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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和新四军的失败，就蒋介石而言，是他要蓄意消灭共产党和新四军。但就我方而言，则是项英的右倾和动摇所致。你还记得不，早在１９４０年４月初，我就致电项英，询问他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重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袭击的精神准备。以后又数电提醒、督促。我记得很清楚，事变发生前半个多月，我还致电叶、项，要他们必须烧毁秘密文件，严防袭击。可是，我们的叶、项啊，主要是项英同志，却置若罔闻，犹豫动摇。结果导致自己被害，叶挺被扣。教训深刻啊！”
饶漱石呷了口茶，慷慨激昂起来：
“主席啊，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我是深受其害啊！现在回想起来，项英对我冷若冰霜，我看除了政治上、路线上我们有分歧，就是他生怕我接替他的位置，事事不让我知道，什么事也不通知我。唉，在皖南，我当了三个月的小媳妇！这还不算，事变中，我和机关部分人员被国民党俘获了，差一点遭毒手。我利用身上藏着的新四军军费黄金，买通了狱卒，才逃了出来。这段历史，我当时就向组织上汇报过，整风运动中组织上也已审查清楚了。”
说到这里，饶漱石打住了，等待毛泽东表态或提问。但毛泽东一直缓缓地吸着香烟，静静地听着，丝毫没有说话的意思。饶漱石见状，接着说下去：
“皖南事变之后，我们按主席的指示，重整旗鼓另吹号，坚决清算右倾投降主义，很快就恢复、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东南和华东的形势。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在那边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了。”
这时，毛泽东点点头，说话了：“是啊，后来你们的日子就像那么回事了。”
饶漱石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继续说：
“我投身革命二十七八年，在国内搞过，在国外搞过，在地下搞过，在战场上搞过，还在谈判桌上搞过。抗战结束后，１９４６年初到１９４７年初，主席、中央命我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当时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我担任书记，还担任驻沈阳第二十七执行小组中共方面的代表，同美国人打过交道。不知中央对我的斗争历史怎么看，是否认为我对敌斗争坚定、勇敢？”
饶漱石说完，瞪起两只大眼睛，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待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开始没有料到饶漱石会提出这么个问题。他听完饶漱石这一番表白，心里清楚了，看来饶漱石是到我这里讨评价来的。可他讨评价干什么用呢？他后面肯定还有话。想到这里，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饶漱石的问题，而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示意饶漱石还有什么话，一并说出来。
但是，饶漱石顽固地表示沉默。他一定要等毛泽东回答他这个问题后，再说别的。
毛泽东见他这个样子，只好说话了：
“漱石同志，你提的这个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嘛。我们的干部，经过了战争考验，大浪淘沙真金在，又经过了延安整风审干，历史都清楚了嘛。你革命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勇敢，中央一直是这么看待的。”
饶漱右一听，心里轻轻舒了一口气，接下去说：
“主席，我在华东工作，十几年了。王明路线，我不沾边。他是先‘左’后右。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我是不同意的，和他有斗争。解放战争中，华东有几仗没有打好，解放区有些问题没有处理好，领导人之间，比如我和陈毅同志，也有些疙疙瘩瘩的事。我工作中有缺点错误，这我承认。但我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请主席回答我。”
饶漱石说完，又像刚才一样，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直地望着毛泽东，等候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从饶漱石的镜片后面，看到他那双深沉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有几次眼球还不规则地在微微跳动，不由得心生悯意。他想，心眼心眼，心和眼是连着的。难怪饶漱石眼疾治疗不好，他心里有这么大的疙瘩，怎不心火上升，直逼双眼哪！
毛泽东端起茶杯，也示意饶漱石喝茶。但饶漱石不动，仍直勾勾地盯着毛泽东，等候毛泽东的答复。
毛泽东呷了口茶，笑笑说：“漱石啊，谁说你犯路线错误了？你说出来，我找他辩论去！”
饶漱石下意识地张了张嘴。
毛泽东停了一下，和蔼地说：
“错误嘛，人人都有。你有，我有，斯大林也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不要动不动就说是犯了路线错误。１９４３年在延安，政治局开会批评王明，王明才是真正犯路线错误的一个。那时我就说过，《联共党史》上很少提‘路线’二字，中国同志就喜欢咬此二字，以后少用为好。今天我再向你说一遍，以后我们都少用‘路线’二字。”
“主席真说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惊喜地叮问一句。
“没有嘛……怎么，你希望人家说你犯了路线错误啊？”毛泽东也幽默地反问一句。
“既然我没有犯路线错误，”饶漱石气呼呼地说，“为什么要用粟裕同车陪同的方式调我进京？像是起解嘛。又为什么我前脚走，后脚就任命了取代我的新的书记？是不是华东那边有人打我的主意？主席，我想不通！”
“让粟裕同志陪同，是让你有个照应，纯粹是为你好嘛。”毛泽东解释说，“如果这个做法给你以唱《苏三起解》的感觉的话，责任在我。是我这么安排的，我这里向你道歉。”
说着，毛泽东就要起身给饶漱石道歉。
饶漱石慌了，赶紧做了个劝阻的动作，说：“不，不，我不要主席道歉，我只是一吐为快。”
毛泽东解释说：
“中央考虑到华东那边运动紧张，上海工作任务又重，你的眼疾的治疗又非一日之功，所以中央决定请谭震林同志负责华东局的工作。华东的父母官还是你饶某人，谭震林是代行职权，并没有正式任命嘛。”
