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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饭后莱姆勒先生领大家去参观电影制片厂，爱因斯坦夫人把我拉到了一边，小声儿说：“您为什么不邀教授上您家去呢？我知道，如果有机会单是咱们几个人在一起静静地谈一谈，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爱因斯坦夫人关照，应当举行一次简单的宴会，所以我另外只请了两个朋友。席上她讲给我听爱因斯坦博士发明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
“博士像往常一样，穿着他的睡衣，从楼上走下来早餐，但是那天他几乎什么东西也不吃。我以为他不大舒服，就问他哪儿不痛快。‘亲爱的，’他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他喝完了咖啡，就走到钢琴跟前，开始弹琴。他时而弹几下，时而停一会儿，记下了一些什么，然后又重复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一个绝妙的想法！’”
“我说：‘那么，究竟是什么想法呀，你就讲出来吧，别叫人打闷葫芦啦。’”
“他说：‘这很难说，我还得把它推究出来。’”
她告诉我，说他怎样继续弹琴，有时记下一些什么，大约经过了半个小时，然后回到楼上他的书房里，关照她别让人打扰他，此后就在楼上待了两个星期。“每天我把饭菜给他送上去，”她说，“黄昏时他出去散一会儿步，活动活动，然后又回到那儿工作。”
进入联美玛丽昂·戴维丝（6）
“一天，”她说，“他终于从他的书房里走下来，面色很苍白。‘喏，就是这个，’他对我说，一面疲倦地把两张纸放在桌上。那就是他发明的相对论。”
因为雷诺兹医生也懂得点儿物理学，所以那天晚上我也邀请了他，他在席上问教授可曾看过邓恩写的《时间实验》。
爱因斯坦摇摇头。
雷诺兹装模作样地说：“邓恩提出了一条有关维数的很有趣的原理，一种叫什么，”——说到这儿，他迟疑了一下——“一种叫什么维数的发展。”
爱因斯坦赶快向我转过了身，带着顽皮的神气悄声说：“一种维数的发展，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后来雷诺兹不再谈维数的问题了，他问爱因斯坦可相信鬼吗。爱因斯坦承认从来不曾看见过鬼，还说：“如果有其他十二个人同时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那么我是会相信的。”他笑了。
那时候大家都盛谈灵魂现象，心灵体流露的表演在好莱坞风行一时，尤其是一些电影明星家里，常常举行灵魂学家聚会，表演实物腾空和各种心灵学现象。我没参加过这种集会，但是著名喜剧女演员范妮·布赖斯言之凿凿，说她在一次灵魂学家集会上亲眼看见一张桌子从平地升起，飘浮在屋子里的空中。我问教授可曾目睹这种现象。他和蔼地笑了笑，摇了摇头。我还问他的相对论是否和牛顿的假设有所抵触。
“相反，”他说，“它是那假设的进一步发展。”
我在席上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我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我准备去欧洲。
“那时候您一定要到柏林来看我们，”她说。“我们住的地方不大——教授没有很多钱，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一百多万美元供他用来作科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它。”
后来我去柏林时，到他们住的那一套朴素的小公寓房子里去拜访他们。那住宅有点儿像你在布朗克斯看到的房子：一间房兼做客厅和餐室，地下铺着破旧的地毯。家具中最贵重的是那架黑漆钢琴，也就是爱因斯坦在那上面写出有关四维空间的历史性草稿的钢琴。我常常猜想，不知道那架钢琴后来落到哪里去了。它可能被安放在史密森协会或大都会博物馆里了，也可能被那些纳粹党徒当柴火烧了。
纳粹的恐怖笼罩了德国，爱因斯坦一家人去美国避难。爱因斯坦夫人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说明教授在金钱方面是多么一无所知。普林斯顿大学要聘请他，谈到了报酬问题。教授提出的数目太小了，普林斯顿学校当局说，他所要的待遇在美国连维持生活都不够，他至少需要两倍于此数的薪水。
