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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乾盛世-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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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李霨、王熙、吴正治为总裁官;内阁学士麻尔图、阿哈达、金汝祥、王鸿绪、汤斌等为副总裁官,负责纂修《大清会典》。圣祖极为重视,强调:“朕闻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法治,著为道揆,布在方策,用以昭示臣民,垂宪万世至弘远也。”按照他的意图,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诸凡命官定制”纂成“会典一书”,“克成一代之典”,后世子孙及臣庶遵守而无弊。《清圣祖实录》,卷115,12~13页。历六年之功,《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告成”。圣祖亲自作序,再次阐明修纂此书的意图和意义。《清圣祖实录》,卷145,18~19页。    
    在《大清会典》告成之时,礼部等衙门诸臣请求纂修“三朝国史”,即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历史。经议,圣祖命大学士王熙为监修总裁官、大学士伊桑阿、阿兰泰、梁清标、徐元文为总裁官、尚书张玉书、张英、左都御史陈廷敬、侍郎李振裕、库勒纳、内阁学士朱都纳、星安、博济、布彦图、郭世隆、彭孙遹、副都御史王士正、詹事尹泰等为副总裁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写作班子,命其“督率在馆诸臣”,博采掌故,“折衷至当,裁订成书。”此事“炳燿丰功,宣扬至治,甚盛典也。”《清圣祖实录》,卷145,2~3页;11~13页。    
    康熙三十年(1691年)三月,满文《通鉴纲目》告成。此书原为宋代朱熹从《资治通鉴》中辑出要目,去繁就简,编为《通鉴纲目》。圣祖爱读此书,朝夕披览,详加批注。他感到是书有裨于治道,即于内庭设立书局,将其翻译成满文,他“躬亲裁定,为之疏解”,历三年多,“全集告竣”。他为之作序。《清圣祖实录》,卷150,16~18页。圣祖为提高满族人的文化素养,尽快掌握汉族的典籍,通晓儒家思想要义,亲自挑选经书,组织翻译成满文。在翻译《通鉴纲目》之前,已于康熙十九年将《日讲书经解义》译成满文刊布,亲自送给诸王、贝勒、贝子、公、内大臣、都统以下,阿思哈尼哈番(官名,为二品世职,汉名男爵)以上及满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国子监祭酒等每人一部,供这些满族官员学习。不久,又将汉文本的《日讲书经解义》分发给汉大臣每人一部,同满大臣一样,责令其认真学习。《清圣祖实录》,卷93,10、12页。至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三月,据圣祖说:“比年以来,如《朱子全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广群芳谱》,并其余各书,悉加修纂,次第告成。”他又提出,要编“字学”的书,责成大学士做出规划。《清圣祖实录》,卷241,13页。圣祖组织翻译汉文典籍,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满族中的传播,促进和加快了满族汉化的程度,使得两个民族的关系进一步变得融洽起来。    
    在进入“盛世”前,从圣祖到诸臣,从中央到地方,从全国各地征选名儒学者,组织编辑、纂修、翻译的书相当丰富,不下数百种。一个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如此重视文化,大量起用知识分子,给他们以用武之地,并将此视为治国大计,不能不令人钦佩。毫无疑问,圣祖是为巩固大清王朝的统治而做,但不容否认的是,他的一系列作为,都有利于社会走向安定,由乱入治,给中国封建社会的新发展带来了生机。我们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给予充分肯定的。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1)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上自朝廷重臣,下至封疆大吏,以至各基层吏员,他们分掌国家或地方的部分权力,实行专制统治。他们的思想素养、品行、作风及才能、趋向时尚,便构成了吏治问题。吏风端正,社会便安定,百姓生计有保障,而吏治一旦败坏,种种腐败由此而生,政权的危机就会到来。史治的邪正,又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为人为政息息相关。    
