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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后也大声哭泣起来，这些男人的心里比我们想得更多，他们所肩负的也就更多。
他们一哭，我们就不哭了。我们为自己的哭而愧疚，在这里，哭是需要的，而更重要的，是一起面对一切困难，重新开始。
我们连的家当是两口铁锅和几张羊皮，当时还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混着玉米芯子和葵花芯子的“高产饭”；又住进了地窝子——地下挖几个坑，篷上几根干树枝，盖上些刚割来的野草，再在里面铺上些枯树叶，打开背包一铺，就住下了。然后开始开荒，抢种冬麦，还要站岗放哨，一天最低也得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两口铁锅，一口做了个木盖子，蒸“高产饭”窝窝头，那窝窝头一百克左右，每人一顿一个。另一口锅里煮萝卜片，没有油，只有盐，每人一小勺。黑面和玉米面只有妇女生孩子时才照顾给十几斤。
当时住的地窝子，即使是地窝子，也不是每户都有一眼，我们这些有家属和子女的干部职工七十二家合住了十一眼，每眼地窝子住六七家人，其实就是一个用布帘隔开的大通铺。
在创业阶段，我们头脑里几乎抹去了“房子”的概念，更不去奢望有“房子”住。无论职务高低，大家都住地窝子。我调到乌鲁木齐工作后，终于住上了土坯房。但刚住上没几天，又来这里住地窝子了，于是就有了既幽默又辛酸的故事。
有一年，有一个叫马万才的同志半夜起来解手。可能是白天工作太辛苦，也许是里面太黑，住的人家太多，难以分清楚，加之又睡得迷迷糊糊的，他解完手，摸黑进了一个“家”里，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被人从床上揪了起来。原来马万才摸错了家门，睡错了床，把主人从床上挤下来摔醒了，主人这才发现来了一个“侵略者”。这事儿像风一样传开了，从此人们见了马万才都会把他取笑一番。
我们到巴尔鲁克山一年之后，连队有年轻人要结婚，共有四对，连队决定把全连唯一的一间牧民作“冬窝子”的房子腾出来作新房。房子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很小。大家挖掉厚厚的牛羊粪，铺上干草，然后每对新人之间只留下十多厘米的间隔作为分界线，四对新人的新房和婚床就收拾好了。新婚之夜，有个小伙子半夜出去小便，天气冷，小伙子进屋就摸被窝。一摸，不对劲——咦，怎么床上还睡了一个男的？自己的新房里怎么会有别人？——他以为那是他一个人的新房呢，没记起还有另外三家。他一把把床上的小伙子拽起来，拉着就要去找领导，吵嚷得其他人都醒了，点亮油灯，才知是自己摸了别人的被窝。后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迷糊”。
山上没有学校，孩子们上学要走三十里山路。他们自上小学开始就只能住校，夏天一两个星期回家一趟，冬天雪大，只能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巴尔鲁克山狼多，他们不时遇到狼坐在路中间，贪婪地盯着他们。孩子们吓得直哭，他们就用哭声和吼叫声与狼群较量。后来，他们上学时，家长们就给他们备上一挂鞭炮，专门用来驱狼。冬天，山上的雪很大，至今还不时有封住山路、不能通行的情况发生。孩子们冬天趟着没膝的大雪，要走十几个小时，到家里大腿以下的裤腿全结上了冰壳，鞋子和裤子常常脱不下来。见到孩子那个样子，哪个做母亲的不心痛呀！
我们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有人说他们“生在地窝子，长在泥土中”，从小就经历了艰苦的磨难。
在塔城地区，原中苏边境共有三百八十余公里边境线，我们这些屯垦战士迅速建成了八个边境国营农场，其中三十七个连队的四十七万亩耕地与苏联接壤。
解放之后，国家一直把苏联作为“老大哥”看待，中苏边境一直是有边无防，这也是“伊塔事件”中大量边民能够通过边界涌入苏联的原因。
中苏边境有三条线。一条是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形成的不平等条约线。第二条是苏图线。也即是苏联地图单方面标示的国界线，它将我国的六百五十平方公里领土划入其版图。这样，就在不平等条约线和苏图线之间形成了争议区。我国边民始终没有放弃在这些争议区内生产、放牧和居住。由于苏联军队不断越过苏图线向我方推进，并不断发生边境冲突和武装挑衅，1962年由两国总理达成边防谅解，互在原地不进不退，维持现状，就形成了第三条线——实际控制线。但苏联依仗其强大的武力，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仍不时越过实际控制线。
