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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屈就于另一种方式。大概可以说,恻隐之心是温和、宽容、柔弱的表现,妇女、儿童、俗人等天性比较脆弱的人更具有这种倾向。与此相反,蔑视眼泪和乞求,只崇敬那些勇敢的神圣形象,则是出自强健和不屈不挠的心灵,他们只崇拜男性的坚韧与顽强。然而对于那些不是十分高贵的人,惊奇和敬佩有时也可以产生出同样的结果。以底比斯人民为证,他们将那些到了规定任期却不卸任的将领提交给重罪法庭来审判。派洛皮达在人民的控告压力下屈服,是为了保全性命才苦苦求饶的,但是人民却很难宽恕他。相反,伊巴密浓达却把他自己所做的事情淋漓尽致地颂扬了一遍,并且自信而高傲地谴责人民忘恩负义,这使得人民在表决时不敢投票,在议会散会时,大家都称赞伊巴密浓达的大智大勇。 老狄奥尼修斯在经过长期的艰难困苦之后,终于攻下了雷焦卡拉布里亚城,并且抓获了曾经负隅顽抗的统帅菲通,一位十足的君子。狄氏想对菲通进行报复,以儆效尤。他首先告诉菲通,他在前一天就已经把菲通的儿子及其所有的亲族都淹死了。对此,菲通只是淡然地回答:他们的这一天比他自己更加幸福。然后,狄氏又叫人剥去了菲通的衣服,并叫刽子手带着他在全市游街示众,残忍地鞭打和羞辱他,并用污言秽语谩骂他。然而,菲通仍然临危不惧,神色坚毅,大声地提醒着刽子手,他的死是为了伟大而崇高的事业,是为了不使自己的祖国落入独裁者的手中,并且威胁狄氏将会受到诸神的惩罚。狄氏从他部队的目光中,看到士兵们并没有因为这位败将的顶撞而愤怒,相反,整个部队却都开始蔑视他们的将领及其胜利,他们显然已经被菲通非凡的勇敢所感动。狄氏还从士兵的目光中预感到了反叛的可能性,他们甚至还会将菲通从卫士的手里抢救出来。于是,他就下令停止对菲通的这种残酷折磨,暗中派人把他淹死在大海里。 当然,人是极其爱慕虚荣和反复无常的。对人很难作出固定不变的和千篇一律的评价。庞培曾经因为一个叫芝诺的公民愿意独自为马墨提奥人承担罪名受罚而宽恕了全城的居民,尽管庞培曾经被他们激怒过。而佩鲁贾的城主对苏拉也用过同样的办法,但是对自己和全城居民没有什么好处。
《善待生活》第四部分勇敢的限度(图)
亚历山大是一位最勇敢、对战败者又极其宽容的人,他率领军队浴血奋战,攻下加沙城之后,见到了该城的指挥官贝蒂斯。对于此人的英勇顽强,他在围城的时候早就有所领教。在这一场战役中,贝蒂斯经历了最可怕的考验,最后在部队溃逃、武器折断、自己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他依然孤身奋战在众多的马其顿人之中。亚历山大也为这次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惨重的是他自己也身中两箭,他对此也耿耿于怀,于是就对贝蒂斯说:“贝蒂斯,你不会像你所希望的那样死去,你会受到一个战俘可能受到的所有折磨。”但是贝蒂斯却神色坚定,傲气凛然,面对威胁,他一言不发。看到贝蒂斯如此傲慢而执着的沉默,亚历山大心里想:“他怎么会不低头呢?他怎么不求饶呢?我一定要战胜你的沉默,即使不能够让你说话,也要让你呻吟。”于是他由愤怒变成了狂怒,命令士兵刺穿了贝蒂斯的脚跟,将他活活地拖在一辆马车的后面,直到把他撕得肢体不全。 或许他对于勇敢已经习以为常了,根本不欣赏这种品质,所以对此也就不太看重了。要不就是他太欣赏自己的勇敢了,当他看到别人具有同样的胆量时就会产生嫉妒、怨恨并且难以忍受。也可能是他一发怒就容易暴躁,难以容得下异己。 的确,如果亚历山大能够抑制住自己的怒火,那么,在攻占和掠夺底比斯城的时候,那么那些已经失去自卫能力的众多勇士也就可以免遭杀戮了。因为,在这场激战中,底比斯城有六千多人被屠杀,但是没有一个人逃跑或者求饶。相反,街上到处都有人还击已经得胜的敌军,从而挑起新的战斗,让自己死得更加高尚。从来没有见过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战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寻找机会向敌人复仇,他们拿起绝望的武器希望再杀几个敌人,来求得心里的安慰。这一悲壮的场面没有得到亚历山大的丝毫怜悯,他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报仇雪恨,直到热血战士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只有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孺老幼才幸免一死,最后成为了三万奴隶。