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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听训了，并且谢绝参加每月一次的中大三院教职员午餐会。我的结论是：我应该认清自己的地位，不要妄想影响上层阶级，而应该由基层做起，尽我的本分，为崇基历史系效劳。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2）
幸而系中师生（一两位人士例外）相处极好，前任和现任系主任都是热心人士，同学并且主动提出改革课程的建议，所以在一两次会议之后，大体上通过了初步改革方案。然而，崇基历史系受命加强世界史的课程，改革方案与此不合，就会被校方打回，而且，中大世界史的“讲座教授”常驻崇基，在权力上可以自上而下否决系会的决定。在美国的一般大学，这种情形是绝无仅有的，然而中大“阶级”森严，系主任遂决定进一步在三院历史系联合会中另谋对策，又需一番艰苦的“奋斗”。为了这件系内的事，系主任曾与中大校方数次公文来往，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记得我在达特茅斯学院任教时，历史系的任何改革方案或新课程计划可由全系教员开会通过，校方从不过问，然而中大组织不同，除了上述方式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我觉得任何一个现代化的大学如要免除组织上的官僚气息，一定要使群情可以上达，而且上层也一定要接受并且执行大多数师生的意见，目前中大校本部与三院学生之间是否有广泛的接触，恐怕大成问题。中大学生会成立时仪式极为隆重，港督和校长亲临训话，然而中大高阶层的会议是否有学生代表参加？校长和各单位主管除了在新生招待会之外，是否经常接见学生？三院学生的意见，中大校方是否重视？记得崇基曾开过一次师生会议，讨论中大的考试制度，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第二学年末的“中期考试”（intermediateexamination）无此必要，应该废除，然而据我个人“聆训”时所得知，中大各讲座教授的意见恰好相反，所以崇基的这个建议至今仍在被“考虑”之中。
我觉得中大校方对于各项重大计划太过相信校外西方“专家”的意见，而未能顾及校内师生的经验。“联邦”制度、教学方法、图书馆的组织、出版部的设立、校园的扩大、“世界史”的重要性……大抵都要听校外专家（大部分是外国人）的“指示”。这些校外名人在重金礼聘之下由外地飞到香港，匆匆逗留之后，就可以写成“权威”性的报告，他们是否对香港和中大的情况完全了解？而且，这些“专家”的见解是否一定高明？我曾经读过三位世界知名的世界史“权威”——巴特菲尔德（SirHerbertButterfield）、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和许倬云——的演讲词，个人的读后感是乏善可陈。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外国“专家”到中国“顾问”的例子，大部分是越“顾”越糟，历史的教训至少也应该使我们不要一味媚外崇洋。
以上所述，是我个人对于中大几种制度和行政的批评，偏见在所难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制度上的问题有待讨论：譬如男女教职员待遇的不公平、校外考试委员的制度（我个人反对）、图书馆的问题（校本部图书馆占大部分购书预算、三院图书馆奉命将非属大学生能用的研究性书籍移入校本部图书馆、大学生不能向校本部图书馆借出书籍）等。中大教职员大部分比我阅历深厚、经验丰富，应该有人对这些问题发表更宝贵的意见。
二、应对中国文化有承担精神
中文大学初创，在行政和制度上当然无法尽善尽美，然而一个新创办的大学理应没有什么旧习气，而应该具有一种新风气、新精神。中文大学的情形适得其反，在三院没有联合以前，各有各的传统和精神，当中大成立之后，三院的精神反而丧失殆尽。最近一期的《新亚学生报》发表了不少哭、笑、怒、駡新亚和中大的文章，可以证实我的看法。为什么中大没有一种新精神？在我仔细拜读中大校长的施政报告书——“TheFirstSixYears1963~1969”（开办的六年）——之后，得到不少的“启示”。
李校长解释中文大学的名称，认为具有两种意义：中文大学“可以意指用中文作为教学的主要语言，也可以意指一个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的大学”（第6页）。如果中文大学有真正“中文”的精神，在公文来往中就应该以中文为主，如果说对外（譬如对外国机关）公文用英文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内——一个用中文作为教学的主要语言的机构——就不应该只用英文；如果说纯是为了校内的少数外籍人士的方便，为什么就不顾及校内不懂英文的华籍教职员？
