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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军区、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二十军、五军、六军、九军及各级首长们，在讲话中都要讲到婚姻问题。我在军区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同志，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彭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都说过而且是认真的，目前不能一下完全都接来。年轻的同志不要着急，首先是三十岁以上的同志，然后是二十八九岁的同志，二十五岁的同志还要后一步，应该按次序，小的让大的，不要乱了。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但我们不要把思想放在这方面，主要在巩固胜利。有了全国的胜利，个人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应集中思想巩固胜利，我们的毛主席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会一年一年地变好，一切问题会很好解决。总之，千言万语是我们志在部队，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个人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能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干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一千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干部；具有三年军龄的二十六岁以上的连、排干部；1936年7月7日以前入伍的红军战士；三十岁以上并有六年战斗历史的老战士等四个条件之一者，可将家中爱人接来部队。后来，随着妇女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放宽规定，凡是干部都可以结婚或家属随军。老战士多数调到生产部队去了。到1955年，军队干部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部队的战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随之，大批招收妇女进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结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还有一些是院校分配来的女学员。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湘女进疆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1）
“革命的来临并没有披着节日的盛装，倒像个风尘仆仆的士兵，或者像个外科医生。革命翻耕了几千年来发霉生活习惯的底层”。巴乌斯托斯基的话就是我五十年前最真实的感受。但我心中渴望光明的未来尽快到来——像童话中的情景，一夜之间就有新鲜的空气，有花园和森林，有崭新的城市在我眼前出现；阳光、风和鲜花代替监狱、挨饿和难以承受的没有尽头的劳作；到处是愉快地创造财富的工人，被太阳晒得红黑的健康的农民，幸福的老人，快乐的儿童，永远追求着的艺术家……
这些希望让我快乐，不时有一种革命的冲动，但我的出身又使我惶惑，甚至有些恐惧。虽然刚解放时，一切看起来还是平和的，但由于我出生在国民党将军家庭，使我总觉得有风暴会随时从不远处刮来。
我父亲王作凡毕业于黄埔陆军学校第五期，后到南京陆军大学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曾去延安考察过。后出任国民党军五十七军副军长、代军长，中将军衔，参加过中缅边境对日作战。抗战结束后，五十七军解散，他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高参，名分不错，但是闲职。父亲思想僵化，但也不主张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民族内耗。淮海战役打响后，国防部以给他提升两级为条件，要他参战，他不去。他说，你们不用升我的官了，就这高参我都不想当了，我想解甲归田了。
解放军兵临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往台湾撤退时，父亲不愿意去，但又不能直接拒绝，他说，我一家大小十多口，你们这么多人挤飞机，我还去挤干什么。来通知他的军官揶揄地说，那给你一架专机行不行？父亲脾气暴烈，这也是他一生不很得志的原因，他大声对那位军官说，不要说一架专机，就是给一艘航空母舰我也不去。1948年下半年，父亲带着全家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