一九三七年，爱因斯坦夫妇到加州旧地重游，一同来看我。爱因斯坦和我亲热地拥抱，并告诉我，他是同三位音乐家一起来的。“饭后我们要演奏一回给您听听。”那天晚上，爱因斯坦参加演奏了一次莫扎特的四重奏。虽然他的弓法不太娴熟，技巧有点儿生硬，但是演奏时他露出了狂喜的神情，闭拢了眼睛，摇晃着身体。那三位音乐家对教授的参加并不表示十分欢迎，都委婉地劝他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三个人另奏几支乐曲。教授同意了，然后和我们一起坐在那里听。可是音乐家演奏了几个乐曲后，教授悄声儿问我：“我什么时候再演奏呀？”音乐家们走后，爱因斯坦夫人有点儿着恼，她安慰她丈夫道：“你演奏得比他们哪一个都好！”
过了几天，爱因斯坦夫妇又来晚餐，这一次我邀请了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昂·戴维丝、Ｗ·Ｒ·赫斯特，以及其他两位客人。玛丽昂·戴维丝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爱因斯坦夫人坐在我右边，再过去就是赫斯特。饭前大家兴致好像都挺不错，赫斯特很亲切，爱因斯坦很客气。但是，大家吃了一会儿，我就觉察出气氛逐渐冷淡下来，到后来大家一句话也没有了。我竭力要使谈话活跃起来，但是怎么也没法引得客人开口。餐厅里笼罩着可怕的沉寂，我只见赫斯特愁对着他的点心盆子，教授露出微笑，坠入沉思。
玛丽昂仍旧是那样嘻皮笑脸，在桌上向每个人说几句俏皮话儿，扯几件不相干的事情，可就是没和爱因斯坦谈话。突然，她扭转身向教授淘气地说：“哈罗！”接着就用中指在他头上掠了掠，说：“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剪一剪呀？”
爱因斯坦笑了，于是，我想现在可以散席，还是到客厅里喝咖啡去吧。
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来到了好莱坞，他的随行工作人员中有格里戈尔·亚历山德罗夫，还有一个年轻英国人，是爱森斯坦的朋友，叫艾弗·蒙塔古。我常常看到他们几个人在一起。他们在我的球场上打网球，球打得很差——至少是亚历山德罗夫打得很差。
爱森斯坦将为派拉蒙影片公司导演一部影片。这时他已经因为拍了《波特金》和《震撼世界的十天》而成名；所以派拉蒙影片公司把他看作一颗摇钱树，想聘请他作导演和编剧。后来他编了一个很好的剧本叫《萨特的黄金》，那是根据一篇有关早期加州有趣的文献改编的。剧本中并无宣传色彩，然而，由于爱森斯坦来自苏联，后来派拉蒙影片公司就有了顾虑，终于打消原议。
有一天，和爱森斯坦谈到了共产主义，我问他：受了教育的无产者，在智力方面是否比得上那些世代有文化的贵族。看来他对我的知识浅薄感到惊讶。这位出身于苏联中产阶级工程师家庭的爱森斯坦说：“一经受了教育，群众的智力就会变成一片富饶的新土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看到爱森斯坦导演的《伊凡雷帝》，那是所有历史片中一部登峰造极之作。他用写诗的手法解释历史——这是解释历史的一个极好的方法。我看到，甚至是一些新近发生的事情也会被人任意加以歪曲，因此所谓历史只会引起我的怀疑。然而，用诗的方法解释历史，就可以对某个时期获得一般的印象。总而言之，艺术作品比史书包含了更可靠的事实和更详尽的记述。
进入联美《城市之光》（1）
我在纽约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看到影片配音的情形，他预言，这一发明不久即将在电影业中引起一场革命。
我听过后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又过了几个月才想起它来，因为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摄制了它的第一部有声电影。那是一部古装影片，是由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主演的——她的名字我现在不去提了——起先她在片中悄然无语，然而却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巨大的悲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里流露出即使是莎士比亚的词藻也难以描绘的痛苦。可就在这时候，影片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我们听到了一只贝壳凑近耳朵时发出的那种声音。接着，那位美丽的公主就像在沙土中说起话来：“哪怕是抛弃了我女王的宝座，我也要嫁格雷戈里。”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位公主是十分可爱的。电影继续演下去，那里面的对话就更加好笑了，但是这一切还不及音响效果更招笑。公主房门上的把手一扭动，我以为那是什么人开动了田里的一辆拖拉机；门一关上，又像是两辆装运木材的卡车互相撞上了。有声电影刚问世时，制片人完全不知道怎样控制声音：一位身披铠甲的游侠骑士，发出了铿锵的响声，你听着好像是走进了一个钢铁厂；一家人吃饭，那噪声好像是个小饭店到了最忙乱的时刻；把水倒在杯子里，会发出突然升高了的奇怪的声音。我离开戏院时，相信有声电影的日子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
