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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命的问题，饶漱石的检讨是不够的。据我看，他不仅是有意在窃取大权，而且是有意提高自己的地位，要把自己的权力和威望超过各大区党的负责同志，显示饶漱石比他们高一点，因为其他中央局的书记没有兼军政委员会的主席，而他要兼，且非兼不可。这就是说，他已感到华东局面太小，华东局面已无用武之地，把文章做到中央去。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毫不推辞，志在必得？这一点不承认，就不能自圆其说，仍就是想蒙混过关。
当然，饶漱石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的大暴露，还是从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一段。这个问题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各同志亲自处理的，是各大区组织部的负责同志在一起揭露的。在党的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同志的家里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那一次他还能够比较诚恳地揭露自己。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同志的威望降低了，少奇同志跟主席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少奇同志；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他是把我们的党看成派别林立，“五霸强，七雄出”，他在中间进行投机。当时我还问他，是不是的确如此，他并不否认。（自然这是就当时我和他谈话的主要意思是如此，并不是每一句话、每一字均完全符合，我保证主要意思是不会错的。）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家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七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漱石同志，我希望你坦白承认，你不仅反对刘少奇同志，你曾经反对过周恩来同志。一九四九年上半年你在西柏坡与恩来同志争吵完全是你不对，而且态度蛮横。你平素词气之间，对朱总司令也是不尊重的。你敢于到毛主席那里去胡闹，提出质问，这是你目无中央的胆大妄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少奇同志时你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我希望你继续做个共产党员，不要支支吾吾、躲躲闪闪。检讨不接触本质，怕触痛处，就无改正希望！
高岗造谣来中伤少奇同志，说他对党的性质缺乏正确了解。这是完全不对的。少奇同志对党的性质是完全了解的，而且了解很正确，可以拿他的名著《论党》来做证明。他不仅理论上正确，主张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行动上也是经得起检查的。少奇同志是没有宗派的，他从来不搞宗派。少奇同志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少奇同志历来在重大关键上没有犯过路线错误。所有这些，从少奇同志的言论和行动完全可以证明，而且是尽人皆知的，决不是野心家们的造谣歪曲所能改变分毫的。恰恰只有高岗和饶漱石才是对党的性质不了解，把党看成宗派林立，把我党看成与国民党一样，蒋、桂、冯、阎派别分歧，只有争权夺利、投机取巧，毫无别的。如果说高岗与饶漱石尚有不同的地方，我认为仅在于：高岗是有“彼可取而代也”的野心，饶漱石则是“大丈夫不当如是耶”？垂涎羡慕进行投机，一旦得手，下一步再“取而代之”。高、饶两人均是大奸大恶，党的历史上所少见的人物。只有在共产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活动才被揭露，反之，他们的阴谋会得逞的。至于高、饶两人其活动范围，其活动方式，其破坏的程度，当然应该进行分析，不是完全相等的，各有其特点。应该说饶较高为次，但就善于伪装，稳步前进，可以蒙混人之耳目来说，饶较高更为隐蔽奸巧。
饶漱石同志近十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生活刻苦，办事谨慎，工作做得也不少，我从来不否认这些，但这必须进行分析。我认为就在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把党看成是自己谋取权位的工具，在党内进行政治投机，这个基本问题一错，就什么严肃、谦逊、生活刻苦、办事谨慎、原则性强等等，都变成了骗人的，变为谋取最高权位的可耻伪装。这一点，漱石同志如不痛切反省，能否做一个共产党员，那要由你自己考虑了。今天我听了漱石同志的检讨，对于黄花塘一关、军政委员会主席一关和北京休养一关，都比较愿意承认错误。但还是不够彻底，做了很大的保留。而最抵赖的，是从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反对党中央的领导，破坏党中央威信这一关，恰恰这是最重要的一关。破坏中央威信，也就是破坏毛主席的威信，不是仅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个人，而是反对整个党中央。你们的战略是将党中央采取分别肢解政策，这是你们阴谋的顶峰。其性质是从党内来一个发动，与帝国主义配合来反对党与中国人民。你们不承认这一点，仍旧是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
最后，对于高岗、饶漱石联盟反党反中央的事件，我自己取得以下四点教训：
