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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评家欣赏这一句笑话，但是吉勒特为玛丽·多萝编写的《克拉丽莎》却失败了。剧评家虽然竭力吹捧玛丽的美丽，但是他们又说，单是凭了这一点，并不能使一出伤感戏很紧凑地演到底，于是吉勒特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重演了《福尔摩斯》，我仍旧在该剧中演比利。
我能够和大名鼎鼎的威廉·吉勒特合演，当时十分激动，就忘了去打听我的待遇。一星期后，波斯坦斯先生拿着薪酬袋来找我，露出了抱歉的神气。“我真不好意思给你这一点儿，”他说，“可是弗罗曼办事处的人说，还是照原先的数目：两镑十先令。”这使我喜出望外。
排演的时候，我又遇见了玛丽·多萝——瞧，她更美丽了！——我虽然决心不要为她颠倒，但是，毫无办法，结果是我在沉默中更深地陷入情网。我只恨自己软弱，怪自己无能。那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我既觉得她可恨，又觉得她可爱。再说，她对人又是那样和蔼可亲。
她在《福尔摩斯》里演爱丽丝·福克纳，但是我没有一场是和她合演的。我老是等候着机会，算计好时间，在楼梯上碰见了她，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一句“晚上好”，这时她总是喜孜孜地回答一句“晚上好”。而这就是我俩之间所有的接触了。
《福尔摩斯》一演而红。在我参加演出的时期里，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王后也去看戏；同她一起坐在御用包厢里的是希腊国王和克里斯琴亲王。亲王明明是在说明剧情给皇上听，于是，就在舞台上单剩下我和福尔摩斯两个人，一出戏正演到最紧张的关头，全场都鸦雀无声的时刻，整个戏院中忽然听见一个人声音洪亮地说：“不用你讲给我听！不用你讲给我听！”
迪翁·布西科的办事处设在约克公爵戏院里，他每次走过我身边时，总是带着赞许的神情，轻轻地拍拍我的脑袋，而那位常常去后台看吉勒特的霍尔·凯恩也是如此。有一次吉钦纳勋爵还向我笑着。
演艺生涯初登戏台（6）
在《福尔摩斯》演出期间，亨利·欧文爵士逝世，我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殡礼。我因为属西区演员，领到了一张观礼券，感到非常得意。举行葬礼时，我坐在神情严肃的刘易斯·沃勒和以不流血外科手术名噪一时的沃尔福德·博迪“医生”中间，沃勒是当时伦敦看日场传奇戏的观众们崇拜的偶像，至于博迪“医生”，记得我后来曾在一出滑稽短剧中模仿和取笑过他。那时候沃勒的侧影很漂亮，他目不斜视，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但是，在亨利爵士被放进墓穴的时候，博迪“医生”为了要看得更真切一些，老是把脚踩在那仰卧着的公爵的胸口上，沃勒先生见了十分气愤，露出了鄙视的神情。于是我不再去看殡礼，就索性坐下来望着前面那些人的背影了。
在《福尔摩斯》演期结束之前的两个星期，布西科先生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去见当时赫赫有名的肯德尔先生和夫人，希望我能够在他们的新戏里扮演一个角色。那时候他们在圣詹姆斯戏院里很能叫座的一轮演出刚要结束。约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在该戏院的休息室里会见肯德尔太太。二十分钟过去了。一个人的侧影终于远远地在街上出现：肯德尔太太来了，这个身材高大、神情傲慢的女人一见了我就说：“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呀！我们就要到外省去巡回演出一出新戏，我很想听你念一下脚本。可是，这会儿我们非常忙。所以，明天早晨你还是在这个时间来一趟，好吧？”
“对不起，夫人，”我冷冷地回答，“可惜我不能去市外演出。”这句话一说完，我就略抬了抬帽子，走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过路的马车——此后一连闲散了十个月。