但是，又过了一个月，米高梅影片公司放映了它的《轻歌曼舞》，那是一部大型音乐片，虽然内容庸俗无聊，但是映出时卖座极盛。这是有声电影的发轫，此后所有的电影院立刻开始争订有声影片。无声影片衰落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因为那时候无声电影正在改良进步。德国导演穆尔瑙已经很有效地利用了这一艺术形式，而我们某些美国导演也正在开始仿效他的手法。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是具有世界性吸引力的，它的对象包括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成为明日黄花了。
但是我决定继续拍无声电影，因为我相信，不同类型的娱乐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再说，我是一个演哑剧的，在这方面我是别具一格的，而且，不客气地说一句，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接下去再拍一部无声电影——《城市之光》。
影片取材于这样一个故事，它讲到一个小丑，由于在马戏场上出了事故而双目失明。他有一个小女儿，是一个多病和神经质的孩子，他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要让女儿知道他已经失明，应当等她身体强健了再告诉她，因为怕她受不了刺激。后来小丑那样跌跌撞撞，把小姑娘招得哈哈大笑。但是，这情节太令人伤感了。于是，小丑瞎了眼的故事，就被改编成为里面有卖花姑娘的《城市之光》了。
以下故事里的次要情节，已经在我思想中酝酿了好多年：富翁俱乐部里的两个会员，有一次谈到，人们清醒时的意识是不可靠的，于是决定用河滨马路上一个睡熟了的流浪汉做一次实验。他们把流浪汉送进他们华丽得像天宫般的寓所里，让他恣意享受美酒声色之乐，等他烂醉睡熟后，再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流浪汉醒后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根据这一构思，我想到了《城市之光》里的百万富翁，富翁沉醉时和流浪汉挺要好，可是清醒后就不理睬他了。环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了剧中的情节，于是流浪汉就在盲女郎面前假装是一个富翁。
那些日子里，拍完了《城市之光》，我总是去道格拉斯的制片厂里洗蒸气浴。他的许多朋友——有演员，导演，制片人——都聚在那里，于是我们就随意喝着杜松子酒和汽水，闲谈有关有声电影的事情。听到我在拍另一部无声电影，多数人都感到惊奇。“你真有勇气呀，”他们说。
以前我拍电影，往往会引起一些制片人的兴趣。但是现在他们都只想到要拍几部精彩的有声电影，于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开始感到自己与世隔绝，担心已经走上没落的道路。
乔·申克以前是公开表示不喜欢有声电影的，但现在他的思想也波动了。“恐怕以后是它们的世界了，查理，”于是他接着说，只有卓别林能够拍出一部卖座儿的无声电影。虽然这是一句恭维我的话，但听了却叫人不好受，因为我无意独个儿死保着无声电影的艺术。再说，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也表现得忐忑不安，因为它们都对查理·卓别林拍电影的前途表示怀疑和担心。
《城市之光》的确是一部理想的无声电影，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我去拍这部影片。然而，我遇到了好几个问题。自从有声电影问世以来，到现在已有三个年头，一般演员几乎忘了怎样演哑剧。现在他们只顾到谈话与时间的配合，而不再顾到动作与时间的配合了。再有一个困难，那就是需要物色一个既会装得像个瞎子、但又不致因此损及美感的姑娘。许多人跑来自荐，她们抬起了头，露出了眼白，那样儿叫你看了就难受。总算运道好。有一天，我看见一家影片公司在圣莫尼卡海滩拍电影。有许多穿着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向我挥手。那是我以前见过的弗吉尼亚·彻里尔。
