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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真回到“肤施县”政府后，马上翻阅了《党的建设》。看着看着，他觉得这本《党的建设》虽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却是了解、研究共产党的好资料，当即决定拿回去呈送徐恩曾。
果然，这本油印的《党的建设》一送到徐恩曾手里，就引起徐的关注。徐恩曾看过后，表扬孟真的延安之行没有白跑。随后，他又将此讲义翻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国民党各要员。
陈立夫看了林育英的讲义，也觉得很重要，当即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对这本《党的建设》极为重视，带着眼镜很认真地读了起来，有些地方还写了眉批，如“本党同志也应如此”、“本党同志也可仿效”、“本党应加警惕”等。读过之后，他感到：林育英的这本讲义，是国民党人了解、认识共产党的绝好教材，还可从中找到击破共产党的办法。
一天，陈立夫去看蒋介石，看到蒋介石桌上有一本翻印的《党的建设》，问蒋介石看完了没有，蒋介石说：“我看了两三遍，有的地方还写了批语。”
蒋介石又问陈立夫：“你看过没有？”
陈立夫说：“看过了。”
“有什么看法？”
“从林育英的这个讲义可看出，共产党是个很善变的党。可笑的是，他们还将这种变化叫做战略、策略。”
“不能那样看，”蒋介石接着说，“我看共产党的党务工作比我们做得巧、做得妙，所以发展那么快。我意将林育英的这本讲义翻印一些，发给党务、政府、军事系统的高级军政人员参阅，使他们知道共产党是怎样做组织工作的，我们的党务工作今后应从哪些方面作更多的努力，怎样战胜共产党，这也叫知己知彼吧。”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3）
陈立夫见蒋介石如此重视这本讲义，心里不服气，但又不好阻止，只好对蒋介石说：“总裁想得深远，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陈立夫走后，蒋介石就下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将中统的翻印本再作翻印，并搞一个批判性质的宣传材料，一同发给各军事机关和军队师、团以上的军官阅读。
随后，蒋介石又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立即将他的“眉批”本加印数千册，发给国民党和政府系统的高级官员阅读，吴铁城办得不合蒋意，蒋介石又令陈果夫来抓此事。陈果夫怕干不好，又去找陈立夫咨询，陈立夫告诉他，中统局内有一批从共产党方面投诚过来的反共理论专家，水平比较高，可叫他们搞。陈果夫连忙打电话找中统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向陈果夫推荐了第四科科长、曾到过延安的孟真。
林育英的《党的建设》是孟真、马濯江从延安弄回来的，陈果夫、徐恩曾要他干此事，他不敢推辞，当即答应一定配合陈果夫做好这件事。
为了使这本讲义真正起到反共、丑化共产党的作用，陈立夫觉得还是应该亲自抓此事。他马上召见了孟真，指示他在重印《党的建设》时，不能照原名原稿印，要增添一些内容，如如何与国民党开展斗争，如何夺取全国政权等。要使大家看到讲义后，对共产党有愤恨之感。孟真心领神会，立即动手在《党的建设》中添油加醋，增加了许多离奇的言词，并将《党的建设》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
1938年春，由陈果夫口述，孟真执笔整理的针对《党的建设》的反共宣传稿《党员须知》炮制出来了。这本宣传文字长达两万字，国民党高级官员人手一册。蒋介石看了这本《党员须知》后，认为写得很好，并为此专门召见了孟真，还升他为晋陕豫区专员。
后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一位主笔在其执笔的一篇社论中，还批判了林育英在《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观点。
《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讲义和国民党的《党员须知》发下去后，在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并掀起一股反共逆流。不久，国民党内一些认识周恩来的人，当面质问周恩来，共产党为何一面讲与国民党合作，一面又在讲义中讲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要夺取全国政权等不利团结合作的话，有的国民党人向周打听林育英是不是林彪，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说林育英就是林彪。
周恩来听到一些反映后，感到这里面有文章。他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弄到了署名林育英的讲义《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和国民党的宣传材料《党员须知》。看完之后，他认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或特务机关伪造的讲义，旨在丑化、攻击共产党。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周恩来决定亲自动手写一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以正视听。
恰在这时，有一熟人给周恩来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告知，林育英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曾在1938年4月18日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散发，会外也有颇多流传。社会传言，似有人想借此事掀起一股政治波澜。当前，日寇正在大举进犯，国内各党派应精诚团结，如两党关系为此而破裂，恐要招来亡国之祸。
这位熟人还在信中说，他初读这本书时，感觉书中旁征博引、条理分明，用词造句，颇似共产党人的手笔，然后再细读细释其中的内容，发觉里面的一些语句与共产党历次决议及周恩来等人的言论不合，而且数处破绽毕露，断定这是一本伪造的讲义。感觉伪造此书者的用心，惟在破坏两党合作抗日。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4）
