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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谈判，并达成协议，从而成为上海交大投资的第一个纯软件企业。此次的融资，对于实达铭泰而言，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平面“资”金，更是人力、技术、管理“资”源，是要增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30％大于100％——资本裂变的力量
何恩培说：“2002年以来有很多企业在并购，有的在内部挖潜改造，其实目的都是核心竞争力的问题，但自我的潜力是有限的，特别是软件企业。我们引入高校的方法更可取、更直接，而且更有力度。”
回顾铭泰科技的每一次融资，何恩培有自己的一套系统观点：“投融资除了有良好的产品和市场基础之外，合作双方人文氛围是否吻合很重要。”因此，第一次选择了实达集团的投资，是因为与铭泰具体合作的实达集团北京软件产业集团的负责人也是白手起家的成功者，通过交流，相互之间的认可程度比较高。后来的香港实达科技和上海交大也同样与铭泰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相吻合。
何恩培总结了自己一套完整的“四轮驱动”理论：软件企业有了研发出来的产品，有了一定的市场需求，就形成了市场和产品两轮驱动，但很快资金就没有保障了，靠内部挖潜往往是杯水车薪。资本就是最基础的条件。当竞争加剧时，资本和管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更能带动企业的发展。
如今的何恩培和他的伙伴们，握着仅剩的30％的股份，却敢于放眼五洲，做起了“做大中华地区最大的应用软件和服务提供商”的理想主义诗篇。因为，正如何恩培当初所说的，这30％股份的“饼子”要远远大于当初100％的“饼子”。
融资，成为这个资金“裂变”故事中最有力的催化剂。
有人说，何恩培还有“借鸡下蛋”的准备。因为，他的产品打的都是“东方软件”的标志，这自然是其高明之处，为将来再找东家有意无意地留了一手。这是真的吗？谁知道呢？
杨筱
点评：
●●●●●●●●●机会主义时代
在我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机会主义曾经不是一个褒义词，似乎还有一点贬义词的味道。然而通过几百个中文字我分明读出了四个字，那就是机会主义。同样还是这些文字也让我想到了西方列强曾经对中国30年代上海的一个有趣的说法——资本家冒险的乐园。
通过何恩培的企业不断裂变的过程，我们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对机会的寻找以及对机会的把握。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何恩培从做企业的那天起想的就是融资，想的就是不断地寻找各种可能的机会。
一个企业的成长是依赖于客户的，它依靠推出的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从而赢得客户的钞票，当赢得的钞票超过了企业支付的各种成本时，企业也就得到了利润，而这些利润将再次投入企业以求企业的发展壮大。在何恩培的发展过程中，产品是为得到更多的资金服务的，但不是从客户那里得到超过成本的资金，初级阶段的产品获得了一些客户，这些客户又反过来为何恩培寻找额外的资金服务。所以，他提到的四个轮子中的两个其实都是为第三个服务的，那就是融资。至于管理，恐怕不过是一个消耗得到的融资的过程。
何恩培令人瞩目的融资成就应该让更多的有同样志向的人仔细思考一下，因为从客户那里赢得超过制造产品成本的利润不容易，同样从投机家手里赢得巨额的投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关键还是看市场环境。社会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应该是各种巨额资金寻找高利润回报的时机，因此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寻求融资的阶段，一旦市场发展成熟，各种产品激烈竞争的现实反馈到企业生命线的时候，投资人的回报就成了问题。此时，就是依靠融资生存的企业失踪的时候，这样失踪的企业在2000年前后实在不少。但是，由于得到了投资的所有企业的原始股东都由于实际参与企业的运营而得到了远远高于真正面向客户做市场的回报，因此，寻求融资其实是一个“借鸡生蛋”的模式，而这个蛋是远远不够投资人的胃口的，但对于获得融资的人来说已经足够吃一两辈子的了。
这才是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大量机会，因此，我们一致追求并奉行机会主义方针和策略，从而将这个时代打上一个机会主义万岁的烙印。
（圣路可商务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孙路弘）
一个张嘴就称自己是“大老粗”的人，一个只有职工商校学历的人，但却是高科技的生物酶生态清洁素生产厂的老板。这就是孙跃军。
