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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朱亦龙呀朱亦龙，整整二十年了，我做梦梦见你，你都是没有脑壳的断头鬼，满脸鲜血的屈死鬼，哪里想到你这家伙还好端端的活着！
你就泪眼汪汪的凑过来要抱我亲我。
我绷起脸来说：滚！朱亦龙，你给我站远远的，你害得我守寡二十年，在人前抬不起头，在人后遭众人骂，你罪大恶极呢，还想来沾我的边！
你愣了片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天起誓说：天呀，我是清白的，我对你洪月娥绝对忠诚老实。二十年前那起所谓强奸女犯案，可是一起冤假错案。你想想，我二十出头就当上大队长，谁看了不眼红？不知是些什么家伙嫉妒我，血口喷人，栽赃诬陷，想把我整死哩！上天作证：我如果说半点假话，天打五雷轰！
唉，我毕竟是女人，一个守寡守了二十年的女人，见不得一个大男人的眼泪，我一下子就心软了。
洪月娥——
喂，你怎么没有一点声音了？叫你悠着点悠着点你偏偏不顾死活！你呼哧呼哧躺了一会儿又开始说胡话。
你说，我们来合伙做一笔生意。
我说，我们不是已经在合伙做鞋吗？
你说，那是公家对公家，现在要做，是我们夫妻俩联手私下做。
我听不懂。你就拨拉开小九九。这笔账你可能已经盘算过多少遍，拨拉起来铁锅倒油的顺溜溜。你说，你们五大队不是每星期给我们交三千双鞋吗？咱们来打个小埋伏，你给我交三千零五十双，可是你我双方在账上只记三千双，那多给的五十双由我找个渠道销售。
你乐得屁股一颠坐起来，掐着指头说得唾沫横飞。你算算吧，你算算吧，你说，一双五十，五五二五，五十双就是两千五，一个月下来，咱们净赚万把块哪！
我吓了一跳。我说，你是不是嫌枪毙一次不够还想再枪毙一次呀！我一个女警官能干这档子事？
你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啥？
我说，就是没人知道我也不能干。你知道我洪月娥是何等角色？从警二十多年来，我一贯优秀，是“铁拳头”，老模范，没私吞公家一粒米，没有多花公家一分钱，箱子里奖状、奖章不知有多少，我能去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
你就大骂我是猪脑壳，满脑子装着猪脑髓。你说，你看看你过的是啥日子？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电视机还是１２时黑白，洗衣机更惨，至今还是一架“双手牌”。我说你活得累不累呀！
再看看如今的乡镇长、科局长，他们一个月工资有几个大钱？可是他们哪个不过得比你好上百十倍？像你这样的死脑筋，只有活到老穷到老，一辈子喝西北风！
我终于有点被你说动了。但是心里还是很害怕。我说，穷就穷吧，免得做了亏心事，半夜敲门也心惊。
你就安慰我说，有啥好怕的？老百姓说，如今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可是，能抓到的贪官有几个？还轮到你这样的小干部？你还给我打了个比方：乘坐飞机的乘客，如果从飞机上摔下来，几乎百分之百的命丧黄泉；可是，坐飞机快捷，舒服，而且据统计是所有交通工具中事故率最低的，天天在空中飞行的飞机有千千万万架，一年能摔下几架来？因此，仍然有千千万万人不怕丢了小命去坐飞机。
我默神了许久说，我们大队工场管理可正规了，发料、收货，一样一样都有保管统计员登记的。
你说，你们那个保管统计员叫谢芳吧，我认得的。到你们工场收鞋子，我跟她打过交道，那是个树叶掉下来都怕砸破头的女犯，你大队长只要哼一声，她连屁都不敢放。
我说，啊哈，我一个大队长，敢明目张胆叫罪犯再去犯罪？
你是个多么老奸巨猾的家伙，连教唆的词儿都给我编好了。
