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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轻人，步履轻快急促，她就说：“瞧那儿走的是霍潘兹科奇先生。这会儿他是上赌场去。如果今儿运道好，他能给自己和他女朋友赢来一辆旧货双人自行车。”
接着，一个人无精打采、慢慢腾腾地走了过去。“咳，他这是回家吃饭去，想到了只有炖肉和芹菜，那是他最不爱吃的。”
接着，一个人趾高气扬地走了过去。“瞧那是一位体面的青年人，可是这会儿他只惦记着他裤裆里那个破洞眼儿。”
后来，一个人快步如飞地闪了过去。“瞧那位先生刚刚吃了伊诺果子盐呀！”她这样往下说，招得我一阵又一阵地大笑。
又过了一个星期，雪尼仍旧杳无音信。如果当时我不是那么年幼无知，而是更能觉察出母亲的焦灼心情，我也许就会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也许就会注意到，那几天里她一直是无精打采地坐在窗口，也不去收拾屋子，并且变得异常沉默了。我也许就会关心到，那家服装店开始挑剔母亲做的活，不再包工给她做了。由于她积欠了分期付的款子，人家就搬走了她的缝纫机；而我教舞蹈的每星期五先令，又突然落了空：随着这些事态的发展，我也许就会注意到，她一直显得那么冷漠和迟钝。
麦卡西太太突然病故。以前她已经病了一个时期，身体很快地衰弱下来，现在终于逝世。我立刻转到一个念头：如果麦卡西先生娶了我母亲，那该多么好啊——我和沃利是很要好的伴儿。再说，这是解决母亲所有问题最理想的一个办法呀。
举行葬礼后不久，我就向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情：“你应当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多去看看麦卡西先生。我敢打赌，他是要娶你的。”
母亲露出了暗淡的微笑。“那么，就让这个可怜的人来求婚吧，”她说。
“只要你打扮得整整齐齐，像你往常那样吸引人，他会来求婚的。可是，你根本就不肯试一试。你老是坐在这间龌龊屋子里，叫人看了怪害怕的。”
可怜的母亲呀。我真懊悔不该说这些话啊。我根本没想到，母亲是因为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了。然而，第二天，不知怎的使出了一种超人的力量，她又打扫干净了那间屋子。
那时学校正在放暑假，所以我想还是早点儿到麦卡西家去吧——我只想要躲开了我们家那个可怜的顶楼。后来，麦卡西家留我吃午饭，但是我直觉地想到了应当回到母亲身边。我刚走到波纳尔弄，就被几个邻居的孩子在弄门口拦住了。
“你母亲疯了，”一个小姑娘说。
这句话像一个巴掌打在我脸上。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咕哝。
“是真的呀，”另一个孩子说，“她刚才敲我们每一家的门，把一块块煤分给我们，说那是给孩子们的生日礼物。你不信去问我妈。”
我不去往下听，就一路跑过去，跨进了敞开着的大门，蹿上了扶梯，推开了我们的房门。我停下了，缓了一口气，凝神仔细地看母亲。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空气闷热得令人难受。母亲仍旧像平时那样坐在窗口。她缓缓地转过身来向我看，苍白的脸上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妈！”我几乎是在大喊。
“什么事情呀？”她冷冷地说。
这时我跑过去，扑倒在她膝上，把脸紧贴在她怀里，抑制不住地哭了。
“好啦，好啦，”她亲切地说，一面抚摩着我的脑袋，“出了什么事情啦？”
“你身体不好了。”我哭得直哽咽。
她安慰我道：“我身体可好哩。”
看来她是那么思想混乱，心事重重。
“不对！不对！他们说你到每一家人家，去——”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只管哽咽着。
“我是去找雪尼呀，”她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不让我看他，把他藏起来了。”
这时候我知道孩子的话是真的了。
“哦，妈妈，你别这样说啦！别说啦！别说啦！”我啜泣着，“我给你请大夫去。”