    逐步进入“盛世”的清朝,吏治日见清明,人心安定,可以用“政通人和”来概括。这一良好的政治环境,是圣祖在继承前辈的成果基础上,统率一批治国贤臣,共同营造的。纵观中国历史,每当有杰出帝王当政,必有一批能臣辅佐,奋力开拓,社会便实现稳定,迅速发展,走向繁荣。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不能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个繁荣的时代,一定需要伟大的人物,或杰出的人物来统率,而且不是一个人,恰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治集团。他们依靠“集体”的努力,来创造一个时代的新的文明。假如都像秦二世、隋炀帝等人那样,历史就不会发展,即使他们曾有过辉煌的创造,其结果也会被他们的荒淫无道所葬送。    
    圣祖是个雄才大略的一代杰出人物,已为人们所皆知。人们只知他的才能卓著,对于他的为政的思想及个人品格知之不多。作为一个帝王,或如今天所说的领袖,其个人品质、政治与文化素养,乃至性格,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的品格之高下,作风之优劣,直接影响他周围的一群人,这指的是辅佐他的文臣武将,因而也直接影响对国家的治理。圣祖深知此中的道理。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他在听完讲官进讲《尚书》后,表达他的见解,说:“观《尚书》内,古来君臣,无不交相劝勉。如此,何忧天下不治!”《清圣祖实录》,卷89,16页。换言之,天下大治,有赖君臣相互勉励和实心共事。圣祖的这段话,是他读《尚书》的体会,却也道出了对历代为政的经验总结。    
    勤奋、刻苦,是圣祖最优秀的品质之一,他用行动为群臣做出了表率。圣祖勤于听政是任何帝王都无法比拟的。清入关初,规定皇帝每月逢五之日亲临太和殿处理政事,其他日子,则不定期的到乾清门,办理各项要事。照此规定,每月逢五之日听政,一个月也不过五六天,还有不定期听政,由皇帝自行灵活掌握,其勤惰亦见分晓。圣祖亲政时,便更改此项制度,除继续实行逢五日临朝,改为每天到乾清门听政理事,“嗣后日以为常”《清圣祖实录》,卷23,5页。,直到晚年,未曾中断过。皇帝听政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春夏两季定为每天卯时(晨5~7时)、秋冬辰时(晨7~9时)御门听政。每月赶上五日一朝,也照常到乾清门听政不误。除了听政,还要到弘德殿学习经书,听进讲官讲解,剩余时间便阅奏章。所以,每天都忙,也很紧张。他能做到数十年如一日,是一般帝王难以做到的。到了炎夏之时,他移驻中南海瀛台避暑,仍然是“每日侵晨,御门听政,未尝暂辍”,要求百官等“各勤职掌,时来启奏。”《清圣祖实录》,卷103,2页。有时,因为生病,不能亲临乾清门听政,就命诸臣进宫奏事。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十月,因病,在宫中批阅奏章。他深感不安,说:“朕听政三十年来,无日不见诸大臣,共相咨议。今处宫中,虽日理奏章,未尝废事,而与诸大臣悬隔,思之如有所失”。坚持每天必与大臣们见面,当面商定国家大事。《圣训》,卷7;《清圣祖实录》,卷149,3页。参见《康熙帝的治国艺术》。过了几天,又有大臣看到圣祖过于辛劳,建议由每日听政改为三天或五天一次,一般奏章改为由内阁送呈。圣祖很理解臣属爱护之意,语重心长地说:“朕惟致治,务在精勤,久道期于无。朕亲庶政,早夜孜孜,靡敢暇逸,冀与大小臣工,共图熙绩。”又说:朕三十年来,每天早晨听政,已“习以为常”,今若更改,“非励精求治”之道,况且坚持已久,不能中道改变。他善意地说服了诸臣,仍按规定每日视朝。《清圣祖实录》,卷149,4~5页。最难的是,圣祖始终“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日与大小臣工,率作省成”,共图治道,在位六十余年,“早夜孜孜,有如一日。”《清圣祖实录》,卷115,13~14页。明朝的懒惰皇帝明神宗长期隐居后宫,20年中不曾视朝,不与诸臣见面。两厢比较,勤惰分明,天地悬差!    
