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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她女儿的事都悄悄地告诉了我。“小女儿是个很好的姑娘，”她说，“可是你对那个大的可得留点儿神；她现在很叫人伤脑筋。”
演完了戏，她常常邀我到她和她小女儿睡的那间大卧室里去吃夜宵；在回到自己房里之前，我总是吻了母女俩，向她们道了晚安；然后，我必须穿过大女儿睡的那间小房间。有一天晚上，我正走过那间屋子里，她向我招了招手，小声地说：“把你的房门开着，等她们都睡着了我就过来。”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当时我气呼呼地一下子把她推倒在床上，大踏步走了出去。她们在女神剧场演期结束后，我听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这个大女儿跟一个驯狗师私奔了，那驯狗师已经六十岁，是一个身体魁梧的德国人。
然而，我又不像你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天真。我偶尔也会和剧团里的人出去玩上一个通宵，在妓院里狂欢滥饮，凡是年轻人那些起哄捣乱的事我都干。一天晚上，喝了好几杯苦艾酒，我跟一个从前是轻量级职业拳击手，名叫厄尼·斯通的，动起武来。事情发生在一家酒馆里，堂倌和警察把我们拉开了后，他说：“咱们在旅馆里见。”原来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那一家旅馆里。他的房间在我的上面，清晨四点钟我摇摇晃晃地回到了旅馆，去敲他的房门。
“进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脱了你的鞋，咱们别惊吵了别人。”
于是我们悄悄地脱光了上身衣服，然后互相对峙。你打过来，我闪过去，我们好像经过了一段长得过不完的时间。他有几次很准地打中了我的下巴，但是没有把我打倒。“我还以为你的拳厉害呢，”我冷笑着说。他猛地向前一扑，但是扑了个空，一头撞在墙上，差点儿晕了过去。我想乘势把他打倒，但是我那几下打得太轻了。我原可以把他打伤的，可惜我挥出的拳太无力。突然，他一拳正打在我嘴上，震动了我的门牙，这时我清醒过来了。“住手，”我说，“我可不要你打掉了我的牙齿。”于是他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去照镜子：他的脸都被我打破了。我的一双手肿得像一副拳击手套一样。天花板上、窗帘上、墙壁上都是血，我不知道，血怎么会溅到了那上面。
夜里，血从我嘴角边流到颈项里。早晨舞剧里演主角的小姑娘照例送来茶点，吓得尖声怪叫起来，她还以为我是自杀呢。此后我再不曾和人打过架。
一天晚上，翻译来找我，说有一位名音乐家要见我，问我是否愿意到他包厢里去？这次邀请相当有趣，因为和他一起坐在包厢里的还有一位极美的外国小姐——一位苏联芭蕾舞团里的演员。那位先生说他很欣赏我的表演，还说没想到我是这样年轻。听了这些夸奖的话，我很有礼貌地向他鞠躬，同时还偷偷地向他的女友瞟了几眼。“您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他说。
我当时除了满脸陪笑以外，再没有什么话可以答复这样的称赞，于是望了望翻译，恭恭敬敬地了鞠了躬。音乐家站起来向我伸出了手，我也站了起来。“可不是，”他握着我的手说，“您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和翻译一起离开后，我转过身来问：“跟那位先生在一起的小姐是谁？”
“她是一位苏联芭蕾舞演员，那小姐叫——”他说了一个很难念的名字。
“那位先生叫什么？”我问。
“德彪西，”他回答，“大名鼎鼎的作曲家。”
“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名字，”我说。
那一年，斯坦赫尔夫人谋杀亲夫案闹得满城风雨，但审讯后被宣判无罪；那一年，男女调情的“蹦蹦舞”风靡一时，舞侣一对对恬不知耻地紧搂着打转儿，做出了种种淫荡的样儿；那一年，每镑课六便士所得税令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竟然获得通过；那一年，德彪西把他的《牧神的午后》乐曲介绍到英国，但上演时被喝了倒彩，听众们退出了剧场。
