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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她的某一位丈夫时，她说，新婚之夜，她把自己锁在卧房里，要他先从门槛缝里塞进一张五十万美元的支票，才许他进去。
“他照办了吗？”我问。
“他照办了，”她娇嗔中带着点儿嘲笑口气说，“第二天早晨，趁他还没醒，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兑了那张支票。但是，他是一个浑蛋，一个酒鬼。有一次我把一瓶香槟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下子，他被送进了医院。”
进入联美联美影片公司（2）
“所以，你们俩就这样拆了伙？”
“不是的，”她大笑起来，“他好像倒挺喜欢我这一招，后来更对我着了迷。”
托马斯·英斯邀我们到他的游艇上去。总共只有三个人：佩吉、托马斯和我，大家坐在特别房舱里一张桌子旁边，喝着香槟。那时已经是黄昏，佩吉手边摆着一瓶香槟。天渐渐黑了下来，这时我看出佩吉正把她对我的兴趣转移到托马斯·英斯身上，开始对我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于是我就想起，她会把从前用香槟酒瓶对付她丈夫的那一招使到了我头上来。
我虽然喝了一点儿香槟，但人很清醒，就轻轻地对她说，只要我丝毫怀疑到她那漂亮的脑袋里转到了那个念头，我就要把她从船上扔下去。从那一次以后，我就脱离了她那个小圈子，而米高梅公司的欧文·塔尔贝格则成了她下一个眷恋的对象。欧文因为非常年轻，有一个时期被她这位风头人物害得神魂颠倒。米高梅影片公司里盛传他们俩结婚的惊人谣言，但后来欧文的热情消失，结果两人并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在我们那一段简短但是离奇的认识过程中，佩吉曾讲给我听她和一位著名的法国出版商交往时的几件趣事。这些事情促使我编写了《巴黎一妇人》，让艾娜·卜雯斯去主演。我无意自己串演，而是导演了那部影片。
有一些影评家说，无声电影没法表现心理状态；要表现心理状态，它最多只能是通过一些明显的动作，如男主角把女的按在树干上，狂热地对着她的嗓子眼儿噗哧噗哧喷气，或者是挥动椅子，打砸笨重的东西，等等。《巴黎一妇人》一片驳倒了以上的说法。我故意用一些细致的动作，来描写心理状态。例如，艾娜扮演一个交际花，她的女友走进房间，给她看一本社交新闻杂志，那里面刊载了一条艾娜的情人结婚的消息。艾娜冷冷地接过了杂志，看了一看，赶快把它放在一边，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气，接着就点燃了一支烟。但是观众们可以看出她是受到了刺激。她笑嘻嘻地在门口和她的朋友道了别，就赶回去看那份杂志，情绪十分激动地读那条新闻。那部影片里用了许多微妙的暗示。有一场是女仆在艾娜的卧室里打开了五斗橱，无意中让一个男人戴的硬领落在地板上，而这就说明了女主人和片中男主角（由阿道夫·孟郁扮演）的关系。
影片受到了一些有鉴赏能力的观众的热烈欢迎。它是第一部蓄意讽刺和描写心理的无声电影。此片一出，就有其他许多同一类型的影片问世，其中包括恩斯特·刘别谦导演的《姻亲关系》，孟郁在该片中几乎是重演了同样的角色。
阿道夫·孟郁一跃而成为大明星，但是艾娜的成绩却不太好。这时候有人邀艾娜去意大利拍一部影片，为期五个星期，报酬是一万美元，她向我讨主意，问是否应当接受。我当然怂恿她去，但是她不愿和我们断了关系。于是我建议，她不妨接受邀请，如果工作不能连续下去，尽可以再回来和我合作，而那一万美元仍旧可以到手。艾娜拍了那部影片，成绩并不太好，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公司里。
那时我还没拍完《巴黎一妇人》，波拉·内格里以十足的一副好莱坞派头，在美国社交界初次露面。派拉蒙影片公司确实把宣传工作做得过了火，甚至超出了一般愚笨的广告范围。他们乱七八糟地虚构了一些妒忌和争吵的故事，为格露丽亚·史璜荪和波拉大肆宣传。刊出的标题有：“内格里抢史璜荪的化装室。”“格露丽亚·史璜荪给波拉·内格里尝闭门羹。”“内格里已同意接见史璜荪。”报刊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胡扯了下去。