《福尔摩斯》在约克公爵戏院演完了最后一场，玛丽·多萝也要回美国去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喝得酩酊大醉。又过了两三年，我在费城遇见了她。那一次她为我们卡诺喜剧团假座的新戏院行开幕礼。她仍旧是那么美丽。我演丑角，已经上了妆，她致词时我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是怕难为情，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在伦敦演出的《福尔摩斯》结束，同时在外省的巡回演出也告满期，所以我和雪尼一时都闲下来了。但是雪尼很快就另找到了工作。他在《时代》戏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就搭上了查理·马农的丑角闹剧班。当时这类的戏班有好几个，都是轮流在各个游艺场里演出的：有查理·鲍德温的银行职员戏班，有乔·博根尼的疯子面包师戏班，有布瓦塞特戏班，演的都是哑剧。这些戏班虽然演粗鲁的滑稽戏，但是却配有优美的舞剧音乐，所以很受观众欢迎。在所有的这类戏班中，弗雷德·卡诺的戏班是最杰出的。卡诺有许多可以上演的喜剧脚本，每一出戏名里都嵌有一个“鸟”字，如“监狱里的鸟”，“早起的鸟”，“不吭声的鸟”，等等。刚开始时只演以上这三个剧本，到后来卡诺组织了三十多个戏班，它们演出的节目包括圣诞节的哑剧和一些细致而繁重的音乐喜剧，从这些戏的排演中训练出了许多优秀的喜剧演员，如：弗雷德·基钦，乔治·格雷夫斯，哈里·韦尔登，比利·里夫斯，查理·贝尔，以及其他许多名演员。
雪尼搭马农戏班时，弗雷德·卡诺看中了他，把他邀了去，薪酬是每星期四镑。我比雪尼小四岁，没适当的戏让我演，但是我在伦敦演出时积下了一点儿钱，雪尼去外省演出，我就留在伦敦，有时候到台球房里去玩玩台球。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1）
这时候，我那麻烦和讨厌的青春期开始，少年时代情感的模型正在形成。我所向往的是那些轻率莽撞、富有热情的事情，有时候陷入空想，有时候闷闷不乐，对生活一会儿愤恨，一会儿热爱，那时的思想有如含苞待放的花蕾，我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四下彷徨，时或想入非非。我头脑中或词汇里始终就不曾有过“艺术”这一个词。演戏只不过是一个谋生的手段罢了。
我独个儿生活在这迷茫混乱的状态中。在这个时期里，我也曾接触到妓女和私娼，也偶尔酗酒，然而，醉酒、妇人、歌曲都不能使我长期感兴趣。实际上我所需要的是浪漫惊险的生活。
我很了解那些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恶少的心理；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无非是要引人注意，喜欢小说性的奇遇和戏剧性的生活。既然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那样寻欢作乐，胡打乱闹，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偶尔出出风头，做一些恶俗的游戏呢？既然所谓上层阶级可以保留着纨绔子弟的作风，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独行他们自己那一套呢？这些想法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他们知道，机器可以随着他们的意志开动，正像随着任何其他阶级的意志开动一样；要换一个齿轮，或者揿一下电钮，并不需要具有什么特殊的智力。在这样一个不讲情理的时代里，他们不是和任何一位骑士、贵族或学者同样不可加以轻视的吗？他们的手指头不是和任何一队拿破仑的大军同样能够毁灭一座城市吗？那些旧时代里的恶少，不是代表着一个违法乱纪的统治阶级的复活吗？人类只是一种驯服的动物，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都用欺诈、残酷和狂暴的手段统治着其他的人，而这些恶少也许就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的态度才会受到这种感觉的影响吧？可是，正像肖伯纳所说的：“瞧我又把话扯离题了，一个爱发牢骚的人老是这样儿。”
最后，我在凯西马戏团里找到了工作，在一出歌舞短剧中模仿和取笑大盗迪克·特平的沃尔福德·博迪“医生”。我那样模仿博迪“医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那已经不只是在演低级喜剧，而是在刻画一个教授与学者式人物的性格，我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主意，把自己扮得和博迪惟妙惟肖。我成了全戏班里的红角儿，每星期挣三镑。那个戏班里都是孩子，但扮演的却是街头上的大人；我也觉得那种戏演得很不像样，但是它给了我一个将自己训练成为喜剧演员的机会。