你说，你要非常认真地给那个保管统计员布置任务，说为了留点零头钱给犯人改善生活，不得不在出仓产品的数量上做点手脚比如，在她登记的总数里面，你每次都挑出许多次品和废品，叫她不要上账；我这边却把尺度放宽一点，尽量把所谓的“次品”也收进来。这一严一宽，每周多出五十双鞋不会有问题吧。
我说，你真会异想天开！一周多做五十双鞋，不把女犯们累死！
你又涎着脸笑，说你想修成观音菩萨怎么的？叫那些贱货加班加点多出点活，你还心疼哪？
我看出来了，朱亦龙，这二十来年你在外头闯荡江湖，磨出一副多么会说话的伶牙利嘴，把死的也能说活！你说来说去，我的死脑筋就被你说活了。
你说为了这事得好好回报我，抱住我又亲又啃。
你这只色狼多凶狠呀！每回偷偷溜进我的宿舍，你没把我折腾得死去活来决不罢休。有时，我就委屈得偷偷流泪，暗想，凭你这一身牛牯样的身板猪公样的骚劲，糟塌二十三个女犯有啥问题？
可是，我每回泼醋发火的时候，朱亦龙，你就死皮赖脸跟我急：看看，文化大革命中的多少冤假错案都平反了，你、你、你洪月娥还不相信我，老想揪辫子！
你一急，我也就气消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不能不承认，我从来没有如此这般的快活过。活着，活着，活到四十出头了，只有朱亦龙你回到我的身边，我才重新活成个真正的女人！
梁佩芬——
清水潭一过霜降，果真就下霜了。清晨出操时，我看到操场四周的草地上，铺着一片白茫茫的寒霜；树枝上、电线上，结着白茫茫的雾凇。如果这天在工场干活，忙忙碌碌也不觉怎么太冷。这天是星期日，活动的天地限于三十来平方的号房，不准生火炉，更不会有暖气，起床电铃响过之后，被褥必须折叠整齐，谁也不准懒床不起，同改们坐在小马扎上看书也好，趴在桌上写信也好，无不感到咄咄逼人的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就不断地搓手蹬脚，一边不住朝铁窗外张望，期待着暖洋洋的阳光照耀我们的号房。
冬天的太阳给我们送来温暖，只有每天上午八点半至十点半这短短的两小时。女犯们不准带表，我只能猜个大概。我留意太阳从对面山岗升起，慢慢爬上一竿子高的时候，阳光才能穿过松杉混交林的梢头，再透过森严的铁窗，正好落在我的床上。过了一个秋天，我注意到阳光照射的角度，慢慢从偏东南而改为偏东北方向了。至此，我才知道我这张床的位置，是９号号房最佳的位置。其中，是否包含章彬彬对我不露痕迹的关照呢？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最近，我常常透过章彬彬威严的外表，感受到她对我煞费苦心的偏袒，就时时回想起最初对她的怨恨和粗暴而深感歉疚不安。
当然，冬日阳光更大的好处，是在我们阴沉黯淡的心灵调色板上，涂抹上些许明亮的色调。清水潭的阳光不宜用简单的金色、红色、桔红色这样一些用滥了的字眼来形容，从对面山岗投射过来的阳光，因为要经过树林梢头的过滤，要经过一片深潭升起的水气的浸染，就在明净中溶进碧树芳草的浓浓的绿意了。当第一缕阳光投进铁窗的时候，同改们都会“哇”地一声欢呼，说太阳出来了，都搬着小凳挤到东边来，有的看书读报，有的写家信，或是几个人凑在一堆儿甩老Ｋ。这时，阳光拂去我们心头的阴霾，是同改们一天中心情最好的一段时光。
吕金妹看见阳光已经照进了号房，就拿出一副扑克牌，沙拉沙拉在手中摆弄着，一边叫喊：“喂，喂，哪个政治觉悟高的，快来学习‘５４’号文件！”
这家伙从来不把打扑克叫做打扑克，而是叫学习“５４”号文件，因为一副扑克牌总共５４张。几个无所事事的同改一下子就围了过去，一个无聊的牌局就在窗前的阳光下开始了。
谢芳是从来不打扑克的。她视时间为生命，总是见缝插针地利用点滴时间学习英语。这会儿她盘腿坐在床上看书，那是一本《英汉大词典》，厚如墙砖。她像个修炼到家的尼姑，不管号房里吵吵闹闹，她都能坐禅入定，叽叽咕咕啃她的书本。这个经济学硕士在金钱堆里栽了筋斗之后，发誓这一辈子再不沾“经济”的边了，就在狱中专攻英语，想在下半辈子靠当翻译吃饭。从第一缕阳光照进铁窗，到这会儿号房里铺满阳光，我就没看见谢芳下过床。我注意到她在狱中除了干活，就是读书。她的兜兜里无时不揣着许多写着英语单词的小纸片，走路背单词，干活背单词，上厕所背单词，睡梦中也在背单词谢芳跟我说过，她的目标是要在七年的刑期中背下这本大词典的六万多个单词，现在，刑期刚刚过半，她已经背下了全书的三分之二，也就是四万多个单词。