讲到那些虚构的故事，我们既不能怪格露丽亚，也不能怪波拉。实际上，她们一开始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女性的离奇曲折的故事，广告部门一经得悉，便如获至宝。当时有许多人设宴招待波拉。就在这谣言纷纭的一段时间里，有一次我去好莱坞剧场听交响音乐会遇见了波拉。她同她那一伙广告工作人员和派拉蒙影片公司董事坐在我隔壁包厢里。
“查尔利伊（效德国口音唤“查理”）！你怎么不给我信呀？你一次也不来看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打德国赶来看你的吗？”
我听了这些话很得意，虽然并不相信她最后的那一句，因为我只是在柏林见过她一面，那一次为时还不过二十分钟。
“瞧你多么狠心，查尔利伊，也不打个电话来给我。我等了那么久，想要看到你的信。你工作的地方在哪儿？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要给你打电话。”她说。
我对美丽的波拉的这份热情很怀疑，但这样承她青睐，我多少受到了感动。过了几天，她在贝弗利山她租的房子里设宴请我。即使是按好莱坞的标准来说，那次宴会也够称得上是盛大的，虽然去了其他许多男明星，可是她只顾招待我。不管那是否出自真诚，但是我很高兴。这是我们的奇遇的开始。此后，接连着几个星期，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而这在那些专栏作家们看来，当然又是什么风流事件。不久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波拉和查理订婚。”这类报道使波拉感到非常不安，她说我应当发表一篇声明。
“那应当是由女的出面，”我回答。
“那我应当说些什么呢？”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第二天，我接到通知，说内格里小姐不能见我，但没说明原因何在。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她的女仆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来，说她家小姐病得很厉害，问我能不能立刻去一趟？我一到那里，就被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仆领进了客厅，只见波拉小姐两眼紧闭着躺在一张长椅里。后来她张开了眼睛，哼哼着说：“你真狠心呀！”就这样，我扮演了一次卡萨诺瓦。
过了一两天，派拉蒙影片公司经理查理·海顿打电话来。“你给我们招来了很多麻烦，查理。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
“当然可以。就请到我家里来吧，”我说。
于是海顿来了。他来时已近午夜。这个身体矮胖、容貌猥琐的人，我觉得，凭他那副样儿在一家批发货栈里管事倒挺合适；他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查理，报上登的这些谣言，把波拉都给气病了。你为什么不发表一篇声明，把这些谣言平息一下？”
我见他态度傲慢无礼，就直冲他瞅着。“你要我说什么？”
他试图用开玩笑和不介意的口气掩饰他的窘态。“你喜欢她，对吗？”
“我认为，这一类的事情谁也管不着，”我回答。
“可是，我们公司已经在这个女人身上投资了一百万！报上这些宣传给她的影响很坏。”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查理，你既然喜欢她，为什么不就娶了她呢？”
进入联美联美影片公司（3）
这时，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侮慢态度中，我看不出有丝毫玩笑的意味。“如果你以为，只是为了要保护派拉蒙公司的投资，我就会和一个人结婚，那你完全想错了！”
“那么，你就别再和她见面吧，”他说。
“这要由波拉决定，”我回答。
谈到后来，我用玩笑口气淡淡地说，我在派拉蒙公司里没股份，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娶她。我和波拉的关系就这样突然地开始，又同样突然地告终。此后她没有再来找我。
就在我和波拉打得火热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姑娘来到了电影制片厂；她是从墨西哥城一路步行到这儿来找查理·卓别林的。我因为已经对一些影迷有过几次经验，所以关照我的经理“好好地把她打发走”。