孙跃军是自己拎着包走南闯北“挖”来的这个高科技产品，他不但在短期内迅速接受了这个生物酶产品的概念，而且用一种商人的敏锐眼光认准了这个新东西，“斗胆”将全部的家底投了进去。他对新知识的偏好还真就成全了他，产品获得了两项国家专利，而且销路不错。这大概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知识创造财富”。孙跃军没有太高的知识水平，但他对知识的执著也同样造就了他的成功。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何恩培带着自己的5人组合，从中关村上百家中小软件公司中脱颖而出，走到上市公司的地位。其最大的优势，除了他的知识储备之外，更主要的能力之一似乎是“借鸡下蛋”的本领。
从起初的15万元资金起家，何恩培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连续三次“傍大款”，先后与实达集团、香港实达科技和上海交大创投“结亲”，成功地使自己从一个小公司连跳三级，踏上了资本和产业的大舞台上，并于2004年1月9日成功上市香港创业板。何恩培“借鸡下蛋”的本领也发挥到了极致。
赤手空拳打天下
当“加西亚”们收到信以后，明白了不可能通过“空手套白狼”让“所有的钱到我家”，但是很快学会了通过一定的方法把各类经济要素组织起来。我们不妨看看一个亿万富翁是如何实现“三级跳”的。
在生意的大竞技场上，中国总有空手道的高手。一个下岗工人可以成为千万富翁，一个手工作坊可以成为海外上市公司。敢想敢干你就站在了成功的起点，但是更重要的是怎么干。
第四章于松岭：只做教育的亿万富翁
如今的中国亿万富翁不少，但是，以二三百元起家，15年来只做教育，全靠个人投资滚动积累，达到2亿多资产的亿万富翁全国只有于松岭一个。
2003年于松岭是51岁，他麾下的剑桥教育集团包括5所大学、若干中小学、幼儿园以及职教中心和幼教中心。“人生最重要的是给自己定位。我当初以一介寒儒下海，认定自己只适合搞教育。15年来其他赢利大得多的行业我从不涉足。在我心中，做教育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腰缠“亿万”的于松岭说起话来，还是个地道的教师。
辞职下海办班
1986年，35岁的于松岭研究生毕业，任哈尔滨理工大学讲师，是校内惟一的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还当上了校办主任。可于松岭有自己的想法，他决定辞职创办私立学校。此言一出，全校哗然，校长质问他：“你正是上升的时候，你很有前途，这一下海不成个体户了吗？你跟卖茶鸡蛋的有什么区别？！”
人有了信念和目标，什么都不应该在乎。于松岭去意已定，把学校分给他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了，一家子住进租来的平房。工资没了，经济拮据，于松岭决定先办个英语培训班。他用毛笔写了很多招生简章，骑着自行车到处贴，又在学校斜对面租了间小学教室。英语补习班开张了，22个孩子成了他的第一批学生。
随后，于松岭注册了剑桥外国语学校，自己既是校长、老师又是管理员。他在理工大学附近的马路边一边摆摊，一边招生，此举令从前的同事大感丢脸，都绕道避之，连从前的学生也都低头经过不打招呼。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为了积累资金，于松岭不得不骑着摩托车四处授课。冬日的哈尔滨零下三四十度，于松岭穿着皮大衣迎着刺骨寒风在雪中穿行，一次和汽车相撞，额上留下深深的疤痕。
集资自己盖楼
人最重要的是思想。成功和不成功的人区别就两个字——思想。有思想、有远见、有超前意识，就可以通过策划运作获取成功。
出国热高涨的1989年于松岭办出国培训班；1993年电脑市场刚刚起步，他又瞄准了计算机培训市场，建起哈尔滨第一家计算机学校，一时间他的学员供不应求。于松岭就这样运用自己的“思想”完成了最初积累。
1995年起，于松岭连续投建两所剑桥中学；1997年，手里有了180万元的于松岭认为时机成熟，决定盖剑桥第一栋教学楼，投资1 500万元。4月6日大楼奠基，8月20日学生必须入驻上课，手续还未办，资金严重亏缺，形势严峻得让人绝望。市政府破例准许于松岭开工同时办手续，但开工第一天就遭5拨人封杀：环保、市政、卫生、交警与街道。于松岭硬是在4个月里盖完了104个公章。
资金让于松岭心急如焚。熟知于松岭的朋友纷纷解囊，有人拿10万、有人拿20万，有位老兄把260万元往于松岭的桌上一扔，说道：“我知道你是个实在人，干的也是实实在在的事儿，钱你拿着用，啥时有了再还我。”教职工也踊跃集资，几百、几万，有的刚发了工资就交回来……一部分家长还提前交学费，建筑方也破天荒地愿意垫付一部分工程款，于松岭还了平生第一笔为期3个月贷款——80万元。
奇迹出现了。1997年8月20日，剑桥中学的学生们来到崭新的教学大楼里上课了；银行贷款提前3天就还清了；老师们的集资也都如期如数还了。人们说，在哈尔滨，于松岭创造了一个神话。
南下北京办学
中山学院原是民革中央的一所民办高校，13年来招生情况一直不好，濒临倒闭，教委已经亮出黄牌。1998年3月，于松岭被调来中山学院任院长。接风宴上，于松岭一分钱也没要，只要了三样东西：执照、钢印、公章。
于松岭又开始转动“思想”策划。他很快摸清了北京各区的人口密度、文化层次、交通情况——他居然搞到了北京2010年的地图，最终选定德胜门的自动化所培训中心，开始了在北京的二次创业。
于松岭在哈尔滨的剑桥学校已经有30多辆校车接送学生，可到了北京，他先向别人借了辆旧自行车，又给一起干活的同事们买了6辆新自行车。妹妹、妹夫来北京看他，正碰上大雨，于松岭推着破车披着塑料雨披冲进招待所，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妹妹、妹夫吃惊不小：“把你调来当院长，你咋弄成这么个狼狈相？”
