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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不善于跟大家坐在一起聊天。
刘邦只是坐在地席上，往大碗里倒满磨米汁一样颜色的家酿酒，不时地用两手捧着喝上几口而已。
看上去，人们似乎只要待在这位刘邦的身边就心满意足了。大家一杯接一杯地起身去买酒，端回到座位上，彼此讲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喝完了再去买。刘邦只是眯起双眼望着这一切。就他们来讲，只消让刘邦看见自己就很高兴了，酒桌上就显得充实了。刘邦也热衷于不着边际的话题，他一旦有什么事离开之后，店里一下子就变得冷清下来，人们也都兴致全无，顿时散个精光。
有时刘邦半路上又返了回来。
“啊———”
人们欢声四起，赶紧簇拥着让他坐到原先的上座，大家退回去继续喝酒。刘邦举止粗俗，稍微醉一点就要枕着胳膊躺到席子上，偶尔动起肝火来，还要冲着其中的某个人大骂脏话。所用的脏话简直无与伦比，语气却反而显得很亲热，被骂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感到受伤害，在座的人则全都咧着嘴笑得前仰后合。要说刘邦有什么本事，或许这就是他唯一的本事。
刘邦走在沛城街道上的时候，也极少是孤独一人。卢绾就像一条小狗似的总是跟在他身边。
还有大块头的樊哙经常紧随其后。说起樊哙，从刘邦历经挫折当上汉王，到最终成为皇帝，他一直都在为刘邦出力。起初他是一支小队伍的头头，很快就成为汉军将领，最后被封为舞阳侯，死后获谥号武侯，不过当时还只是沛城里专卖狗肉的一介屠夫。当时，狗和猪羊一样，都是供人食用的。刘邦的伙伴大都靠来历不明的钱财过日子，而从事正业的也许就只有樊哙这号人物了。樊哙始终抱有简单明了的伦理观念，不喜欢耍小聪明，平日里沉默寡言。他力大无穷，剽悍无比，加上剑法超群，可说是一员天生的猛将，为刘邦而死更是在所不辞。
樊哙曾经说过：“哪个家伙胆敢对刘大哥动手，就是寻遍九族也要给他大卸八块！”
可以说，刘邦在沛城没被讨厌他的势力给害死，原因之一就是总有樊哙跟随左右。
只要有这二人从外面经过，家家户户都会搭上一句：“到哪儿去呀？”
随后就有人跟上来，也有人在路口看见了他们，赶紧追上来加入这伙人当中。总之，尽管刘邦身无分文，他的存在已经成了沛城一股重要势力。
这块地方位于后来江苏省北部的沛城这一带，作为北方汉民族的居住地，可以说是位置最靠南的一片穷乡僻壤。
在战国时代，南方的吴国多次往北征讨到沛城一线，并将这里纳入自己的版图。当南方吴灭越衰、与吴越同属南方种族的楚大举向北延伸时，包括沛在内的泗水流域甚至曾被划归为楚的领土。不过，沛当地的人们只是被抽取赋税，并不等于受到可能被楚的风俗同化掉的那种强烈的统治。
人们说：“沛处中原南部边缘，楚之北方边陲。再没有这么令人舒服的小城了。”
所谓战国时期的各种势力，本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各自在政治、军事上的势力范围，一是指均具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及独特的风俗习惯。但沛城一带属多沼泽地区，受上述各势力范围的影响都比较小，仍保留着远古以来那种恬淡怡然的风土人情。
有国家沉重地压在沛的头上，乃是秦帝国建立以后的事。在中国这片大地上，自有人类居住以来，便开始拓荒辟野，种植谷物，饲养家畜，村村自卫以防盗贼。其后才有国家凌驾于头顶之上，而春秋战国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王国，在秦看来却只不过是极其温柔的统治而已。待到各诸侯国灭亡，秦帝国建立之后，中央及地方的官僚体系如网眼密布般井然有序，直至地方的每个角落。人人都受到法的约束，自己的身体已不再属于自己，仿佛全都成了帝国的奴隶，被驱赶着到处去服劳役；哪怕有一点点违法之处，也要依照详细的法律条文受到处罚。