这件事随即被丢开了，可是后来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位小姐坐在门口台阶上。我一听这话，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吩咐仆人叫她离开，说我暂时留在制片厂里，等到事情完了再回去。十分钟后，听说她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波拉和雷诺兹医生夫妇在我家里晚餐，我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听了。我们推开前门，四面望了望，看那姑娘是否确实不曾再回来。可是，饭刚吃到一半，仆人冲进餐厅，脸色都白了。“她在楼上，睡在您的床上！”仆人说他去收拾屋子，给我铺床，发现她穿着我的睡衣躺在床上。
我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让我去会她，”雷诺兹说着离开了座位，急忙走上了楼。我们其余的人都坐在那儿，静候事态的发展。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了。“我跟她作了一次长谈，”他说，“她年纪很轻，人也长得漂亮——谈话很有条理。我问她为什么睡在你床上。‘我要见卓别林先生，’她说。‘你可知道，’我对她说，‘你这样会被认为是有精神病，可能被送进疯人院吗？’她一点也不在意。‘我又不是疯子，’她说，‘我只不过是崇拜卓别林先生的艺术，所以从墨西哥远道来见他。’我对她说，她最好还是脱掉你的睡衣，穿好自己的衣服，立刻离开这儿，否则我们就要去叫警察了。”
“我想见一见这位姑娘，”波拉装模作样地说，“叫她下楼来，到起居室里去。”我犹豫不决，觉得这样会使大家很窘。但是后来姑娘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雷诺兹说得对：姑娘长得年轻漂亮。她说已经在制片厂外边徘徊了一天。我们请她吃饭，但是她只喝了一杯牛奶。
她坐在那儿喝牛奶时，波拉向她提出了许多问题。“你是爱卓别林先生吧？”（这时我眨了眨眼睛。）
姑娘大笑。“爱他呀！哦，没有的事，我只不过是崇拜他，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艺人。”
波拉问：“我的影片你看过吗？”
“看过，”她漫不经心地说。
“你觉得它们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不是像卓别林先生那样一位伟大的艺人。”
当时波拉的表情挺有意思。
我警告那姑娘，说她的行动会引起误会，然后问她可有回墨西哥城的盘缠。她说她有钱；于是雷诺兹又劝了她几句，她就走了。
但是，第二天中午，男仆又冲进了房间，说她服毒了，这会儿在路当中躺着。我们毫不怠慢，立刻打电话报告警察局，用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第二天报上把这件事大肆宣传，刊出了她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医生已经给她洗了胃，她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她说并没服毒，只是为了要引人注意，又说她并不爱查理·卓别林，她来好莱坞，只是想要拍电影。
她出院后被交给福利会照管，福利会写了一封措词委婉的信给我，问我能否资助她返回墨西哥城。信里说：“她并无恶意，不是坏人。”于是我们代她付了回乡的旅费。
现在我可以给联美拍第一部喜剧片了，于是我一心要拍出一部比《寻子遇仙记》更为成功的电影。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搜索枯肠，要想出一些剧情来。我老是对自己说：“下一部影片一定要成为一首史诗！一首最伟大的史诗！”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情节来。后来，一个星期天早晨，在范朋克家里度周末，早餐后我和道格拉斯一起闲坐，看几张立体风景照片。有几张照的是阿拉斯加和克朗代克河的风景，一张拍的是奇尔库特山口，一长列勘探金矿的人，正在攀越那冰冻的山峦，画片背面还印了一段说明，描写这些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克服困难。我想，这可是一个精彩的题目，它可以刺激我的想像。果然，各种离奇念头和喜剧动作立刻在我脑海中涌现，虽然我还没有一篇故事，但故事的轮廓已经开始形成。
