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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监狱赋予更高的职责，还应当让人们从我们的监狱看到，而且心悦诚服地承认，我们的民族，不仅在对付外敌侵略和打击罪犯时是一个勇敢、强悍、大无畏的民族，而且在对待俘虏和改造罪犯的时候，是一个表现出仁慈、宽容、博爱和生命关怀的伟大民族。这些方面都做到了，才是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莫大的光荣！”
我是何等幸运呀，跨出校门不久，我就有机会参与推动清水潭女监文明建设的步伐。
我怀着创作的激情写下这份方案的三千余言。就像诗人写诗，画家作画，作曲家倾泻喷泉一样的华彩音符谱写一部交响乐，这份表面上看来非常枯燥的改革方案的背后，也有一条流淌着我的生命激情的河流。
熬了个通宵，方案草拟好了，章彬彬看了非常满意。可洪月娥一看就拉长了脸。她想了半天说：“嗯，这个方案的确有不少新东西，看来你们真是动了一番脑筋！”我听了心里窃喜，想我们的头儿也终于变开明了。但洪队话锋一转，又提出个问题：
“可是，可是，如果都按这个方案去改，会不会乱了套？”
章彬彬诚恳请教：“洪队，请说得具体一点，有哪些不妥的地方，我们再斟酌斟酌。”
洪月娥就一、二、三、四提出一大堆意见。
章彬彬这回可不肯轻易让步了，也拉下脸来说：“洪队，这个方案是我和小任花了好几天才搞出来的，总不能由你一句话就给毙了吧！行，还是不行，总得听听大家的意见，我建议开个大会来议一议。整个不行，就推倒重来；基础还行，我们就根据大家的意见进行修改。”
章彬彬说得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洪月娥自然不好反对。
这天上午，五大队二十多名干警开会讨论这个方案。我和章彬彬作了充分准备，把稿子打印了二十多份，人手一册，分发给大家认真阅读。依我看，这个方案在于部中引起的震动，如果比不上七级地震，至少也是刮了一次十级台风。比如，严禁干部打骂囚犯、严禁干部接受罪犯家属请吃送礼、罪犯有了错误应耐心教育、反对单纯体罚，等等，这些关于干警的素质要求，过去许多文件中都有明确规定，不算新鲜，有些人虽然很难做到，却也不至于公然反对。关于罪犯管理部分，却大大地扩大了罪犯在狱中享有的权利和自由，比如，建议在每个大队设一部亲情电话，只要罪犯在当月没有犯重大错误，允许罪犯在管教干部监视下给直系亲属通话十五分钟（话费由亲属支付）；又比如，建议对于轻刑犯和刑期已经过半的重刑犯，凡有未成年子女和配偶者，在其表现良好又确实不会继续危害社会的情况下，由罪犯本人或家属提出申请，经大队和监狱总部审批，一个季度内，可酌情安排在监狱招待所内团聚一昼夜（住宿费由罪犯家属支付）；再比如，罪犯一律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劳动、学习制，严禁为单纯追求生产指标而增加罪犯的劳动强度；星期天和节假日，保证罪犯休息，严禁给罪犯追加生产任务；再比如，建议应鼓励年轻女犯在工余时间学文化、学科学，能考上大专以上函授学校的，在学习时间上给以照顾；对学有专长的女犯，鼓励她们在女监曙光学校兼课，鼓励她们在狱中开设知识讲座，对于她们在监狱中传播知识所作出的贡献，可以折算为改造积分而予以表彰和减刑的参考；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清水潭女子监狱有史以来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大大超越人们的想象力，不能不引起许多人的惊讶、疑虑、不安和反对。
洪月娥手上拿着那份改革方案打印稿，轻轻地敲着桌子说：
“章副和任思嘉花了好多精力，把我们大队的改革方案搞出来了。
嗯，这个这个优点还是很多的，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有些新招儿也太离谱了么，我从来没听说过哩，是不是从外星人那儿学来的新经验？看，罪犯也实行每周四十八小时工作制，跟劳动人民一个样了，我们订的生产合同怎么完成？还有，女犯还能在招待所跟老公睡觉，这哪是监狱？是宾馆，是招待所么！要真是这么搞，这女监会不会乱了套？大家议论议论吧！”
这一年多，洪月娥真是学得老练多了。她反对一件事，不再像以前那样锋芒毕露，但是，她转弯抹角地说了一大堆，基本上否定这个方案那是明白无误的。我担心这个方案被掐死在襁褓之中，按捺不住想发言反驳。章彬彬一直拿眼神制止我，我只好沉住气听大家的意见。