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肥沃富饶的荒地上却长着千百种毫无用处的野草,要是将它们利用起来,为我们服务,那么就得播上种子。人的思想也是这样的。如果不让大脑有事情可做,并有所制约,那么它就会在想像的旷野中纵横驰骋,有时也就难免会迷失方向。维吉尔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当水在青铜盆里颤动的时候,可以反射出阳光或者月光,灿烂的光芒会在空中飞舞,并且一直升到天花板上。贺拉斯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骚动的心灵产生出来的不是疯狂,就是梦幻。就像是病人做的梦,幻觉丛生。 思想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就会迷失方向。就像有的人所说的无处不在也就等于无处所在。 最近一段时间我退隐在家,决定尽量地好好休息一下,不管其他的事情并度过我的余生,仿佛是让我的思想无所事事,自由地运转和休息,这也就是对它的最大的爱护。我希望这样做能够使脑子运转得更加自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会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成熟。但是我觉得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如果大脑无所事事,那么它就会胡思乱想。 大脑就像是脱缰的野马,每天都有想不完的事情,那些事情要比给它一件事情思考时还要多想一百倍。我的脑海里幻觉丛生,重重叠叠,杂乱无章。为了能够随时细察这种愚蠢和奇怪的行为,我开始将它们一一记录下来,指望着在以后会感到羞愧。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勇敢和其他的品德一样是有限度的,超越限度也就成为了一个缺点。如果不能够辨清界限,而是勇敢得过了头,那么也就成了鲁莽、固执和疯狂。作战时有一条惯例就是产生于这一思考之中:如果想固守一个从军事规则上来说是无法守住的要塞,那么就要受到惩罚,甚至是被处死。如果不加以惩罚,那么设防很差的小城也就会负隅顽抗了。 在围困帕维城的时候,德•;蒙莫朗西陆军统帅奉命跨过泰森河,进驻到圣•;安东尼的郊区,但是遇到一个桥头堡里的敌人负隅顽抗,所以只好强攻而入,并且将里面的人全部吊死。还有一次,这位统帅陪同王储去讨伐阿尔卑斯山那边的邻邦,在强攻下维拉纳城堡之后,狂怒的士兵们将城堡里的一切都摧毁了,只剩下守将和旗标连,德•;蒙莫朗西统帅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下令将他们全部吊死了。就在这个地方,马丁•;杜贝莱统帅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当时他是都灵的总督,在攻打维拉纳城堡的时候,他把负隅顽抗的守将S•;波尼和踏青所率领的士兵全部杀死了。但是,被围困要塞的价值和弱点是在同围攻者的实力对比中估计出来的,因为你要顽强抵抗的也许仅仅是三十门大炮,但是也可能只有两门轻型长炮。此外,征服者的高贵、声誉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也在考虑之列。因此,天平就可能向这一边倾斜。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围攻者对自己的状况和兵力是很有把握的,认为抵抗他们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因此,只要遇到反抗,那么他们就会大肆地屠杀。这种做法在东方君王及其继承者那里也可以看到的,是通过勒令和挑战体现出来的,这种高傲、骄横、野蛮的形式直到现在仍然被东方的君王们所采用。 葡萄牙人在入侵印度的时候,所到之处,他们都发现了一条不可侵犯的普遍法律,那就是凡是被国王或者其将领战胜的敌人,是不能够得到赎身和宽恕的。因此,应当尽量地避免落入一个获胜的、武装的敌对审判官手中。
《善待生活》第四部分勇气和思想之战(图)