创作一部喜剧时，说来也矛盾，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我想，这是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每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我看过一本书，它讲到唐纳移民队去加州时怎样迷失了路，被大雪困在内华达群山中。一百六十个拓荒者，最后生还者只有十八个人，多数人都冻饿而死。有的人饿得只好吃死尸，还有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都烤了吃。从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面还剔出那些钉子，仿佛它们是美味阉鸡的骨头，并且津津有味地大嚼那些鞋带，仿佛它们是一些细面条儿。这样饿得要发狂时，我那同伴就把我想像成为一只鸡，想要把我夹生的吃了。
那六个月里，我想出了一系列喜剧片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我就开始拍摄，相信从喜剧的穿插和动作中可以演出一篇故事来。当然，我走了不少冤枉路，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都被剪去了。其中有一组镜头，拍的是流浪汉和爱斯基摩姑娘谈爱情，姑娘教流浪汉学爱斯基摩人那样互相擦鼻子代替接吻。流浪汉要离开她去找金矿时，依依不舍地道别，把鼻子抵着她的鼻子热情地擦着。已经走开了，流浪汉再转过了身，用中指摸摸自己的鼻子，向她最后抛了一个“吻”，接着又偷偷地把指头在自己裤子上擦了擦，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有点儿伤风感冒了。但是，有关爱斯基摩人的部分后来都被剪去了，因为它们和片中舞女的更重要的故事有了抵触。
拍《淘金记》的时候，我第二次结婚。由于我们有了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又非常爱他们，所以有关这次婚事我就不去详细加以记述了。我们婚后，过了两年，都试图使生活过得美满，然而，毫无希望，结果还是招来了很大的痛苦。
进入联美联美影片公司（4）
《淘金记》在纽约河滨戏院上映，我去主持初映典礼。影片一开始，就看到我兴冲冲地绕过一座悬崖，不知道自己背后跟着一头熊，观众们都狂笑鼓掌。直到终场，只听到笑声，间或还杂着掌声。后来联美公司的销售经理海勒姆·艾布拉姆斯走过来拥抱我。“查理，我保证这部影片一共至少可以卖六百万。”结果真的是卖了那么多钱！
初映结束，我病倒了。那时我住在里茨旅馆，一天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就慌忙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我快死了，”我喘着气说，“找我的律师来呀！”
“律师！你是要请一位医生，”朋友也慌了。
“不，不，去找我的律师，我要立遗嘱。”
我的朋友惊慌失措，律师和医生他都给我去找了，但是那时候我的律师凑巧在欧洲，所以只来了医生。
医生照例检查了我的身体，发现并没有什么别的病，只是神经衰弱。“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他说，“离开纽约，到海边去一趟，你可以在那儿静养几天，呼吸海滨的空气。”
半小时内，我已被匆匆忙忙送到了布赖顿海滨。在路上我莫名所以地哭了。后来，我住进了临海的一家旅馆，占了一间前房，坐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海滨的空气。但是这时候有许多人聚集在旅馆外面叫喊：“喂，查理！”“你好啊，查理！”我只好从窗口移到里边去坐，免得让他们看见了。
突然，听见像狗叫似的一声尖号。一个人掉下水去了。救生员把他抬起来，就放在我窗口前面，给他施行急救，但是为时过晚，他已经死了。救护车刚把他送走，又听见一声惨叫。前后一共抬进来三个人，后面的两个被救活了。我比刚来时更加紧张了，决定还是回纽约去吧。过了两天，我差不多完全好了，于是又回加州去了。
进入联美玛丽昂·戴维丝（1）
回到贝弗利山，我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邀我去他家会见格特鲁德·斯坦。我到了那里，斯坦小姐正坐在客厅当中一张椅子上，穿了一件花边领子的棕色衣服，双手放在膝上。不知怎的，她那样儿有些像凡高画的鲁兰夫人，不过格特鲁德不是把红发在头顶上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