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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阅读的过程仍然是艰难的。记得前年重读《红楼梦》，看得心神荡漾，在课堂上激动得不能开口讲课。这几天又想开始再看一遍，但拿起书来却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又怕自己太过激动，而且，像我这种庸俗的人，哪有资格看这部伟大超凡的经典著作？后来想想“红学”界几十年来也不乏庸俗者，才逐渐安下心来。这次读完后，预备和好友余国藩合开一门课，也可以借此向这位文学批评界的武林高手请教。
为了应付学生，我又开始重读另一本经典著作——奥尔巴赫（ErichAuerbach）的《模仿》（Mimesis），这次是从后记看起，发现作者写此书时正在战后的土耳其，研究的环境极差，欧洲文学的资料更贫乏，然而此书从希腊史诗《奥德赛》一直论到弗吉尼娅·伍尔夫的小说，而且引的大多是原文，作者功力之深，使我不禁想起抗战时期的陈寅恪和吴晗以及法国史学家布洛克（MarcBloch），他们都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写下不朽的学术著作。相形之下，我们这“饱暖”的一代怎不自惭形秽？于是，当我看到书架上一本本还没有读过或读完的中西经典著作的时候，觉得心中罪恶感更沉重了，甚至压得透不过气来。现代人欠古人的债实在太多了，书债是其一，想要超越古人，谈何容易？于是，在沮丧之余，干脆自暴自弃，把书丢在一旁，打开电视机，自寻庸俗而去也。
这种精神上的“书债”并非我独有，老友刘绍铭也有同感，而且还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不过，可以稍稍告慰的是，正好像欠人情债的心理一样，我对于“书债”的压力最终还是感激，我毕竟还是有福的，因为我拥有念不完的书。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1）
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
我是一个爱看闲书的书呆子。
书呆子的定义是：对书看得发痴。不过，我的毛病是，我只对闲书发痴，看正书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闲书看多了不见得有学问：我绝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书看得太杂，没有一样精通，而且——让我从实招来——大部分的书我都没有看完。
我是一个懒人：多一事不如少—事。懒人看书的办法很多，而最主要的一个招数是——找借口。就以星期天为例吧，我每周日必看《纽约时报》，这个习惯的养成，说来好笑，因为我懒于干家务，别家都在礼拜天或周末大清扫一番，我却懒于动，于是为自己找到一个最好的借口：先看会儿报纸再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星期一要上课了，我得备课，但又懒于备课，所以暂且不看正书，翻翻报纸、闲书再说，于是，每个礼拜天的时光就这么消磨了大半。直到夜色深沉之后，心中的焦虑也更加深了，不得已拿起书本来准备，于是，就不得不开夜车，因为白天的时间都消耗在《纽约时报》上了。
《纽约时报》星期版是我的“鸦片烟”，据说许多知识分子都“吃”上了瘾。我看《纽约时报》，不看新闻，只看“艺术版”、书评和杂志，有时候也略微瞄一眼“旅游版”的广告：雪白的沙滩上穿着比基尼泳装的女郎，亚热带的椰子树，一望无际的碧波……令我想入非非，令我昏然入睡。一觉醒来，突感一阵“良心”上的震撼：该读正书了。但随即又自暴自弃地拿起“书评版”，还为自己找到一个新借口：也该看看最近出了什么新书，以长见闻。
当然，我对新书的知识丰富，都是看“书评版”得来的，至于我到底读过几本新书，那是另外一回事。偶尔心血来潮——发现自己竟然也不太懒散的时候，就到书店里一股脑儿买一堆新书放在书房，然后，不慌不忙地一本本拿起来，摸摸书皮，看看封面的设计，再翻到书后，就是作者的生平简介，匆匆读完后敬意油然而生，于是开始翻到“序文”，从“鸣谢”部分读起：每一个男作者——特别是学者——都有一个任劳任怨的妻子，为他操持家务，怪不得他才写出这本书来。唉，长剑归来兮，独无妻……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2）