我满腹愁闷地回到了英国，开始去外省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地方和巴黎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在北方城镇中，在那些愁人的星期日黄昏：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打烊，凄凉的钟声好像在谴责人们，这时候那些吵吵闹闹酗酒的小伙子和嘻嘻哈哈笑谑的大姑娘，就在昏暗的大街小巷成群结队地游逛。这是他们星期日傍晚惟一的消遣。
这样在英国混了六个月，我才习惯于自己的日常工作，可就在这时候，从伦敦办事处传来了一条消息，于是我的生活又活跃起来。卡诺先生通知，叫我在《足球赛》的第二轮演出中替代哈里·韦尔登。我觉得这是自己福星高照。这对我确是一个机会。虽然我已经在《不吭声的鸟》和其他一些短剧中获得好评，但是，和我在《足球赛》中演主角相比，以前的那些演出只能说是很小的成就。再说，我们要去牛津游艺场上演，那是伦敦的第一流游艺场。我们将成为全市瞩目的人物，我的名字将首次印在戏单的最上边。这可是大大地提升了一级。如果我在牛津游艺场红了，我就可以一举成名，就可能要求一大笔薪酬，最后就可以扩大我演剧的范围，可不是，到那时候各色各样美妙的设想都可以实现了。由于《足球赛》一剧基本上用的是原来的戏班子，所以我们只需要排练一个星期就行了。我对怎样演这一个角色考虑了很久。哈里·韦尔登说的话是兰开夏口音。我决定演出时学伦敦本地人说话。
演艺生涯第一次出国（3）
可是，第一天排练时，我患了喉炎。我想尽了办法来挽救我的嗓子，小声儿说话，吸药剂，喷药雾，到后来我急得完全没有心思考虑演出时应当怎样逗趣儿和找俏头了。
开演的那天晚上，我拼命地喊，嗓子里的每一条血管和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但是我怎么也没法让观众听见。后来，卡诺走过来，露出了一副又是失望又是轻蔑的神情。“谁也听不出你在说些什么，”他嗔怪我。我向他保证，说明天我的嗓子就可以好转；但是，情形并不如此。实际上反而更糟了，因为我已经把嗓子逼得太厉害，很有完全失音的危险。第二天晚上，由一个临时替角代演。结果是，第一个星期结束，约我演的戏被取消了，我对牛津游艺场演出的一切希望与理想全部落空，失望之下受到的打击太重了，我患流行性感冒了。
我已经有一年多不曾见到海蒂。流行性感冒初愈，身体软弱，心情忧郁，这时我又想到了她；一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我漫步向坎伯韦尔她住的地方走去。但是，那幢房子空了，外面贴了一张“招租”的告白。
我继续漫无目标地在那几条街上徘徊。突然，夜色中出现了一个人影，它穿过马路，向我移近。
“查理！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说这话的正是海蒂。她穿了一件海豹皮黑色外衣，戴了一顶海豹皮圆帽子。
“我迎接你来了，”我开玩笑说。
她笑了笑：“你很瘦嘛。”
我告诉她，我患流行性感冒刚好。那年她十七岁了，出落得更俏丽，打扮得也挺时髦。
“可是，我也想知道，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我问。
“我刚才去看一个朋友，这会儿上我哥哥家去。你高兴一块儿去吗？”她反过来问我。
一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姊姊嫁了一个叫弗兰克·Ｊ·古尔德的美国百万富翁，他们一家住在尼斯，她明天早晨就要离开伦敦去和他们住一个时期。
那天晚上，我站在一边看她柔媚动人地和她哥哥跳舞。她和她哥哥在一起，显得那么娇憨和妖娆，这时我不禁感觉到，我对她的热情已经比从前淡了一些。这是不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和一般女孩儿一样平凡了呢？一想到这点，我又是一阵怅惘，觉得我对她已经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地位了。