周恩来看了这封信，想到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决定以通信的方式，写一揭露此事的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将蓄意伪造讲义的卑鄙行为，予以揭穿。
1938年4月27日，周恩来亲笔撰写的《关于所谓一书的公开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在信中，周恩来肯定了熟人的“一语破的，甚佩卓见”。他说，该书在武汉印刷、散发之前，他不论在陕北或其他任何地方，从未见过。在武汉，正当许多书籍被禁印禁卖之时，这本既无印刷人名，又无出版年月的书却被广为翻印，并广为赠送，即此一端，也就可知里面的动机和作用了。在政治斗争史上，伪造文件亦不乏先例，如1924年因所谓的《季诺维也夫文件》所引起的极严重的后果，即为其显例之一。
周恩来在信中严肃指出，伪造林育英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有四个用意：其一，破坏与诬蔑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口号与政策；其二，捏造事实，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其三，故意在全国人民面前，将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政策，描写成所谓的手段；其四，企图重复久已为人所唾弃的所谓“共产党杀人放火，背信无义”等滥调。
周恩来在指出上述四个用意的同时，还指出了这本书的伪造技巧的“高明”之点和“功夫”不到之处，并特别说明，林育英不是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不是林彪，伪造者绝不能达到将此事责任牵涉林彪的目的。
在文章末尾，周恩来还强调，此书的伪造者在内容方面“虽揣摩尽致，煞费苦心，但还是露出破绽，泄露了马脚”。当前，惟团结才能救国，此为全国人民所共信。伪造讲义或其他方法，决不能破坏中华民族铁一般的团结，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的阵线，也决不会因此种伪造伎俩所能摇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益加强与巩固，抗战的最后胜利，将属于中华民族。
周恩来的公开信一发表，陈立夫及其中统特务伪造这本讲义的卑劣行为，就将大白于天下。此后，国民党高官中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本伪书了。
此事说明，国共合作一开始，陈立夫及其中统特务机关就在不择手段地干破坏国共合作和攻击、丑化共产党的勾当。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1）
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的实职，除了公开的中统局长、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中常委、教育部长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不大为人知的重要官职——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虽将这个职务交给了另一亲信、CC大将谷正纲，但他仍是社会部的后台老板，因为，谷正纲像一条哈巴狗，一切听令于陈立夫。
那时的社会部长，实际就是秘密警察头子。陈立夫在这个岗位时，其他工作轻描淡写，主要精力则放在打击共产党及进步团体方面。那一时期，全国各地一些进步团体和报刊、出版社，经常无缘无故地遭到国民党的取缔、查禁，而幕后指挥者，就是陈立夫。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陈立夫的CC分子及其中统特务遍布各行各业，其中思想、新闻、文化、教育、出版行业，又系CC分子、中统特务渗透破坏的重点。
原国民党《中央日报》记者、著名美籍华裔社会活动家赵浩生先生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与他同房的“P君”，就是陈立夫派在《中央日报》的中统特务，新闻、文化方面的耳目、杀手。他还说：
……P君和我同时进的《中央日报》，同在采访部工作，同住在三楼的阁楼上。此人看上去每天都很忙，白天采访，晚上写稿子到深夜，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的稿子始终未能见报。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他在谈话中常常提到“果老”、“立公”。“果老”就是国民党内CC派第一号头子陈果夫，“立公”就是陈果夫之弟陈立夫，是CC派的第二号头子，P君常把“果老”、“立公”挂在口头，言外之意他和此“二陈”有着特殊关系。外界传言，当时的《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是CC派的大将，P君显然是CC派的两个大头子派来以记者名义搜集情报的人，难怪他写的东西一篇也不能见报。身为记者而无新闻发表，又没有人追究，可见他来头不小。
那天，我们同赴周恩来的记者招待会后，他居然毫不隐讳地对我说，招待会的消息由我来写，他自己要给“果老”和“立公”写一篇特殊报告。
他竟如此露骨地坦白自己的特殊身份，引起我的极大的反感。我觉得以记者职业做掩护从事特务活动，这是对记者这一神圣职业的亵渎……
赵浩生谈的这个情况，只是当时中统特务渗透、监视报业的一个缩影。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几乎所有的新闻、文化、出版单位和社会团体，都有CC分子和中统特务渗透其间。
据有关人士统计，陈立夫掌控社会部期间，每年向下发出的查禁出版社及报刊、书店的密令达5000份以上，到1939年，社会部的密令发到了15000余号。那时，他只要接到密报，不论真假，也不问是非，便密令他在各地的国民党党部、特务机关，对从事抗日的进步团体进行破坏。
1938年2月初，陈立夫派驻在西安的耳目给他打报告说，西安市文化、艺术、教育界的抗日救亡团体文化界协会、编辑人协会、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青年抗日敢死队等13个团体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从事非抗日的党派工作。