如果中文大学真有“中文”的精神，也势必会就“中文法定”运动向香港政府正式表明赞成的立场，然而，当中大三院学生会的代表请求中大校方表明立场时，仅得到李校长一纸简短的“答复”（见1970年10月15日中大学生报第四版），在这封复信中，李校长说：“中国人之视中国语文犹如子女之视慈母，争取中文为法定语文，在任何中国人说来，尤其在中文大学说来，为天经地义的事，这还需要表明立场吗？”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更要表明立场，而且，身为中文大学，应该在这个运动中采取领导地位，如不表明立场，不设法影响香港执政当局，即使是“天经地义”的事，却仍然是“不合法”的。李校长又说：“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和研究……大学应该避免空谈，更不必博取群众的喝彩。至于少数人不明真相，随着大家人云亦云指责中大：这一件事应该由中大领导，那一件事应该由中大负责，如果每一件事都要中大答复和表明立场，实在难以一一应付。”我对于这段话要提出下列问题：我不反对教学和研究，我也赞成大学应该避免空谈，然而中文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上到底有什么表现？请外国专家、写报告、开会、请教员上山听训，这不是“空谈”是什么？发表印刷精美的施政报告、出版歌功颂德式的校刊和资料、借了别人古董来开展览会、在报纸上出特刊宣传，不是“博取群众的喝彩”是什么？
我觉得中大校方为了“博取群众的喝彩”，特别是香港政府和太平绅士的喝彩，已经下了很大功夫，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实在应该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既然自称为香港的“唯一中文最高学府”（报告书第6页），既然要“尽力服务社会”（报告书第65页），中大当然要在某些有关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重大事件——譬如中文法定——上出面领导，所谓“难以一一应付”，恐怕只是推辞之举，是怕惹麻烦的心理作祟而已。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3）
一个大学如果有其一贯的精神，就不会唯恐“应付”不了，而会尽可能地事事采取主动，对内领导师生，对外领导社会，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然而在中文大学，采取主动的往往是学生，而不是学校当局。学生首先要中大对“中文法定”表明立场，李校长才写信答复；学生参加保钓运动，甚至被捕，中大部分教员曾发表声明，但中大校方却毫无表示；学生在自己的刊物上讨论国情和中国文化，举办公开演讲会和座谈会，谈辛亥革命，谈五四运动，谈香港青年的“失落”，而中大校方所出版的《中文大学校刊》除了报道名人行踪、歌功颂德之外，内容实在空洞之至。三院校方或曾主办过演讲或讨论会，而由中大校方主办的，可谓绝无仅有，而其所办过的少数演讲——如世界史——则一无是处。
李校长说中大可以“意指一个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的大学”，我不知究作何解。所谓中大的“中国文化背景”，除了新亚留下来的一点基础之外，可谓别无所有，新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宣传做得很好，新建的楼房很漂亮，但却未见有任何新的作风、新的表现。林语堂的中文字典是否就能代表中大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我个人颇表怀疑。
要培养中国文化，要“在一个现代学术环境里充实中国文化传统”（报告书第6页），首先要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承担的精神，而不是空谈口号，或出版不三不四的书籍可以成其事的。这种对中国文化承担的精神，应基于中国人在西化影响下的自觉；海外的华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西化”的侵蚀，不少留学欧美的华人更体会到西方文化本身的危机，所以我们在知己知彼之后，可以不再重蹈西方的覆辙。中文大学至今仍听信西方专家之言，热衷于西方“现代化”的制度和组织，募款，盖房子，成立委员会、小组、中心，对中国文化只提出表面的口号，成立表面性的机构，却没有全心全意去网罗海外华籍人才，更没有全心全意去教育学生。总而言之，中大注重的是组织架构，而忽视了“人”；中大的实力在于物质金钱，所以中大没有精神。
我并不完全同意《新亚学生报》中几位作者的意见——认为中大已经毫无救药。所以在他们哭、笑、怒、骂之后，我建议中大全校师生公开讨论，谋“自救”之道；中大校方也不必再作官样文章的“解释”，应该主动地以事实表现改革的诚意。现就本文所论到的各项问题，以个人的立场提出下列初步建议，以供讨论：
一、应立即取消教职员“本地”与“海外”待遇之区别，中外一视同仁。
二、尽量争取和吸收海外华籍学者，不拘背景，而以学术造诣、教学热忱和对中国文化的关怀为选择原则。
三、由三院全体教员共同讨论改革教师等级制度以及任免升迁的原则，该项讨论一有决议，校方应立即施行，任何高级教授或主管不得否决或阻挠此种决议。
四、应由三院学生选派代表参加中大最高当局（UniversityCouncil）的会议，并有投票权。
五、大学校长及各单位主管应亲至三院听取教师及学生意见，至少每月或每两月一次，并于三院分设意见箱，鼓励全体教职员及工友以书面形式提供意见，每月由大学秘书处派专人收理送交校长。
六、因大学精神与大学校长（即名义上之副校长）的识见、能力关系密切，今后中大应由三院师生职员选派代表组成“选拔”小组，物色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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