看到这里，我只好掷书而叹之，叹毕再拿起另一本，又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太太，而且还加上两个任劳任怨的孩子，美国学术界真是如出一辙，其实，应得“长俸”（tenure）的不是先生，而是太太。
气愤之余，我就弃西而就中，拿起一份中文报纸，读将起来。大陆的报章杂志仍然“官”冕堂皇，看久了乏而无味，于是找了“读者来信”看，趣味盎然；台湾的报纸，当然只看副刊，偶尔也会被“社会版”的情杀案吸引，或是“娱乐版”的女明星玉照：××女士善演床戏，大胆过人，不惜为艺术而牺牲。
突然，看腻了。我又勉强恢复了道学精神：不看报了，该看正书了。不过，还有一本新买来的英译东欧小说，翻开一看，竟然没有感谢任劳任怨的夫人之言，又翻了几页：男主角还有两三个情妇，于是，干脆从第一页看起……
一本小说看了大半，不得不停下来，不然明天就不能授课了。于是，我终于开始看正书，只是颇感时不我待，一天的宝贵光阴又这么浪费殆尽，而我一事无成。钟敲11响，将近午夜的时候，我发愤读书，苦读一两个小时，觉得眼睛逐渐模糊，睡意已浓，隐约之中，道貌岸然的周公出现了，接着是中西历史上各先贤先圣，还有当代文学各大师，我长跪不起，在香案前许了一个愿：以后再也不看闲书了。
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勉强遵守自己的诺言，不过，晚饭后累极，也禁不住翻几页旧报或杂书，但都是“新书”，上个礼拜天看的小说也只好丢在桌畔，或移到书架上去，管不了结局了，反正现代小说中男女主角的爱情绝不会圆满的，情妇更不必提，况且，上周的《纽约时报》“书评版”上不是早已论到这本小说的主角不得善终吗？
星期天又到了，我的“烟瘾”照例复发，借口更多。最快乐的时候，莫过于星期一放假，没有课可授，我可以光明正大地“闲读”下去，甚至，午夜时分还可以加一部电视上的老电影。
《西潮的彼岸》 第三部分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3）
如此周而复始，我越来越痴了，逐渐发现自己的“闲学”比正业更扎实，譬如谈到新出版的唱片和小说，还有加勒比海哪一家大旅馆冬季减价，或某女明星的现任丈夫是谁，或……如此下去，如何得了？不能再堕落下去了，于是，我在几经思索之下，想出了一个万全之策——最好的借口：干脆倒转过来，把正书当做闲书看，我既然开现代中国文学的课，何不把中国小说用古人的方法当做“小说”看？小说者，大街小巷之言，凡夫庸妇之语也，纯为身心之娱而设，管他什么社会主题和思想深度！？于是，拿起一本大陆新出版的杂志，俨然有一篇谌容的新作，而且竟然还敢畅论萨特，这怎么可以？存在主义的理论基础应该从康德或海德格尔的学说讲起……干脆把书架上的一本旧书——论存在主义思想的学术专著，买后从来没有看过——拿下来仔细从第一页读起，也不计较作者家里有无贤妻了。一口气看完大半部，睡意渐浓，周公出场后，萨特先生也露面了，我总算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根据我刚读过的某权威学者的论点……萨特先生微笑不语，颇有自得之状，原来他身后也有一个女人——大名鼎鼎的西蒙娜·波伏瓦，难怪，难怪，难得，难得。
自从我由懒散、颓废中“复活”了以后，回首过去，觉得自己从读闲书的习惯里也学到少许心得。我看的书很杂乱，我所学到的都是些“杂技”，不是有系统的专家的学问，所以，对于“学者”这个称呼，我还是有点汗颜。不过，杂学也有它的好处，我觉得自己的知识领域的确广阔了，而且，既然看不完专著，只好举一反三，活学活用，倒也不受任何理论体系的牵制。也许，将来自己也可以跻身江湖，自成“杂家”。
由“闲”归“正”以后，难保“鸦片瘾”不会复发，然而，自从把《纽约时报》星期日版当做正书看后，我的兴趣倒也降低了不少。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什么是“西化”（1）
什么是“西化”
——一个“海外华人”的自白