凯西马戏团在伦敦演出时，我们六个演员寄宿在肯宁顿路菲尔兹太太家里。菲尔兹太太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寡妇，她有三个女儿：芙蕾德丽卡，茜尔玛，菲碧。芙蕾德丽卡嫁了一个苏联细木匠，那木匠派头挺神气，但是长相极丑，一张鞑靼人的大扁脸，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一撮亚麻色的小胡子，一只斜巴眼。我们六个人在厨房里吃饭，逐渐跟那家人混得很熟。雪尼每逢来伦敦演出时，也住在那里。
我最后脱离了凯西马戏团，但又回到了肯宁顿路，仍住在菲尔兹家。老太太很和气，有耐性，做事也勤恳，她完全靠出租房间的收入过日子。已经出嫁了的女儿芙蕾德丽卡由她丈夫养活。茜尔玛和菲碧帮着做家务。菲碧十五岁，长得很美。鸭蛋脸儿，鼻子微钩，她无论是在肉体或感情方面，都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总在感情上克制着自己，因为那时我还不满十七岁，知道自己对女孩子转的都是一些不好的念头。至于菲碧，她为人很正派，所以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她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菲尔兹家人都是感情十分容易激动的，她们有时候会互相争执，大吵大闹。而吵闹往往是为了应当轮到谁做家务事引起的。茜尔玛大约二十岁，一家人要数她最尊贵，也最懒惰，她老是说应当轮到芙蕾德丽卡或者菲碧做家务事。这就从争论发展成为拌嘴。在一场吵闹中，心里的委屈和家中的丑事全都被抖了出来，闹得外人都知道了。菲尔兹太太透露，茜尔玛曾经私奔，跟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律师同居，从此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贵妇人，认为做家务事会贬低她的身份，菲尔兹太太骂得最起劲的时候说，“好嘛，既然你是一位太太，那就给我请了出去，再去找你那位利物浦律师好啦——可惜呀，他是不会要你的了。”最后，为了一壮声势，菲尔兹太太总是抓起一只茶杯，往地下一扔，把它砸了个粉碎。这时候茜尔玛总是坐在桌子跟前，端起架子，不动声色。接着，她很沉着地拿起一只杯子，轻轻地把它丢在地下，说：“我也会发脾气，”边说边把另一只杯子也丢在地下，接着一只又一只，到后来地上满都是碎瓷片儿。“别瞧我也是会闹事的。”这时候，可怜的母亲和姐姐妹妹都无可奈何地望着她。“你们瞧她呀！瞧她在干什么呀！”母亲哼哼着说。“喏！再给你一些东西扔，”说着把糖缸递过去给她，茜尔玛接了过去，又若无其事地把它丢在了地下。
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总是由菲碧出来做和事佬。她处事公平正直，受到全家人的尊重，最后结束一场争吵时，往往是由她自告奋勇去做那些家务事，但茜尔玛老是拦住了她。
我失业已将三个月，生活全靠雪尼维持，每星期十四先令的膳宿费由他付给菲尔兹太太。他现在是弗雷德·卡诺戏班里主要的喜剧演员，常常向卡诺提到他的兄弟有演戏才能，但卡诺并不理会，因为觉得我年龄太小了。
那时候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最能叫座，于是我就想到要带上假大胡子，以为这样就可以瞒了我的年龄。雪尼给了我两镑，我用这钱准备排演一出戏，那里面是从一本美国笑话书《麦迪逊汇编》里摘出的歌曲和有趣的对话。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进行练习，并表演给菲尔兹家人看。她们都认真地看，并且鼓励我，但没有作其他表示。
福雷斯特游艺场，那家坐落在离迈恩路不远犹太区中心的小戏院，可以让我假座试演一个星期，但不给我任何报酬。我以前曾经搭凯西马戏团在那儿演过戏，戏院管事觉得我演得还不错，愿意给我一个演出的机会。我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全凭这一星期的试演了。如果能在福雷斯特一演而红，我就会在伦敦所有的大戏院里轮流演出。说不定，不用一年，我就可以青云直上，成为轻歌舞剧中一个挂头牌的名角。我已经答应菲尔兹家，等我在家里排练好，到了周末就给她们弄来戏票。
“我看，等到成了名，你就不肯来我们家住了，”菲碧说。
