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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指使国务院秘书厅不把陈宦督甘的问题列入国务会议的议事日程。后来列入了，又把这个议案排在最后，一连几天都来不及进行讨论。过了几天，段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情，而议事日程上也就不再列入这个项目了。
第四部分：奇异“逼上梁山”的黎元洪
“逼上梁山”的黎元洪
1912年10月11日中午，武昌全城已无敌踪，革命军在黄鹤楼和蛇山之巅升起了十八星旗。
当晚革命军光复汉阳，次日又克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完全光复。
当时，革命军迫切需要组织革命政权来领导革命，但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也在香港，起义前文学社、共进会公推的革命军总司令蒋翊武、鄂军都督刘公均已不知去向。11日上午，武汉革命同志在武昌阅马厂谘议局聚集，商讨组织湖北军政府的问题，谘议局议员也厕身其间。有人建议推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为鄂军都督，吴谦称“官卑职小，压不住众”，表示不敢担承。有人主张推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认为此人不是革命党，而且公然反对革命，岂能推他领导革命！倒是吴兆麟认为推举一个非革命党人做都督，表示革命军大公无私，可以鼓励一般非革命党人消除顾虑，愿意参加革命，于是大家都同意了。
但是，黎在革命爆发后，匆匆忙忙躲在黄土坡他的参谋刘文吉的家里，一时难于找到。事有凑巧，他派一个火夫回家取行李，被人发现，跟踪追到黄土坡刘家。黎听得门外马嘶人喊，一时无路可逃，只得躲在床帐后打着哆嗦，终于被吴兆麟派来迎接他的兵士马荣、程正瀛二人搜查出来，请其到谘议局参加会议。黎支吾其词地说：“你们休来找我，我不是革命党，干不了这场大事。”马荣威胁他：“你不去也得去，逃也逃不了，不如先跟大家见面一谈。”
马荣牵了一匹马让他坐上，黎只得一声不吭地随着他们来到阅马厂谘议局。他看见会议厅里黑压压地坐满了许多人，其中有很多熟面孔，连那位两榜进士出身的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也在那里，他的心情才开始安定下来。
黎一到场，通过谘议局选举的形式，把他的鄂军都督的名义肯定了下来。黎告哀乞怜地说：“你们不要抬举我，我不是革命党，不够都督资格。”接着，武汉知名人士纷纷劝黎顺应人心，接受推举，共伸大义，黎却执意不从。蓦然间，只见一个汉子从人丛中闪出来，握着手枪大声吆喝：“谁甘心当满人奴隶，谁吃我一枪！”此人是率领测绘学堂学生参加起义的李翊东。吴兆麟急忙摇手把他制止了。
汤化龙害怕把事情闹僵，走近黎的身边咬了个耳朵，叫他不要再做声了。黎才有气无力地问道：“武昌靠近大江，海军那么厉害，怎么守得住呢？”原来黎是天津海军学堂出身，懂得军舰的威力，当时刘家庙尚有张彪的残部，武汉江面又泊有北方军舰数艘，革命军没有海军，如果军舰开炮掩护清军渡江反攻，武昌无法坚守，所以黎认为革命军不可能有成功之望。
邓玉麟立即回答说：“守得住就守，守不住我们退湖南。”
“湖南，怎么好退呢？”
“那边有我们很多的同志。”
“那么，饷呢？”
又有人回答：“打开藩库，用了再说” 经过此番问答，从此黎就装起哑吧来，凭你打破沙锅，他却矢口不言。有人拟好了大都督的安民告示请黎画“行”，黎也不声不响。蔡济民又拿出手枪来恫吓，大家又从旁做好做歹地劝他画行，他才十分勉强地画了个“行”字。
从这天起，阅马厂谘议局成为临时的鄂军都督府，黎元洪成为名义上的鄂军都督。都督府首先成立由蔡济民、吴醒汉、邓玉麟、高尚志、张廷辅、王宪章、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梁鹏十个人组成的“十人谋略团”。那个魁梧奇伟，穿了一件灰色呢夹袍子的大都督，问他的话他不回答，脸上也没有表情，大家在背地里叫他“泥菩萨”。
为了提高鄂军都督的威信，10月16日黎明，鄂军都督在阅马厂举行祭告黄帝和革命誓师典礼，由同盟会元老谭人风授剑、授旗。黎站在礼台上念了几句演说词，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请中山先生到湖北来领导革命”。礼成，黎跨着安详的步子走下台，骑了鄂军中最高大的一匹马，绕场检阅军队。大家看了这个仪表不凡的大都督，也认为是革命军中所不可缺少的。
第五部分：不得不说千古奇贪：大贝勒载洵
千古奇贪：大贝勒载洵
载洵是前清末年全国闻名的贝勒，摄政王载沣的亲兄弟。
载洵是个使人难于想像到的大贪污分子。他曾经被派到奉天查案，火车到了，他不肯下车， 派人示意地方官孝敬貂皮三千套才肯下车。关外虽是盛产貂皮的地方，但是一口气拿出三千 套是办不到的，而钦差大臣不下车，地方官就不能不提心吊胆地担负很大的责任，因此他们 派专人携带巨款到北京加紧采办，凑足了三千套貂皮献给载洵。这是当时流传全国的一件大丑事。
第五部分：不得不说乱世游魂黄忠浩
乱世游魂黄忠浩
湖南巡抚余诚格到任不久，就知道湖南是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他唯一可能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旧军牵制新军。他首先必须物色一个本省有名望的人来统率旧军，以便团结旧军并加以整顿。他去拜会当时号称为文武兼资的大绅士黄忠浩，请他出来担任湖南全省巡防营统领。黄忠浩曾任四川提督，与在汉口起义牺牲的唐才常为好友，在思想上接近君主立宪派。他明明晓得清朝大势已去，不肯把这顶烂斗笠套在自己的头上。无论余抚台怎样说都说不动他。这位一省大员忽然出入不意地直挺挺地跪在地下，坚决请求黄忠浩答应出来帮他的忙，如果不答应，他就跪在地下不起来。这种“将军”的手段是了不起的，因为下跪在清朝算是一个极其隆重的礼节，大臣只向皇帝下跪，向地方绅士下跪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黄忠浩的决心终于被这个特殊动作动摇了。
