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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很难搞，因为村里人太熟，给他们发药他们不吃，给他们发套套的话他们更不用。所以，超生的只好强行结扎，两口子有病不能结扎的只好把她们拉到乡镇府去上环。现在全村共有育龄妇女49人，结扎的41，上环的6人，还有两个小媳妇没怀上。
新窑子户主们高志明 2
“刚开始村里的婆姨们看见我眼黑，现在她们知道不是我要计划她们，所以也都对我很好。农村人想多生主要是怕将来没有人种地，再一个就是生了好几个还没有生出来儿子的。当然那几年也有环掉了的和没有结扎好生出来的。现在抓得严了，不管婆姨男人采取的是什么办法，乡上经常要求婆姨们去检查怀上了没有，要是谁怀上了就得给谁打掉。” 我问她是否有偷偷摸摸卸掉环偷生的，她说：“原来有串乡卸环的，听说是把啤酒瓶子的底子锯掉，用一根自行车的辐条头头伸进去把环往出勾，勾出一个80块钱，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这二年再没听说有串乡卸环的。” 1998年
新窑子户主们高志平 1
高志平，1967年出生，小学毕业便回家放羊六年之久。1989年他和邻村的王延霞结婚，生有两个女孩。 1998年我去新窑子了解到，高志平26岁那年因为超生二胎被做了绝育手术，事后他的腰腿经常酸痛，不能干重活儿，他怀疑是手术没有做好。 高志平说：“我的命不好，生了两个都是女孩儿，而且还赶上了计划生育突击月运动。自从做了手术以后，体力一直不好，稍微干点活儿就满身冒汗。要想改变穷日子，对我来说可不是儿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问他为什么不让老婆去做绝育手术，他说：“那时我们抱着一种侥幸心里，总希望碰个水平低的医生，不要把我的 手术做死。” 我看他要儿心切，便对他说北京可以做人工授精，他赶忙问：“什么人给授？”等我告诉他什么是人工授精的时 候，他说：“那肯定授一次很贵，去北京还要买火车票，住旅馆，我们授不起。再说让人家知道了名声也不好，人家 又不晓得我老婆去北京是怎么授的精。”
新窑子户主们高志平 2
朴实的高志平每说一句话都极其认真，他非常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生育能力能够恢复。同时也希望早日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修两孔石窑洞，尽快把借住多年的老土窑还给房东。 2002年我再去新窑子时，高志平的老婆王延霞真的为他生出了一个胖小子，村里人都感到奇怪，高志平却喜上眉梢，不幸的是王延霞又被拉到乡镇府做了绝育手术，高志平哑口无言。 村支书郭为生说：“究竟是高志平的输精管没有割断，还是他外出接上了输精管，不管怎么说，这事已经没人去追究了，毕竟王延霞也被做了结扎手术。” 超生绝育实属正常现象，但两口子双双被绝育在新窑子还是绝无仅有的一对。 2002年
新窑子户主们高志强 1
高志强，1966年出生，初中毕业。1987年和汪成花结婚，他们生有一儿一女，还有老人传下来15年前修的四孔石窑，家中惟一的大件就是结婚时买的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汪成花说：“我们头一胎生了个女子，怕上环第二年又赶紧抢得生了个小子。村里没有小子的婆姨们都说我生好了。可是我刚生完，乡上就把我拉去给结扎了，现在做完手术五年了。 “本来老人给我们留下了石窑，我们说不定还能过个好日子。去年我们老人死了，又埋了老人，一次就欠下三千多块钱。我平常爱吃炒鸡蛋，还专门喂了几个鸡，现在鸡下的蛋也不敢吃了，还得卖掉鸡蛋攒钱。
新窑子户主们高志强 2
“我老汉人老实，种完地没有事干整天就在家里睡觉，我催他农闲的时候去城里打工，他说害怕去城里混不开不敢去，气得我没有办法经常和他吵架。因为这村里的地不好，光靠种地去还账很难，要想致富那就必须去城里打工。 “这二年农业税也长了，不管干什么都要收税，一年要交好几百，说实在话，一年挣也挣不来好几百。前几天听说自己家杀个小猪还要交一份‘割头税’，我心想那我们家的鸡下蛋将来是不是也要收下蛋税，要是收的话我就不喂了，到时候把鸡杀得吃了拉球倒。” 1999年