她一面抚摩我的脑袋，一面接着说：“麦卡西家知道他在哪儿，可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看见他。”
“妈妈，让我去请大夫，”我大声儿说。我起来，向门口跑过去。
她露出了痛苦的神情盯着我后面瞧。“你上哪儿去？”
“请大夫去。不会多耽搁的。”
她不说什么话，只是急切地紧瞅着我。我赶快跑下楼去找房东太太。“我这就去请大夫。我妈身体不好！”
“我们已经去请了，”房东太太说。
区里的医生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年人，他听完了房东太太的话（和孩子们所说的大致相同），只敷衍了事地给母亲作了一次体格检查。“精神失常。把她送进医院去吧，”他说。
医生写了一张字条；上面除列举了一些其他的说明以外，还注明母亲患的是营养不良症，后来医生向我解释，说她是饿坏了的。
“她还是到医院里去的好，在那儿可以吃得有规律一些，”房东太太说这话，无非是在宽慰我。
她帮着收拾母亲的衣服，让她穿着好了。这时母亲温顺得像个小孩儿似的，其实她是非常虚弱，仿佛已经失去了意志力。我们走出去时，街坊和孩子们都聚在大门口，惊奇地瞧着我们。
童年艰难度日（6）
医院离开我们家大约有一英里路。我们缓步走去，我扶着母亲，她软弱无力，像喝醉了酒似地跌跌撞撞，两边摇摆。在午后酷热的阳光下，我们的悲惨景像仿佛被无情地暴露无遗。在我们身边走过去的人，一定以为母亲是喝醉了酒，但我却觉得这些人像梦中的阴影一样。她一句话不说，但又好像知道我们是上哪里去，并且自己也急于要到那里去。我沿路试着去安慰她，她只是微笑着，她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了。
最后，我们到了医院里，一位年轻医生接待了她。他看完了字条，很和气地说：“好的，卓别林夫人，这边来吧。”
她很听话地让他检查了身体。但是，等到看护要领她走时，她突然转过了身，痛苦地觉察到要把我丢下了。
“明儿见。”我装出了高兴的神气说。
她被带走的时候，急切地回过头来朝我看。直等她走了以后，医生才转过来对我说：“那么，你怎么办呢，孩子？”
因为对贫民习艺所的学校已经领教够了，所以我很有礼貌地回说：“哦，我到我姨妈家去。”
从医院走回去的时候，我伤心得只感到知觉已经麻木，但是却觉得更放心了一些，因为我知道，母亲进了医院，总要比没吃没喝，独个儿坐在那间黑暗的屋子里好一些。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看护领她走开时她那副伤心的神情。这时候我想到了她种种可爱的地方，想到了她那愉快的性情，她那温柔亲切的神态，想到了这个疲乏瘦小的人怎样沿着大街走过来，那样精疲力尽，心事重重，可是，后来一看见我向她奔过去，就立刻变了另一个样儿，这时我总是急切地看纸袋里她经常给雪尼和我带回来的好吃的，而她就露出了满面笑容。甚至是那天早晨，她还给我留下了一点儿糖果——我伏在她膝上哭时，她就把糖果拿出来给我吃。
那天，我不曾直接回家，因为我没勇气直接回去。我一路向纽因顿打靶场市场走去，浏览那些店面橱窗，一直徘徊到下午很迟的时候。后来我回到了顶楼里，瞧那屋子多么空洞和寒碜啊。一张椅子上摆了一只洗衣盆，里面盛着半盆水。水里浸着一件女衬衫和我的两件衬衫。我开始到处寻找，菜橱里只有半小包茶叶，此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壁炉台上放着母亲的钱包，里面有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桌子角儿上摆着她刚才给我吃的糖果。这时候我忍不住又哭了。
由于情绪上极度疲劳，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又对着那愁人的空屋子，阳光射了进来，照在地板上面，仿佛增强了母亲离家后冷清的感觉。后来，房东太太走上来说，她不曾将这屋子租出去之前，我仍旧可以住在那里；还说，如果要吃什么东西，我尽可以去向她讨。我向她道了谢，说雪尼回来了就会全部付清我们的欠租。但是，我不好意思再向她讨吃的。