第一个发言的又是董雪。我前头说过了，董雪是个胆小怕事的女孩子。惟上和跟风几乎成为她的思维定势。洪月娥说什么她就说什么，她自己是没有思想的木偶。董雪说：“我看这个方案对犯人也宽大无边了，又能对外打电话，又能跟亲人团聚，还规定一周干活不能超过四十八小时，这犯人也太舒服了，干部怎么管得了！”
接着又有几个人发言，内容跟董雪说的差不多，无非是说对犯人太宽，会引起混乱。到了这个火候，我不能不拍案而起了。
我清了清嗓子就说：“各位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你们看这些改革条款很新鲜，事实上，不仅许多外国监狱是这样做的，我们国内的许多监狱也已经这样做了”
我和章彬彬草拟这个方案的时候，我是调动起全身兴奋的细胞投入这项工作的。我在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读了七年狱政管理和罪犯心理学专业，可现实生活和我学的书本知识相去甚远。听过监狱长的报告我兴奋不已，就找了美、英、法、日等许多外国监狱管理的著作和资料，作了一番认真的研究。其中，特别是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一书，对西方古代司法野蛮酷刑的揭露，对西方现代监狱制造习惯犯罪种种弊端的犀利剖析，给我深刻的启迪，我才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写下这份改革方案。方案中提出“亲情电话”和准许女犯与子女、配偶团聚的那些设想，开初，连章彬彬也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跟她详细解释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一般常识，又联系实际举出前些日子发生的９号号房“集体裸舞”事件，联系到吕金妹是怎么犯了桃花癫，后来与男朋友重归于好，重病不治而愈。我说，你看看，女犯也是女人，而且是处于特殊的生存环境中的女人，其性心理所受的压抑比普通女人要严重千万倍，如果我们能够予以适当的引导、疏通，对稳定罪犯情绪，帮助罪犯改造，肯定是大有好处的。章彬彬终于被我说服了，方案中才写上了这些条文。现在，我把我的想法，把我曾对章彬彬说过的那些话，用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在会上说了一遍，许多管教员，如王莹等等，很快也就想通了，纷纷表示支持。洪月娥则气得吹胡子（我假设她有胡子）瞪眼，抨击得更加厉害了。
洪月娥说：“好啊！你们把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垃圾也搬进来，这不是搞复辟、搞倒退吗？改革改革，还要不要社会主义？
还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
双方争吵得非常激烈，各不相让，互不服输，会上形成旗鼓相当的对峙局面。洪月娥继续向章彬彬施压，说：“章副，你自己也听见了，群众意见一大堆，这个方案怎能拿出来？”
章彬彬针锋相对：“洪队，是不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我听到支持这个方案的意见，好像还占多数！”
最后，只好矛盾上交—把这份改革方案上报女监总部，请总部拍板。
任思嘉—
我们五大队的管理改革方案在总部压了一周。听说头头们都一一过目了，但是许多人仍举棋不定，不好表态。赵监狱长决定召开总部扩大会议来讨论。监狱长、政委、政治部主任、狱政科长等都到场，我们大队去了洪队、章副和我。这个会本来扩大不到中队长这一级，章彬彬坚持推荐我。说方案中许多新东西是我这个研究生的创意，经赵监狱长特批，要我列席参加，并且作重点发言。
这次会议是我有生以来所经历的最严肃的一次会议。我跟着章彬彬走进会场的时候，看见围着一张长长的椭圆形会议桌，已经坐满了女警官，眼前尽是一片橄榄绿。有几位肩上扛着四条杠一颗星，大多数肩上扛着三条杠三颗星或两颗星，也就是说，坐在这里的是些将校级的老警官，是从总部到大队一级的头头脑脑。她们都已从警二三十年，管教罪犯经验之丰富，洞察世事目光之敏锐，那都是没说的。我看见许多人手上拿着我们草拟的那个方案打印稿，上面用红笔蓝笔做了许多记号，我想她们已经在脑子里贮存足够的疑惑的子弹，时机一到，就会朝章彬彬和我万炮齐发。