新窑子户主们高斌
高斌，1965年出生。学习不好没考上初中，很小便跟着妈妈上山劳动。1986年经人介绍，高斌同外乡女青年李春丽结婚，十年过去了，一家四口的日子过得平平常常。 高斌说：“我爸爸在延安工作，我妈在村里受苦，这些年我爸爸很少回来，我妈带着我们上山做农活儿。现在我们分家了，为了改变小日子，去年初我进城向爸爸借了5000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的小四轮拖拉机。通过熟人介绍，去年我在延安一个建筑工地拉了将近一年土方和石头，年底就赚回了本钱。我爸我妈都很高兴，我老婆更高兴，我每次回来都给娃娃买好多吃的东西，娃娃们也高兴地说，让我天天回来才好。 “今年初，我又准备进城大干一番，没想到刚到工地上右腿就被意外骨折，100天我什么也没有干成，住院把挣的钱花完不说，还欠账2100块。不过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去挣钱了，等我出院后一定要拼命去挣钱，好好地改变一下我们家的经济状况，让我妈和我老婆娃娃也过几天好日子。如果有可能的话，去川道上建个地方，不在新窑子住了。要是能去延安住那就更好了！” 高斌现在的第一步计划就是挣了钱先把小拖拉机卖掉，然后买一台全新的大型拖拉机。 1997年
新窑子户主们高登富 1
高登富，1958年出生，文盲。1980年和张怀萍结婚，有两个男孩子，大儿子高小东在乡中学读初二，二儿子高小亮在村里读小学。高登富一心想让两个孩子好好读书，一改自家的门风。 高登富说：“我们没有念过书，两口子加起来也不认识几个字，现在种地也要懂科学，不识字化肥不会用，农药不会喷，所以我们的地就种得不好。去年我们在底沟里种了些菜，菜苗长得不好，我们叫懂行的下乡干部去看，人家说科技含量太低。我们不懂什么是含量，人家说是化肥上得不够，农药也不足。我们这才想起根本就没有上化肥，哪里有个含量。 “不认识字不光是地种不好，去年到城里卖菜还经常把账算错，有时候实在算不开就让买菜的人自己算，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有时候人家走了，我又算半天，看人家骗我没有。”
新窑子户主们高登富 2
我问他还搞过什么副业，他说：“去年养了一头猪，卖了1100块，孩子上学花了600块，到年底交完农业税之后一分也没剩，反而还欠了100多块。” 高登富家是新窑子住得最低的一户，离他家100米的地方就是全村人吃水的一口老井，于是，在今年开春前夕，他把家门口附近的荒地全部平为菜地，种上了黄瓜、西红柿、辣椒和多种蔬菜，不停地挑水浇菜。连日来，高登富幻想着青菜的收入一定要超过去年那头猪的收入。 1997年
新窑子户主们苏庭芝 1
苏庭芝，1943年出生，文盲。在他36岁那年，父亲在延安一家建筑公司退休，他去顶替了那份全民所有制的正式工作。 苏庭芝说：“因为我没有文化，去延安接班之后只能当小工。刚去的时候，村里人都羡慕我吃上了商品粮，而且 有了固定的收入，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城里受的苦比在村里还重。其实我刚当了正式工的时候，除了每月能够按时 拿到四五十块钱的工资以外，哪方面都不如在家里。因为我是搬砖和挖灰的小工子，一个人管着两个大工的砖和灰砂 水泥，大工是按进度拿钱，所以他们干得特别快，我是固定收入，还要跟着他们一样地干，劳动强度特别大，每个月 挣的刚够每个月吃，给家里也帮不上什么太大的忙，只是名声好听罢了。
新窑子户主们苏庭芝 2
“干了几年后，开始改革开放，不少个体建筑队成立起来了，他们把我们国营的生意都给抢走了。因为个体的灵活，也敢请客送礼，有的是活儿干。 “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的工资只发百分之六七十，工人没有事干，整天就在宿舍里打扑克。有的年轻人无事 生非，喝酒、打群架，动不动就把人给打死了。那时候延安的单位建筑公司是最乱的。 “90年代初，我们单位彻底发不开工资了，在单位待着也没有饭吃，出去找活儿人家嫌弃我年龄太大，50岁那 年，我只好背起铺盖卷重新回到新窑子开始修理地球。” 1998年
