙为衍圣公，给予独尊的政治地位，向全国明示：大清将遵循儒家思想路线不变，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
圣祖即位后，在四辅臣的辅佐下，继续尊孔，从元年开始，每年二月和八月份两次祭孔子，都派大学士一名主祭；隔一段时间，便将衍圣公孔兴燮请到京师，由礼部宴请。除了祭祀孔子，还将汉族人民钦仰的英雄——关羽，尊为神，封为“关圣帝君”，每年四五月间派官员祭祀一次。其他诸如“太岁之神”、“城隍之神”、“先农之神”等神，本为汉族所信奉，清朝也奉若神明，由朝廷遣官按时祭祀。还有，历代帝王也受到尊敬，每年在他们的神位面前，清朝都以后继者的身份表示敬意。凡此种种举动，向汉族人民及其知识阶层表明，他尊重汉族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用以消除汉族知识阶层的疑虑，淡化他们对异民族的排斥心理。
当圣祖亲政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他比前辈更清楚地认识到尊孔崇儒的深远意义，其对清朝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康熙十七年，正值平三藩的战争，清朝的形势已明显好转，他就强调崇儒，说：“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材，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清圣祖实录》，卷71，11页。圣祖大概是从吴三桂振臂一呼，天下大乱的教训中，更深刻地看到了用崇儒重道教化百姓，招贤纳士以笼络知识阶层，是巩固其统治的最好手段。所以，他说出的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对于我们仍不失借鉴与启发的意义。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正是隆冬季节，圣祖冒着严寒，首次南巡，驾幸曲阜，亲至孔子家乡朝拜。他向随行诸臣阐明此行的目的，说：“朕幸鲁地，致祭先师，特阐扬文教，鼓舞儒林，祀典告成，讲明经书文义，穷究心传，符合大典。”及至阙里，先由孔庙奎文阁前，步入大成殿，向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并宣读“御制祝文”，赞扬孔子“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他“居今稽古，期雅化于万方，系惟典训之功，实睹安之效。”在“诗礼堂”，圣祖和随行大臣听监生孔尚任进讲“大学圣经首节”，举人孔尚进讲“易经系辞首节”。听后，圣祖命大学士王熙向衍圣公孔毓圻等宣布他的旨意：“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咸所师法。下逮公卿士庶，罔不率由……”圣祖给予孔子的评价，无以复加，明确指出，孔子的“至圣之道”，不只帝王要学，下至公卿百姓也无例外，都要学习。他还嘱咐孔氏族人要“世守家传”，务期“以奉先训”，付诸实际行动。圣祖遍览孔子“圣迹”，特书“万世师表”匾额，悬挂于大成殿上，倾注了虔诚敬奉之情。《清圣祖实录》，卷117，24~28页。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2）
圣祖以满族皇帝之尊，拜倒在汉族尊奉的先师面前，表现出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尤其是冲破民族的狭隘观念，消除满汉民族间的界限，是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的。他做出了表率，而比他的先辈做得更好，就连那些明末遗老特别是尚持敌视态度的部分儒士也为之心动，渐渐地，内心深处也开始向清朝方面转化。
圣祖大力倡导尊孔重道，率先示范，对争取知识阶层向清朝靠拢，正日益产生出巨大的思想动员作用。
圣祖倡导儒学，并非说给别人听，而是自己躬身实践，首先带头学习经书。圣祖天性好学，但为权臣鳌拜所阻，不能行其志。康熙六年（1667年），时任弘文院侍读的一代名儒熊赐履，上疏痛陈时弊，认为一切时弊还不伤根本大计，而“根本切要，端在皇上”。他请求圣祖以现时年龄（时年14岁），“正宜慎选左右，辅导圣躬，熏陶德性，优以保衡之任，隆以师傅之礼，又妙选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从，朝夕献纳。……于是考诸六经之文，监于历代之迹，实体诸身心，以为敷政出治之本。”熊赐履的主旨，是要圣祖努力学习“六经”，延请老师辅导，选俊才之士辅佐，使之培养高尚德性，学会为政之道。次年，他被提升为秘书院学士，再次上疏，强调“讲学勤政，在今日最为切要”。这两次上疏都遭到鳌拜斥责，而未能实行。《清史稿·熊赐履传》，卷262，9892~9893页。