1963年，苏联边防军人抓走了执行边防任务的班长李增和和另外两名战士，抓过去达一个星期，经外交途径交涉后，才放回来。
1969年5月，加曼奇的三名农工按照边境协议在双方共用的界河里放水浇地，被苏联边防军人抓走，经多次会晤，才送回。
同年8月13日，我铁列克提边防连官兵前往边境巡逻，突然遭到苏联边防军人的伏击，他们动用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打死我边防官兵二十五人，随军记者三人。
1979年中苏关系最紧张时，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双方均加紧战备，老百姓都纷纷往口内迁移。当时只有建设兵团和部队没有动。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王艳萍：边境告急！新疆告急！（3）
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生存，我们的存在，其实就是战斗。
我们每年都要赶着畜群在春秋之季转场。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我们要多走几十里的山路有意穿越争议区。每当那个时节，苏联军人便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前来阻止和干涉。但我们毫不畏惧，他们甚至多次出动装甲车和直升机来驱赶羊群。一个叫脚丫子的地方的转场斗争最为激烈。周总理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到转场指挥部前沿。在1979年7月，苏军在铁列沙地设伏，把兽医布龙布提克和干警李宝勤打死后，用直升机把尸体劫走，经过四十四次外交交涉，他们才归还了遗体。所以，那些转场路上，不但洒下了军垦战士的汗水，也流下了他们的鲜血。
只有在边境上，才能认识每一寸国土的神圣。
只要你去过边境线，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边境的最前沿；有些地方甚至种到了苏军的铁丝网前，因为那是被他们蚕食的我们的土地。我们在他们的枪口下耕种，庄稼也在他们的枪口下生长。
每个人的劳作都是为了收获，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那种劳作有无收获，能不能收回劳动果实都已不重要，它只不过是一种斗争方式。但作为一个庄稼人，在那些庄稼受到对方骑兵践踏时，眼睁睁看着粒大穗重的庄稼收不回来时，心中是十分难受的。
在巴尔鲁克山下，有孙龙珍烈士的墓碑。那是1969年6月10日，苏军骑兵越过实际控制线侵入我国领土，绑架了正在放牧的牧工张成山。消息传到连队，孙龙珍不顾自己已有六个月的身孕，飞快地赶往出事地点。快到现场时，苏军开枪了，一颗子弹穿透了她的胸膛。待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抢救下来时，她已经停止了呼吸，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她是江苏泰县人。她的墓碑就坐落在离边境线很近的山包上……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1）
多尔布尔津即是现在的北屯。在1958年之前，这个地名在中国地图上还没有诞生，但有关的传说却流传久远。据说成吉思汗六次挥师西征时都曾在此驻足，得仁山就是他当年调兵布阵的点将台。
远古的铁马金戈已难觅踪迹。当年兵团政委张仲翰和农十师第一任师长张立长来到这里时，这片土地还沉睡着，只有连天衰草，只有额尔齐斯河在落寞地流淌。
据说，张立长是嫌多尔布尔津这名字不好叫，也觉得悲凉，才请张仲翰取了北屯这个名字的。北屯诞生时，瓦无一片，房无一间。现在，它与石河子、奎屯、五家渠一样，已成为北疆屯垦新城。