这已经面临到清朝鱼烂土崩的前夕，湖南旧军来不及加以训练和调度，而武昌的炮声就响了。武昌起义后的第十二天，即10月22日，长沙革命党人在大西门正街贾太傅祠放了一把火（放火是起义的信号），顷刻之间，驻扎小吴门外的新军就由营地出发，涌进城来，一直冲到抚台衙门口。余抚台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跑出来站在大门口，向革命军作揖打拱地说：“诸位要革命，兄弟是赞成的，是十分赞成的。”
余抚台既然表示了态度，革命军就不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
此时有一个姓李的兵士指着站在余抚台身边的黄忠浩说：“注意，这个人是汉奸！”
余抚台连忙解释说：“黄军门是好人。请大家不要难为他，不要难为他。”
余抚台的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几个兵士从他的身边把黄拖出来，一直拖到小吴门城墙上，用马刀把他剁死了。
第五部分：不得不说章太炎当官
章太炎当官
章太炎有“民国祢衡”之称，他自视甚高，除袁（世凯）黎（元洪）二人外，逢人便骂，视 孙（中山）黄（兴）二人尤为眼中之钉。袁任临时大总统时，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1912 年12月又授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是个有名无实的大官，官署组织仅有员司十余人，每月 经费3000元，事实上是给章的一笔生活费。章不知底细，年底竟到长春上任。他召见吉林西 南路观察使（道尹）孟宪彝、长春府知府德养源，孟德二人均不应召。为此他走访吉林都督陈 昭常，盛气说道：“本使为中央政府特派大员，此二人不来见我，就是目无本使，目无本使 ，就是目无政府！”陈昭常一笑谢之。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暗杀身死，章对袁才另有看法。
由于他对孙黄二人的成见太深，不愿与之合作，幻想依靠黎元洪来反对袁。是年5月初，他 再度到了武昌，曾电袁要求“去四凶”，四凶指赵秉钧、段芝贵、梁士诒、陈宦。他又面请 黎到北京与袁竞选总统，黎已输诚于袁，当然不敢承教。
随后章由汉口到了北京。此时袁正在倾注全力对付国民党，为了笼络章，5月25日授以勋二 位。章从王揖唐处借来一套大礼服，跑到勤政殿受勋。受勋仪式完毕，他向袁表示：“南方 暴徒（国民党人）就像一群恶犬，投下骨头，它们也懂得摇尾谢主人，骨头尽了，它们又要张 口咬人了。”
第五部分：不得不说冯玉祥“保护”日商
1919年，在新的爱国运动高潮中，抵制日货运动波及全国，日本公使曾于5月20日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派遣军舰多艘集中秦皇岛和福州海面示威。北京政府又一次电令各省取缔排货运动，并称“中日邦交素敦睦谊，各地方对日商不得歧视，倘有甘为扰乱者，自应严惩以笃邦交”。可是炮舰政策和一纸命令不能强制人民购买日货，相反，这种办法只能加强人民抵制日货的决心。为了避免引起日本有所借口，25日北京学联发出通告，学生进行讲演，不应仇视日本人，对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必须加意保护，即使有日本人前来挑衅，只宜退让，尤须防范日本人化装为中国人，杀害日本侨民或者故意纵火，企图嫁祸，引为借口。
其时，冯玉祥驻军常德，派兵“保护”日本商店，因而日商门可罗雀。常德学生举行爱国讲演时，有一家日本商店的玻璃橱窗因为听众拥挤以致受到损坏，日商要求赔偿一万元，冯就将查获日人贩毒一案罚款一万元相抵。
冯玉祥在常德的这套作法，使横蛮无理的日本人大伤脑筋，啼笑皆非。
第五部分：不得不说朱瑞入觐袁世凯
1913年9月，袁世凯刚刚打败了国民党，召云南都督蔡锷和浙江都督朱瑞晋京。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按照疆吏入觐大总统的仪式，在总统府承启处 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来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 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又被那位承启官加以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现制的狐 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穿衣镜照了一下，真是“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完全像量 着他的身材裁剪的一样。
承启官再把他引导到居仁堂，一个矮矮胖胖的老头子正在满面春风地等候着他。这个老头子 也穿了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颜色、花样、质料和朱所穿的完全一样。朱知道站在面前的就 是威震全国的袁大总统，紧张得话也说不出来。倒是那个老头子对他像老熟人一样，请他坐 下，东谈一句，西谈一句，谈得海阔天空，才把朱的情绪安定了下来。
渐渐地谈到讨袁战争的问题。袁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 ，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用意呢？”
