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哦，我想起来了，这噩梦来自最近埋在我心中的恐惧，而那恐惧又源于洪大队长对我的一次意味深长的个别谈话。
那天下午下了班，同改们都回号房去洗手准备吃饭，我收拾好统计表格也要走了，大队长突然叫住了我。
“谢芳，你慢点儿走！”我看见一向威严的大队长脸上有一种少有的笑容。说实在的，我倒看惯了她总是杀气腾腾的脸，偶尔看到她和蔼可亲，我的心像失控的皮球一直狂乱地跳。
大队长又问：“最近身体可以吗？”
我诚惶诚恐地点头。
“你男朋友还是每月都来看你吗？”
我大惑不解地点头。
“你干统计保管这个活还能适应吗？”
“能适应能适应。”
我心里暗想，我一个经济学硕士，在车间里干个小小的统计保管员，还能有啥不适应的？
大队长真是热情得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她竟伸出肥实的大巴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小谢呀，好好干，照你这样的表现，我会再给你减一次刑，也就是再熬两三年吧，就可以提前出狱了。”
这真是上帝赐给我的福音，两三年虽说也是漫长的日子，可我好像在长长的隧洞中摸索了许久许久，现在就快到洞口，快看到自由的曙光。我激动得说不出话，不知要怎样感谢大队长好。
可是大队长陡地脸色严肃起来，说有一项重要任务交给我。
我一下子就站直了，这不光是一个老囚犯的习惯动作，更多的是表现知遇感恩而又甘愿赴汤蹈火的决心。
我说：“大队长，有啥活你尽管交给我，我保证完成任务！”
大队长却又轻松地笑了，说：“其实，也没啥了不起的事，你还是干你的统计保管工作，只是鞋子就完全不要做了，专门做我生产上的助手—看，就是我的一只有力的胳膊。”
大队长还形象地用右手拍拍自己的左胳膊。
我受宠若惊，说：“大队长，这点活，我一边做鞋一边捎带着也能做得了的。”
大队长非常明确非常坚决地吩咐：“不，做鞋的活全免了。我只要你一心做好统计保管员，把账做得清清楚楚，不给我出一丁点纰漏。”
我颇为自信地笑了一下：“大队长放心！这么点事，我哪能出得了纰漏？”
“嘿，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大队长说这事好像挺费劲，想了小半天，才吞吞吐吐说，“我是说，你这份工作以后会复杂一些，也要灵活一点，比如，有些次品就不要入账了。”
我莫名其妙：“要是不入账，我们仓库里堆不下呀！”
大队长就骂我傻瓜，说不入账又不是让它压仓库，鞋子照样让工厂拉走，就是两头都不入账。这样，我们可以有点蝇头小利，上交给食堂，也好给大伙改善改善伙食。
我一下子就吓呆了，说：“这个，这个”我虽然不知道大队长葫芦里卖什么药，但已经隐隐约约闻到那药的气味儿不对劲，也许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大队长脸上一下子就有了寒气：“什么这个那个的，现如今上头发下来的伙食费非常有限，我们女监不自力更生，你们喝西北风呀！你照我说的去做就是，有天大的事儿有大队长我兜着。”
我连忙说：“是，是。”
“不过，这事你只听我一个人的。”大队长又神秘兮兮叮嘱，“其他干部，就是中队长、副大队长、监狱长查问起来，你也别露一点风声。”
“这个，这个”我又觉得这事真够头疼，可是，一个囚犯在大队长面前，还敢说个“不”字吗？大队长的眼睛寒光闪闪地逼视着我，把我想说的话全堵回去了。
大队长也许觉得我已经乐意接受这个任务，识为知己，说话也随和多了，竟自说自话跟我诉起苦来。她说，她手下管着两百多名女犯，这个家真难当呀！比如，一个月搞一两次活动，买纸张要不要钱？做服装要不要钱？拉出去参观，每个女犯吃瓶可乐要多少钱？啃个面包要多少钱？还有，外头有记者来采访，有跑业务的来谈生意，请人家上馆子，一顿要多少钱？她说她腰包里没揣几个私房钱，她寸步难行。
理解万岁！我对大队长的难处忽然就完全理解。刚才我还怀疑她想暗地里搞啥手脚呢？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今哪个单位的头头们，不想方设法搞个小金库，才能在种种公关活动中进退自如、左右逢源？