谈到这里，毛泽东已经明了，饶漱石深夜求见，不为别的，就为自己的位置问题。他看出他的解释仍然不能使饶漱石释然于心，就正色说：
“漱石同志，中央完全是关心你，为你的健康着想。我向你重申，中央是信任你的，这点你不必多心。如果你自己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让你回华东工作！”
饶漱石听到这里，已经试探出中央对他确无别意，顿时高兴起来：
“主席啊，这下就好了，我总算把话向您讲清楚了。我打内心里感谢主席和中央对我的关心。听主席这么一说，我心中踏实多了，也舒畅多了。主席是最高明的医生，眼疾心病，已给我治好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我一定照主席说的去做，既来之，则安之，安心治疗，争取早日重返工作岗位。”
“这就好嘛。”毛泽东高兴起来。
饶漱石看看表，已经同毛泽东谈了三个小时。窗外天色已明，他赶紧辞出。
饶漱石走后，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漱石此人，过于敏感。”
从这次谈话之后，饶漱石即放心地转入了长期休养。
谁知道，在大连休养期间，饶漱石已经稳定的情绪又波动起来。因为他从秘书口中听到了一个令他不快的消息：各中央局书记已经确定调京工作。
“刘秘书。”正在低着头散步的饶漱石停下脚步，朝后面招招手。
刘秘书快步赶过来。
“你刚才说的消息确实吗？”饶漱石问。
“是高岗主席的秘书告诉我的。东北局领导层已经吹风了。”
“馊点子一个！”饶漱石气恼地甩出一句。
说完这句，他再也不吭气了。
过了好一阵子，他指着大海又不明不白地来了一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１９５２年底，有八个字在京城流传开来，这就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所谓“五马进京”，是指五位中央局书记邓小平、习仲勋、邓子恢、高岗、饶漱石调中央工作。
所谓“一马当先”，是指其中的高岗位高权重，声势显赫。
调这五人进京，是毛泽东为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而采取的重大步骤。话题，要从头说起。
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从国家体制和领导机制上说，既带有一定探索的性质，又保留着某些战争的色彩。而且，由于建国时间的紧迫，有些方面还来不及从容计议。
１９４８年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毛泽东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开始了筹划迎接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首先是决定成立华北局。华北局于５月成立，成立后加强了建政工作。８月，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当选为主席。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就连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是由华北局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改换而来的。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建国时，解放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新中国宣布成立了，那只是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这个新政权按照常规意义上的运转，还是以后的事，并且是逐步进行的。１０月２１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才宣告成立。１０月３１日，华北人民政府才向中央人民政府移交工作。至于党、政、军的领导力量，也较为分散，不少重要领导人都在各个中央局、大区独当一面，或忙于战争、剿匪、安定社会，或忙于恢复经济，发展生产。
建国之初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内政外交，复杂繁忙。这样，中央领导层领导力量薄弱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常常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工作的毛泽东不胜其劳，于是提出，要调人进京，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
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办理此事。刘少奇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他认为中央领导力量不加强，中央办事机构不增加，已经严重影响党和国家方方面面的工作。他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找来，让他们先拿个意见。
１９５２年７月，杨尚昆和安子文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的意见》。意见说：目前我们的国家正进入建设时期，各方面都要求中央的领导更加集中。但是，一方面党中央的负责同志过少，而工作却十分繁重；另一方面党中央的办事机构已远不能适应这样的要求。因此，拟于明年初将各中央局的书记抽调回来，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同时加强中央现有的各部、委、办公厅的组织及其工作，并增设一些新的部、委。刘少奇修改了这个意见，在转送毛泽东时附信提出：“整个方案自须待９月以后的中央会议才能决定，但目前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方案的原则进行一些准备，抽调一些办事人员来中央，特别是加强中央办公厅的机构，帮助中央处理大量的文电和材料。”
８月４日，毛泽东在刘少奇转送的这份意见上做了如下批示：
周，朱，彭，邓小平，贺龙，陈毅，刘伯承，谭震林，李富春，彭真，薄一波，马明方诸同志阅，退刘少奇同志办。
（一）此件我认为可行。请你们审阅，如大体同意，即照少奇同志建议开始进行准备，从各地抽调一些人来建立一些机构。
（二）至于整个方案，当然要待九十月间中央全会方能做出决议，付之实施。
毛泽东
八月四日