第一，不要伸手。高岗、饶漱石对于最高权位很热心，经之营之，而且要伸手，真伸了手。我对这个问题的教训是不要伸手。权位是可爱的，最高权位尤其可爱。需不需要权位呢？反革命的权位要粉碎，而革命的权位是需要的。党给我们以一定的工作岗位，给我们一定的事权，依靠它我们才能为党工作。问题是接受一定工作岗位和事权要服从党的利益，不要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之上，而要把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处在党给的权位上，要遵守纪律，善于控制自己，不要伸手（不在于有手无手，手是人人皆有），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干部与人民的监督，不许可你伸手，你伸手就注定要失败的。要善于管制自己，才不会被管制。不管制自己，肆无忌惮，终于有被管制的那一天。你伸手，总有一天会被抓住的！党中央是有准备的！毛主席是有准备的！结论是要伸正确之手，伸为人民服务之手，不要伸野心家之手，不要伸投机家之手，不要作反党活动！
第二，不要欠账。欠了账就要早还，快还，不要等十年二十年以后再来还。今天饶漱石还是不想把账还完，我很可惜。欠账要还清，还清账才能由反党的立场转到拥护党的立场。不要怕说自己曾反对过毛主席，毛主席不怕人家反对，他就是在各派机会主义的反对中站起来的。他也不一定喜欢人家拥护，他曾常说万岁声中可能夹杂着不满的成分，要加警惕。饶漱石同志应该老实承认，曾反对谁，就说是反对谁，没有反对谁，就说没有反对谁。不要再欠这个账，欠下去，十年二十年还是要还的，“盖棺”还有不能“论定”的例子，历史是最无情的，党领导的几万万人的眼睛看着你，这个账怎么能赖得了呢？所以，我认为“不欠账”这句话有很大教育意义。我希望饶漱石同志这次把账还清。
第三，历史是要对证的，做了坏事，是赖不了的。这一点，我希望饶漱石同志一定要懂得。在延安，有一天毛主席给我讲，做一个政治家，一定要忍耐，人家讲什么，你不要管，注意锻炼自己，纠正自己，是好是坏，一切误会总有一天会对证清楚的。毛主席十多年前讲的话，今天想起来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也要指出饶漱石同志在十多年前神气十足、胡乱整人的时候，你会想到十年后还要对证，历史要翻案吗？因此我更得出深一层的教训，就是在党与人民面前，不要虚伪，要老老实实，历史终于要出来作证的。
第四，不要有宗派情绪。不仅不要搞宗派，而且不要有宗派情绪。凡是带宗派情绪的，就把眼睛蒙住了，就要发生错觉，就要根据错觉、根据唯心主义来分析问题，就要犯错误。有了宗派情绪、宗派成见，就会障碍自己认识真理，自己的错误就会发展，就会发展到最危险的方面去。
以上就是我参加这两个座谈会，听了很多负责同志的讲话，听了对证材料之后，所得到的一点教训。
我以此勉励自己，也以此奉劝高、饶两人。
会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中央做出了专题报告。全文如下：
中央：
兹将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结果报告如下：
会议开了七次，第一、二、三、四次着重对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第五次和第六次到会同志们发言，对饶的错误继续有许多揭发；第七次由饶发言，进行自我批评；最后由邓小平、陈毅两同志发言，座谈会结束。
到会者计华东在京干部和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二十六人，第七天结束会议时，来听饶发言者计各大区及中央各部同志六十六人。
座谈会认真地对证与揭露了饶漱石同志所犯错误的具体事实。饶对所犯错误，常常采取抵赖态度，故事实对证十分必要。在对证事实中，饶漱石同志采取一部承认，一部抵赖的态度。第五天和第六天在各同志发言时，饶仍在重要关节问题上进行狡辩。
座谈会对饶漱石同志的问题，得有下列几项结论：
一、根据座谈会所对证的事实，说明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一九五三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甲，座谈会研究了一九五三年饶漱石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到全国组织会议期间中破坏中央领导威信和破坏党的团结的问题。在这个期间中，饶漱石的活动完全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极阴险的野心家，并且在实际上与高岗形成反党的联盟。
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调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为了一步一步地取得更高权位的卑鄙目的，就根据自己的宗派主义的争夺权位的丑恶思想，去歪曲中央的政治生活，错误地估量某某等同志不行了，某某人行了，并根据这种荒谬的想法，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他和高岗同时利用安子文同志错误地提出的关于中央机构成员的个人意见，捏造并大事宣扬某某等同志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而某一中央领导同志则是这个宗派或“圈圈”中的支持者。他向别人说，财经会议已经斗了这个“圈圈”中的谁，而在财经会议后又将斗争这个“圈圈”中的另一个谁。这些话证明了他和高岗在一起企图在党内制造混乱和分裂。接着在财经会议尚未结束时，他就不经中央任何人预先知道和同意，毫无理由地捏造各种藉口，在中央组织部内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因为他认为安子文同志就是他们所谓“圈圈”中的一分子。饶发动这个斗争，一方面是采取一切横蛮办法以图达到征服或排挤安子文及其他同志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是利用发动这个斗争，来表示自己以最积极的行动，支持并参加高岗的分裂党和夺取党与国家最高权位的斗争。饶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不但事先未报告中央，未取得中央同意，就在后经中央发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饶亦毫不悔悟，并且公然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进行这个斗争。饶在发动对安子文同志的斗争时，指出安的错误之一是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当饶的卑鄙活动和卑鄙手段在全国组织会议领导干部中被揭穿之后，饶竟然无耻地对安子文同志说，当时他指对财经会议有抵触的不是安，而是中央领导同志。这就是说，他发动斗争的目的不是在于反对安子文同志，而是在于反对中央领导同志。这些事实说明饶发动这个斗争，绝不是偶然的，而是胸有成竹的。他为着破坏党中央的威信，反对中央领导同志，参与高岗的反党活动，进行政治投机，幻想政治投机成功后可以爬到更高的地位，达到巩固与发展其个人权位的卑鄙目的，他是完全不择手段的。在他的行为中，已经完全违背了党的立场、党的原则和党的纪律。