果然，赵监狱长说完开场白，洪月娥就抢先开炮，把在大队讨论时说过的老话再说一遍，言词更加激烈了，让监狱“复辟”
就是让“坏人当道”，就是放弃人民民主专政等等大帽子都扣过来了。接着，其他几位大队长跟着发言，对方案提出种种质疑。
章彬彬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不断拿眼睛瞟我。但我不急于申辩，我想后发制人。我知道，章彬彬是个很棒的管教员，理论却稍稍逊色。我在大学学了多年的专业知识，这里正是用武之地。
赵监狱长频频用目光示意我作解释答辩，我都说不急不急，让大家把话说完。当然，也有许多同志对这个方案表示赞赏和肯定，但那肯定都是在很有限度之内的肯定，或者说，是虚的肯定实的否定。我知道，退路是没有的，妥协也办不到。我原以为参加拟定改革方案，就跟我在读研究生时参加一个科研课题讨论一样，绝无风险可言。谁知在实际工作中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只要稍稍不慎，就容易陷入恼人的人事纠纷和政治漩涡之中。我像一名被不由自主地推上擂台的斗士，陡地精神亢奋起来。我准备作一次总答辩，立论必须鲜明坚实，观点要毫不含糊又有说服力。
老警官们像扣击连发机枪朝我开火的时候，我一边听着，一边已经在脑子里整理回击的思路。当大家说到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从容不迫站了起来。我并不急于从方案的文字条款作具体解释，而是从人道精神、科学方法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来说明监狱管理工作有待改进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我说：“毫无疑问，监狱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我国的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我们制订改革方案当然不能背离这个基本原则。我想先简单考察一下监狱的来源。各位前辈肯定比我更加熟悉。我国古代最早的监狱叫‘丛棘’，也就是用灌木扎起来的猪圈、马厩和牛栏、羊栏吧，那是用来关牲口的。古人所创造的许多与罪犯有关的字，如‘犯’字、‘牢’字、‘狱’字，都带有反犬的偏旁，可见也是把犯人当牲口看的。这种观念一直延续了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监狱与旧社会的监狱当然有了本质的不同，但是，我们的监管人员是不是已经完全摆脱这种旧观念的影响了呢？我们的许多老前辈是非常优秀的，我从她们身上学到许多好东西。但是，也有不少老干警老是改不了打骂罪犯的习惯。这种作风，从表面上看，是对罪犯嫉恶如仇，是爱憎分明，是立场坚定，但是我以为，我们如果仔细想想，在骨子里有没有把罪犯看成牲口呢？有没有封建思想的残余呢？因此，我觉得监管工作改革的出发点，是必须肯定罪犯是人，不是牲口。
“毫无疑问，判了徒刑的罪犯，是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和行动自由的。因此他（她）们又是有限的人。但是只要我们承认罪犯是人，那么，她们就应该享有人的某些基本权利，比如，人格受到尊重，亲情和爱受到尊重，女性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获得关怀，等等。我这里想说说我掌握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女犯监管工作的情况。美国目前有十一万三千多正在服刑的女犯，其中有四分之三拥有１８岁以下的子女。有些女子监狱就考虑到，如果完全割断这些女犯与子女之间的亲情联系，除了她们自己心灵上将经受长期的熬煎，以后还将成为孩子们眼中的陌生人，既不利于本人的改过自新，又不利于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因此这些女监就千方百计探讨罪犯亲情渠道的疏通。比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女子监狱明文规定：准许女犯与不足一岁的婴儿同住一间特殊的号房，准许女犯每月有五个夜晚与一岁以上的孩子一起度过；准许女犯每周与家庭通一次电话，准许女犯每月同与案情无关、又不至于有不安全因素的丈夫团聚一次，等等。目前美国的女囚至少还有一半不能经常与子女见面，内布拉斯加州女子监狱是做得最好的。