我个人一直认为：身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现代人，在思想上绝不能闭关自守，而应以一个泱泱大国的风度去接触、研究，并欣赏各种文化。就中国文化史而言，我最喜欢的朝代是魏晋和盛唐，明代末期的百家争鸣也是我所倾慕的，这几个在思想、文化上建树最大的时代，都是与别国文化——特别是印度来的佛教——有深一层接触的时代。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19世纪的“西化”实际上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而“五四”以后的“西潮”影响大多了，但当时的人对西方文化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不过“五四”知识分子一方面爱国，一方面又尽量吸收他国文化精华的精神还是值得效法的。我们今日所处的时代不容许我们闭关自守，所谓“四个现代化”，其部分意义也在于此。在20世纪70年代的今天，我觉得“西化”这个名词应该重新鉴定。
有所谓“西方文化”，事实上是一个多元性的名词，18、19世纪以西欧文化为主，20世纪文化中心似乎转移到美国，但事实上并不尽然。美国的电视节目比不上英国，近年来美国的电影又落于法、德两国之后。纽约虽可称为世界艺术的中心，但纽约只有一个长驻的交响乐团，而伦敦一个城市就拥有四五个交响乐团。芭蕾舞虽有纽约的两大团体，但就古典芭蕾的造诣而言，美国仍然比不上俄国。就建筑和家具设计而言，美国的成就虽不少，但我觉得仍然比不上巴西的独创性。再就文学而言，所谓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源自法国，捷克和俄国也是重地；就创作而言，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索尔·贝娄虽是美国人，但他的作品中犹太味极浓，今年诺贝尔奖的得主辛格则是以近代犹太文（Yiddish）写小说的；近年来以英文创作最受重视的小说家奈保尔（V。S。Naipaul），生在西印度群岛，而后在英国受教育，他最近的一部小说所描写的却是非洲。即以非洲作家而论，我最近看了一部南非作家的书，读了一本西非作家的小说，不禁大吃一惊，其文学上的造诣是相当可观的。再就近月来讨论甚多的抗议文学来说，我最近看了捷克小说家昆德拉的一部作品——《为了告别的聚会》，真是有啼笑皆非的感觉，但捧腹之余，又觉得作者对今日捷克社会的分析实在入木三分。再就苏俄的抗议文学而言，这几年更是名家辈出，大有取代索尔仁尼琴之势。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什么是“西化”（2）
以上所举的几个琐碎的例子，只不过表示“西方文化”已不尽由英美所主宰，其他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文化艺术上也有长足的进展，所以我最近提出“全球文化”这个概念，一方面鼓励自己，一方面也鼓励有心的中国读者对于这一个世界作更深入的了解。
也许有人说：我身在海外，深受西潮影响，所以才提出这种变相西化的说法。我应该重申一点：所谓“化”，虽有在思想上潜移默化的意义，但并不表示自己在言行上“化”为西方人。近世纪的中国人——自宋朝以来——往往有一种文化自大感，总以为中国文化唯我独尊，如果接受他国文化，就是卖国，我觉得这是中国逐渐失去自信力的看法。盛唐时的中国“胡化”得很厉害，但这才是真正有自信的泱泱大国，而唐朝时的华人也没有变成胡人。又有人说：以目前情况来说，西方各国国力太盛，如“西化”必受其统治。我觉得这更是肤浅的看法，所谓西方各国，其“物质文明”的兴盛并不一定和其文化成正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德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西方各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早已逐渐扬弃狭义的本国文化至上的看法（今日世界各国之中，这种看法恐怕在中国最盛，加上把“国家民族”的大帽子一戴，文化自大主义就变成了狭隘的“沙文主义”），而尽量吸收他国文化——特别是东方各国的文化。在这一方面，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可观，我们再不能坐井观天了。