学校购进的各种实验室设备、桌椅、床板、被褥经常半夜到货，于松岭就领着校工们干到后半夜，第二天照样接待家长咨询。为了节省开支，于松岭和全校9个员工粉刷教室，把上千张床板扛进宿舍，安装好所有设备、桌椅，硬是没请一个劳力。于松岭说道：“我觉得，一个人开创事业必须要有点精神。”
报名的日子到了，学校准备了900个床位，报名的学生却有1 700多人，于松岭不得不开了几次家长会，向他们推荐别的学校。此景令教委很是起疑：“中山学院快倒闭了，怎么今年突然这么红火？”派了14个专家来校，分66项进行评估检查，专家们的结论是：“不能说是最好的，但绝对是北京一流的。”中山学院第一年自考，高数一科全校就有6个学生拿100分，门门功课通过率都在80％以上。
回家乡重新出发
2001年，于松岭在哈尔滨买地，投建450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的“剑桥教育园”，预计总投资3亿元。2003年9月，第一期工程已经竣工投入使用。
于松岭对事业前景的信心来自15年来对两种教育体制的深入体会。他觉得，和公办教育相比，私立教育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体制灵活。他还说：“民办体制决定了我们决策快，行动快，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有、也能做到自己有特色，以特色求发展。”剑桥中学的第一张王牌是“升学”，2002年800多学生参加高考，录取率93％，一半以上进了全国重点。现在于松岭又与哈尔滨音乐学院等院校联盟，打出“艺术牌”、“国际牌”……
中国的私立教育市场还很不规范，良莠不齐。一方面需要政策引导，另一方面全民对私立教育还有一个认识过程。私立教育还会有很长曲折的道路要走。但于松岭会一直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周璐
点评：
●●●●●●●●为理想还是为企业奋斗？
于松岭不是中国教育体系中受到重视和培养的规范的教师。虽然他在这个本不应该属于他的队伍中生活工作到35岁，虽然他也获得了在这个队伍中的一些良好评价和荣誉称号，那不过是对他试图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应有的回报。而在随后下海的17年中，他一定经历的是另样的人生，这一点在文中完全可以看到。
作为一个企业家，于松岭是这样总结自己的体会的：决策快，行动快，有特色，以特色求发展。我们不妨看看他是如何在这个市场上跟随利润的引诱来获得今天的发展的，他做过俞敏洪新东方的事情，因为当时学习外语的市场巨大，消费者众多，而市场中可以有规模地提供服务和产品的企业少，因此，于松岭获得了“第一桶金”。出国热高涨的1989年于松岭办出国培训班；1993年电脑市场刚刚起步，他又瞄准了计算机培训市场。他与俞敏洪也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都亲自贴过招生广告，都亲自在第一线上战斗，为自己的事业拼命，可见马克思说的多么英明——资本家的原始积累往往伴随着血与泪。好在，俞敏洪还有于松岭都坚持了下来。俞敏洪走的是一条专业教育的方向，而于松岭走的是广种薄收的多元化发展的路，各有千秋，各有命运。
于松岭最后的话：中国私立教育市场还很不规范，良莠不齐。私立教育还会有很常的曲折的道路要走。他这个话一定是发自肺腑的，因为他深感不规范的弊病和企业经营的困难，但不能忽略的是，也恰恰就是这个不规范的市场仍然存在着巨额投资回报的商机。
（圣路可商务顾问公司首席顾问 孙路弘）
第四章王春香：从“小菜”做起的“天为时代”
“我觉得自己出来创业才会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感觉跟打工是不一样的，它一直到现在都激励我精神饱满地工作”，王春香如是说。
怀揣“大餐”知本做“小菜”：务实的创业态度
王春香北大生命科学院硕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医学博士，如果一个创业者拥有这样高的学历，这样时髦的专业和“海归”背景，十有八九，你会把他（她）的创业经历与恢宏的商业计划、巨额的风险投资、气势夺人的公司形象联系在一起。
然而，以10万元起家创办北京天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王春香博士，在被她称做“小作坊”的公司里接受采访时说，公司一开始所做的生物试剂是本科生都可以做的非专利产品，从技术上讲，对我实在太“小菜”。
为什么没有强调自身专业优势，高举高打，直接做自己的专利产品？王春香说，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在开始的时候，我必须得沉住气做一个本科生可以干的活儿。
尊重市场者才能被市场所尊重。与一些“自命清高”、因脱离市场而吞咽创业苦果的高科技企业相比较，从“小菜”做起的王春香，表现出务实、循序渐进的创业态度。
事实上，2001年8月注册的天为时代公司如今已是北京最大的分子生物学试剂生产厂家。
创业的成就感一直激励他精神饱满地工作
1999年，33岁的王春香选择回国。原因很简单，尽管在美国呆了7年，但他觉得在那里没有归属感，不如在国内做出一番事业来。
回到国内的王春香先是在一家生物制药公司做实验部门的负责人，这段经历中，她发现生物学试剂领域存在商机：我国的分子生物学试剂原先都是从国外进口，而且国内做生物试剂的厂家非常少。面对市场空间，尽管在公司里有不菲的待遇，但归国时创业念头一直未曾泯灭的王春香决定另起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