关飞鸾本来是牌局中的“常委”，只要“５４”号文件一打开，她是场场必到的。自从我的“百宝箱”秘密暴露后，吕金妹和关飞鸾失和，她很可能把我和关飞鸾都看成可耻的“告密者”，看我们的目光总是充满了冷漠和仇恨。关飞鸾和吕金妹疏远，跟我却不知不觉地亲昵起来。我身体不适时，她常常帮我打饭、洗衣服；她学习上有了难处，我也乐得帮她点拨点拨。我发现，关飞鸾身上的流气减少了，属于少女本真纯洁的东西正在悄悄复苏。
这会儿，关飞鸾坐在小马扎上，正在写一篇周记。她说她要把章彬彬上山采药为她治病的事情写出来，我看她写得很认真，很艰苦，一支圆珠笔戳在腮帮子上，想呵想呵，想得眼神都发直了。
至于我，从来不参加号房里的游戏圈。就是吕金妹不在其中，我也退避三舍。我不是洁身自好从不沾赌的那种人，在难得空闲的日子，偶尔也会和几位好友凑在一起，玩扑克、“筑长城”。那都是带“彩”的，没点刺激哪提得起劲？我会跟这些下三烂一起贴纸条钻桌子？
这会儿，我坐在床头上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大队阅览室购置了不少书报，大多是武侠通俗小说，像《罪与罚》这样的书几乎无人问津，一打开封面，书香扑鼻，挺括的纸张发出悦耳的脆响。但是，我的心情总是好不起来，阅读老停留在第一行：
“七月初，一个特别炎热的傍晚，有个青年人从他在Ｓ街所租的阁楼里走出来”
自从洪大队长取缔了我的“百宝箱”，也就是说，自从章彬彬和任中队长再也不敢通融我家里给我带来许多零食，我再也不是一个有“特殊身份”的女犯，最后一点“特权”已被剥夺殆尽。我的衣箱再也无“宝”可藏，连锁我也懒得锁了，吕金妹们自然也没有窥视的兴趣。现在，我不仅和同改们一样要天天干活，也和同改们一样要吃女监的“牢饭”。我过去来女监慰问的时候，看见女犯们的饭食过于粗放，曾略带怜悯之情向赵监狱长说过，能不能让女犯们稍稍吃得好些？赵监狱长的回答非常明确：吃饱绝对保证，吃好绝对不能！不仅仅是经费有限，更主要的，是这种低标准的生活，和强制性劳动与剥夺自由一样，也是对罪犯的一种惩罚。接受了一定刑期的惩罚，她们出狱后，才会牢记教训，不敢再犯罪而危害社会。这话我当时听起来是极有道理的，现在我自己成了罪犯，才深感“牢饭”的不堪忍受。那都是些什么菜呀？几名“宽管”女犯大桶大桶挑进号房来的，尽是黄不叽叽的白菜帮子、红烧萝卜和稀里糊涂的大肥肉烧土豆。开初我难以下咽，扒进嘴里又吐出来。但是，自从断了我的蛋糕、饼干、巧克力、火腿肠，我才体会到什么叫“饥不择食”了！我当常务副市长的时候，断不了三日一大宴，一日一小宴，珍馐佳肴放在嘴里也不过尝个鲜儿就撂在碟子里。现在可好，白菜帮子里多了两片肉皮，也会带来意外的惊喜。国庆节那天，食堂宰了几头大猪，每人一大盘红烧肉，也不管肥的瘦的，我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我的目光再一次从书本上移开，看见关飞鸾坐在桌前埋头写周记。她时而匆匆写上几行，时而思想卡壳，就把目光投向窗外，望着蓝天，望着树林，那种专注的神情，就像是一个正在攻克难题的中学生。是啊，像她这样的年龄，应该在大学校园里度过才对呀，怎么成了铁窗中的囚犯？
我的思绪像一只不安分的小鸟，从关飞鸾的枝头一下子跳到我的小女儿婷婷的枝头。
我的孩子呀，你这会儿在哪里？在幼儿园荡秋千？在家里弹电子琴？还是趴在地板上玩积木，盖你的小别墅呀妈的事情你爸没有让你知道吧？这是我最不放心而且再三再四叮嘱你爸爸的，就说妈妈出差了，出国了，要好久好久才回来其实，妈妈就在这高墙铁窗里婷婷，这事如果让你知道，你会不会吓着？