新窑子户主们苏培富 1
苏培富，1968年出生，初中毕业。他18岁那年与和他同岁的康小院结婚，结婚12年来，他们除了种地就是生了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一 直住在父母给他的一孔窑洞里。 苏培富憨厚老实，康小院精明能干。今年夏季，康小院做主去银行贷款8000元卖了一辆三轮农用车，让苏培富在延安周边拉客人，使得每月都有1000余元的收入，突然间他家成了新窑子的冒尖户。 同时，不甘寂寞的康小院也抓住自己最后的青春，去延安一家建筑工地很快便找到了一份开卷扬机的工作，月收入450元。随后她不断跳槽，又在延安多家饭店干过，收入不断增加。两年后为了孩子读书，她不得不放弃城市生活回到新窑子。
新窑子户主们苏培富 2
康小院说：“在城里虽然挣得钱多，但花销也大，有时候一顿饭就要好几十甚至上百块。我爱穿新衣服，看见漂亮衣服就想买，可是毕竟年龄大了，挣点钱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攒了一些钱就回来了。” 康小院为人做事都很大方，平时我们什么玩笑话都说。有一次我问她在城里干过什么，她风趣地说：“端过盘 子、洗过碗、擀过面、卖过馍、挖过灰、提过泥，就是没有干过坏事。” 我开玩笑说：“你真是大个傻瓜，漂亮女人哪有去干那些活儿的，你应该去歌舞厅陪跳舞才能挣到大钱。” 她说：“你进歌舞厅愿意搂我这么老的女人吗？我都30多岁的人了，也没有青春了，那种活儿只能是年轻女娃娃 们去干，我们这些半老婆子只能靠苦力和自己的老汉挣点儿本分钱过光景。” 1999年
新窑子户主们苏培贵
苏培贵，1970年出生，小学毕业。22岁时便和24岁的何丽结婚，生了两个女孩子后何丽做了结扎手术，而且还被罚了1000元的超生费。 苏培贵说：“结婚欠下了3000块，罚款又欠下了1000块，一直给人家还不上。前年，我不得不把五亩山地留给老婆去种，自己进城学打工。可是我老婆种地不行，去年和今年的收成都不好。 “这二年我在城里学了不少手艺，砖工、瓦工、粉刷工，样样都行。刚开始我没活儿干，天天坐在路边等着，有时候好几天才能等一个活儿。这两年不同了，我认识的人多了，几乎天天有事。有时不光是在延安干，还去一些县城。要是忙的话一两个月不回来，钱也挣得不少。 “刚开始当学徒的时候，我一天10块钱，后来长成了20块，现在我一天最少要挣30块钱，而且苦还没有挣10块的时候重。” 何丽说：“这两年还算可以，账也还清了，每个月最少能存好几百块。现在孩子还小，再过几年我们准备先修建一院子地方。” 何丽比苏培贵大两岁，她很会关心男人，使得苏培贵在城里挣的钱都交给了她。苏培贵也很爱自己的老婆，但有时候也埋怨老婆没本事，没有给他生下儿子。 1999年
新窑子户主们苏培华 1
苏培华，1978年出生。 1996年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条件差，没钱供他上高中，他放弃了学业。他爱吃、爱穿、爱 喝酒，惟独不爱上山种地。他辍学回到新窑子后天天看中央电视台的经济频道，一心想在电视里找个致富的门路。最 终他认为电视里大多数建议都不现实。 今年3月，他突然在新窑子失踪了，家人十几天不知道他的去向。正在全家人心急如焚的时候，他提着几瓶啤酒和一只烧鸡回到家中，并告诉父母他在城里找到工作了。父母虽然看见了案板上的烧鸡和他手中正在开启的啤酒，但内 心依然对他所说的话半信半疑。 苏培华对我说：“我自己跑到城里问了好多家工地，人家都说不要人。我不死心，又开始跑街道两边的公司，没想到一家管道公司的老板第一眼就看上了我。他简单地了解了我的情况，当天下午就给我安排了工作。
新窑子户主们苏培华 2
“那个老板其实就是个包工头，他关系多人熟，无论是上下水管道，煤气管道，还是暖气管道的活儿他都能找到。我第一个月跟着他安装了不到20天水管子，他给我发了200块钱，还说我脑子来得快，活儿干得好，想让我长期跟他干。我又干了半年，攒了1200块钱。” 前几天苏培华的父母把他叫回来说有人要给提亲，他赶忙跑到城里用自己挣的钱买回一套西装、一条领带、一双皮鞋、一辆自行车和一台录音机武装了自己，那个女孩子第一次就看中了苏培华，并表明年底就想嫁给他。 1998年