不久，圣祖清除鳌拜集团，乾纲独断，即于康熙十年二月正式举行“经筵礼”，遣大学士杜立德“告祭先师孔子”。圣祖亲自确定人选，命吏部尚书黄机、刑部尚书冯溥、工部尚书王熙、都察院左都御史明珠、礼部左侍郎常鼐、户部右侍郎田逢吉、刑部右侍郎多诺、中和殿学士折尔肯、保和殿学士达都、翰林院掌院学士折库纳、熊赐履、侍读学士傅达礼、史大成、侍讲学士胡密色、李仙根、国子监祭酒徐元文等16人为“经筵讲官”《清圣祖实录》，卷35，7~9页。。所谓“经筵”，是由皇帝聘请有学问、操行高尚的高级官员或称为“儒学”之士，做自己的老师，每年分春秋两季举行，向皇帝进讲经书要旨，君臣讨论，间以议政，故于增进皇帝本人的学问，督促皇帝不断学习，提高文化素养，把握为政之道，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历代多行此制，但遇到荒淫无道之君，所谓“经筵”也就废而不用，即或举行，也是徒具虚名。顺治初入关，权力控制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他根本不过问世祖的学习之事，甚至不愿他学习更多的东西，以至世祖亲政时，还不能读懂汉文奏疏。到顺治十四年，才开经筵，未到四年他便去世了。圣祖也为鳌拜所阻，不能系统学习，也不能与群臣个别接触，目的是使圣祖愚昧少知，凡朝中大事必赖鳌拜所断，以达到长期控制朝廷大权的目的。鳌拜垮台，经筵才得以举行，遂成定制，为后世子孙所奉行。
日讲官也由皇帝钦定，随时加以调整撤换。前述16人，至三月，除保留折库纳、熊赐履、傅达礼、史大成、李仙根，又换上侍读学士宋德宜、侍读张贞生、严我斯，修撰蔡启、编修孙在丰为“日讲官”。《清圣祖实录》，卷35，12页。开始，每隔一天讲一次，从康熙十二年二月以后，改为每日进讲一次。进讲内容，以《四书》、《书经》、《诗经》、《易经》等儒家经典为中心，兼及其他。
圣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寒暑春秋，始终坚持学习，终于成为一代精通经书易理的大学问家。在他的倡导与推动下，培育了一批精英，成长为一代治国之能臣。圣祖的学问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又有一大批杰出人才的辅佐，对开创盛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一个繁荣时代的出现，固然有赖于客观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但没有统治集团的主观努力，也是无法实现的。圣祖崇儒重道，本意是笼络知识阶层主要是汉族的儒生，进而维系汉族广大人民同清朝保持一致，但同时也造就了他自身和一批人成为杰出人物，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奋力开拓，把时代推向前进。如果没有雍正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圣祖开创的盛世新局面也只是昙花一现。显然，造就一代盛世，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是不可能成功的，其中，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皇帝，他个人的品质、素养、道德水准及实际才能的高下，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常说，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人物，而伟大的人物也必然开创出一个伟大的时代。圣祖是明清之际由大乱走向大治这一变革时代涌现出的杰出人物的代表，他以自己的特殊才能，按照儒家治国蓝图“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盛世。这绝非是平庸之辈所能想像的！
培养人才，选拔人才，是国家兴旺之本。从顺治到康熙朝为此作出了艰巨而不懈的努力，为进入“盛世”，准备了大量人才。
清初通过这样几个途径获得人才。一是取自原明的士大夫，包括降清的吏员，及隐居之士；二是兴建学校，国家出资培养人才；三是通过朝廷和各地官员的荐举，量才录用；四是恢复科举，吸引和招用人才。顺治朝时，招降了数以千万计的原明士绅吏员，征用居于水边林下的“隐士”，举行科举考试，选拔出一批批人才。当时，战争还在进行，国家财政异常困难，学校尚未普遍建立起来，各项制度还很不完善，国家政治生活尚未走上正轨。
到康熙六年，时任弘文院侍读的熊赐履痛切陈述文教的凋敝情况，说：“学校极其废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今庠序之教缺焉不讲，师道不立，经训不明。士子惟揣摩举业，为弋科名掇富贵之具，不知读书讲学、求圣贤理道之归……乞责成学院、学道，统率士子，讲明正学，特简儒臣使司成均，则道术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清史稿·熊赐履传》，卷262，9892页。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3）
圣祖亲政后，这种凋敝的状况始有改观。上述圣祖崇儒尊孔、开经筵，都是为振兴文教而作。康熙九年十月，他向礼部发出一道谕旨，这就是著名的“上谕十六条”。其主要内容如下：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屈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
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清圣祖实录》，卷34，10~11页。
圣祖“圣谕十六条”，可以看作是他的治国大纲，涉及面广，但其主旨，强调以儒家思想治国，兴办学校，从思想上教化人民，此即“教化维于可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十一月中，经礼部题请，圣祖批准，将他的“圣谕十六条”“通行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清圣祖实录》，卷34，21页。