    再说批阅奏章,尤属辛苦。每天,从全国各地送来大批奏章,不论多少,圣祖都亲自逐字逐句批阅。例如,在吴三桂叛乱时,奏疏如雪片似飞送京师,最多时,每天不下三四百件,圣祖批答如流,从不积压一件!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他回忆往事,说:“朕当繁剧时,日阅二百余本,曾无一字疏漏。”这年,他已61岁,“今阅二三十本,更觉宽裕矣!”天下太平无事,奏疏减少,每天读到二三十本,他自感轻松、不累。《清圣祖》,卷255,22页。    
    圣祖每出巡外地,照常批阅奏章。他规定每隔三天,必将奏章送到他巡视之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月,他南巡至山东沂州(山东临沂)。十五日这天,奏章该送到,他坐等到二更(约当夜10时左右),还未见奏章送来,屡次询问到否。他忍不住对大学士等随行大臣们说:“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视之处,奏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延,已经议处。此番本章,何又来迟?今日奏章,不拘时刻,一到,尔等即行呈进,朕宵兴省览。”一直等到深夜四更,本章送到,大学士不敢怠慢,即把本章进呈。圣祖即起身,详细披阅,直到东方发白,才处理完毕。《清圣祖实录》,卷117,4~5页。在和平环境下,国家并无紧要大事,圣祖尚且如此勤勉,极其严肃地看待奏章,这在历代帝王中确属罕见。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2)

    全国各处奏折,圣祖从来都是亲自阅览,所批朱笔谕旨,都出自他一人之手,“无代笔之人”,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然这样做。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月,圣祖出巡至热河行宫,右手有病,不能写字,就用左手执笔“批旨”,绝不委托他人代笔。他说:“凡所奏事件,唯朕及原奏人知之。”《清圣祖实录》,卷265,14页。    
    圣祖自康熙十年(1671年)首次离京东巡盛京(沈阳),迄至六十年最后一次巡视塞外,共计长短程巡视达43次。在位61年,平均每隔一年多一点就出外巡视一次。如单独计算北巡次数,从康熙十六年(1677年)首次出巡,到去世前,共45年中,据统计,他北巡包括到避暑山庄,达56次此据陈安丽:《康熙的北巡塞外和木兰行围》所统计,载《避暑山庄论丛》,紫禁城出版社,1986。,平均年年外出,而有些年则外出2次或更多次。这样,他一生中很少深居宫中,大多是在外面度过的。他出巡各地,是很辛苦的,无论冬夏春秋,触风雨,冒寒暑,跋涉在风餐露宿的漫漫旅途中。东北最远到过吉林乌拉(今吉林市),北部远至多伦诺尔,乃至荒无人烟的大草原;南方最远至杭州;近则畿甸,京师地区。圣祖不享宫中安逸,却不辞辛苦,频年外出,全在于治道,尽心竭力治国。如他说:“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有草率完结者”,即使“深宫宁处,轸念闾阎”《清圣祖实录》,卷117,4页。,他不讲究燕乐,“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划于胸中……”《清圣祖实录》,卷117,18页。外出巡视,绝非游山玩水,像隋炀帝屡下扬州追欢逐乐;像秦始皇外出各地,不过是炫耀个人功德,到处刻石记功。圣祖外巡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周览民情,察访吏治”《清圣祖实录》,卷117,21页。;屡次视察河工,亲自实地考察,指授治河方略,关注工役人员的疾苦。通过视察,天下形胜、百姓生计、民情风俗、当地官员廉贪等情况,都在掌握之中,为其治国决策获得了充分根据。如圣祖一生,出巡次数之多,最后一次出巡已近70岁高龄,实千古一帝!    