难道能够让我们的皮肉去相信鞭子抽上去是在搔痒吗?能够让我们的味觉相信笋的苦味是纪龙德沙砾地区葡萄酒的味道吗?不妨借用皮浪的小猪为例。它确实是不怕死的,可如果我们打它,它就会叫起来,就会痛苦不堪。天底下任何生灵都害怕痛苦,难道我们要超越这个普遍的天性吗?即使是树木受到了伤害似乎也会发出呻吟。死亡是通过推理才被感知的,那是瞬间的运动。拉槽埃西说:“死亡是属于过去或者是将来的,而不是属于现在的。” 而奥维彻则说:“等待死亡要比死亡更加难以忍受。” 许多牲畜和人与其说是生命遭到了威胁,还不如说是名存实亡。事实上,对于死亡,我们所惧怕的,主要就是临死前所要遭受的痛苦。 然而,用一位圣父的话来说,“人在死后才会有痛苦的”。而我的看法似乎是更为真实的,我认为在人死之前或者死之后都与死亡无关。我们常常在自我辩解。经验告诉我,我们之所以忍受不了痛苦,就是因为忍受不了对死亡的想像,想到痛苦会带来死亡,那么也就更加感到焦虑不安。但是理性又会责备我们的懦弱无能,不应该为这种突发的、不可避免的、冷漠无情的事情担惊受怕,这时,我们就会觉得这一理由也更站得住脚。 一切只有痛苦而没有其他危险的病痛,我们认为就是没有危险的病痛。牙痛和痛风,不管多么疼痛难熬,因为它并不危及生命,所以谁会把它们当做疾病呢?然而,可以假设,我们是惧怕死亡的,主要就是惧怕痛苦。就像贫困是毫不可怕的一样,不过只会使我们遭受饥渴、冷热和不眠的痛苦罢了。 因此,让我们来面对痛苦吧!我把痛苦当做是生存的最大不幸,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这人对痛苦完全没有什么好感,我会尽量地躲避痛苦,因此我应该感谢上帝,因为我和痛苦并没有过多的交往。然而,我们即使不能够消除痛苦,至少也可以耐心地忍受,以求减轻痛苦,即使身体疼痛难熬,我们的心灵和理性却仍然能够做到坚强不屈。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当中又有谁会相信刚毅、勇敢、力量、宽大和坚定呢?如果不再向痛苦发起挑战,那么这些品德又有什么用呢?“勇敢渴望危险。”如果不必露宿野地,全身披挂忍受烈日,以马或者驴作为食物,不必看到自己粉身碎骨,从骨缝里拔出子弹,遭受缝合、烧灼或者导尿的痛苦,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战胜平庸,鹤立鸡群呢?哲人们说,在高尚的行为中,越是艰难的事情也就越值得做。这与逃避不幸和痛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的确,欢娱和快乐,嘻笑和玩乐常常与轻浮为伴,生活在其中的人是并不幸福的;在痛苦中如果能够百折不挠,那么常常就会感到幸福。”因此,很难使我们的祖先相信,凭借战争和武力去征服还不如不担风险地靠计谋去获胜。卢卡努说过:勇敢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但结果却是更加美好的。 我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痛苦如果越剧烈,那么时间也就越短,而如果时间越久,那么痛苦也就会越微弱。如果痛苦过了头,那么人不久就会失去了感觉,它也就随之消失,但是也可能让你丧命。这二者其实是一回事,如果你不能够忍受,那么它就会战胜你。“你要牢牢记住,死亡其实就是最大痛苦的终止,而最小的痛苦其实是断断续续的,我们所能够主宰的其实是那些不大不小的痛苦。痛苦,能够忍受时就要忍受,如果不能够忍受,那么就要躲开,结束令我们感到讨厌的人生,就像是退出舞台一般。” 我们之所以没有耐心去忍受痛苦,就是因为我们不习惯从心灵上获得主要的满足,没有给予心灵足够的重视,但它却是我们状态和行为的惟一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身体其实只是一种方式和一种状态,而心灵却是多姿多彩的,它让身体的各种感觉和意外都听命于它的状态。然而,这就需要对心灵深入地研究和探索,来唤醒它的强大活力。任何理性的规定和力量都奈何不了它的倾向与选择。在它所拥有的千姿百态中,应该赋予它一种有利于我们平静生活的状态,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免受任何的冲击,甚至如果它认为合适的话,还会以痛苦和不幸作为快乐。心灵会不加以区别地来利用一切。错误和梦幻就像是一种可靠的物质,可以用来确保我们的安全,使我们获得满足。 我们不难看出,能够刺激痛苦和快感的是思想。动物则是起到抑制它们思想的作用,而它们身体的感觉是自由的和本能的。因此,几乎每一类动物都有着相同的感觉,就像我们从它们相似的行为中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扰乱我们肢体的裁判权,那么就可以肯定,我们的境况也许就会好一些,肢体对于痛苦和快乐的感觉也就会自然而真切,正确而适度。如果我们的性格是平稳而自然的,那么感觉也就不会过度。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摆脱了这些规则的束缚,那么任凭想像力的胡作非为,至少可以设法让我们想到一些愉快的事情。