“肯定要来住的，”我很有礼貌地说。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我们全体排练唱歌和示意等，这一切我都很内行地给张罗完了。但是，我还没有充分考虑到我的装扮。我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儿是好。晚上演出前的几小时，我一直在化装间里试样儿，但是，无论粘上多少假胡子，我怎么也没法瞒去我的年龄。我的喜剧内容又是十分反犹太人的，但是这一点我竟然会不知道，我说的那些笑话不但是陈旧的，而且，就像我的犹太口音一样，也是拙劣的。再说，我这人并不是有趣招笑的。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2）
我刚说完了开场的几句笑话，观众们就开始扔铜子儿和橘子皮，又是跺脚，又是起哄。起先我还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开始感到恐怖了。我慌乱起来，把词儿越说越快，而那些捣乱的观众，有恶意嘲笑的，有怪声吆喝的。扔铜子儿和橘子皮的也越来越多了。我离开了场子，也不等着去听戏院管事的意见，就一直走到化装间里，卸了装，离开了戏院，再也不回到那里去了，连我那几本音乐书都没取回来。
我回到了肯宁顿路寄宿的人家，时间已经很晚，菲尔兹家人都已就寝，而我也深幸她们都已经睡了。第二天早餐时，菲尔兹太太急切要知道演出的情形。我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说：“演得还可以，但是再要作一些修改。”她说，菲碧去看我演出的，但是没对家里人说什么，因为她很疲倦，要睡觉了。后来我看到菲碧时，她不提起这件事，我也就不再去提它，菲尔兹太太和她家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再提起，她们见我不曾连续演一星期，也不表示诧异。
幸亏雪尼这时在外省，可以省了我告诉他这件事的经过，否则我会感到很痛苦的——但后来他一定是猜到了，或者是菲尔兹家人告诉他了，因为他始终不曾问起我这一件事。我竭力要忘记那天晚上的恐怖，但是它损伤了我的信心，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痕。那个可怕的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使我更正确的认清了自己；我并不是一个演轻歌舞剧的喜剧演员，我缺乏那种接近观众和吸引他们的本领；同时我又宽慰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擅长于刻画性格的喜剧演员。但是，要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获得成功，我还要再遭到一两次挫折哩。
我十七岁那一年，在《快乐少校》那出短剧中扮演了少年主角演员，但是那出戏是很令人扫兴的，它只演了一个星期。戏里扮我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每天晚上，她在台上趔趄着脚儿走着，喷出了一股杜松子烧酒臭气，于是我这个热心和多情的丈夫就得把她搂在怀里，一面还要吻她。经过这一次演出，我原先要成为男主角的雄心壮志也被消磨尽了。
此后我开始尝试编剧工作。我写了一出短小的喜剧，名为《十二位正直的人》，那是一出粗鲁的滑稽戏，讲的是一个陪审团辩论一件毁约案件。一位陪审员既聋且哑，另一位陪审员是个醉汉，再有一位陪审员是个江湖医生。我把剧情讲给查科特听，这查科特是一个演杂耍的催眠术师，当时他正在准备向一个丑角施催眠术，然后蒙了他的眼睛，让他驾一辆四轮马车在镇上到处跑，由他查科特坐在车后边，向丑角发送催眠的刺激。他愿意给这个脚本出三镑的代价，讲明了要由我导演。我们租了一个班子，在肯宁顿路号角酒馆的聚会室里排练。当时有一个爱挑剔错儿的老演员说，这个短剧不但写得粗俗，而且很是无聊。
第三天，刚排练到一半，我收到查科特送来的一张字条，说他已经决定不演这出戏了。我不是那种遇事很洒脱的人，我把字条藏在口袋里，继续排练下去。我没勇气向班里的人说明这件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把他们一起带到我们宿舍里，说我哥哥有话要和他们谈。这时我把雪尼领到卧室里，给他看那张字条。他看完了字条说：“怎么，你还没告诉他们吗？”
“没有，”我悄声说。
“那么，你告诉他们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