从此，我就成了大队长的得力助手，在车间里事事跟她配合得非常默契，既能多产少报，又不给外人看出一点儿蛛丝马迹。
可是，慢慢地，我又发觉此事有些蹊跷。就算大队长的家难当，里里外外都得花销应付，可哪里用得着这许多钱？我悄悄算了一笔账：如果每周打埋伏私下截流五十双鞋，一双鞋的批发价只算五十元，每星期的进项就是二千五百元，一月是一万元，一年是十二万，一个大队的开销哪里要用这么多钱？而且，自我帮助大队长做了手脚，女犯们的伙食一点也不见好起来，倒是车间里的活计愈来愈重了。大队长每周给女犯加了几百双鞋的任务，能不把人累死吗？
梁佩芬刚入监那会儿，曾经问过我，活儿干得多干得好的女犯，能拿多少奖金？我回答她，牢里的奖金可不多，囚犯们的“剩余价值”大都归了公。现在看来，我们劳动的“剩余价值”
很可能大部分都进了大队长的腰包，把这些狱中“硕鼠”养得肥嘟嘟的了。
我们三中队有个负责扎鞋眼的姐妹，连着加班加点，实在累坏了，那天开着机器扎着扎着，慢慢地就打起瞌睡来。在迷迷糊糊中，她把中指和鞣皮鞋面一块塞进钻孔机下面，咔嚓一下就轧断了手指，鲜血染红了工作台，人一下子昏死过去。全车间同改都吓坏了，大队长叫人七手八脚把她抬到监狱医务所。阿弥陀佛，命算保住了，那个中指就剩下一节短短的肉茬儿。她吃饭的时候，筷子老从手上掉下来，因为她的右手只剩四个手指，巴掌成了树杈儿，拳头也握不紧了，干啥活都不方便。一看见她那只残废的手，我就心里难受，我就觉得其中有我的罪孽。
这起工伤事故引起章大队长的重视，下来找了好些个同改打听，问我们出这事故到底是啥原因？安全操作规程不明确？技术不到家？还是最近活计太重，女犯累得喘不过气？其他同改自然说不到点子上，就是累一点，谁敢吭气呢？而我对问题的症结是了如指掌的。章大队长向我了解情况的时候，我差点就要把洪大队长交待的那个“秘密”抖出来，可是，我一想起洪大队长一脸凶相，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是活得不耐烦了怎么的？纵有十颗脑袋也不敢去惹那只母老虎呀！
我想洪大队长已经尝到足够的甜头了，开头她每周少报五十双鞋，而后就增到六十双，七十双，八十双，现在，她每周几乎要从车间提走一百双鞋。女犯们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了，看见同改们一个个累得像死猪，一回到号房，一离开大队长的监督，就在号房里大发牢骚，骂骂咧咧。有好几回，吕金妹和关飞鸾都指着我的鼻子斥问：“谢芳，你这统计保管员是怎么当的？
我们的活已经做得非常小心了，难道每周能出那么多废品和次品？”我支支吾吾，答不上话。天哪，被同改们骂急的时候，我真想站出来承认自己是谁谁的帮凶，我旧罪未赎，又添新罪，真是十恶不赦！姐妹们呀，你们啐我骂我打我宰了我吧！
可是，我又哪有这份胆量和勇气？最近有好几次，洪大队长给我布置任务，我都想跪下来向她求饶，就免了我这个统计兼保管。但只要看见大队长脸一黑，眼一瞪，我就心里发慌，浑身颤抖，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呀，我不知不觉就坐在火山口上，想下不能下，想逃不能逃。只待火山一旦爆发，我就要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了。
就是这个心病呀，时时折磨着我，夜夜折磨着我。我能不做噩梦吗？
梁佩芬——
谢芳床上嘎吱嘎吱的响声停下了，号房里坠入像坟墓一样的死静。我仍然睡不着，婷婷挂着泪珠儿的小脸老是在我眼前晃动。我可怜的孩子，你这会儿睡着了吗？在睡梦中，还叫着“妈妈回家！妈妈回家”吗？