这片草木丰沛的土地在行政区划上也被称为“沛县”，并在沛设置了县衙，此事前面业已提过。对一般百姓来讲，仅此一条就足够烦人的了，然而刘邦之类的人却刚好相反，他们在想：噢，原来政治就是这么回事呀？
这反倒成了煽起令人振奋的好奇心的契机，或者说是对象。刘邦喜欢沉浸在沛城里面，并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热闹的都市生活，以及营造这种生活的不用种田的商人、赌徒、酿酒者、卖酒人、阴阳家、盗贼和手艺人等，而很可能是由于那里有政治存在。具体来讲就是，那里乃是县衙这一权力执行机构的所在地。
“哼，这就是县衙吗？”
《项羽与刘邦》 第三部分《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5）
起初，当大红柱子的房屋刚刚建起来时，刘邦第一个破口大骂，随后走了进去。
县吏们大多是从本地录用的，自然就有很多刘邦父母家和亲戚家的人，其中还有早就成为刘邦党羽的人。只见刘邦被他们团团簇拥着进入厅堂里面，虽说依法确实是秦帝国的天下，但县吏们也不得不露出一些亲切之意。出入县衙习以为常之后，刘邦就时不时地翘起下巴嘲讽那些小县吏们，或是高声大讲笑话，或是在厅堂里睡上一个午觉。
“可不要再理那个家伙啦！”
县吏们都开始这样互相提醒了。
刘邦这个人，一方面胸襟开阔，有无比的雅量；另一方面又深藏着一种病态的———也许是流氓头子之类的人物所共有的———固执，其根深蒂固的程度，简直犹如毒性强烈的中草药乌头根部的毒素一般。对于与自己有仇的人，刘邦表面上笑脸相迎，可背地里却瞅准时机下手报复。当然，报复不需刘邦亲自动手，而是由手下人去干。县衙虽小，却是秦帝国的官衙，握有帝国的法律，具有帝国的权威。可是当地出身的小官吏们都是肉长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对刘邦的恐惧心理日益加深，因为从官府回家的路上，他们说不定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人杀死。
“那家伙好像在当盗贼。”
县衙的官吏们都心知肚明，却从不说出口。更何况刘邦从不在沛当地干这种行抢的勾当，而是到别的县去抢去偷。正因为如此，沛县的官吏也就没有把事情闹大，以免无缘无故地招致刘邦的仇恨。官吏们与其揭穿这些恶行，还不如接近刘邦，靠与他套近乎，来掌握辖区内不法之徒的动态，反倒于公事上更为有利。
萧何和曹参就是这种类型的县衙小吏。二人均为沛当地出身，在县衙里都干与司法有关的差事。萧何是上司，官职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司法兼警察科长，当时叫主吏，曹参则是其下属的狱吏。从庞大的秦帝国官僚机构来看，这两位从当地录用的小吏简直还够不上一颗小米粒大。
二人一生命运多舛，因保护刘邦有功，曾先后当过汉帝国的丞相。萧何当过高祖（刘邦）的丞相，无论在世时还是到后来，都是评价最高的政治家之一。还有曹参，在刘邦和萧何死后，他当上了第二代皇帝惠帝的相国，名声虽不一定赶得上萧何，但也紧随其后。
两个人尽管都是崇尚法家的秦帝国的小小官吏，但其思想却肯定没有被定型，虽说如此，倒也不能说他们崇尚日渐流行的儒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讨厌严格区分事物的善恶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还是更接近于老庄。
话说回来，两人年轻时做沛小吏时，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思想，连他们本人也不清楚。
还要插上几句，在汉帝国建立以后，曹参有一段时间是在地方做官的。在刘邦之子悼惠王被封为齐王（辖有七十余城）之后，曹参当了齐的丞相。对于此前善于攻城略地的一员大将来说，这是头一遭体验政治。他召集齐本地的一百多位儒生问道：“如何才能使百姓的生活安定呢？”儒生们各执其词，原本在政治上就一窍不通的曹参最后也没有听出个所以然来。