刚回老家不久的一天清晨，全家人从睡梦中被惊醒了，只见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突然包围了整个院子，人数不少于一个连。全家人当时吓坏了。我心想，他们肯定要枪毙父亲了，先枪毙了父亲，然后是母亲，再是哥姐弟妹和自己，全家人恐怕都活不成了。想到这里，我害怕得流下了泪。
父亲倒很从容，他自己出去接见了解放军，并将几名代表迎进堂屋。家里的其他人则心惊胆战地躲在堂屋后面。他招呼那几名代表坐下后，说，你们不用包围我们，我如果有罪，我自己前往承担所有的惩处。
他们又谈了一些什么，气氛还可以，一点激烈的争吵也没有发生。然后，解放军就撤走了。
没过几天，父亲决定把全家搬到长沙去。他说，这里不能住了，遇到的这个解放军连长很讲道理，假如遇到一个莽撞些的咋办？长沙那地方大，有事的话，可能要好办一些。
去长沙后，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天来到我们临时租的房子里，对我父亲说，作凡老兄啊，你现在有两条路，一是去台湾，二是去北京找毛润之先生，你们三九年见过面，对于内战，你参与很少，他至少会给你一条活路。
父亲叹息了一声说，在延安时，润之先生让我留下，我没有答应，现在到了这种境况，再去求他，我怎么好意思？我如果愿意去台湾，早就去了。唉，没想到自己戎马半生，最后却不知道该在哪里落脚啦。
我当时已能体会父亲复杂的心境，但时间把这一切慢慢地冲淡了。全家人逐渐从惊惶中走了出来。五○年元月，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立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这无疑给父母带来了一丝慰藉。
学校的校园很大，四野文工团当时就住在学校里。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解放军。我发现他们之间团结、友爱，也没有官兵界限，觉得与国民党部队不同，这使我十分感动，也从内心对这支军队萌生了敬意。以后接触多了，我就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自己也能参军该多好啊。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我也只敢想一想而已。
后来，我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我把那消息反反复复地看了好几遍，特别注意“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这一条。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这时，同学唐天忠刚好来找我。她兴奋地对我说，她准备报名参军，到新疆去，还有好几个同学也要去，问我去不去。
去！我当即答应。
啊，太好了！唐天忠高兴得叫了起来。然后，她又担心地问道，假如你家里不同意怎么办？
我先不告诉他们。
好，为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就应该这样，我也没有跟父母说。
我瞒着家人去报了名，很快就在榜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那个时刻，我真是激动。但出发之际，我又不想去了。的确，那是个我连做梦也没梦到过的地方。我一次次看着地图，看着阿尔泰、天山、昆仑山三大山脉之间大片的荒凉，看着那遥远而曲折的道路，想着就要离开故乡，离开亲朋好友。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流了下来。最主要的是，我父亲已没了官职，也就没了薪俸，全家人的生活越来越拮据。我想留下来当一名小学教员，以缓解家中面临的困境。
我在暑假参加过青年学员队。长沙所有中学的中学生都集中在周南女中，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子女。所以，我也希望自己参军后，能减轻家里的罪行。
我犹豫着，徘徊着。这使唐天忠很生气，唐天忠那时已是青年团员，觉悟很高。她气哼哼地说，以前说好的，参军到新疆，可你革命还没参加就动摇了！
听她那么说，我感到十分惭愧。我说，既然这样，我还是去吧。
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面对家人，我心里十分难过。即使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也不能告诉家人我要到哪里去。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我去参军的，即使同意，也会阻止我到新疆去。父亲了解那个地方。
我只好跟母亲撒谎。我说，妈，今天晚上我要参加青年学员队的活动，要很晚才能结束，如果太晚，我就住同学家。
母亲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就走了。我躲在一个姓汤的同学家里，到了半夜，我听见了母亲呼唤我的声音，母亲一边敲着汤家的门，一边问道，庆国在你们家吗？
我赶紧对同学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她，不然让我回去，明天我就走不了啦。同学点点头，对我母亲说，她没见到我。
母亲听后，埋怨道，这孩子到哪里去了？她可从没在外面住过，今晚是怎么了？说着，脚步声在八月长沙夜晚的酷热中渐渐远去了。