《善待生活》第四部分直面人生(图)
古希腊有一条格言说:人通常是被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所困扰,而不是被事物本身。假如大家都能够不折不扣地把这句话当做真理,那么,人类的不幸也就可以得到缓解了。因为,如果仅仅是凭我们的判断,坏事才得以进入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嗤之以鼻的,或者把它们变为好事。假如事物是受我们支配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加以利用,或者使之适应我们的利益呢?如果我们所谓的烦恼和痛苦并不是出自事物的本身,而是来自我们的想像所给予的特性,那么我们自己也就能够改变这种特性了。如果选择权在我们的手中,而且没有人来强迫我们,那么,为什么要傻乎乎地去自寻烦恼,使疾病、贫困和蔑视带上一种苦涩而丑恶的味道呢?我们完全可以使它们变得富有情趣,如果说机遇仅仅是提供了内容的话,那么形式是可以由我们来赋予的。然而,既然我们认为,所谓的坏事并不出自事物的本身,那么至少应该由我们给予它们另外一种味道和另一副面孔,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如果我们所担忧的事物可以擅自在我们的身上安营扎寨,那么它们也就会在别人那里安家落户。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同类,也都具备相同的想像和判断工具。但是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看法却是形形色色的,这清楚地表明了事物在进入我们的世界时已经被我们的想法同化了。也就是说偶尔有人接受了事物的真正状态,但是其他成千上万的人却为它们想像出了一个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 我们把死亡、贫困和痛苦都当做我们的主要对手。但是,有一些人却把死亡看做是最可怕的事物,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却把死亡称做逃离人生痛苦的惟一港口。就像有些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胆战心惊一样,另外一些人面对死亡时却会比对生存更加泰然自若。 有的人常常抱怨死亡来得太容易了。死神啊!如果你能够拒绝懦夫,而只惩罚那些不怕死的人该多好啊! 我们暂且不谈那些值得炫耀的勇气。狄奥多罗斯在面对威胁他并且要杀死他的利西马科斯时说:“你如果有斑蝥之力,那么就能够击中我……”多数的哲学家要么有目的地去预防死亡,要么就催促和帮助死亡早日来临。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名望的人,在面对死亡时,或者是出于顽强,或者是出于天真,都显得那么从容不迫、神态自如,和平时相比没有什么异样。此时,他们照样可以处理家事,求朋友帮忙,吟唱,说教,同百姓友好相处,甚至还会开开玩笑,为朋友的健康干杯,就像苏格拉底那样。 有一个人,在被带往绞刑架的时候还提出不要经过某某街,说是那里有个商人可能会来揪他的衣领,因为他还有一笔老账还没有偿还。还有一个人则对刽子手说不要碰他的喉咙,以免他笑得浑身发抖,因为他非常怕痒痒。还有一个人,当听到忏悔的神甫向他保证他死的那天将会和天主共进晚餐,他笑着回答说:“要去你自己去吧,我守斋。”我们还可以读到阿拉斯城的故事,当路易十一攻克城池的时候,很多人宁可被吊死,也不愿意喊:“国王万岁!” 在纳森克王国,直到现在,教士的妻子在丈夫去世的时候,还会随死者一起被活埋。其他的女人则会在她们丈夫的葬礼上被活活烧死,此时,她们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勇敢和坚强,甚至会喜形于色。国王的遗体火化时,他所有的妻妾、嬖幸,各种官员、奴仆都会兴高采烈地扑向烈火,因为对他们来说,能够陪伴国王的遗体一起被火化,将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我还听我的父亲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