“我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拍电影呀？”她问。
看到她那婀娜匀称的身体，穿着蓝色的游泳衣，我根本没想到要请她来扮演这样一个需要着重表现心灵的盲女郎。但是，对其他几个女演员进行了一两次试验后，我都很失望，这才把她找了来。出我意料的是，她具有那种模拟盲人的本领。我教她怎样朝着我看，但是，要向自己内心里看，而不是看见了我，她居然能够照着我的意思做。彻里尔小姐长得很美，并且适于上镜头，只是缺乏演戏经验。有时候这反而成为一个优点，尤其是拍这种技术占首要地位的无声电影。那些富有经验的女演员有时积习太重，而哑剧中的动作技巧又是十分机械的，这样她们就会感到一时无所适从。经验较浅的演员，反而更容易适应那些机械动作。
有一个镜头是，流浪汉为了要穿过那条车辆拥挤的街道，就从一辆轿车这面的门走进，再从那面的门走出。流浪汉关上车门，瞎眼的卖花姑娘听见了声音，以为他是汽车的主人，就把花儿送上去。流浪汉用他仅有的半克朗买一束鲜花。一个不小心，他把她手里的花碰落在人行道上。她蹲下身子，四面摸着去拾。他指给她看。但是她仍旧摸索着。他忍不住自己给拾起来，奇怪地朝她看。突然他明白了，原来她是看不见，于是，把花在她眼前晃了晃，知道了她是盲人，这才很不过意地把她扶了起来。
整个这一场，总共只演了七十秒钟，但是，为了拍好它，我花了五天时间，一再地重拍。这不能怪那姑娘，一半是由于我拍电影时刻意求工，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城市之光》一片，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摄制成功。
进入联美《城市之光》（2）
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股票市场狂跌。我幸而不曾被殃及，因为我以前读了梅杰·Ｈ·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该书分析并解释了我们的经济制度，说一切利润基本来自工资。所以，失业意味着丧失利润，并使资本减少。这一说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一九二八年，当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人时，我就售出了我所有的股票和债券，把我全部所有都变成了流动资本。
股票市场狂跌的前一天，我和欧文·伯林一同进晚餐，他对股票行情很是乐观。他说，在他常去的一家酒馆里，有一个女侍者把她的投资增加了一倍，不到一年就赚了四万美元。他本人手头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给他带来上百万元的利润。他问我可做股票生意吗。我对他说，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万人失业，所以我不相信股票。我劝他趁有赚头的时候把股票一起出笼，从此洗手别干了，他听了大为不高兴。于是我们在这问题上争执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低估美国的价值！”他责备我，说这是很不爱国的表现。第二天，股票市场暴跌了五十点，欧文的财产荡然无存。一两天后，他来到我的制片厂里，又是懊丧又是愧悔，他很想知道我那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最后，《城市之光》拍摄完毕，只剩下给它配音乐了。这方面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音乐可以由我来支配，于是我自己作了曲。
因为优美的音乐会给我的喜剧片增添上感情的一面，所以我要认真地为它们配上富有浪漫色彩的优美的音乐，以此衬托出流浪汉的个性。那些改编乐曲的人很少理解这一点。他们老是要配上一些滑稽有趣的音乐。但是我总是这样解释：我不要音乐喧宾夺主，我要它优美悦耳地配合着表达感情，正有如黑兹利特所说：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感情，它就是不完整的。有时候，一位音乐家向我炫耀，大谈其半音阶和全音阶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