教化百姓，贯彻儒家思想，“化民成俗，莫先于兴学育材。”（光绪）《苏州府志》，“风俗”，载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发布《抚吴告谕》，内有此语。兴办学校，是培养人才，笼络人心的重要途径。顺治初，已在战事结束的省区陆续办学，至圣祖即位（主要是亲政后），教育才逐步发展起来，中间曾有三藩之乱的短期干扰，而平定三藩后，全国空前统一，圣祖大力提倡，并采取各种措施，掀起了办学的热潮，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体制。
顺康之际，全国的学校教育分为中央与地方官学两个系统。中央官学教育，是在京师设国子监，或称太学，为全国最高学府，直属中央礼部。国子监的学生，来源于全国各地，通过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等形式，经过层层选拔，以考试成绩优异、品行兼优者输送到国子监学习。这部分学生称为“贡生”。还有一部分学生称“监生”，以其父亲的官职（文职京官四品、外任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而得到朝廷的特殊照顾，可送一子入监学习，此为“恩荫”。还有，满汉三品以上官员死于国事，照顾其一子入监，此称“难荫”。除此，京师官学又有“宗学”。属于努尔哈赤其父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称为“宗室”，对未受封的宗室子弟十岁以上，专设“宗学”，都入学接受教育。此制始设于顺治十年（1653年）。至雍正时，续设“觉罗学”，指塔克世的叔伯兄弟的旁支，称为“觉罗”，为他们设的学校称“觉罗学”。以上，参见宋元强：《清朝的状元》，152~158页，文史出版社，1992。在这些学校学习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直接入仕为官。
地方官学，在全国各地设府、州、县学，各“设学官以课士”：府学称“教授”，州学称“学正”，县学称“教谕”，各为一人；另设“训导”一人，为副职，协助教授、学正、教谕工作。各省设“学政以董教事”，各一人，掌一省之教育，主持岁试与科试，考绩师生的优劣勤惰。
所谓“官学”，即指由官方承办的学校，凡入学皆经考试，择优录取。未入学的读书士子称“童生”，而考取入学后俗称“秀才”，官学称“生员”。各学校都严定限额，考取不易。所学内容，大都是皇帝“钦定”的经书和“御纂”的书，以及《十三经》、《二十四史》、《三通》等典籍。这些书，由各省督抚购买，交由学官收存，“以资诸生诵读”。以上，详见《大清会典》，卷31~33有关部分。
在府州县学学习的生员，都享受朝廷的优待，免征差徭，供给膳食。为培养军事人才，另招“武生”，附于儒学，由府、州、县“学官”兼管。除学儒家及兵家经典，加学骑射等科目。
府、州、县学的生员，经岁试、科试，名列前一、二、三等者，“准送乡试”，考取举人，再经“会试”等进入仕途。还可通过推荐进入国子监学习。《大清会典》，卷32，4页。
府、州、县学都设在城镇，为弥补乡村或边远地区的教育空缺。顺治时，准予“每乡置社学一区”，使有志于学的青少年有受教育的机会。《大清会典事例》，卷396，“礼部·学校”。如，康熙时，安徽徽州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徽州所属六县有书院54所，以紫阳书院的规模为最大。转引自《清朝的状元》，133页。可见当时教育之盛。
顺治九年，礼部奉世祖的谕旨，为全国各学校制定法规，明确阐明办学的根本宗旨，写道：“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
全国公私各类学校的普遍建立，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国家选用的人才，大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层层选拔出来的。
第四部分笼络知识阶层（4）
清入关的第二年即顺治二年（1645年），当战事尚在激烈进行之时，就首次举行乡试，以后每三年一科，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被录取者称为“举人”。接着，乡试的第二年，得中举人者准予赴京师考进士，时称“会试”。考中者称“贡士”，最后进入最高级阶段的考试——殿试，皇帝亲临考场，亲阅考卷，确定名次，不再淘汰。共分为三甲，即一甲取三名，一甲第一名者称“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均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他们都被授予翰林院各职，以后，视各人才能及表现，再予升迁，或调任它职。
乡试分省进行，都在同一年秋八月同时开考，又称为“秋闱”。康熙二年乡试为癸卯科，开考前数月不等，由朝廷直接任命正副考官，着手准备考试事宜。有关情况仅列下表，以见乡试全貌。
康熙二年（癸卯）乡试简况
时间乡试省区正副考官四月贵州正考官：大理寺评事符渭英；副考官：中书易道沛五月四川正官：户部郎中徐渭弟；副官：中书杜镇五月广东正官：兵部郎中王天成；副官：行人洪琮五月广西正官：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