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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71-你最该知道的中国之文化艺术-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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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千古儒圣孔子

    千古儒圣孔子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度腐朽衰败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奴隶起义和平民暴动不断发生。他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晚期;是中国社会由禅让到父传子的家天下,历经三代至春秋的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概括;是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由乱而治的理论指导。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应鲁大夫之请,返回鲁国。此时,孔子率弟子出外游历宋、卫、陈、楚、蔡等国已有14年之久。孔子虽然满怀复兴周礼、改良时政的政治抱负,却没有一个诸侯愿意重用他。孔子返回鲁国不久,鲁哀公、季康曾先后问政于孔子,但最终没有重新启用。孔子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施展,于是转而致力于著述与讲学,以求得自己的理想、思想、学识传播于后世。    
    孔子无甚政绩却享有“素王”之称。他门下有弟子三千,六艺皆通者七十二人。这批门徒多为当世的杰出人才,最出色的有颜回、子路、子贡、宰予等。有一次,楚昭王想给孔子封地拜官,他的宰相子西阻止他说:“大王自认为手下的宰相有没有比得上颜回的?”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那么大王的将军有没有比得上子路的呢?昭王又说没有。子西又问他有没有像子贡这样的外交官,宰予这样的执事官,昭王经过子西这番提醒,才发现要是引进孔子这样的人才,恐怕要连自己的宝座都保不住,于是最终改变了主意。    
    一次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扩充军备,人民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里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一项,在这两项里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没有粮食,虽然会饿死,但自古以来,人都会死的。如果没有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这一项,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了。”    
    孔子的成就主要是在教育和哲学领域以及政治思想上。儒家思想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汉代的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孔子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儒圣。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内容从西周到春秋中期大概五百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包括《风》、《雅》、《颂》三类,《风》又名《国风》,大部分是各地民歌,有诗160篇。《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基本是贵族作品;《小雅》包括贵族作品和民歌,有诗105篇。《颂》也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贵族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诗歌,有诗40篇。《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无《乐》)之一。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关雎》是“周南”里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经》的第一篇。古人把它放在三百篇之首,说明了它的重要。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后,历代学者评《关雎》皆“折衷于夫子”。《关雎》写的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思念、追求过程,写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和求而得之的喜悦。其文、义、声、情俱佳,足为“国风”之始,《诗经》之冠。    
    诗的第一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他听着鸠鸟和鸣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在河边采荇菜,她左右采摘荇菜的美好姿态给了他一个难忘的印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并使他醒时梦时都思念着她。“求之不得”以下四句,总括地写出这种强烈激动的感情。但因为追求这个姑娘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第二章的八句,写这个男子日夜不安的苦闷和焦灼的心情。最后一章,进一步表达了这个男子对采荇菜的姑娘的深切思慕和美好愿望。“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写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也就是他想像结婚时的热闹情景。    
    《蒹葭》是“秦风”中的一首爱情诗。“蒹葭苍苍,露为霜”,展现一幅萧瑟冷落的秋景,给全诗笼罩了一层凄清落寞的情调。这时主人公来到河边,翘首伫立,凝视着河的对岸──那是“伊人”居住的仙乡琼楼,给人以隔雾观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主人公反复去寻求“伊人”,而“伊人”也只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恍惚迷离,可望不可及。主人公没有因此罢休,决心冲破天堑,追求伊人。一忽儿逆水而上,一忽儿顺水而下,但都无法到达“蓬莱仙境”。咫尺天涯,令人无限惆怅!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中国法之源《韩非子》

    中国法之源《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其思想主要集中在韩非子的作品集《韩非子》里。    
    韩非子(约前281~前233),生活于战国末期,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    
    战国后期,为躲避战乱,韩非全家迁至今驻马店市西平县酒店镇的韩棠村。身为贵族的韩非子从小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于是,他在弱冠之年便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游历天下,最终投师于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荀子。荀子在齐国讲学时,门徒不可胜数,其中,有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后任秦国丞相的李斯,一位就是韩非子。韩非子为人正直,天资聪慧又勤学不怠,因而他的老师放言“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    
    公元前233年,秦王发兵攻打韩国,向韩国索要韩非。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后,秦王很高兴,和韩非促膝畅谈天下大事,但韩非口吃,善著述而不善言谈。韩非劝秦王不要先攻打韩国,应先将赵国消灭掉。秦王以为韩非有私心,便开始猜疑,置之而不重用。李斯、姚贾因嫉妒而进谗言诋毁韩非,说韩非本是韩国公子,终究为韩而非为秦尽全力。如果秦王不用而放他回韩国,将给秦国留下祸患,不如杀了他。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下狱论罪。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逼他自杀。等秦王要召见他时,才知道韩非已身死狱中。    
    韩非擅长创作寓言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来述说自己的政治观点。《韩非子》一书当中,共汇集寓言故事三百多则,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猪等,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而代代相传。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新诗体楚辞

    新诗体楚辞    
    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约前339~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的作品甚丰,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计25篇,包括《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为是屈原所作。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被楚王放逐。他忧愁幽思,看到楚国的政治现实,发愤以抒情,创作了一首政治抒情诗——《离骚》。《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的个性光辉。因诗中涉及到诗人自己的身世,所以有些人把他看作是诗人的自传。    
    屈原被放逐后,爱国之心始终不改,光明纯洁的人格丝毫未变。公元前278年,秦国又一次攻打楚国,占领郢都,楚襄王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屈原知道这个消息后,觉得重返郢都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作诗篇《怀沙》,再次抒发心中的苦闷,然后投汨罗江而死。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他的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色还不是在于对种种自然的挚爱,最重要的是在诗人的笔锋之下,大量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一幅异常雄伟壮丽的完整图面。并借助神话传说和宇宙现象,来抒发他的悲愤。他在现实中失望了,就幻想到神界去漫游。作品里面错综复杂地写出诗人满腔悲愤心情,同时,又写得反复曲折,有抑扬顿挫之妙。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单记载中国本土的事;也兼载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的民族源流与历史发展;为史书开辟了“外国志”的道路;开辟了“学术史”的道路。由此可见史记于史学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汉事、修史书。    
    司马迁博通典籍、掌握史书,善于诗赋,精于散文。他20岁开始远行,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史公书》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年)撰成。这书后人通称它为《史记》,共130篇,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成为二十六正史之传统体例。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以宫刑代替)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后,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记叙中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概貌。《史记》严谨求实,被认为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亦为后代史籍之楷模。郑樵所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实为至公之论。《史记》成三家之言气有着独特的思想高度。“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种有悖儒学传统观念的强烈批判精神,为后代思想家所鲜有。    
    司马迁42岁那年,开始夜以继日地着手写作《史记》,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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