朱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 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 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隔了几天，朱瑞仍然穿了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辞行。这天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总统府内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像在举行什么大典的一样。走进了居仁 堂，那里站满了全身披挂的武装兵士，又像走到了气象森严的阎罗殿。抬起头来一看，那个 活阎罗穿了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没有等到朱开口，活阎罗就正颜厉色 地说了一连串的话，什么“军人不可无纪律”哪，什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哪，口气 非常锋厉，吓得朱话也说不出，头也抬不起来，浑身淌着大汗，所穿的狐皮袍子和马褂又不能随意地脱下来。？ 这就是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威的一套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袁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 来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过来表演了一番。袁每次召见一个陌生人的时候，事前必 然要吩咐秘书把人事登记簿找出来，把这个被召见者的资历翻阅一下，然后在召见时装做一 副漫不经意的样子，把这个人的出身、特长、生活细节或者著作中的一言两语提及一下，对 方往往为他的“英明”感到震惊。这套骗人的手腕，同样也是从历代奸雄的蓝图里找出来的 。
第五部分：不得不说杨度的“旷代逸才”是怎么来的
1915年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此时总统府秘书改称为内史，内史监（秘书长）阮忠枢是个鸦片鬼，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办公室），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内史一人，因此，参预袁的重要机密的也只有夏内史一人。夏经常到杨度家吃晚饭，夏所知道的事情，杨也完全知道。
袁在公开帝制运动以前，想叫杨做个居间联络员，由他授意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网罗全国一些大名流参加，然后把这个“民间团体”作为表达人民意见的团体，为改行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当然，他自己不出面授意，通过杨间接授意对他是较好的。但他不愿叫杨做出面人，只叫他做幕后人，因为杨和他的关系太深，他不愿让全国人民一眼就看穿帝制活动是他自拉自唱的戏法。
杨却另有一种打算。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发号施令，如果隐身幕后，他就不可能抢得“开国元勋”的地位。
袁氏父子不但要拉外国博士做进行帝制的助手，而且要拉本国大名士加入捧场。这个意见与杨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的心理完全相反。袁克定非常注意言论界“骄子”梁启超，曾以春宴为名邀请梁到汤山谈话。那次谈话谈得并不投机。梁走后，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就安慰他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今天仍然只研究政体而不论国体。”
同年4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转呈。袁看了大为嘉奖说：“真是一个旷代逸才。”他亲笔提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匾赐给杨，还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
杨得到夏的传话，叫他做帝制问题的联络工作，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国内知名之土，才能使袁满意，从而把这笔政治交易揽在手里。他所找到的“知名之士”是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他所拟定的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名称是“筹安会”。
这五个“知名之士”有的与杨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有的被杨硬拉进来，有的自愿上钩。其中有两个变节的国民党人，两个“学者”，一个失意军人。
第五部分：不得不说王辏г宋揽庳�
王辏г耸歉隼稀胺缌鞑抛印薄�1914年4月5日，王辏г擞φ儆沙ど称舫瘫鄙希摹巴馐摇敝苈柰小Ｂ饭笔保沃ス笊柩缯写赏苈韪把纾廖薰思伞！ �
有人到武功卫去看他，问他这样大的年纪，干吗还要跑到北京来做官？他嘻皮笑脸地说：“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同样用嘻皮笑脸的态度对待袁，他说总统府应当加挂一块横匾，横匾上应当题“旁观者清”（清暗指清宫小朝廷）四个字。有了横匾，就应当有楹联来配合，他代拟的联语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有人在上联加了“无分南北”四个字，下联加了“不是东西”四个字。政事堂也应当有一块匾，匾上可题“清风徐来”四个字（此时正是袁世凯帝制活动紧锣密鼓时期，“清风徐来”暗讽袁帝制自为的心思）。袁对这位“耆年硕德”的老前辈当然使不出总统的威风来，只得干笑一阵，敷衍了事。
第五部分：不得不说袁世凯特务统治
袁的特务人员分布到全国各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北京军政执法处就是中央特务组织，各省 都督府军法课是它的分支机构，此外还有“军警稽查”、“军警督察”这些旁系机构。独裁 者搜刮民脂民膏，豢养大批流氓、侦探，在全国各地区大兴党狱，凡一切反对帝黼的人都被 套上一顶“乱党”的帽子而被捕杀，造成了比清朝末年更为黑暗的恐怖气氛。袁所委派的各 省文官如民政长、厅局长之流，其主要任务也就是监视当地军人，侦察党人和人民的反袁活 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