新窑子户主们胡世亮
胡世亮，1965年出生，小学毕业。由于家中兄弟姐妹多，他不到一岁便从外村抱养到新窑子村胡步志家。1985年，他和当地的张毛旦结婚，先后生了三个孩子，被罚款30元并做了结扎手术。他们庆幸结扎手术的成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张毛旦说：“我哥在乡政府工作，对我这几年的帮助很大。1996年我通过哥哥去乡上借了5000块钱的贷款，买了 40只羊，从此，我们开始靠羊绒脱贫致富。去年羊绒卖了2000块钱，现在我还欠银行3000块贷款，计划今年把贷款还 清，免得再出利息。” 胡世亮说：“现在办事特别难，要是没有我妻哥在乡上工作，贷款根本贷不出来。听村里人说，现在贷款认识人 也不行，不请客吃饭一分钱也不会给你，如果有熟人就好办事。 “我们买这群羊主要是想赚钱供三个娃娃念书，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受穷，不知道苦了多少辈子了，我们两口子 没文化不识字，如果不让娃娃去念书，他们又是一辈子受穷。山里人太苦了，我们不想让后代继续苦下去了。” 胡世亮爱唱酸曲，每天出去揽羊都站在山顶上唱个不停。为了听他的酸曲，我曾经跟他翻山越岭出去放羊，他的 酸曲大多是表现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细节，非常生动，至今我还记得几句特别好玩的歌词。 1998年
新窑子户主们新窑子的中专生
王宏强，（右）1982年出生。2002年毕业于延安技工学校计算机专业。现在延安一家网络公司工作，月收入600元，其中每月交给家里300元。他说他爸爸要存钱给他娶媳妇用。他最大的愿望是今后能挣到更多的钱，在城里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楼房，再娶个城里的媳妇当老婆。
房伟，1984年出生。2000年考入延安财经学校社会保险专业。每年学费3600元。预计三年下来各种费用将要花去2万元。他家为他上学欠了上万元的账，他计划毕业后首先是替父母把账还清。据说他们上届毕业的300名同学全部去了广东一家电子产品的生产企业。如果正常的话，房伟的毕业去向将是保险业。
张凤琴，1981年出生。2002年毕业于延安卫生学校护士班。她认为自己家在城里没门路，虽然上了三年中专，还得回到村里受苦，和没读过书的人没什么两样。为了读书，她花去家里近2万元，父母至今还欠着7000多元的外债。她毕业后去了延安好几家医院，都说满员不要人，至今她还无法回报含辛茹苦的父母。 2002年
新窑子户主们新窑子村民合影
北京知青在新窑子的故事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当年，轰动世界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于新窑子来说，恐怕是她100年来所经历过的最大的一个历史事件。 1968年12月2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发表， 北京92中学六八届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同学也和全国3000万响应号召的知识青年一样，或自愿或无奈地告别了父母、离 开了北京，翻山越岭来到了穷困的新窑子。在他们当中有：武建华、宋宪立、王学志、林爱军、王亚男、蒋凤玲、刘 士荣等18名同学，他们在这里迈出了走向社会的第一步。 为了了解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生活状况，我费尽周折，终于在北京、河北等地寻找到了七名当年去新窑子插队的北 京知青。在他们的热情配合下，使我在很短时间内便完成了对他们的采访。无论是叙述他们的文字故事，还是表现他 们的影像资料，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