有人告诉曹参，胶西有一位叫盖公的人，说他是老子信徒，经常讲万事宜顺其自然。曹参厚礼相邀，乞示教诲，盖公便说：政治的要谛不在积极主动，只需一心推崇清静即可。只要以清静为主轴，民心和生活都自会安定。曹参大为钦佩，便将自己的丞相公堂腾出来让给盖公，让其自由处理政务。在任九年，齐大治，曹参获得了不需操劳而成为贤相的美名。
不久萧何去世，曹参受命接任。他在将齐丞相一职交给继任者时说：
“好吧，现在就把齐的狱市交给贵官。”
所谓狱市，就是指牢狱和商品市场。不消说，当时，政治也涉及许多领域，而不只是狱市。继任者感到奇怪，便反问道：政治里不是还有更重要的事务吗？曹参说：“唯有牢狱和市场才是政治的关键所在。”
在曹参的头脑里，牢狱和商业场所均属善恶并容之处，为政者倘若掌握善恶标准过严，反而会把事情弄糟。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在讲老庄的基本政治理论了，但继任者还是不甚明白，又问：为什么对狱市过于严格就不好呢？
《项羽与刘邦》 第三部分《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6）
曹参说：世上必有奸佞之小人，对此要采取柔和包容的态度，看来这正是曹参从生理学方面对社会的认识。据说当时曹参回答说：是让这些奸佞小人成为司法对象呢，还是把他们当做市场管理的对象？二者必取其一。倘若过于大张旗鼓地整治这些牢狱和市场，那些奸佞小人就会为世所不容，必然会起而作乱，成为对国家造成损害的隐患，所以说狱市至关重要。
曹参的这种思想，并不是后来才学到的。以其气质来看，在沛县做狱吏时就已经具有这一思想原型了。在这一点上，他与上司萧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只是萧何这个人从年轻时起就擅长处理官场事务，再加上天性为人善良温和，对沛当地受到他关照的人，更比曹参爱之有加。可以说，曹参乃是一个一边拼命照学萧何的思想和做法，一边不断努力自学成才的人。
“我心里一直把刘公当成朋友。”
萧何老早就对曹参这样讲过。与另外一些说着“不要再搭理那家伙啦”的官吏相比，这无疑是一种积极态度。曹参心里也抱有跟萧何一样的想法。既然握有司法执行权的萧何和掌管狱舍的狱吏曹参，都把“刘公”当成了朋友，刘邦大摇大摆地出入县衙大堂，大概也就不必费什么周折了。
萧何的老家也在沛当地，跟刘邦一样都是丰邑。只是丰下面有好几个里，萧何的老家不是刘邦的中阳里，但也可以算是跟刘邦出生地相同。因此，萧何根本不把刘邦当成外人，心里觉得彼此就像亲戚一样。
“刘公，有危险啦！”
萧何也曾偷偷地向刘邦透露过消息，让他还是赶紧躲一段时间。从行政上讲，县上面就是郡，沛县便隶属于泗水郡。有一次，由泗水郡郡衙转来一份针对刘邦的缉捕令，当时也是萧何悄悄向刘邦透底的。
“哈哈，有这么回事吗？”
刘邦好像事不关己似的轻声嘟囔了一句，意思是有那么紧迫吗？碰上这种场合，如果惊慌失措，声望就会一落千丈。刘邦当时的态度纯属硬装出来的，因为他长的就是一副龙颜嘛！
“还是赶紧躲一下为好。”萧何说。
“我不躲！”
刘邦嘴上在充硬汉，按其本意，当然老早就想赶快抽身、逃之夭夭了。从其后半生的经历来看，刘邦颇有点像逃亡高手，而绝非对身处险境麻木不仁。萧何反过来说道：公藏起来，我等就可省却不少麻烦，就当是为我等着想吧！刘邦这才爽快地答应下来：
“既然是你求我，那我就为你们躲起来好了。”
刘邦躲进了老远的沼泽之间。这时，沛城的许多不良少年都没有把刘邦放在眼里，跟随在身边的只有自幼时就交好的卢绾。许久以后，刘邦回想起当年的情景，还曾这样说道：
“跟随我的只有绾哪！只有你一个人哟！”
对于刘邦来说，彷徨在沛的那段时间，似乎是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不过若说当时的罪状，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是小偷小摸之类的罪名罢了。
可以说，刘邦就是这么一个水平的沛城里的小痞子罢了。当时他主观上是否就想到要夺取天下呢？连刘邦自己也说不大清楚。
只是因为常常到沛县县衙进进出出，他脑海里曾不断地冒出过一个想法：“所谓政治，不就这么简单吗？”