饶漱石追随高岗的反党活动，在实际上是反映着资产阶级腐化、破坏和分裂我们党的企图。
乙，座谈会研究了饶漱石同志多年来的行为，证明了他在一九五三年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是他们向来的个人野心发展的一种结果，而并不是偶然的，并不是没有历史的来源的。例如下列的三个事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关于一九四三年秋饶漱石同志在新四军军部住地黄花塘斗争陈毅同志的事件。根据曾山、赖传珠、张云逸、刘晓、刘长胜、陈毅等同志的揭露以及饶自己在座谈会上所愿意承认的事实来看，特别是饶在当时为斗争陈毅同志所给中央的电报以及毛泽东同志的回电来看，证明这一事件完全是饶漱石同志利用陈毅同志的个别性质的缺点和错误，而进行的排挤陈毅同志的宗派活动。饶在发动斗争前既不同陈毅同志当面商谈，又不向中央请示，即独断专行，在新四军直属队负责于部中对陈进行斗争，完全错误地加陈毅同志以所谓反毛泽东同志、反政治委员制度并要赶走饶的罪名，去蒙蔽一部分干部，以便打击和排挤陈毅同志。饶在自己致中央电报中捏造陈毅对工作不负责任等项事实，欺骗中央，同时，又捏造自己曾对陈进行善意帮助不能收效，因而要求中央派才德兼备的干部来代陈，这样才达到其赶走陈毅同志的目的。
一九四四年，陈毅同志奉中央电调抵达延安，陈毅同志对自己在华中局团结问题上的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错误曾电告华中局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亦电告华中局指出陈毅同志过去在闽西红四军第七次大会上主持争论的错误并非属于总路线性质，并且早已解决，不应再提；又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又指出黄花塘陈、饶争论亦仅属于工作关系的性质，指示华中局结束争论，从事团结。饶漱石同志回电对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和陈毅同志的自我批评仍旧采取顶回去的对立态度，又策动几个负责干部联名电告中央采取同样态度。
从黄花塘斗争陈毅的事件表现出，饶漱石完全违背中央的意旨，运用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挑拨离间的手段组织党内斗争，并捏造事实企图蒙蔽中央，以达到其为个人争夺权位的卑鄙目的。
（二）关于一九四九年饶漱石同志努力取得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事件。一九四九年人民政协会议结束后，中央曾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商量各该区军政委员会的名单，均决定以各野战军司令员担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在中央处理此问题时，其他各大区毫无阻碍，唯华东区因饶漱石同志不在北京，未能定案。当时，毛泽东同志亲告陈毅同志，要陈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陈以上海事烦、不能兼顾为辞，提饶漱石同志担任。毛泽东同志仍说由陈担任为宜，但表示此事可交华东局商议再报中央决定。陈回上海向饶转述毛泽东同志指示，饶立即表示由自己任主席，毫不考虑中央意见，亦并未正式提交华东局会议讨论决定。以后饶来中央，毛泽东同志又向饶说明各大区均是司令员兼主席，饶此时托词华东局有几个同志不赞成陈毅担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来达到使中央任命饶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目的。饶在这个问题上，承认了自己“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做出发点”，“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
（三）关于一九五二年二月饶漱石同志到京休养的事件。在“三反”“五反”期间，饶漱石同志因眼睛呈痉挛状态，难于坚持工作，因此，粟裕同志向中央建议饶应离职休养。中央同意粟的建议，并为爱护饶起见，特别指定粟裕同志陪同饶赴京休养。饶在奉电到京时即有怀疑揣测，到京后听说中央要派某某同志去上海帮助“三反”“五反”怀疑更深，到北京医院治疗时亦曾根据其错误的揣测，向当时同住医院的同志表示其不满情绪。出院后，这种对中央的不满情绪更发展到不能自禁的地步，在某天的夜半三时大闹起来，坚决要同毛泽东同志谈话。在三小时的谈话中，主要是怀疑中央是否对他信任。他向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质问约为三点：（１）他对敌斗争是否勇敢？（２）他在华东工作是否犯了路线错误？（３）为何要用粟裕同志陪他进京的方式调京？经过毛泽东同志解答仍然不能释然于信，毛泽东同志最后提出如你（饶）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饶此时始感觉自己无理，同时因为已试探出中央确无别意，才辞出。此后，饶立即转入长期休养。在大连休养时，听说各中央局书记确定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