为了工作和事业，为了官场上超负荷的奔波，我至少推迟了十年才让我惟一的孩子来到人间。首先，我的十月怀胎比起年轻的育龄妇女要难受得多。头三个月的妊娠反应就来势汹汹，吃啥吐啥，喝开水也吐个七荤八素，几乎一百来天饮食难进差点要了我的命！后来能吃能喝了，胎儿发育太好，我不堪重负。最后三个月，孩子，你的生命成形了，在妈肚子里特不安分，抡胳膊蹬腿，不止给妈带来许多痛苦，更令妈担心你会不会是个豁嘴塌鼻斜眼睛的怪物，妈整日里疑神疑鬼，忐忑不安，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最后两个月，妈的双腿开始水肿，妈的心跳不断加剧，妈要把双脚垫得高过脑袋，倒悬而卧，一宿才能睡上三五个小时。
到了临盆时刻，医生一问妈的年龄，没有多说一句话，立即开膛破肚。婷婷啊，妈几乎是拿自己的老命换来你的小生命！
但是，孩子，你的出生，又给妈带来莫大的欢乐，能弥补妈几辈子的痛苦。才六个月呢，你能咯咯大笑；张大没牙的小嘴，笑得天真烂漫，笑得比鲜花还要美丽。才一周岁，你就能奶声奶气叫“妈妈！”只有当过妈妈的人，才知道这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我每次下班回家，只要听婷婷叫一声“妈妈”，妈满身的疲惫、满腔的烦恼，立即烟消云散。婷婷啊，妈的宝贝，你真是个超人的天才，两岁三个月零三天，你就会背诵李白的“床前明月光”；三岁五个月零八天，你就会载歌载舞，表演《北京的金山上》。妈和你爸就是那天发现你的艺术天赋，给你买了电子琴，给你请了家庭音乐教师，才四岁八个月，你就以一曲贝多芬的《致爱丽丝》钢琴练习曲流畅娴熟的演奏，荣获全省幼儿电子琴表演赛第二名。
婷婷，你不止是妈的宝贝，你是上帝赐给妈的小天使。我有时疑疑惑惑地想过，我的贪婪中是否掺杂着某些母爱的成分：我有时也会厌倦官场生活，觉得我的女儿千万不要像我一样碌碌无为虚度人生，我应该把她培养成为世界一流甚至超一流的音乐家。那就需要钱，大把大把的钱可是，这种想法一露头，我立即把它掐灭了，就像掐灭一支冒着毒气的烟头。我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是对我天真纯洁的女儿的亵渎。
白天见到婷婷悲悲戚戚的一幕，我的神经中枢总是异常活跃而敏锐。我摸摸脸颊，脸颊上似乎还留着女儿吻过的余温；我咂咂嘴唇，嘴里似乎还留着女儿眼泪的苦涩；我的脖子上有女儿的小手搂着，我的耳畔有女儿的声音哭喊但我伸手想抓住什么，四周却空空如也，只有惨白的月光，像凉冰冰的蚕在我脸上蠕动。
我已经在我的本子上划上三十五个“正”字，也就是说，我已经在铁窗内度过一百七十五天。十五年刑期，还有五千多个日夜好熬呢，天呀，我熬得到刑满出狱吗？
不愿剪去的长发，我剪了；不肯穿上的号服，我穿了；不能下咽的牢饭，我习惯了；干不了的重活，我也咬着牙关干了：还有同改们不堪忍受的污言秽语、欺侮凌辱，我也忍气吞声地忍受了可是，可是，惟有对婷婷牵肠挂肚的思念，像一只挥之不去的小虫，没日没夜无时无刻不声不响地啃噬着我的心尖儿，啊，我快要疯了，快要疯了！
但是，在我将疯未疯的时候，我千百遍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尽快冲出这个铁的牢笼！
我松开手把婷婷交到杨罗亭怀里的时候，曾压低声音吩咐他：“去看看章彬彬”他轻轻地“嗯”了一声。也不知这家伙有没有听懂我的心里话，更担心这忘恩负义的家伙应付我。
哼，说不定我在牢里待得愈久他愈称心哩！这个新时代的陈世美，听说早早就在外头养了个“小蜜”，我的落难，不正好成全他们的苟合吗？一想到这件事，我就愈加忧心如焚，我怕他们虐待婷婷，我怕他们弄脏我的房子，我怕他们侵吞我的存款，我更怕那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小狐狸精鸠占鹊巢我愁肠百结，夜不能眠，想得漫无边际，像一艘破船在茫茫苦海上独自漂摇，不知所之，行无所终。
咳，我在床上这么折腾来折腾去，眼看着铁窗外天色蒙蒙地亮了。但我的心还是静不下来，像一根不断拨响的琴弦，它一直处于高度紧张和不住颤动之中。我担心，一旦超过受力的极限，我的心就会像琴弦一样铿然而断。
谢芳——
梁佩芬的床板不停地嘎吱嘎吱响着，我想她头一次在号子里见到小女儿，这一晚一定折腾得不能合眼了。于是我就强制自己停止翻身，我不忍再给同改心里添烦。但是，我的肢体静止了，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白天在会见室见到高汉文的一幕，又无比清晰地在我眼前现出来。