刘邦所思考的政治，与萧何和曹参终生以慎重态度坚持探索的并不是同一个题目，而是极其粗浅的东西，只停留在夺取沛地的程度。他根本就不识几个大字，考虑政治问题从来就不具备萧何那样的水准。
刘邦在县衙偶尔见过权力最大的县令的身影。
县令绝对不像个大人物，瘦得像一条干巴小鱼，有点秦官吏的样子，似乎只对法烂熟于心。可是，他平日里并不执掌实际政务，县衙的运作全由萧何、曹参一类的官吏在操持。这就是说，连刘邦也能当县令。
“那种水平的人都能当县令，若是这样，我也能当。只要使用像萧何这样有能力的官吏，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项羽与刘邦》 第三部分《项羽与刘邦》 沛城树下（7）
这个问题，即使治理的范围大到郡也没什么不同，再进一步扩大到秦帝国本身，也照样能成功。刘邦心里清楚，关键是要有识别有真本事的官吏的慧眼，识别出来，还要有给其格外优厚的待遇的胸怀，只要有这两条就足够了。
“一旦乱世出现，只要把县令一个人的脑袋砍下，他的位置由我坐上，我就可以当上沛公了。其余的事就让萧何他们去干好了。”
只是还有一条要注意，如果我当上县令，必须要让人们高高兴兴地服从于我，为此，平日里的表现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我必须具有足够大的器量。刘邦经常会想到这个问题，他的政治敏感性由此可见一斑。这种想法与曹参晚年将齐丞相职位交给继任人时所讲的那番话，刚好相映成辉。把牢狱和市场治理得过严，“奸佞之人”就会因走投无路而作乱，这里所说的“奸佞之人”无疑就相当于此类场合下的刘邦。刘邦没有起而作乱，就是因为萧何曹参这样的司法官吏没有严格依法行事，而是精明地加以缓冲，像刘邦这号人物也乖乖地根据透露出来的内情躲进了沼泽地里。倘若对刘邦穷追不舍，他也许就会带领樊哙之类的亡命之徒大闹县衙，砍下县令的头颅自己当上县令。可是，如果作乱时机不对，萧何和曹参也就必须按照上一级官府（即郡）的命令严格执法，把刘邦他们镇压下去。曹参晚年所讲的“奸佞之人”，指的就是这一类被追到穷途末路的人。
不过，这位刘邦乃是直觉敏锐之人，他是不会陷入走投无路的窘境的。总而言之，沛时代的他所追求的就只是当个大侠客而已，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刘邦并不是一个有多少创造性的人。说到大侠客，他倒也并非在作某种种思考，以弄清侠客究竟有什么样的理念，而是当时有可资借鉴的典型，并且就生活在尚不久远的过去。
那就是信陵君。
刘邦很喜欢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信陵君，名无忌，战国末期魏的公子，曾辅佐魏王，强盛国势，对抗当时被称为虎狼之国的秦的压迫。当然，有本事的辅佐者往往会遭到王的猜忌，或被敌国施以离间苦肉之计，信陵君也不例外，一生中多有波澜起伏。这且暂时不表。
当时天下就盛传：“门下食客三千人。”
战国末期，各诸侯国均出现了贵族出身的著名辅佐者，其中齐孟尝君、楚春申君、赵平原君以及与之齐名的魏信陵君即被称为战国末期的四君子，声望最高的或许当属信陵君。
在战国末期，各诸侯国智者辈出。可以说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即智慧、情报、能力和特技等已成为立足世间讨生活的资本。他们游走在各国之间，将自己所持有的资本如智慧、能力或情报等推销给各国的实权人物，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投入其门下成为食客。大多数人都住在集体宿舍性质的房舍里，但也有本事大的人被赠予了独门独户的宅院。不管出身多么卑贱，只要有真本事就成。
战国末期就是这样，有真本事就有价值，有真本事即可待价而沽，流浪天下寻求买主。说起来，人才甚至已完全被商品化了。从刘邦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算起，也才过去了不足半个世纪而已。
真本事名目繁多。齐孟尝君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