“我不是说我们要照搬美国女子监狱的这些做法。这里除了国情不同，更重要的是监舍的条件受到限制。但是，外国一切有益的事物，我们拿来作为参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我们建设文明监狱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看见老警官们听得很专注，会场上没有人随便走动，爱喝茶的放下手中的杯子，女人常有的爱交头接耳的小动作都停止了。我从她们一眨不眨的目光中看出对我发言的兴趣。当然，从一些老同志下意识皱起的眉头，我也猜到有些人不会轻易地接受这些新事物。这无关大局，我相信我继续的论述大体能化解她们心中的疑团。
我喝了一口水又接着说：“有些老同志可能会担心，按照这个改革方案去做，我们的监管工作太心慈手软，难免要出大乱子。我以为这种忧虑是多余的。作为一名人民的管教员，我们是不是心慈手软，是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我觉得不是看我们对罪犯凶狠不凶狠。而是要看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其检验的标准不仅仅是罪犯当前的俯首听命，遵守监规，更重要的，是长远的社会效果如何。我们创造各种条件疏通女犯们与她们的父母、丈夫、子女的联系，让她们打打电话，让她们有一定的见面团聚的时间，它的好处起码有以下几点：一、女犯一般意志脆弱，入监后想轻生自杀的占２６％左右，这大都是断绝亲情联系后陷于绝望境地而造成的，如果看到亲人不会唾弃她们而且经常保持联系，肯定能够稳定她们的情绪；二、罪犯的亲人参加对罪犯的帮助教育，是扩大社会帮教力量的重要途径，许多罪犯的思想死结我们怎么也解不开，她们的亲人一来就解开了；三，社会调查表明，许多女犯的子女成为有亲情缺陷的子女后，比正常家庭的子女犯罪率要高出６０％，从杜绝社会犯罪根源的观点来看，从有利于我们下一代儿童的健康成长的角度来看，这样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四、女犯们濒临破碎的边缘的家庭，很可能由于我们的改革措施的得当，可以得到挽救和维持，女犯刑满出狱，不会无家可归，不会无亲可靠，她们重新犯罪的危险性也将大大减少。
看看，这项改革方案的付诸实行，能有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难道不是验证我们才是真正的站在人民的立场吗？”
我再次端起杯子喝水。论辩的热情燃烧得我口干舌燥。我看见许多老警官频频点头，看到有些人脸上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我相信多数人已经认同我的观点。有凯旋之星的照耀，我智慧的火花璨然迸射。许多当代外国女监的资料涌到我脑子里列队，机智的语言有如不竭之泉源源喷涌。说到一些具体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我接着说：“改革方案提到把女犯的劳动时间限制在每周四十八小时，这不仅仅是对罪犯的仁慈和人道，更重要的也是对社会负责。当今时代是知识时代、信息时代，女犯们刑满出狱后，如果没有一技之长，难以生存，她们将成为社会的包袱，有的难免还会犯罪。从我们清水潭女监来看，大多数大队女犯的生产劳动，往往是加班加点超负荷的。这不仅不利于女犯的身心健康，还挤掉她们的学习时间。说到女犯的学习，有人会说，我们哪儿去找老师呀？其实女犯中人材济济，如今罪犯也有年轻化知识化的趋势，光我们大队的经济犯中，就有市长、处长、工程师、会计师，各种专业人才都有，把她们组织起来当老师，低文化的女犯能学到知识，高文化的女犯不至于业务荒疏，真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我跟大家汇报一个法国弗雷里？梅奇女子监狱的例子吧：
那里有一个年已七十的杀人犯叫伊丽莎白老太婆，她很有学问，监狱请她作了许多场学术专题报告，她讲过《１９２９年的经济危机》，讲过《伟大的天文学家伽利略》，还讲过《五世纪雅典的民主》，让管教员和罪犯们都大长见识。这些工作不花一分钱，我们也是不难做到的。总之，现代的、人道的、文明的监狱，应当办成一所改造和教育罪犯的特殊学校。”
我当然还有许多话说。从事一年多的监管工作让我有太多切身的体会。但是，我的发言戛然而止，就像我的导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