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有人说是混一碗饭吃，骗骗洋人而已，我认为这也是自相轻视的看法。且不谈在美国研究中国的环境，仅就海外中国人这个立场而言，就有许多事可做，以前往往有人说了大话而不做，我的态度是做了而不说，即使非说不可，也不必说大话，以后在历史上自有交代。不过，有一种海外中国人的共通心态是应该一提的：正好像中国台湾的少年棒球队在美国屡战屡胜一样（从来没有人说棒球不是中国的东西），我们希望中国在文学、艺术上也可以派出“少年棒球队”来，不只是“宣扬国粹”，而是用世界共通的语言——如音乐、绘画、建筑——为中国人争一口气。
我个人是一个交响乐迷，看到一个日本人（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一个印度人祖宾·梅塔（ZubinMehta）指挥纽约交响乐团，就恨不得有一个中国的指挥家去华人很多的旧金山指挥当地的交响乐团，也许有人说，这是“西化”后的妄想，但是当中国的纺织品在美国畅销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西化”？就我个人而言，我宁愿全心致力于为中国文学在西方——在全球——争应有的地位，至于穿什么料子的衬衫，倒无所谓。
我本不拟再多写关于西方的东西，而希望多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此次回国后，听一位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说：他的学生一般只听国乐、只谈民俗音乐（当然也有人喜欢“靡靡之音”），而不喜西洋古典音乐，遂又引起我唱“反调”的“勇气”来。
诚然，在这个环境下爱国家、爱民族是应该的，但我觉得狭隘的“爱国”往往会招致思想上的“闭关自守”，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所以才写出这篇短文。我也无意重作“西化”的论战，仅愿将个人的意见提出来，供有心者参考。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多年追求的恋人（1）
多年追求的恋人
——我的文学因缘
我这上半生和文学的“因缘”几乎全是被动的。
我在台大外文系念书的时候，交了几个好朋友，他们的兴趣都是文学和创作，所以才办了《现代文学》这本杂志（今年已经创刊二十年了）。而我当时的兴趣却是外语和外交，对于文学创作完全是外行，所以在《现代文学》初创的时候，我也只好被动地扮演“摇旗呐喊”的角色，此外，只不过翻译了几篇文章而已。
直到大学四年级，我才逐渐对西洋戏剧发生兴趣。但这也多半是被动的，是由于我对电影的热爱发狂所致，也就多看了几本奥尼尔和斯特林堡的剧作选，然后在脑子里胡思乱想——如何用电影的手法把这些舞台剧表现出来！与其说我喜欢戏剧文学，不如说我喜欢电影艺术来得恰当！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有两个“妄想”：一是到好莱坞去学电影导演，一是到维也纳去学指挥。既然是妄想，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只好“姑妄想之”。另一方面则“现实”地向美国几所大学申请奖学金，至于应该专修哪个科目，则也采取“被动”的方法：向不同的学校申请不同科系——譬如新闻、外交、历史、视听广播，还有戏剧——然后听天由命，哪个学校给我奖学金，我就念哪个科目。结果我“不幸”被两个学校选中了：一是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主修广播电视；一是芝加哥大学——主修国际关系。我两相权衡之后，决定去芝大，因为奖学金比伊大多了几百块美金。
我没有申请读文学，原因很简单：怕拿不到奖学金。后来我从好友刘绍铭的信中得知，他在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读文学时备受“吃马铃薯”之苦，所以就毅然决定此生绝不学文学了。
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一年，我对于国际政治课程感到索然无味，因为当时“国际关系”的研究很流行所谓“游戏理论”的方法，即把各国军力的比较和国与国的关系当做一种比赛游戏，所有与人文有关的因素全然不顾。我苦读了一年之后，才知道自己毕竟还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