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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所说的第一次“打闷棍”，是指半年多以前，刘少奇曾就对待民族资本家问题，批评过东北局的“左”的错误。那封电报说：
“最近少奇同志到天津巡视，发现我们在天津的负责同志完全不理资本家，有些干部则认为和资本家接触就是立场不稳，贸易公司在原料及市场方面统制，不给资本家的生产以应有的照顾，税收机关对私人生产亦未给以应有的照顾，在劳资关系上工人有过高的要求和过左的行动，未用坚决的办法去纠正，强令资本家开工。但资本家在开工后的各种实际困难未帮助资本家去克服。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任何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具有这种性质的是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例如投机商业等，不是一切私人资本都有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
东北局在收到中组部关于党员雇工如何处理的答复后，还收到了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整理的刘少奇的谈话记录。那是刘少奇当晚签发了中组部给东北局的复信后，即兴和安子文的谈话。
刘少奇说：“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工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１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１００万党员，这１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高岗收到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后，很不服气。他认为刘少奇从根本上否定了东北局的农村政策，也等于贬低和否定了他高岗。高岗到北京，把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当面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批给中宣部副部长陈伯达看，不满地说：“岂有此理！”
高岗看到毛泽东的不满形于颜色，心里有了底。他心中暗自思忖，刘少奇该有麻烦了。
果然如高岗所预料，不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还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转发高岗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的通报，认为高岗报告中所提方针是正确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办公厅将中央通报、高岗报告及其３个附件，印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文件，发给各地学习。一时间，高岗声名大噪。
……
一阵热烈的掌声，将高岗从回忆中唤醒。毛泽东的讲话结束了。
高岗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出了怀仁堂。不知怎的，他总是感到周围人们对他的目光有些异样。他认定那是一种推崇和敬佩的目光。他感到得意和满足。
东北的春天总是来得很迟。
１９５１年也是如此，已经是４月份了，还是寒风刺骨，大地一片干净。
在沈阳东北局高岗的办公室里，身穿一件狐皮领子大衣的高岗，正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那擦得锃亮的皮鞋，踩在纯毛地毯上，有节奏地发出“噗噗”的闷响，像是一曲古怪的音乐。
宽大的会议桌旁，围坐着高岗的秘书和几个局内公认的“笔杆子”。他们一个个面前摊开了稿纸，手中握紧了笔，正期待着高岗面授机宜。看那架势，高岗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即使是标点符号，也会捕捉下来，绝不会丢掉。
高岗手里拿着一份《人民日报》，半天不说一句话，只顾在房间里踱步。
他踱步完了，又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端起茶杯，品味起上好的龙井茶来。
大家知道他的脾气，他正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谁也不能打扰他。谁要是打扰他，不管你说什么，也不管你说得对不对，总要遭到他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
“好，就这么写。”高岗终于发话了，“对着邓子恢开炮。文章要旗帜鲜明，有火药味。”
他说着，扬了扬手中的《人民日报》。那上面全文刊登着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
这是高岗在布置写一篇重要文章。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迎合毛泽东关于要讨论工会工作的意图，更重要的，是要表明高岗政治上的敏锐和正确。
事情的起源，还要从头说起。
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一个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做了一个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邓子恢是个敢讲话的人。鉴于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脱离工人群众的情况，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他指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同时也是为工人自己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当反映工人的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邓子恢的意见，事前用电报的形式向中央做了报告。中央书记处分工刘少奇主管全国总工会的工作，８月４日，刘少奇拟稿批转邓子恢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做一次报告。”刘少奇拟的这个批语，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先是《工人日报》，后是《人民日报》刊登了邓子恢的报告。全国总工会还通知全国工会干部认真学习。
４个月后，即同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成绩很大，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党员一去便不谈了，群众害怕党员，怕党员汇报，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这是一个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不是小规模地讨论，要大规模地讨论。
高岗立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对工会工作不满意了，毛泽东的目光已经扫向工会工作了，自己应当在工会问题上说说话，做做文章了。
高岗看了邓子恢的文章，对邓子恢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要组织人马写出一篇重大文章，目标是在全国引起影响，最好能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你们明白了吗，嗯？就这么写。”高岗简单说了那么几句，就算交代完毕了。
连个提纲都没有，怎么写呢？“笔杆子”们面面相觑。
出身于陕北横山农村，当过牛贩子的高岗，文化程度不高，平时又不注意学习，不要说写文章，就是读文章，也难说多么流利。有一次在东北局干部大会上，他做报告，念别人代劳写的稿子。念着念着，卡了壳，原来是遇到生字，坦克的“坦”字不认识。憋了半天，他问：“这是什么克呀？”别人上去一看，告诉他是“坦克”。他“噢”了一声，说：“原来是坦克啊。”弄得全场大笑。别看自己肚子里墨水不多，他却经常装出一副酷爱学习、满腹经纶的样子。他的办公桌上，１年３６５天放着一本《联共党史》。有人去找他请示汇报问题，他总是坐着不动，头也不抬，不住地翻那本《联共党史》。弄得别人走也不是，问也不是。老半天，他才抬起眼皮，用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说：“《联共党史》很重要啊，你们要好好学习啊。”
“这篇文章，分量要重，时间要抓紧。‘五一’节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高岗又强调说。