她的身腰已经开始变得丰满，我注意到她胸部的轮廓，觉得应当突出的地方还是很小，不太吸引人。即使我有能力成家的话，我会娶她吗？不，我不打算跟谁结婚。
在那月光皎洁的寒夜，我和她一起走了回去，谈到了她会过美满幸福的生活时，我的口气肯定是忧郁和冷漠的。“你说得这样悲伤，我听了差点儿要哭出来，”她说。
那天晚上回旅馆时，我有一种洋洋自得的感觉，因为我能使她觉察了我的忧郁，这说明我的个性给她留下了印象。
卡诺又派我演《不吭声的鸟》；说来又气又好笑，一个月不到，我的嗓子已完全复原。我虽然对演《足球赛》的经过情形十分失望，但是却竭力不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这一个念头却缠绕住了我：也许，我是不配代替韦尔登的吧？此外，我在福雷斯特游艺场的那一次的出丑，就像一个魔影似地隐藏在这个念头后面。由于我的自信心始终不曾恢复，所以，每逢要扮演一出独幕喜剧里的主角时，我就会受到一次恐惧心理的考验。现在，那个叫人担心和需要作出决定的日子又到了：必须通知卡诺先生，我的合同已经满期，我要增加薪酬了。
对于那些他看不中的人，卡诺是会丝毫不给情面的。由于他喜欢我，所以我总算还不曾见到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但他确是会采用一些下流的办法，使出他那令人难堪的一套。演他的那些独幕喜剧时，如果哪一个丑角不合他的意，他就会站在条幕后面，捏着鼻子咂嘴儿，发出了你听得很清楚的嘲笑声，但是，有一回他做的次数太多了，那个丑角走下场来，对着他就是一拳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玩那种下流手段了。再说，现在我要和他面对面进行新合同的谈判了。
“好呀，”他冷笑着说，“你要加薪，可轮回上演的戏院要减价。”他耸了耸肩膀。“自从在牛津游艺场砸了锅，我们就只是听到人家埋怨。他们说，这个剧团不够水平——是个草台班。”
“可是，他们总不能为了这件事怪我呀，”我说。
“他们就是怪你嘛，”他回答时紧盯着我。
“他们怪我什么呀？”我问。
他亮了亮嗓子，低垂了眼光。“他们说你演得不行。”
这句话好像是一个拳头打在我心窝里，同时激起了我的愤怒，但是我镇静地回答：“别人并不是这样想法，他们愿意比这儿出更多薪酬。”这是一句假话——其实并没有人来邀我。
“他们说，戏演得太坏了，丑角也不行。喏，”说到这里，他拿起了电话听筒，“我现在接伯蒙德赛区明星戏院，你可以自己听听……我听说，你们上星期卖座不好呀，”他对电话里说。
“糟透了！”传来了那面的声音。
卡诺咧开了嘴。“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呀？”
“戏演得没劲！”
“挂头牌的丑角卓别林怎么样？他还不错吧？”
“他坏得发了臭！”
卡诺递给我听筒时咧开了嘴。“你倒自个儿听听。”
我接过了听筒。“也许他是发了臭，”我说，“可是一半儿也抵不上你那马桶戏院臭！”
卡诺想要制服我，但是结果没成功。我对他说，如果他也是这样想法，那就不必再和我续订合同了。卡诺在许多方面都很精明，但他不是一位心理学家。即使是我发了臭，他也不应当让另一个人在电话里说给我听。当时我的薪酬是五镑；虽然对这件事信心不足，但我却要加到六镑。没想到卡诺竟会照数给了我，我又获得他的信任了。
卡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阿尔夫·里夫斯回英国来了，于是大伙儿窃窃私议，说什么他这次来是为了物色一位演喜剧的主角，要把他带到美国去。
自从在牛津游艺场演砸了以后，我就一心想去美国，这不但因为那地方给人刺激和富有冒险性，而且因为它重燃起了我的希望，想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振旗鼓。说起来时运也真好，我们剧新编了一出由我主演的短剧《溜冰》，在伯明翰演得很红，而这时正赶上里夫斯先生到那儿去找我们，于是我就把我所有的绝招儿都使了出来，结果是里夫斯拍电报给卡诺，说找到了他要带往美国去的喜剧演员。但是当时卡诺打算让我演别的戏。于是，接连着几个星期，我一直被这件事情扰得心神不宁，到后来，卡诺对一出短戏《银猿》发生了兴趣。这出戏是取笑一个人怎样被介绍进秘密社团的事。里夫斯和我都认为它荒唐无聊，并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但是卡诺却迷信这出戏的内容，坚持美国有很多秘密社团，认为取笑这类社团的戏会在那里大受欢迎，于是，我又是快慰又是兴奋，卡诺挑选了我去美国，在《银猿》一剧中演主角。