我知道母亲会在整个晚上寻找我。我又哭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我的脑海里总会响起母亲在长沙街巷里的脚步声，怎么也挥之不去。
《八千湘女上天山》 湘女进疆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2）
我把留给父母亲的信托一位下一批出发的同学转交后，就毅然踏上了西进之路。听那位战友讲，父母在接信后十分震惊。他们没有想到年仅十五岁的女儿会走上这样一条漫长的道路。父亲流着泪对我同学说，我拜托你去把她给我叫回来，我会永远感激你。我的同学摇摇头，说，伯父，庆国已经上了火车了，现在已来不及了。
1950年征召进疆的湖南女兵有一千多人。看着列车掠过我熟悉的故乡山水，我的眼中噙满泪水。我不知道，我这一去，就再也难以见到亲人了。
在西安休整时，我忽然收到了父亲托人转给我的来信——父亲的信后来一直追到了新疆——
庆国吾女：
你不辞而别，从军西去，的确让全家揪心。父一介军人，戎马近三十年矣，极少落泪，今亦不禁伤心泣零。母更是悲痛欲绝，茶饭不思。新疆路途之遥远，地方之穷僻，生活之艰苦，非你所能想像。你尚未成年，自幼少历磨难，怎能经受塞外风雪，西域苦寒？切望吾女收悉此信后，能念父母哺育之恩，即刻还乡……
我当时已坚定了到新疆去的决心，看了父亲的来信，只在心里说，正是因为新疆遥远、艰苦，我才要去。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好女子志在四方，我现在要走得越远越好，我才不回去呢。你们伤心、难过，我都知道，但过一阵子，你们就会好起来的。
我把信给大队长看了。大队长说，如果你想回去，我们也不强迫，这里回家还很容易，到了新疆，要回来就难了，所以你一定要想好。
我态度坚决地说，我既然已经踏上了进疆之路，就决不会返回的，请大队长放心吧！
我没有给父亲回信。
不想到了兰州，父亲的信又跟了过来。我不知道那信是怎么寄到的。事隔多年以后，我才从母亲处得知，自从父亲知道我离家以后，就马上写了信，先后寄给他在西安、兰州、迪化的部属或朋友，托他们帮他找到自己的女儿，设法把信转交给我，以期用父女之情把我召回去，可父亲的良苦用心我当时并不知道。
到了迪化，我收到了两封父亲托人代为转交的信，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另一封是写给陶峙岳将军的。父亲在信中说——
父只能以此种方式追寻爱女之踪迹，思女念女之心，汝定能体察。父想已难改变你之选择。但在那苦寒之地，若难以生存，不想久留，可以带上父给陶将军峙岳总司令之信，将军会购机票送你回湘。父虽未死再见吾女之心，但父及全家身世飘摇，命运难卜，恐见面之可能甚是渺茫。诸多情况不能备述，唯望爱女自强自立，一生平安……
我这次给父亲回了信，大意是说，请他不要再写信来，我绝对不可能回去。我投身革命阵营，一切都好，人们对我很好，新疆也很好。
我没有再收到父亲的来信。我不知道，当时，“镇反”运动已快开始，全家日日夜夜处于惶恐之中，后来，父亲最终无法在大陆立足，只身去了台湾。母亲也从长沙回到了南京娘家。
我来到新疆后，被分在新疆军区文工团。不久，我领到了军属证，那天，我特别激动，比刚换上军装时还激动，因为我的全家都是军属了。我把它十分慎重地寄给母亲，每年母亲可以凭此去居委会领一袋米，两斤肉。
但没过多久，我突然收到母亲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母亲在信中说，我在老家订了婚，别人现在在向她要人，逼得很紧，扬言见不到人就要打官司，说我不回去不行。因此，请我务必在某月某日赶到南京某地。
我看完信后，半天没摸着头脑，母亲的信满纸谎言，因为我从未与任何人订过婚。我左思右想，只想是母亲想念我了，想见我，才不得不撒了个谎。其实，是母亲也要带着兄弟姐妹去台湾了，这是她临走前的来信。她是希望我能从信中读出她的真实意图，与她一起到台湾去。但我哪知道这些？也没给母亲回信，就搁下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大陆再没有一个亲人。所有的一切，都得靠自己去承受，去奋斗了。
我听母亲后来说，他们是经政府同意后去台湾的。我一直没有搞明白，是否有这回事，但我想母亲一个弱女人，拖家带口，要凭别的途径，是走不了的。
但母亲离开大陆不久，我就被从文工团清理出来了，到了军区工程处宣传科。我想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也有可能与我的家人都去了台湾有关。而我糊里糊涂的，也没多想，就乐呵呵地到工程处去了。
我到工程处后，被分在宣传科当干事，我觉得坐办公室太没劲，所以总想离开。因为自幼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又在文工团创作组待过，我就发誓要当作家。我闹着要去工地。一是那里热闹，二是可以体验生活，以后可以写东西。当时，文工团的领导经常讲要想写出好的革命文学作品，就必须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科长是个老红军。他身经百战，浑身带着十多年战争的伤疤，是一个慈祥的长辈。从文工团到工程处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来，自然不想让我下去，就问我，你下去工作，有什么技术啊？
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