铁栅大门哐当一下打开，我看见门外排成长队站在最前头的，就是高高瘦瘦、戴副近视眼镜的高汉文。他每次都站在第一个，可见他想我真是想疯了！他一手提一篮子罐头和水果，一手拎着一网兜书。铁栅门一开，他几乎是赛跑似地扑到我跟前来。隔着一溜水泥横台，我们相对而坐，开初十多分钟，谁也说不出话，只有默默流泪。他轻轻地抚摸我的手，我轻轻地抚摸他的手，让彼此的问候、安慰，传遍各自全身的神经。每一回，我们都从这种无声的交谈慢慢地过度到有声的交谈。
已经三年整了，每月十五日，高汉文，你必定寒暑不分，风雨无阻，从省城坐一宿火车，再搭两小时汽车，然后，风尘仆仆赶到清水潭女监来看我。
记得前年冬天，这一带大雪封山，路上车稀人少，都以为你不会来了。可是，到了会见的日子，你竟披着一身白茫茫的雪花出现在我的跟前。
记得去年夏天，西部山区闹洪水，女监进城的公路上有一座桥梁冲垮了，这一回不仅是我，连干部和同改们都断定你是来不了了。可是，到了会见日，你又水一身泥一身地走进了会见室。
原来你整整绕道三十多华里，硬是翻山越岭到了清水潭。
高汉文啊！我知道你爱我疼我，而且对我怀有深深的歉疚之情。
我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在一家证券公司担任电脑管理员。同时研究生毕业的你留在大学当讲师。我们都是来自山区的穷孩子，自幼好学上进，胸怀大志。小时候，我们一块儿上台表演“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小演唱；看见大叔大爷拉板车上坡，我们把书包往背上一撂，常常赶上去助人一臂之力。怎么读完了研究生倒让一颗纯洁的心变黑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深思反省的时候，我就直怪那年汹涌澎湃的出国潮。托福和ＧＲＥ的难关，我们一一闯过了，美国三所名牌大学同时给我和你发来录取通知书，而且一年都可享受一万多美元的奖学金。可是，我们毫无积蓄，连买两张机票的钱都没有，何况每人至少得准备一两万元零用钱呢。我们到哪去筹这笔钱？正借贷无门的时候，我从我管理的电脑资料库中，发现有十多家股民的户头已有大半年纹丝不动，一般来说，这样的主儿不是长期出差在外，也是有个什么原因抽不开身来逛股市的。一连好几天，我盯着电脑上这些股民的股金，那些可爱的数字，竟会像芭蕾舞演员柔软的身姿，着了魔似地翩翩起舞；竟会像春天花园里的桃花李花，缤纷怒放。我的眼看花了，头看晕了，经过几天几夜的思想搏斗，我终于像一个小偷孤注一掷去敲开金库的铁门—我在电脑上按了几个只有我才知道的程序，调集了几个股民的二十来万闲置的股金去炒股。在中国证券开市之初，股市操作游戏规则尚未健全，证券公司的老总、副总和部门经理们也常常近水楼台先得月，想着法儿搞点小把戏，许多人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爷。可是，大倒血霉的事儿偏偏就轮到我。我刚赚了五万元，牛市转为熊市，“大盘套牢”，“每况愈下”，这时那几个已经蛰伏许久的股民又忽然跃马横刀，杀向股市。我黔驴技穷，暴露无遗，被大盖帽们一铐子就铐进了公安局。
我听到女警官们踏踏的脚步声在我身边响过来，又响过去，看到邻座梁佩芬仿佛用诧异而羡慕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这一次手握得太久太久。我和高汉文都不好意思笑了笑，把手缩回水泥横台之下，无声的手语终于停止了，这才找回一时失落的语言。
“这些日子都好？”
“都好！”
“胃痛病没有犯？”
“没犯。”
“又背了多少单词？”
“除了巩固原来记下的，新单词还是每天十个，一个月下来，又背了三百个。”
“行呀，谢芳！一个女监大学读下来，比研究生还强哩！你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