中央要调的５人中，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到得最早。７月１３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致邓小平电，内称：“同意合并四川四个区并划四川为一个省，以李井泉为四川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望小平将西南工作布置后于７月下旬即来中央一商，并在中央先行工作两三个月。”刘少奇内心着急，他要加快步伐，尽快将调入充实中央领导力量这件事办妥。
８月，邓小平即走马上任了。他来京担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一向顾全大局，组织纪律性强，他接电后没有讲任何价钱。
随后，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到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到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别看习仲勋、邓子恢分别担任第二、第三书记，其实是在主持工作，实际上负主要责任。因为，西北局的第一书记是彭德怀，彭德怀挂帅到朝鲜去了，朝鲜战局稳定后，彭回国留京，在军委工作，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局的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罗荣桓，林、罗身体不好，建国后即主要在休息。林彪先是调京在军委工作，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后又去苏联养病。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更差，一度全休。
饶漱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和陈毅、王稼祥跟随刘少奇于１０月访苏，参加苏共十九大。回国后，他就留在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高岗到职最晚，他对东北恋恋不舍。而相比之下，他又最受中央器重，权位最高。此前，他已经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时中央又安排他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有“经济内阁”之称，和政务院平行，是个非同小可的机构。不看别的，单看人员安排，就可明了。国家计委的副主席是邓子恢，委员有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饶漱石、彭真、薄一波等。
原来对调京工作严重不满、牢骚满腹的饶漱石和高岗，此时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央的安排还算符合他们的心意，对他们有利。
饶漱石自打和毛泽东夜谈摸底后，吃了颗定心丸。他想，既然中央对我还是信任的，不如先把病养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因此，他对华东那边的人事变动，也就不再那么敏感了。在陈毅建议谭震林代理华东局书记职务之后不久，陈毅再次向中央建议，请谭震林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主席饶漱石治病期间代行主席职权。毛泽东接电后第二天就复电同意，说待提交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后即可就职。毛泽东还同意陈毅对上海市的人事安排，让副市长潘汉年担任市府党组书记，第二副市长兼市府党组书记方毅改任市委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兼任总工会党组书记。这些，饶漱石听说后，都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他已经从侧面听说中央将安排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当然清楚，中组部是个管干部的强力部门，位置十分重要。他想，让陈毅背后鼓捣去吧，等我拿到了干部大权，还愁没有我说话的机会？谁笑到最后，谁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呢。
高岗呢，他对中央安排他担任国家计委主席一职是满意的。他原来担心自己明升暗降，名义上到了“中央”，但没了实权，被架空了。想不到国家计委权力很大，再加上中央、毛泽东决定他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不变，继续兼任，他就更是喜出望外了。这对他也是破例的一种安排。他得意地对人说：“有什么办法呢，东北还得由我来搞。中央高看我高某人一眼嘛，东北就是特殊嘛。哈哈哈哈……”
有一天开会，高岗和饶漱石碰上了面。此时饶漱石刚刚从苏联参加苏共十九大回来。高岗悄声问饶漱石：“苏共那边，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饶漱石反问一句：“你是指什么新情况？”
高岗一听，也意识到自己问的问题过于宽泛，便又问道：“苏共中央内部，除开斯大林，谁管事更多些？”
饶漱石说：“看来还是马林科夫。不过，贝利亚也很活跃。”
高岗又问：“斯大林同志身体怎么样？”
饶漱石说：“除开参加大会，我们代表团共和斯大林会谈了两次，我看斯大林的身体明显不行了。他老得厉害，会谈时间一长，就有点摇摇晃晃了。”
高岗闻言，不觉黯然神伤。他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的身体。在他看来，斯大林不仅是苏联，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柱，更是他高岗的支柱。
饶漱石见高岗沉默不语，就说：“倒是咱们中共这边有新情况。近来有八个字，在京城流传。你听说没有？”
反应机敏的高岗已经断定，饶漱石指的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但却故意装聋作哑地问：“什么八个字呀？神神秘秘的，我没有听说呀。”
饶漱石不露声色地想，凭高岗的消息灵通，不会没有耳闻。但既然他说不知道，那就告诉他吧：“这八个字，叫做‘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高岗轻轻摇头，又故意问：“什么意思呀？”
饶漱石笑笑，说：“难道你真没听说……五马进京，是指中央局五位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