我原来所在的一八五团团部驻地在克孜勒乌英克。它与塔城、伊犁的许多地方一样，地处边境，也属于边境团场之一。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年月里，我们的头上始终笼罩着战争的阴影。我们已习惯了间谍、探照灯、高倍望远镜、信号弹、曳光弹、穿甲弹、警报器、战壕、散兵坑、铁丝网、潜伏这些与战争和军事有关的名词。
我1952年入伍后，先是分到了驻莎车的骑兵第八师，后又调到农八师铁木工厂、玛纳斯河水利处等单位工作，农十师组建后，调北屯。我几乎是从新疆的最南边到了最北边。
其实，我们农十师一八五团的职工们履行的就是边防军人的职责。因为我们有老人和孩子，所以在战争爆发后，甚至连撤退都困难。与伊犁、塔城的边境农场一样，我们的生命与脚下那片土地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一切，从我们到达那里的那一刻起，就已交给了那片土地。我们与边防军人面对的战争一样直接。
什么叫血肉长城？
我想，那就是不仅用自己的生命，还要用身家性命筑成的防线就叫血肉长城。
我们的存在，就是在向对方说，这是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把庄稼一直种到了界河边上，而对方为“便于”边境管理，自边界十公里以内不准农牧。
边防军人都知道，如果单靠他们的一个哨卡或边防连队是阻挡不住敌军侵略的。他们能做到的是，一旦敌情发生，立即给后方决策机关通风报信，同时，尽可能抵抗，以为后援部队赢得尽可能多的反击时间。
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曾当过边防军人的作家高建群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将这些兵团人放在边境线上呈“一”字形摆开，尤其是摆在这块争议地区里，决策者们的意图很明显。
也就是说，一旦中苏战争爆发，一旦苏军从这块位置进入，那么，兵团的老少爷们儿，将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宛如黄继光用胸膛堵枪眼一样，在这里设置一道肉体的国境线屏障。
退路是没有的，背后是荒原、大戈壁，是人迹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援兵也是没有可能的。那时偌大的阿尔泰草原上，机动部队只有一个骑兵团，在盐池草原；一个分区独立连，在阿勒泰。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拼死一搏，血溅疆场。
同为土地，但这块土地如果置于边界，它就变得异常特殊起来。它就会成为世界上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方。它甚至会为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场惨烈的战争因边界而起，这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沙皇俄国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新疆巴尔喀什湖以东四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后，在1883年再一次张开了贪婪的饕餮之口，在当年出版的地图上，将我国境内的喀拉苏河标定为国界。因此，在宽不盈丈的阿拉克别克河与喀拉苏河之间就形成了五十五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这块地方就叫克孜勒乌英克。
漫长的中苏边境上共有一百多块争议区，我方仅控制三块。这是其中的一块。
沿阿拉克别克河一线有四块争议地区，它们从阿尔泰山脚下到额尔齐斯河河口，分别是阿克哈巴河河源、叶西盖、克孜勒乌英克和别尔克乌。而一八五团的十个连队，也沿此方向在边境线上依次摆开，从一连到十连，团部带一个值班连和修理连设在中间。
我们大多住在争议区内。当年苏军在珍宝岛吃了亏，为了报复，在塔城铁列克提突袭了我巡逻官兵，使边境冲突发展成了“抓一把就走”的形式。这块土地因为由我方控制，被苏军“抓一把”的可能性极大。
现在，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已划定了边界，边境两边一派和平景象。但当年的一切并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