“首长，是不是说说要点。否则，不好下笔。”秘书小心谨慎地说。
“唔。”高岗沉吟了一下，说：
“是要说说要点……这要点嘛，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剖。公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邓子恢说工会与公营工厂的‘具体立场不同’，是糊涂观念，是错误观点，应当坚决反对，狠狠批判！”
“笔杆子”们唰唰地记着。
高岗想了想，又说：“解放了，工人成了国家的主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这和解放前性质完全变了嘛。‘具体立场不同’，昏话！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模糊了……”
高岗摸了摸脑袋，自言自语地说：“还模糊了什么呢……对，还模糊了本质上的区别，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本质上的区别。”
“好吧，就这样吧。”高岗挥了挥手。
秘书心领神会，带领“笔杆子”们退了出去。
几天之后，文章写出来了。高岗看了，大体满意。他动手稍做修改，亲自拟了个标题：《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
按说，高岗作为东北局书记，完全有权指令《东北日报》将这篇文章做社论发表。可是，那样有可能引不起毛泽东的注意。为了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高岗提笔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主席：目前在工会问题上党内存在意见分歧。送上我们组织的《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请您在百忙中帮助审改。此文可否在报上发表，请您决定。”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收到高岗的信和文章后，就此事写信向毛泽东和刘少奇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完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
刘少奇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在胡的信上做了指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几天之后，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
“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高岗接到刘少奇的这封信后，气得面色发青。他狠命将信往桌上一甩，气鼓鼓地说：“哼！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黄昏时分，三辆用树枝伪装好的吉普车，越过鸭绿江大桥，向朝鲜境内急驶。
朝鲜美好的三千里江山，正遭受血与火的考验。
远处，不断传来隆隆的炮声。
天上，不时掠过一队队美国飞机。
四周的山林在哭泣，在燃烧。有的山头被强大的炮火和飞机上投下的炸弹夷平了，痛苦地裸露出灰白色的或褐黑色的岩石。有的山头虽未全部夷平，但已千疮百孔，比癞痢头还要难看。
吉普车沿着崎岖的盘山公路跑跑停停。大概是暴露了目标，途中几次遇到敌机俯冲扫射。机关枪打得公路两旁尘土飞扬。司机一会儿加大油门往前冲，一会儿又来个急刹车，使车内的人前仰后合，颠簸得头晕目眩。
第二辆吉普车内坐着高岗。他被眼前的战争惨状所震惊，也为敌人的战争罪行所激怒。只见他铁青着脸，眼中闪着怒火，很少说话。偶尔开口，也只是催促司机快点再快点。
高岗这次入朝，是为了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会见彭德怀司令员，一则慰问看望，二则听取对后勤保障的意见和要求。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决定了高岗和抗美援朝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毛泽东眼里，一个彭德怀，一个高岗，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两大决定性人物。毛泽东诚心诚意地倚重他们二人。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战局瞬息万变。开始金日成指挥的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３天即拿下了汉城，一个月多一点，即解放了南朝鲜９０％以上的土地。可是，当美国伙同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１６个国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直接进行武装干涉，尤其是９月１５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局势迅速逆转，朝鲜人民军危急起来。１０月９日，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１０天后，平壤陷落了。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叫嚣，感恩节（１１月２３日）前打到鸭绿江，甚至公然宣称“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分开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在这种形势下，要不要出兵朝鲜？
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研究，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开始多数人不同意出兵。理由是，新中国刚刚成立，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海南岛、西藏、台湾等地还没有解放；中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还有国民党残存的军队上山为匪，残害人民；经过几十年的战乱，百业待兴，人民迫切需要和平安宁的环境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在中小资产阶级中，有崇美、恐美思想，认为和头号帝国主义交手，未必打得赢。从我军和美军的实际情况看，武器装备上差距甚大。比如，美军一个军有各种火炮１５００门，而我军一个军仅有火炮３６门。美军有制空权，而我军一开始无空军参战，我们训练的第一批空军要到１９５１年２月才能投入使用，也不过只有３００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
高岗和多数人一样，也反对出兵。他特别赞赏林彪的意见。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说：“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中国有点划不来。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是有把握的，但能否打得过美军很难说。它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把它逼急了，它打两颗原子弹或者用飞机对我大规模狂轰滥炸，也够我们受的。因此，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可是，高岗毕竟和林彪有所不同。林彪只是在中央决策时发表意见，高岗却要直接对付战争。从８月下旬，美军飞机侵入东北安东市（今丹东市）上空，并向民船射击，杀死船工。９月２２日，美军飞机轰炸了安东市。东北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
高岗忧心如焚。中国重工业的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两个月来，美军飞机已侵入东北领空１２次之多，一旦美军飞机向重工业城市投弹轰炸，那损失可就大了！于是，高岗向中央提出，东北工业设备需要尽快迁移。周恩来没有同意高岗的意见，他认为与其消极迁移，不如加强防御。
毛泽东一直是注意加强防御的。早在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时，他就估计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认为金日成不会迅速取胜。他从７月份就下决心调集重兵，限期开抵鸭绿江畔，以防不测。到８月５日，总共有２５．５万人的部队，集结在中朝边界。
毛泽东是主张出兵的。在反反复复的开会研究中，他权衡利弊，力排众议，决心应金日成１０月１～３日的两次来电请求，出兵支援。
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