我并不曾照我答应的那样第二天去探望母亲。我没勇气去，它太使人伤心了。但是房东太太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母亲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件悲伤的消息反而减轻了我的良心谴责，因为凯恩－希尔远在二十英里以外，那儿我是没法去的。雪尼不久就要回来了，到那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去探望母亲。头几天里，我没去看她，也没向我认识的人提起这件事。
我总是一清早就悄悄地走出去，整天在外面闲荡；我老是想办法到什么别的地方去弄点儿吃的——再说，即便是少吃一顿，对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天早晨，房东太太看见我走下楼去，就问我可曾吃早饭。我摇摇头。“那么你来吃呀，”她仍旧是那样粗声粗气地说。
我故意不去麦卡西家，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家知道母亲的事情。像一个逃亡者，我避开了所有的人。
母亲刚离开家一星期，我已经习惯于随遇而安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我既不感到悲哀，也不引为快慰。我最顾忌的是房东太太，因为，如果雪尼再不回来，她迟早要把我的情况报告给教区里的负责人，而我就会再被送进汉威尔学校。所以我老是躲开了她，有时候甚至睡到外面去。
我认识了几个在肯宁顿路后边一条马房巷里劈柴的人；这些样子像流浪汉的人，在一个阴暗的堆棚里辛勤劳动，他们老是那样悄声儿说话，整天把那些木头锯的锯，劈的劈，砍成了半便士一捆的柴火。我老是在敞开着的门口踅来踅去，留心看他们干活儿。他们拿一块一尺见方的木头，把它劈成寸把厚的木片儿，再把这些木片儿垛齐，劈成了小棒儿。他们劈得那么快，我看得出了神，觉得干这活儿倒挺有趣。过了不久，我就开始帮他们劈柴。他们从承包拆房屋的商人那儿买到木头，把它们运到自己的堆棚里堆了起来，这至少需要花一天时间，然后用一天的时间锯木头，再用一天的时间劈木头。到了星期五和星期六，他们就去卖那些柴火。我对卖柴火的事不感兴趣，但觉得跟他们一起在堆棚里干活儿很热闹有趣。
他们是一些和蔼而安静的人，年龄都不满四十，但是从神情和动作上看来却要老得多。老板（我们这样称呼他）像一个患糖尿病的人那样鼻子通红，除了一颗虎牙外，上边其余的牙齿都掉光了。但他脸上自有一种亲切可爱的神气。他咧开嘴笑时，尽量露出他那颗虎牙，那样儿挺滑稽的。有时候，没有多余的茶杯，他就拾起了一只空牛奶罐，冲洗一下，咧嘴笑着说：“用这个当杯子好吗？”另一个人，虽然也挺和气，但是却很沉默，黄面孔，厚嘴唇，话说得很慢。中午将近一点钟的时候，老板总是抬起头来朝我望望，说：“你尝过干酪皮做的威尔士兔子肉吗？”
“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我回说。
这时他总是噗嗤一笑，露出了他的牙齿，递给我两便士，于是我就跑到路拐角阿希开的那家卖茶叶和杂货的小店里，买回一便士干乳酪皮和一便士面包，阿希很喜欢我，老是多给我一点儿。我们把干乳酪皮洗刷干净了，给冲上一些水，再加上一点儿盐和胡椒。有时候老板还在那里面放一块肥咸肉和一些洋葱屑儿，另外煮一罐子热茶，那一顿午餐是十分可口的。
虽然我并没向他们要钱，但是，到了周末，老板却给了我六便士，这使我喜出望外。
那个黄面孔的乔常发癫痫，发病时老板就烧几张褐色打包纸，放在他鼻子底下，让他闻了苏醒过来。有时候乔会嘴里吐白沫，咬自己的舌头，等到清醒后，就露出一副伤心和惭愧的神情。
这些劈柴的人，从清晨七点起，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有时候甚至更晚一些，每当他们锁上了堆棚回家时，我就感到很愁闷。一天晚上，老板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戏，他买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层楼座票。乔和我已经洗好了脸，在等候老板。我很激动，因为那星期是弗雷德·卡诺（几年以后，我加入了他的剧团）在那儿演他的喜剧《早起的鸟》。乔靠在马房巷的墙上，我站在他对面，又是高兴又是激动，可就在这时候，乔突然发出了一声喊，在墙根儿横着倒了下去，他发病了。他因为盼望看戏，太紧张了。后来老板要留下来看护乔，但是乔坚持我们不必等他，说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好的。