老军垦们还习惯穿那发白的旧军装；女人们在收下粮食后，总想着要藏起来；他们的孩子——在战争阴影中长大的第二代，在偶尔说梦话时还会喊一声，老毛子来了，快跑！而这里的小孩，还在做“战毛子”的游戏。
这里曾发生过多次边境事件。“伊塔事件”中，苏军也打开了铁丝网，打开了探照灯，只是这里并没人跑出去。后来还有别尔克乌争议地区边境武装冲突，苏军武装直升机越境，还有毛泽东逝世以后边境一线进入非常时期。即使一些小的冲突——比如有一次苏联把界河里的水全堵到他们那边去了，而按照条约规定，界河中的水是一方一半，这也是对我国主权的侵犯，这事报告上去后，周总理的电话跟每个边防站都开通了。最后，每个连派一个班组成战斗连，阿尔泰军分区派了一个连，把水引了回来。这就叫“边境无小事”。
当然，这些边境事件中，最严重的是苏军的武装直升机越境事件，当时，各大小报刊都做了报道，我国政府发表过严正声明和抗议照会。
那是1974年3月14日中午，苏军一架米－4型武装直升机，侵入我边境地区纵深七十公里领空，沿边界由南向北飞行。13时50分，在布尔津县冲塔尔地区降落六分钟；14时25分，再次降落在距边界十二公里的哈巴河县前哨公社哈龙滚地区。直升机里共有三名苏军军官：一名少尉、一名中尉、一名大尉。苏机降落后，正在附近劳动的民兵玛里赞别克和其他七名社员立即举着手里的工具冲上去将直升机团团包围。三名苏联军人一见，想驾机逃走，剽悍的玛里赞别克赶快甩出手里的套马索，把飞机的螺旋桨套住了，然后像拴牲口一样，把绳子拴在了一棵白杨树上。当天，新疆军区电令农十师一八五团火速派民兵赶往飞机降落现场。军分区骑兵连、驻扎在争议区内的三个边防连的部分人员赶到了现场；十连连长带十二名民兵步行五十公里赶到现场；一八五团参谋长王珍也率二十名值班民兵骑兵赶到了现场。他们把飞机重重包围起来了。这样，三名苏联军人只有缴械投降，直升机被缴获了。
新疆军区随即指示，为防备苏军夺机抢人和进行报复的可能，一八五团、一八六团进入一级战备；十师二线民兵连队及现役步兵十二团做好迅速支援一线战斗准备；全师进入防空袭准备，坚决反击入侵者。
大概一周左右，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认为那是一架武装间谍直升机，认为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挑衅。苏方则抗议说，这架飞机是去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抢救一名病危的苏联边民，结果误入了中国境内。
《八千湘女上天山》 最伟大的创业张瑾子：生活在战争的阴影中（2）
后来，阿勒泰地区革委会和阿勒泰军分区在哈巴河县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捕获苏军直升机的集体和个人受到了自治区和军区的通令嘉奖。那架飞机由我方一名驾驶员开到了乌鲁木齐，然后被运到了北京。1974年国庆节期间，它和在珍宝岛缴获的那辆苏式坦克一起，陈列于中国革命博物馆，供游人参观。
中苏双方因为这架直升机的事，发表了许多抗议和声明，边境局势也随着那些措辞的日益强烈而变得越来越紧张。到1975年下半年，苏方已在边境上调集了大量的坦克和装甲车。值班巡逻的民兵用高倍望远镜就可以看见苏军云集边界的情况。后来，苏方竟在一天之内连续三次向中方发出照会，最后一次照会的措辞实际上就是战争通牒。苏方说，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中方承担。
周总理逝世前几天，中国作出让步，先是释放了三名苏联军人，后又把直升机移交给了苏联。
别尔克乌争议地区斗争则是我们每年和边防战士一起，强行进入该地区放牧，以向对方宣示主权。毛泽东逝世时，总参命令边界一线进入“非常时期”，这个说法只在抗美援朝用过，可见局势紧张非同一般。
那些时期，边防站的官兵全都剃成了光头，全都进了战壕。我们这些兵团的男人和年轻一些的女人全都拿起了冲锋枪、老式步枪和机枪。我们围绕着自己住的村子修筑了工事，挖了反坦克壕，还准备随时把防步兵地雷埋在边界沿线。平时拉车犁地的骡子和马也成了坐骑，骑着它们昼夜值勤和巡逻。小一点儿的孩子都送到了口内，妇女和老人们则坐在自己的包袱上，随时准备撤离，一些无法带走的家具，则被埋了起来或廉价卖给了游牧的牧民。人们很少说话，甚至狗也很少吠，鸡也很少叫了。整个团场都进入了战争前夕那种可怕的寂静中。这样的状况一直到80年代初才没有了。
的确，一个没有在边境生活，一个没有深入地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