陈立夫看到这个报告后，马上用社会部的密令，要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解散上述13个抗日救亡团体。2月21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通知上述13个团体立即解散，不得再举行任何活动，解散的原因是：全面抗战开展以来，全国上下莫不同仇敌忾，以争取最后胜利，乃本市尚有少数非法团体，未经备案，私自活动甚至意见分歧，互相攻讦，影响所及，至大且深。
西安文化艺术界协会等13个抗战救亡团体接到这个通知后，感觉极其荒谬，马上向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进行了强烈抗议，要求当局允许他们继续进行正常的抗日宣传活动。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2）
1938年3月，《新华日报》记者黎威得到这一消息，马上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写了一篇《西安救亡运动的一个紧急问题》，在《新华日报》上向社会公开披露了此事，用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对上述13个团体的诬蔑诽谤。
黎威在文中说，西安新文字促进会、西京世界语协会为了宣传抗日救亡知识，先后创办了宣传抗日救国的《新文字壁报》、《老百姓墙头报》、《世界语壁报》，每天张贴在西安城内的钟楼下面，看的群众甚多，国民党方面明知这些壁报是宣传抗日救国知识的，不但不支持，还经常派特务化装成学生、商人，混入群众中，攻击壁报内容，甚至无故撕毁这些宣传抗日的壁报，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并几次与群众发生冲突。特务走后，老百姓又将撕掉的壁报拼起来贴到墙上。
黎威在文末还写道：我希望领导我们的党政当局，能够消灭这些分歧和攻讦，把全国的一切力量，都团结在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旗帜之下，而不是用解散的手段，来削弱自己的力量。
这篇文章写得有力有理，也很及时，公开发表后，对以陈立夫为首的秘密警察机关，自然是一大打击。陈立夫看到此文，心中十分不快，但又不好报复。陈立夫之所以十分痛恨《新华日报》，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另一个典型事例发生在武汉。
1938年春，陈立夫又获得情报，说武汉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3个团体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团中还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这3个团体名为抗日，实际成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活动的重要场所。
当时的武汉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陈立夫看到这个情报，自然不能容忍，马上又以社会部的密令指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要求立即解散上述3个进步团体。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马上将此任务交给其总政治部执行。1938年8月20日，卫戍总政治部向上述3个团体发出了解散的命令。
陈立夫的这一做法，激起中国共产党的极大愤怒。为了反击国民党的非法行为，党中央指示《新华日报》公开披露此事，并发一社论，谴责国民党无故打击抗日进步团体的行为。2月2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坚决抗议解散3个团体，要求立即恢复3个团体活动的自由。
当时，《新华日报》社论是代表党中央发声的，其影响很大。陈立夫马上看到了，心中甚有意见，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新华日报》是国民党、蒋介石同意创办的，他还不敢下令封闭，对于被他下令解散的3个团体，他自然不会同意恢复。
国民党首都迁到重庆后，社会部长陈立夫下的密令就更多了。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3）
1939年夏，各地的CC分子及中统特务机关纷纷向特务头子徐恩曾密报，反映重庆、云南、四川一些共产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利用书店、读书会作掩护，开展秘密活动，对国民党构成相当大的危害。
徐恩曾接到这些报告后，马上报告了陈立夫。陈立夫对这类情报十分敏感，觉得应马上取缔。不然，将成燎原之势，难以扑灭。因此，每隔几天，陈立夫就要下发取缔某某团体、某某出版社、某某书店的密令。
有趣的是，陈立夫在落款时，还搞了小动作，他不署名陈立夫，而署名“陈立”，这位超级政治杀手可能感到此事还是不太光彩，所以用化名。
1939年7月26日，陈立夫一天发出了3个密令。从几个密令看，抗战期间，他的主要职责，不是打击日本侵略者，而是专门打击共产党和进步团体。共产党的组织要破坏，党员及革命者要捕杀，共产党的报刊、书店、文化团体都不能办。就连民社党头目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办的民族文化书院，也被其强令关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陈立夫以社会部长之名下密令查封的进步报刊、文化团体不计其数。
据原中统特务李英说，仅四川成都一处，被查封的报刊达20多家，比较知名的有《大声周刊》、《大众壁报》、《星芒周报》、《国难三日刊》、《四川日报》、《时事新刊》、《蜀话报》、《英文周刊》、星芒通讯社等，上述报刊、通讯社的负责人，有的被中统特务逮捕，有的被秘密杀害。
《大声周刊》1938年由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车耀先创办，每月出4期。此刊一面世，深受读者喜爱，每期一出，就被群众抢购一空，在四川老百姓中影响甚大，在重庆也销得很好。
群众喜欢，CC分子和中统特务就认为有问题。陈立夫曾多次指示徐恩曾，要中统密切注意《大声周刊》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