上学的事已经成为一种威胁，它一直使我提心吊胆。劈柴人偶尔也提到了我读书的事。暑假已经结束，他们感到有点儿过意不去了，于是我就避开了他们，等到四点半钟放学的时候再去。但是，在耀眼的阳光下踯躅街头，一直要等到四点半方才可以回到他们那儿有荫蔽的地方，那日子确是漫长和寂寞的。
一天夜里，我偷偷地走上楼去睡时，房东太太唤住了我。原来她还没睡，在等着我。当时她十分激动，递给了我一份电报。电文是：“明晨十时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在车站上接雪尼时，我那副样儿确实太不体面了。我的衣服又脏又破，我的鞋子张开了大嘴，我的帽子衬里像女人的汗衫似的搭拉在外面；我的所谓洗脸，只不过是在劈柴人的自来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因为这样可以省我提着一桶水登上三层楼扶梯，经过房东太太的厨房。我和雪尼见面时，我耳脖子上还留着隔夜的宿垢。
雪尼仔细向我全身打量，说：“出了什么事情啦？”
我顾不到委婉地说给他听了。“妈精神失常，我们只好把她送进医院了。”
他的脸沉下来了，但是他克制了自己。“你现在住在哪儿？”
“还是住在老地方，波纳尔弄。”
他转过身去找他的行李，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是那么苍白憔悴。他唤了一辆四轮马车，脚夫把他的行李堆在车顶上——瞧，除了其他的东西，还有一篓子香蕉呀！
“那是咱们的吗？”我急切地问。
他点了点头。“香蕉太生了；要等一两天才能吃。”
一路上，他问到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没法很连贯地说话，他只片断地听到了个大概。接着他就告诉我，说他怎样被留在开普敦一个医院里治病，他这次回来积了二十磅，原来是打算把这些钱都交给母亲的。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这些钱是从一些兵士那里赢来的。
他把自己的计划说给我听。他不愿再航海了，打算去演戏。他估计那些钱可以维持我们过二十个星期，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就到戏院里去找工作。
我们坐上马车，带着一篓香蕉回到家里，引起了邻居们和房东太太的轰动。房东太太把母亲的事说给雪尼听，但是没有让他知道那些细节，以免增添他的烦恼。
雪尼当天上街去买东西，给我添了一套新衣服，那天晚上，我们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起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的时候，雪尼一再说：“要是妈今儿晚上来了，她不知道该怎么乐呢。”
那个星期里，我们到凯恩－希尔去探望母亲。我们坐在会客室里，焦急的期待使我们痛苦得几乎无法忍受。我记得怎样听到钥匙的响声，怎样看见母亲走了进来。她面色苍白，嘴唇发青，她虽然认得出我们，但是并没有对我们表示高兴；她从前那种热情洋溢的神态已经消失了。她由一个看护陪着，那看护是一个语言无味、但是喋喋不休的女人，她一直站在那里准备说话。“可惜你们来得不巧呀，”她说，“因为她今天人不大舒服，你说对吗？亲爱的？”
母亲很有礼貌地向她瞟了一眼，含着微笑，仿佛是在等着她走开。
“你们要等到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再来，”看护补充了一句。
最后，看护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了。虽然雪尼试图鼓起母亲的兴致，说他怎样运道好，怎样攒了许多钱，为什么在国外耽搁了那么久，但她只坐在那里听着，一面听一面点头，显得精神恍惚，思虑重重。我说她很快就会复原的。“可不是吗，”她伤心地说，“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