演艺生涯第一次出国（4）
我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去美国的机会。我觉得自己在英国的发展已经到了顶点，再说，我在这儿的机会将会受到限制。我几乎不曾读过什么书，如果我在游艺场演丑角失败了，那么，除了去干一些粗活以外，就再没其他的事可做了。但如果到了美国，我是可以有更光明的前景的。
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伦敦西区漫步，走过莱斯特广场、考文垂大街、马尔街和皮卡
迪利街，我沿途停下，感到很凄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到伦敦了，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在美国长住下去了。我一直走到夜里两点钟，沿途尽量领略那些寂静无人的街道上的诗意，增添了自己的愁思。
我最讨厌向人家辞行。你去向亲友道别，他们来给你送行，那无非是徒乱人意罢了。我早晨起身时刚六点钟。所以我不去惊醒雪尼，只在桌上留了一个字条：“启程赴美，将经常给你信。查理。”
演艺生涯初赴纽约（1）
我们的船开赴魁北克，冒着十分恶劣的天气，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二天。有三天，我们的船舵坏了，差点儿抛锚。但是，想到自己是往另一个国家去，我就感到很轻松愉快。我们乘的是艘取道加拿大的牲口船，虽然船上那一次没载牲口，但是却有许多老鼠，它们傲然盘踞在我的舱铺脚头，后来我把一只鞋向它们扔过去，它们才跑开了。
那是九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船在迷雾中绕过纽芬兰。最后我们看见了大陆。那天下着细雨，圣劳伦斯河两岸显得很荒凉。从船上望过去，魁北克好像是老哈姆雷特的鬼魂在上面徘徊的那堵城墙，于是我开始猜想，不知道美国是个什么样儿。
但是，当我们的船向多伦多前进时，田野在一片秋色中越来越美丽了，这就激起了我更大的希望。我们在多伦多换火车，到美国移民局办理手续。一个星期日，早晨十点钟，我们终于到达纽约。我们在纽约时报广场走下有轨电车时，我感到有些扫兴。报纸在大街上和人行道边被风刮得到处都是，百老汇大街看来很不齐整，像是一个刚起床还没梳妆打扮的女人。几乎是每一个拐角上，都摆着有搁脚板的高椅子，人们只穿着衬衫，很舒坦地坐在那些椅子上，让擦鞋的人擦亮他们的皮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收拾打扮的事都是在马路上进行的。有许多人像是外地来的，他们都无所事事地站在人行道旁，仿佛是一些刚离开火车站的人，趁调换火车的间歇在这里消磨时间。
然而，这就是纽约，这就是富有冒险情趣、令人茫然失措、使人感到有点儿害怕的纽约。相反，巴黎给我的却是一种更亲切的感觉。虽然我不会说法语，但是，到了巴黎，我在设有小酒店和露天咖啡座的每一个拐角上都受到欢迎。然而，纽约基本上是一个做大生意的地方。高大的摩天楼好像是高傲无情的，它们根本不理会到普通老百姓的方便；即使是在那些酒吧间里，也没有给顾客们坐的地方，只有一道长长的铜栏杆，可以让你在它上面搁搁脚，那些大众光顾的饮食店，虽然收拾得很干净，铺着白色的云石，但看上去却是那么冷落，一点人情味儿也没有。
我去第四十三街附近，也就是如今纽约时报大厦那地方，在一幢褐色砂石砌的房子里租了一间后房。房间阴暗龌龊，这时我就开始怀念伦敦和我们的那小套住室。地下室里是一个洗衣房，平常每天熨平和烘干衣服时散发着臭气，更使我感到不舒服。
头一天我就很窘。到饭馆里去点菜，我简直是在受罪，因为我说的话是英国口音——并且话讲得很慢。许多人说得那么快又急，我就感到很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