    帝王的文化素养,有赖于不断地学习。圣祖勤于读书,嗜书如命,精通各门学问,还掌握了从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如天文、地理、数算等,无不精通。关于他刻苦读书的情形,前已叙及,这里,只举一个事例。这是康熙二十三年(1674年)十一月,他南巡至南京附近的燕子矶,在船上过夜,他读书至三更还没就寝。侍讲学士高士奇劝道:“皇帝南巡以来,行殿读书写字,每至夜分,诚恐圣躬过劳,宜少自节养。”圣祖说:“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古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耳。”《清圣祖实录》,卷117,19~20页。这段话,是他概括了自己自5岁发蒙,到现在31岁这段时间读书的情况。此后,到他晚年,直至去世,他始终坚持读书,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如屡次外出视察,他都携带大量的书,供途中阅读。可以说,他一生中每天都在读书,还选了具有各专长的博学鸿儒做他的老师,每天向他进讲,边学边讨论,务求学懂。他成了一代大学问家,修养高深,超凡脱俗,连那些著名的硕儒大家,也不得不心悦诚服,自叹弗如!他力主“读书务在明理”《清圣祖实录》,卷291,21页。,全在于应用,反对浮夸,脱离实际的“虚文”。他把学问用之于治道,无不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他成了一代明君,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每个帝王都认真读书的,所以他们也成不了明君,不过是庸君、昏君之辈,他们没有一个能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总结以往的经验,圣祖认真读书,是他治国有方,把清朝引进“盛世”的个人因素.因而也不能忽视。    
    圣祖的个人品质,还有其他方面,如,他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理想,一生都在追求“海宇升平,人民乐业”,为政“尚宽”,厚待臣民,时以民生疾苦为念,躬身实践,不事浮华,崇尚节俭等等。这些方面,都为当今学者所注意,已给予充分论证,兹不赘述。    
    有一代明君,必有一代贤臣。圣祖以他的高深品行,培育了一代贤臣清官,依靠他们精心治国,以至达到“盛世”,亦所必然。    
    圣祖治国,除战争时期,平时“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他认为,“官吏之贤否,民生之休戚所关。”他一再强调:“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吏不廉,则民生不安;大臣不法,则小臣不廉。”今内有朝廷重臣,外有督抚,“皆朕所倚为心膂股肱,望其率属阜民者也。”《清圣祖实录》,卷250,2页。因此,他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考察了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品德、才能与政绩。他常说,他一人“端居深宫,何能遍知”各级官吏的表现!到外巡行便是“察吏”的一个主要途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刚刚结束对山西、陕西的巡视,他谈起对当地官员的考察说,有的官员原听说官声好,实际上“居官不善”;有的原先并不知道其声望如何,实际“居官实善”。这都是因为“上下相隔,不能通达之故也。”他不禁感叹,即使古代圣君,也以“知人”为最难。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183,28页。在考察中,他发现在家“丁忧”的山西巡抚温保“居官甚劣,苛虐百姓,至于已极。”在此之前,温保上奏,表白自己“居官甚善,万民颂其美,欲为树碑。”经此巡视,才发现沿途百姓对他切齿痛恨,“无不愿食其肉”!山西布政使甘度“居官亦最庸劣”,招致蒲州民变,逃入山中。圣祖察明实情,当即决定,逮捕温保、甘度,带至京师,交给刑部严处。《清圣祖实录》,卷183,20~21页。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3)

    “察吏”的另一途径,通过定期举行“大计”,对全国各级官吏进行全面考核,以期“黜幽陟明,使大法小廉,以为安民生之本。”《清圣祖实录》,卷183,25页。如,康熙四十九年,“大计天下官员”,其中“卓异官”即优秀者有17人,贪酷官4人、贪官11人、酷官4人、不谨官43人、浮躁官26人、罢(疲)软官17人、年老官46人、有疾官36人、才力不及者35人。分别予以升赏处分。《清圣祖实录》,卷241,8页。又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二月考核全国军政官员为例,定为“卓异官”即称为优秀者有25人,“贪酷官”2人,“不谨官”8人,“罢(疲)软官”3人,“浮躁官”4人,“才力不及官”21人,“年老有疾官”6人。《清圣祖实录》,卷252,19~20页。据此考核,升降、调转、退休,各有处置。这部分官员,都是督抚一级的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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