婷婷，妈在这里过一天，就在本子上划上一条杠杠，过五天，就写下一个“正”字。如今，妈已经写了三十个“正”字又画上两杠，也就是说，妈入监已经一百五十二天，加上待在看守所的一个月，已经一百八十二天没见你了，妈的宝贝！要是蹲号子要蹲满十五年，才能见到你，妈准不认得你了！
书是再也看不下去了。我站起来，凭窗而立，向大墙外的田野张望。忽然，我看见一个年轻农妇陪着个大娘从小路上走来。
大娘上了年纪了，也许还有什么毛病，走起路来病病歪歪的，过沟过坎的时候，总是由农妇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一会儿，要爬一段小土坡，农妇索性把大娘驮在背上，就那么吃力地一步一步向上挪。多孝顺的女人啊，那位大娘是她的母亲，还是她的婆婆？
她那艰难的脚步，一下一下踩在我的心头，把我的心都踩碎了！
这帧山村风情画，让我看得热泪盈眶。我忽然想起我的老父和老母。听说，我被检察院拘传那一天，我的老爸就气得心肌梗塞送了命，咳，我连你的追悼会也没有自由参加。我妈当天也犯了脑溢血，虽然抢救过来，可是也落个半身不遂。她老人家这会儿是躺在医院里，还是坐在轮椅上？哎，爸爸妈妈，你们尿一把屎一把把我拉扯大，风一程雨一程地养育了我，可是，我这不屑女儿，到头来却成为你们的掘墓人。哎，我、我还算个人吗？像这样心神不定，心不在焉，胡思乱想，在我不是头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只要让我的脑子静下来三分钟，我就不能不想起我的老父、老母，更不能不想起我心肝宝贝女儿。
忽然，一阵吵嚷声打断了我梦幻一般的思念。
我听到吕金妹的大嗓门从走廊上传来：“喂，喂，是谁的臭裤头晾在我上头！”
原来吕金妹不知什么时候上厕所，在走廊上看到自己的衣服被别人的衣服淋湿了，就大声咋呼起来。
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今天早晨洗过衣服，而且正是晾在走廊的铁丝上，就走出去看了看，解释说：“噢，对不起，那是我的衣服。怎么啦？”
吕金妹一听就火了，一蹦三尺高，扯下我的一条真丝短裤，扔在地角上，又连连啐口水：“呸，呸！真倒运！”
我冲着吕金妹大声怒叱：“你凭什么扯下我的短裤？”
吕金妹的声音比我还要高八度：“你凭什么把臭裤衩晾在我的衣服上面？”
我知道，上回我和关飞鸾害她关了一天禁闭，这回她是有意来寻衅报仇了。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也气咻咻地争辩：“铁丝空着，大家都可以晾的，你想独霸不成！”
吕金妹撇一撇嘴说：“哼，谁知道你的臭×洗干净没有？你的臭×水滴滴哒哒滴在我的衣服上，想叫我倒霉八辈子？”
吕金妹恶语伤人，气得我差点昏厥过去。休说当市长了，就是做平民百姓的时候，我也没有被人家用如此龌龊的语言咒骂过。我禁不住浑身发抖，本能地大声回骂：“你、你，你才是臭×哩，谁不知道你当过臭婊子’，
我的话还没说完，脸上就挨了吕金妹一个耳刮子。那是颇有分量的一击，啪地一声脆响，甩得我眼冒金星。我也失去理智，要扑上去跟吕金妹拼命。谢芳等几个同改就一拥而上，把我们拉开，大叫：“别闹啦，别闹啦，让干部知道又得吃苦头！”
吕金妹还是凶焰万丈：“我才不怕哩！来吧，梁佩芬！你是当市长的命，我是当婊子的命，来！我们拼一拼！拼个你死我活！”
吕金妹跳着骂着，像疯狗一样一次一次要扑过来，同改们拦也拦不住。这时关飞鸾挺身而出，往我和吕金妹之间一站，指着吕金妹说：“吕金妹，你要是活得不耐烦了，来，就冲我来！”
吕金妹说：“你臭×痒痒是不是？狗逮耗子！”
关飞鸾说：“我不能看着你横行霸道！”
吕金妹说：“来吧，我两拳头就能把你擂成一摊泥！”
吕金妹并非像某个超级大国那样，只拿着原子弹氢弹搞核讹诈。她比关飞鸾几乎高出一个头，又是农村出来的姑娘，下大田挑粪挑谷子，一百多斤一撂上肩就一路飞跑，对付三五个关飞鸾也不在话下。但是关飞鸾毫不畏惧，往前跨进一步，胸脯一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